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述评
林业：需要全社会的关心与支持
本报记者 吴长生
从最近公布的第三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结果可以看出，我国林业有喜有忧也有希望。喜的是森林覆盖率略有提高，森林面积下降趋势已开始扭转。忧的是资源消耗量超过生长量，森林蓄积量持续减少，森林质量下降。这表明，林业面临的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下狠心解决森林资源过量消耗问题已经刻不容缓。倘若贻误时机，我们将会铸成难以补救的历史性错误。
这样说绝非危言耸听。请看事实：相比7年多前，我国用材林中成过熟林面积减少了1／3；成过熟林蓄积量也减少了1／3；年消耗量超过年生长量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成过熟林年均“赤字”采伐高达1.7亿立方米！按这样的消耗水平推算，现有用材林中的成过熟林蓄积量，仅够再采伐7至8年。到那时，伐木的斧锯将不得不指向大批中幼林。这种状况，难道还不够严重吗？
稍有常识的人，都懂得森林资源锐减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受害的绝不仅是林业经济，而是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是四化建设的全局。甚至会危及整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因为，森林资源是林业的基础，更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它在涵养水源、防风固沙、保持水土、制造氧气、调节气候、净化环境、保护动物等方面的功能，是其他任何资源所无法替代的。森林资源的消长，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也关系着每个家庭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森林资源，扭转林业危机，绝不仅是林业部门一家的事，而且是全社会的共同任务，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责任。谁也不希望若干年后，我们民族世代生存繁衍的地方，出现难寻成材之树、更无可伐之林的情景。
其实，森林资源危机并非始于今日，制止过量消耗问题已经呼吁多年，旨在保护和合理利用资源的《森林法》也在4年之前就颁布实施。可是，为什么乱砍滥伐事件还屡禁不止，过量消耗状况还逐年加重呢？原因很多，其中有些是亟待研究解决的实际困难，有些属于思想认识方面的问题。但最重要的原因是，相当一部分领导还没从思想上真正把林业摆对位置。有的依然以传统观念看待林业，只看到“大木头”的经济价值，忽略了森林的巨大生态、社会效益；有的只重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急功近利，片面追求任期内“政绩显赫”，不惜大砍林木增加产值、收入；有的则是对“家底”不甚了了，误以为“林子多着哩，砍了可以再长”，单凭模糊的感觉行事，没有真切的资源危机感。凡此种种，又都有一个共同之点，就是法制观念极其淡漠，根本没把《森林法》当法，以至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权代法甚至带头毁法。许多事实说明，乱砍滥伐现象严重的地方，往往都与当地领导支持纵容密切相关。因此有人说，要管好林子，先得管住领导。缓解林业危困，必须从端正领导思想做起。广东等少数南方省份，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从省到县层层建立目标责任制，积极造林，严格管林，结果很快就解决了超量消耗问题，使林业跳出了恶性循环的怪圈。
形势严峻，但并非没有转机。也正是最新的资源清查结果，向人们展示了振兴林业的希望：全国森林面积有所增加，森林覆盖率略有提高。尽管只提高了0.98％，但这毕竟是令人欣喜的新开端！森林资源不同于石油和煤炭，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它可以再生，可以由枯转荣，转衰为盛。森林覆盖率的回升，正是近年来，全国上下坚持不懈地开展植树造林活动的结果。由此可见，林业兴也在人，衰也在人。
增加森林资源，缓解资源危机，是摆在全社会面前的一项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政策已定，法规已明，关键是要真抓实干。要用系统工程的观点，采取综合治理的措施，加快培育、加强保护、强化管理、合理利用，四管齐下。简单说就是：多造、管好、少砍、用好。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是多造和少砍。各地可以借鉴广东等省的经验，认真制定并切实执行造林绿化规划，实行各级领导任期绿化目标责任制，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同时加强抚育管护，以有效增加森林资源。另一方面，则要坚持以法治林，真正按照《森林法》，严格控制采伐限额，坚决制止乱砍滥伐和超限额采伐，尽快消灭森林“赤字”。从上到下，都应该明确树立这样的观念：《森林法》是国家的法律，绝不容许随意践踏。
可以相信，只要各级领导都能充分重视林业，并动员全社会一起行动，持之以恒，我国林业就有希望早日冲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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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承包者早吃“定心丸”
——记日照市企业承包衔接工作
本报记者 王彦田 宋学春
日照市是个风景秀丽的海滨小城。1987年始，全市400多家企业先后实行了承包责任制，今年年底有43家企业承包到期。这一批企业承包情况如何？市体改委做了分析：多数企业在近几年企业外部环境变化较大的情况下，在生产经营、企业管理上下了功夫，能够完成承包合同。但也有15％的企业未能完成承包合同，其中一类情况是经营不善，一类是政策性亏损。
这部分承包接近到期的企业，明年的承包怎么搞？年初，有的厂长就在观望，有的到主管部门探听情况。日照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认为，这是完善承包制的一个关键时期，要抓住机会，制定措施，实现两个承包期的平稳过渡。4月，日照市体改委在对承包企业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企业承包衔接办法，指导思想是：对占多数的承包好的企业续包要稳；对经营不善的企业要动。经过考核，凡全面完成或超额完成承包合同（包括产值、利税、固定资产增值、劳动生产率、能耗等各项指标），企业领导班子团结，在企业进行信任投票中，获70％以上票数的承包者，可继续承包企业。没有完成这一期承包合同或发包人不同意承包人续包的企业，重新招标承包。
承包者的态度怎样？生产出口产品的日照五金机械厂，承包二年半已超额完成三年的各项考核指标，记者看到，在半机械化的生产线旁，工人们紧张操作，因高温汗流满面。厂长马成训同记者谈起承包续接的问题，他说，要是明年不包了，我今年就可以把工人的奖励提上来，做个顺水人情，可下届换人承包就难稳定。这不是我一人的顾虑。现在市里提前考虑这个问题，我续包有望，已经开始安排明年的生产、销售工作了。
已完成承包任务的日照玻璃厂厂长兼党委书记这样分析：承包经营得好的企业，承包者相对稳定有好处。企业重新招标，承包人就会在年末“准备后事”，忙着应付新一轮的投标，肯定会影响生产的连续性。另外，选择一个好的承包者不容易。干得好厂长可以续包，对企业的发展大有好处。
“这话有道理”，陪记者到厂采访的市体改委主任王瑞成说“一些人在承包答辩中呱呱叫，说的在条在理，得分不低，干起来却不一定行。有的承包者不善言辞，实干却是好手。”
完不成承包合同的企业情况如何？在市电镀厂，记者看到几个主要生产车间很冷清，为数不多的工人因活不满正坐在一起闲聊。几个厂领导在座谈中对明年的续包谈了两点看法：现在原材料涨价太多，难消化；承包时间较短，遇上挫折难补救。想重新承包难于启齿。市体改委的同志认为，大家承包的外部条件一样，该厂的主要难题是职工素质差，没有一个质量过关的产品。
搞好两个承包期的平稳过渡，是承包制中的新问题。为做好这项工作，日照市成立了承包经营领导小组，由一位副市长任组长，全面负责承包衔接工作。
此外，成立了国营企业、集体企业两个基数测算小组，负责考核、审计，如实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设立了合同起草小组，负责新承包合同的签订。现在，承包衔接的各项工作已经按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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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宜早不宜迟
墨村
承包人心稳，企业生产才会稳。面对承包到期，承包人想法颇多，下期承包还干不干？在这种心态下，等待观望者有之，捞实惠者有之。当然，通过教育要求厂长“站好最后一班岗”，为下期承包者打好基础，很有必要。而早一步确定一个适当的承包衔接办法，更会受到承包者的欢迎。日照市在年初就给承包者吃“定心丸”，使占多数的企业经营者能安心抓生产，值得各地借鉴。
我国在企业中广泛推行承包责任制已近三年，今年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企业承包到期。为保证企业生产的连续性，政府主管部门有责任早给承包者一颗“定心丸”，衔接办法早出台，使承包到期的企业能对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有一个正常的计划和安排。就是那些经营得不好的企业，或重新招标，或走兼并的道路，也能及早进行工作，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如果承包即将到期，政策姗姗来迟，承包者举棋不定，就会在两个承包期之间造成“真空”，势必影响生产销售工作的连续性。
及早安排企业承包衔接工作，特别是使那些生产经营搞得好的企业承包人相对稳定，有利于克服企业短期行为。造成厂长短期行为的原因之一是承包期限短。让有成绩的厂长接着干，既延长了承包期，也避免了重新招标带来的一些副作用。
企业承包衔接是件复杂细致的工作，需要企业主管部门深入研究承包制发展中的新问题，了解承包者的想法，针对不同承包企业的情况，拿出对策，并不断完善，使以后每届到期的承包人有所遵循。这样，承包制才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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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碧全”推广到内地农村
——访香港慧雄兴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庆联
本报记者 谢荣镇
香港慧雄兴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卢庆联先生的足迹遍布内地许多乡村。近日，记者在港采访了他。
他说：“两年多来，我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内地，主要是往农村跑。跑了华南、华东、中原、东北的十多个省份。”每到一地，他都和农民、科技人员一起，在农田、果园、菜地里做试验。
“到农村去是件苦事，但我完全自愿。”卢先生淡淡地说。去年冬天，他和台湾一位农业专家到山西隰县千家庄的试验站做实验。他们乘飞机从北京出发，下午两点钟来到太原，顾不上吃午饭，随便买点零食充饥，便租辆出租车赶到千家庄，已是凌晨四点钟，零下十多摄氏度，卢先生又冷又饿，吃了一碗农民送来的热面条，才暖和一些。天一亮，卢先生就来到试验田边，和农民一起做试验。这个点的试验做完了，又匆匆赶到别的试验点。两年多来，卢先生就这样在农村不停地奔波。
四十来岁的卢先生是香港新崛起的实业家。他去农村推广一种叫“碧全”的植物健生素。
“碧全”是一位台湾农业专家经过三十多年反复试验制成的氨基酸，它含有钙、镁、氮等多种植物必需的营养。经在台湾和东南亚一些地区应用，被认为具有用量少、成本低、效益高、无毒害等特点，对农作物增产作用明显。
内地有关的地方政府和农业科研机构，积极配合卢先生进行试验。各试验点纷纷传来施用“碧全”后农作物获增产的消息：
沈阳市农业科学研究所1987年在一些县试验面积8600多亩，其中农作物增产16.5％，蔬菜增产二成多，增加效益780万元。
浙江农业大学1988年在黄岩县等地的试验表明，大麦亩产增16％，水稻亩产增二成余，柑橘单株产量可增20％至二倍。
泉州、北京、安徽传来的消息同样喜人。试验表明，在那些遭受旱涝自然灾害的地区，“碧全”显示了威力。在杭州，一个试验田的水稻被洪水淹了7天，最后仍有七成五的收成。而没有施用“碧全”的几乎全部失收。
初见成效，更增加了卢先生推广“碧全”的信心。
他说：“我在内地推广‘碧全’，绝对不是为了赚钱，完全是为了帮助内地发展农业。做人不能光为钱而活，还要有理想和追求目标。看到内地一些农村还落后、贫困，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有责任帮助农民致富。”他感到自己个人的力量有限，希望得到内地有关部门的支持，使“碧全”在内地更多的农村得到推广应用。去年8月，他无偿向中国农业部提供一吨“碧全”和15万元人民币推广费。至今，他已为推广“碧全”在大陆开支100多万元。
北京平暴之后，他仍相信大陆会继续走开放改革的路。他打算扩大在内地的投资，设想开办一家工厂生产“碧全”，以便让更多的农民受益。此外，他的公司7月份已与广东博罗县签约，计划投资70万美元，开发1.3万亩荒山开办一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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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大篷车”
叶锦
6月的一天清晨，一辆装着广播设施的汽车，在广东电白县下洞镇的乡村公路上缓缓行驶。车顶上的大喇叭，不停地播送着镇农科站发布的“除虫通知”：“各位农民朋友，预测今年属第三代稻纵卷叶螟的大发生年份，要注意防治……”
这辆汽车就是下洞镇的“农业大篷车”。前些年，镇里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乡镇企业上，对农业生产重视不够。1987年，镇领导下定决心大抓农业。措施之一，就是组建“农业大篷车”队，向农民传递生产信息，推广科学技术。
1987年冬，镇里把发动千军万马修水利的任务交给“大篷车”队。队员们接受任务后，立即驾车下乡。他们用6天时间，走遍了全镇400余个村庄，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兴办水利的意义。很快，全镇就兴起了兴办水利的热潮，这一冬，该镇共投工85万个，维修好各种渠道20多公里。
去年，由于天气反常，水稻病虫害特别多。为了确保农业丰收，“大篷车”队员在农科站配合下，及时编写了有关除虫资料，下乡宣传，发动群众扑灭害虫，全镇夺得了大丰收。农民们高兴地说：今年虫口夺丰收，可是“大篷车”的功劳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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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通讯
我国耕地面积逐年减少，人口却与日俱增，这种矛盾，引起人们的深深忧虑。怎么办？永济县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经过切实的工作，使矛盾得到缓解。请看——
黄河边新“长”出二十万亩农田
新华社记者 谈风 杨玉良 新华社通讯员 巩晋英
谁到了山西省永济县西的黄河沿岸，都会禁不住地赞扬这个县改造滩涂的不凡壮举。
那里，原是一片不毛荒滩，但是仅仅过了5个年头，荒滩就在全县人民的不懈开发改造下，变成了富庶之地。时值5月，记者在这里看到的是：麦田，阡陌相连，一望无垠；碗口粗的泡桐、白杨千亩成片，万亩成方，郁郁葱葱；鱼池从南到北，排列一线……现任县委书记孙秉晨介绍，经过5年多的努力，全县已改造荒滩21万多亩，其中粮田15万亩，植树4万多亩，修建鱼池2万亩。1988年，这里共产粮食2600多万公斤，皮棉55万公斤，瓜果1620万公斤，鲜鱼250万公斤。仅粮、棉、油、瓜果、鲜鱼几项，就为该县增加财富3700余万元。如果加上树木的蕴积量，那增加的财富就是一个更为巨大的数字！
永济县是怎样开发改造这片黄河滩的呢？
山未穷来水未尽
永济是个农业县。解放初期，全县人均耕地面积6亩左右。几十年来，随着一批中央及省、地营企业在该县的兴建和本县城乡工商企业的发展，城镇和村庄的不断扩大，挤占了16万亩耕地，加上人口的逐年增加，到1984年初，这个县的人均占有耕地只有2亩多了，有不少村庄人均只剩三四分地。
针对这种情况，县委认为，采取抑制总耕地面积减少的办法，无疑是对的，但是被动消极的。只有采取既抑制现有耕地面积减少，又不断开垦新耕地，使人均占有耕地稳中求增，才是主动的办法。对此，一些同志是悲观的。有的说：“几十年来，全县能开的土地都开发了，现在是山穷水尽，再无可开发的土地资源了！”有的说：“咱县南靠中条山，西临黄河滩，山是石头山，滩是沙碱滩，到哪里找地去？”
县委不同意这种悲观的认识。他们说：山也未穷水也未尽，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我们对全县的土地资源情况并没有真切的了解，只要大家深入下去，认真考察，就一定会找到可以挖掘的潜力。于是，广大干部纷纷深入全县各地，寻找可供开发的土地。他们考察来考察去最后把重点放在了开发改造黄河滩上。
永济县位于黄河中游地带。由于黄河“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河床不断变动，在永济县境内造成了绵延百里、面积30万亩的荒滩。
县委和县政府的领导成员，顶着风沙，冒着酷热，在这片荒滩上考察了许多天，分析了各种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认定这里虽然条件恶劣，但仍有开发改造的价值，便决定带领全县人民在这里展开一场改天换地的战斗。
认准的事坚决干
在公社化时，永济县也曾几度兴师动众开发改造黄河滩，但由于缺乏科学规划，结果都成效甚微。以后20多年，就没有哪任县委敢兴动此事了。如今，又要开发改造黄河滩，许多人一听这个消息都摇头，认为这一决定有点玄乎。
人们担心有两个难题解决不了：一是现在土地分包了，劳动力不像从前那样好组织；二是现在百废俱兴，需要花钱的地方很多，县财政抽不出多少资金搞开发，小打小闹不顶事，你今天修出一亩地，明天风沙就会把它埋没掉。结果干了等于白干。
县领导的思想没有动摇，他们认为，认准的事，就要坚定不移干下去。
坚定的决心，带来了坚定的行动。县领导毅然带领农、林、水利、交通等部门的负责人和技术人员下到河滩，在总结过去改造黄河滩涂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对整个河滩进行科学的勘测和规划。经过连续几个月的艰苦工作，终于制定出一套科学开发改造黄河滩的方案，这就是：沿黄河筑一条百里长堤，改变黄河在这里横冲漫流的状况，在筑坝建堤的同时，沿堤造林，选择速生良种林木，以尽快使林带起防风固沙之效；在以上两项工程初见成效之时，根据河滩地下水位浅、水质较好的特点，打井取水，适宜耕种的土地则建农田，搞种植业，不适宜耕种的土地则开挖鱼池，发展渔业。林、田、池、路，精确测定，按方案实施，不能盲目乱行，等等。
根据农村土地分包、分散经营的实际，县里又相应制定了一系列配套的开发政策。筑堤、修路、植树主要由县里筹资，组织人力完成；挖鱼池、修粮田，则由农民自愿报名去搞。谁修的地归谁用，谁建的池归谁使，使用权长期不变，县里并给一定的资金扶持。
为了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县里一方面停缓了一批基建项目，把资金用到开发改造河滩上；一方面发动干部群众集资；同时，取得省、地领导的支持。
县委和县政府把开发改造黄河滩的规划、政策和财力、物力的准备情况在县里一公布，立时引起了轰动。许多农民纷纷报名要求参加开发改造黄河滩的事业。连原来持怀疑态度的干部，也积极行动起来。
后任接着前任干
从1984年到1989年5月，永济县共换了三任县委书记。这三任县委书记就像接力赛跑似的，没有发生后任否定前任，另起炉灶，重搞一套的事情，而是在前任干的基础上，不断补充、完善，使开发改造黄河滩的事业越来越兴旺。
第一任书记王学良，1984、1985两年带领全县人民，筹集资金600多万元，按照规划，筑堤、造林、修路、开发同时并举。工程初具规模时，他奉调离开了永济。
第二任书记姚新章，上任没几天，就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表示一定要把开发改造黄河滩这件大事继续抓好。这之后，他三天两头往黄河滩跑，有什么问题，就当场拍板解决。两年多中，他和县长孙秉晨风里来雨里去，带领全县人民继续筑堤，营造了近万亩泡桐、白杨林；组织农民以乡镇为单位，修造粮田10万多亩，开挖鱼池1万多亩。
接替姚新章担任县委书记的是原县长孙秉晨。他常常把自己的办公地点搬到河滩，一连许多天吃住在工地，尤其是大汛期间，他和水利部门的同志昼夜住守在黄河大堤上抢险护坝。去年以来，他就带领全县干部和群众，基本完成拦河大堤的筑建任务，使整个黄河大堤连成一条百里“长城”，不仅使20多万亩河滩良田得到保护，并新淤滩地5万多亩。全县21万多亩滩地基本上田、水成方，林、路成网，总体效益十分可观。去年，仅水产养殖一项，产值就达1300多万元，接近1987年滩涂开发的总产值。据预测，1989年，被改造好的黄河滩地粮、油、瓜果和鲜鱼的总产值可达5000万元以上，占全县农业总产值的40％以上。看到这些变化，一些人深有感触地说：要使荒滩变成金，需要万众一条心；要使万众一条心，领导需要一任接一任。咱永济的县委书记换人不换心，这荒滩咋能不变样呢？”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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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皖歙县老胡开文墨厂，是我国的主要产墨厂家。这个厂注重产品质量，开发新产品，他们生产的墨块深受东南亚各国的欢迎。
张军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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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床头吃宴席 徐进
原载《讽刺与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