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专论
贵在持之以恒
王达智
今年，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在惩治腐败、抓廉政建设中，把坚决刹住党政机关用公款吃喝的歪风，作为一项突出的事情抓，从6月5日起，这一“公害”在全省各地戛然止息，引起强烈反响。
吃喝风被刹住的两个多月来，各地出现了种种始料未及的情况：从省里到地市县的所有招待所，从省城到中小城镇所有的宾馆、酒楼、饭店，生意骤然萧条，门庭冷落，营业额锐减70％，有的被迫裁员、转业或关门，被称之为“席上珍品”的甲鱼每斤由20多元跌到10元左右，常常要排队抢购的啤酒，成了滞销积压货物，各种名烟名酒价格顿跌；各级党政机关的招待费用普遍减少了80—90％，吃请者和请吃者都感到像卸去了枷锁一样轻松自在，可以集中精力干工作了，广大群众则以惊喜的口气加以赞许。一股吃喝风被刹住，竟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更使人深切感到吃喝决不是一个小问题。
吃喝何止“山空”
有人认为，“吃吃喝喝，小事一桩”。事实并非如此。
据调查估算，近几年全省党政机关每年用于吃喝的费用一亿元左右，加上企业和村干部的吃喝，保守地估计，年耗资要达三亿元以上。三亿元，如果用以建电站，能建一座装机容量近10万千瓦的水电站，或一座20万千瓦的火电站；用于办交通，可修二级公路300多公里，用于办教育，长期没有解决的全省中小学危房问题可全部得到解决。如此巨额的资金白白耗费在杯盘狼藉的餐桌子上了！
公款吃喝，在政治、思想方面的危害，尤其严重。吃喝之所以成风，始终和以权谋私紧紧联系在一起。有些掌握人财物实权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每到一地，往往看宴席的丰薄，陪同人员职位的高低办事，你给我款待优厚之恩，我报你资金物资优惠之德。接待单位熟知“投桃报李”，竞相攀比，使吃喝发展到挥霍无度的地步，以致市场上什么最紧缺、什么最昂贵，筵席上就有什么。在觥筹交错、相互恭维声中，一个个项目，一项项拨款，一笔笔交易以人情厚薄作标准谈妥了。党的政策和原则被丢弃一边，失去了约束力。行贿受贿，贪赃枉法官僚主义等越来越严重，明显地导致政治上的腐败。
吃喝风的泛滥，使有些干部逐渐远离群众，看不到群众的疾苦，听不到群众的呼声，而对那种“口福”不断，左右逢源的生活和处境，由逐渐适应到满足和留恋，蜕变到只想吃喝，不想工作，“尸位素餐”过上了寄生生活。更多的同志，不吃被讥为“呆”、“傻”，抵制被斥为“不通人情”而遭冷落，在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愤然认为“不吃白不吃”，投入到了吃喝的行列。由此可见，吃喝风对干部革命意志的腐蚀，也是严重的。
治顽症须下重药
刹吃喝风，在我们江西省已非止一次二次。但没有哪一次真正刹住过，而且刹一次、反复一次，风势更烈。
今年上半年，省委、省政府领导认真反思了吃喝问题。感到吃喝风屡刹不止关键不在无能为力，而在决心不大，抓得不力。过去，总是说起来嘴硬，抓起来手软，坚持下去乏力。于是，决心下“重药”以治“顽症”。
一是公开透明，把刹吃喝风置于全省广大群众的监督之下。
通过全省大小报刊，省地（市）县广播台、站和电视台等新闻媒介，将刹吃喝风的规定照示全省，各个接待单位原文抄录、张贴于墙，形成了人人关注的监督气氛。
二是制定的规定，规范性强，易于操作，便于监督。例如：明确规定了实行分餐制，一盘菜一个汤，不准上海参等名贵菜肴。违犯了，宴请者、被宴请者，连同接待单位的负责人，不予抵制的财会人员都要处以罚款。违犯4次的领导者，按情节轻重，给予降职或撤职处分。
同时规定：对举报属实者发给奖金；纪检和监督部门接到举报后半个月内不进行查处的，按失职、渎职论处。这些具体而明确的规定，没有什么弹性，谁敢“越雷池一步”谁就会受到应得的处理。
三是组织实施雷厉风行，违章查处及时严格，决不让过去那种“三令五申”、“下不为例”的事重演。规定一公布，就请省顾委、省人大、省政协老同志组成检查组分赴全省各地检查督促，新闻单位也密切配合，揭露违纪现象，鼓励守纪行为。违纪吃喝者，一旦发现立即查处并公之于众。到目前为止，全省举报、查处的多名违纪吃喝的干部，有的在省地报纸上“曝光”。
四是领导带头，以身作则。前不久，江西省大面积发生洪涝灾害，省委书记毛致用、省长吴官正等均分赴各地和群众一起抗洪救灾，风里来，雨里去，十分辛苦，没有喝过一口酒、吃过一餐招待饭。
“守口”贵在坚持
江西省虽然基本刹住了党政机关干部用公款吃喝的歪风，但仅仅是个良好开端。
目前，“不吃不喝，经济难活”，“谁刹吃喝谁吃亏”等吃喝理论，并没有完全肃清。有些吃喝成癖的人，还想把吃喝风重新刮起来。机关的小钱柜、个体酒家，还可为吃喝提供方便，特别是过去一些有头无尾、有始无终的作风，在群众中造成了严重的惰性心态，以致有人公然提问，吃喝风还要刹多久，广大干部群众也担心坚持不下去。
有鉴于此，省委书记毛致用同志明确指出，刹吃喝风要持之以恒，贵在坚持，一定要根治这个“顽症”。
要达到这个要求，必须在认识上继续深化，增强自觉性，把刹吃喝风提到贯彻落实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高度来认识，深刻认识刹吃喝风对坚持立国之本，走好强国之路的意义。
自觉以艰苦奋斗、勤俭过日子为荣，以挥霍浪费，奢侈腐败为耻，做到使所有党员、干部都能自觉抵制吃喝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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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员，在默默奉献
——记北京第六造纸厂采访记
刘鲜日
在商品经济日趋发达的今天，共产党员的形象真的就逐渐暗淡无光了吗？党员的无私奉献精神真的就销声匿迹了吗？
北京第六造纸厂的党员以实际行动对此作出了有力地回答。
北京第六造纸厂坐落在海淀区一个不太令人注目的地方，30年来，依靠全厂党员干部和职工群众的艰苦奋斗，它已由一个不到100人的小型校办工厂发展成一个年产值2300多万元、年利税达600多万的中型企业。
“快乐和苦恼都在职工里头”
作为厂长兼书记：孙梅雨一手抓生产，一手抓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是“大忙人”啦！
改革是艰难的，要触及一些人的既得利益，也随时会得罪一批人，这需要胆识，更需要奉献和牺牲，首先是管理体制和政工体制的改革：精简编制，中层干部实行公开招标竞争，原来的35名中层干部要精简20人下去。谁愿意被精简下去呀？当时反对的人不在少数，孙梅雨在全厂开展“塑造党员形象”的群众性活动，首先弄通思想，监督党员以身作则、顾全大局，支持改革，同时普遍收集群众的建议，及时采纳，在全厂形成了支持改革的气氛。通过努力，招标竞争成功了。但是，仍然有被精简下来的老干部找到孙厂长：“我在六厂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就这样把我赶下去，你作厂长的忍心吗？”她不无痛心地盯着这位老干部，她多么需要理解呀，“咱不作出榜样，怎么树立威信，群众会跟着来吗？”连续几次的思想工作总算奏了效，接着是管理层的精简，24人又被“削职为民”，不久，全厂又在全部门顺利地推行了优化劳动组合。
“到底为了什么？”
前年，六厂精简机构，中层干部要实行全厂招标竞争，当时作为厂办主任的张忱第一个站出来，除了竞争办公室主任之外，还要提出兼职竞争计划科长。当时作为原计划科长的老李，是10多年来长期从事计划统计工作的老手，业务能力是很强的，勤勤恳恳地工作，在职工中很有威信。张忱考虑：改革首先要有一种气氛，形成一种局面，我是党员，有责任带头做出样子，自己具有很多的优势，如果能兼任计划科长，既可以减少人手，又有利于更加灵活地把握全厂的生产经营，这是为了全厂啊！但这明明又是要得罪人的，竞争评选揭晓了：张忱以多2.3分的优势兼任了计划科长。他在大会上宣布：“我兼任了科长，将继续聘李科长为科员！”回到家里，老李讲述了当天发生的一切，妻子也不高兴。老李呢？连续两个晚上都在想这个问题。在孙梅雨和张枕的疏导下，老李答应了。他表示：“党员总该像个党员，不能嘴上讲奉献，行动中却又不一样，干工作不能计价钱，要能上能下”。
“两只硬苋手，一头老黄牛”
果来田今年58岁，1951年就参加了工作，他说：“我是旧社会过来的，对党有感情，党叫干啥就干啥！”
改革面前，人人平等，他这位长期从事政工工作的老党支部书记也同样被取消了专职干部待遇，厂里有意照顾他，他却毅然组织了起重队，到车间去当了一名普通工人，从来不跟领导讲价钱，他说：“共产党员嘛，首先就得干！”是的，他在动力车间起重队，但只要全厂哪里缺人手，他就到哪里去帮工，全厂上上下下，没有谁不知道他的。
“厂里的活就是家里的活，没话说！”
说到这里，他还兼任了全厂技术安全检查员呢，这个“官”是去年厂里召开慰问15年党龄以上的老党员会上他主动建议要求的。他还表态：“什么官也不算，一个钱也不要，保证不出问题”。老果，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地为六厂奉献着。20多年来，他利用空闲和业余时间兼职工作，不计报酬，为厂里节约了近10万元的资金。
作为起重机操作和安装的行家里手，厂外常有人请果来田帮忙，千儿八百票子常常塞在他面前，他却说：“对不起，第一厂里有规定，我不能发这种不义之财，第二是厂里一小时也不能没有我，我这里活儿忙，离不开！”为了全厂，他婉言谢绝了。一提起老果，大伙儿都竖起拇指：“党员跟群众就是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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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团结进步征文
军博陈列的桶和勺
唐传林
萧恩惠，当年红军某师的政委。他在部队近三十年，始终工作在少数民族地区。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有他众多的少数民族朋友，其中还有许多宗教界的朋友。萧政委所在的部队是一支具有拥政爱民传统的红军部队，群众说他们是好部队。一九七九年初，部队调防进驻新疆吐鲁番地区。当时他和维吾尔族干部热不拉音曾做过二年多的邻居，热不拉音家有七个孩子，夫妻收入少，加上不善理家，经常是半月温饱半月饥。萧政委和妻子许月英就像亲兄弟姐妹一样手把手地教他们勤俭持家，又从经济上接济他们，在生活上帮助他们。青黄不接时，萧政委就和妻子给他们送去粮、油和蔬菜；换季了，热家的孩子有一半穿不上棉衣，萧政委就让妻子买布给热家的孩子做冬衣，或是将自己孩子的衣服改改送去。在他们的帮助下，热家的生活发生了变化。热不拉音常对妻子说：“老萧一家可都是好人啊，要让孩子记住解放军的恩情。”萧恩惠政委经常教育部队官兵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并且十分注意关心和团结宗教界上层人士。有一次，大阿訇依明·阿吉患病，萧政委听说后，带上军医前去看望，并安排部队医院为他开设家庭病房，让医护人员上门护理，使老人很快恢复了健康。
部队领导干部与宗教人士肝胆相照的行动，赢得了宗教界人士的信赖。他们自觉地把对人民军队的感激之情化为拥军的实际行动。一次，某团驻地的一位少数民族农民在营区外的坎儿井房发现了一块猪骨头，误认为是部队所为，三百多名不明真象的信教群众聚集营区闹事。大阿訇依明·阿吉闻讯后，不顾年迈体弱，立即驱车几十公里前去制止，和部队官兵一起清掏坎儿井，并当众喝了一碗坎儿井水，稳定了群众情绪，避免了一场民族纠纷发生。
打这以后，萧政委结合实际制定了尊重少数民族风俗《“十不准”守则》，并将《守则》张贴到每个班排，要求部队像对待《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样严格遵守，还给所有的连队配备了买肉专用包装布和汲水专用桶勺。至今，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还陈列着这个部队的四只水桶，二把勺，作为拥政爱民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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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吉林加强大学生法制教育
几年来，吉林省在开展普及法律常识的工作中，注意加强对大专院校学生的法制教育，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到目前为止，全省四十二所大专院校全部开设了法律基础课，有50000多名大学生学习了“十法一例”，普及率达到90％以上，大学生的法制观念普遍增强。从1988年开始，吉林省又按国家教委、司法部的要求，把法制课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纳入课堂教学，使高校法制教育走向正规化。
在今年北京发生学潮、动乱到暴乱期间，全省针对当时一些院校存在不安定因素的情况，按照省委有关要求，举办了全省首届大学生法律知识竞赛活动，不但使他们丰富了法律知识，而且受到了生动、深刻的法制教育。 司 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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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国宝回归记
——战国铜敦失窃案侦破始末
去年6月7日，湖北秭归屈原纪念馆被盗的战国铜敦，历经劫难的铜敦已于今年5月29日从美国运回北京。
1988年6月初的一天，屈原纪念馆值班员发现馆内文物遭窃。
秭归县公安局接到报案后，李必红副局长迅速带领侦查员赶赴现场。窃贼盗走战国时期青铜器9件，其中铜敦2件、铜鼎1件、铜壶3件、编钟3件。均系国家一、二级保护文物，其中1974年10月30日在湖北省秭归县“屈家坪战国一号墓”出土的铜敦距今已有2400多年，乃稀世之宝。
1988年6月16日，一位船老板向侦查员反映：在文物被盗的当晚，有一高一矮的两个外地人，出500元租我的机动船到宜昌运货，可他们在宜昌上岸后，一去不返。他们2人操荆沙口音，自称是做化工生意的。
1988年11月16日，侦查员到云阳县调查。招待所服务员反映，1988年3月24日晚投宿的两个人操荆沙口音，一高一矮，年龄在30岁左右。经周密分析，侦查员认为，案犯有可能是监利人或者隐藏在监利，决定将侦查力量的重点移师监利县。
为了寻找案犯的蛛丝马迹，侦破组经过3天艰苦奋战，终于发现秭归县屈原纪念馆留下的痕迹是案犯李建新所留。
李建新，男，30岁。1987年12月刑满释放后，从事个体劳动，家庭经济暴富，有重大盗窃嫌疑，决定将李建新抓获归案。预审员趁李建新惊魂未定，开始审讯。
“李建新，你今年到过长江三峡吗？”预审员单刀直入。
李建新慌慌张张回答：“好像去过，但记不清了”。
“究竟去过没有？”预审员穷追不舍。
李建新答道：“去过。今年我搞个体户赚了几个钱，到三峡玩了一趟。”
“你和谁一道去的？”
“就我一人去的。”
“李建新，你看，这是什么？”预审员拿出两张摹拟照片。
李建新一见画像，顿时面如土色。当即交待：“是栗金飞约我去的”。
栗金飞，男，30岁，1983年因盗窃潜逃。1987年10月回家，腰缠万贯，有盗窃犯罪嫌疑。被监利县公安局收审。
“李建新，你的指纹怎么留在屈原纪念馆的盗窃现场的？”预审员紧逼地问。
李建新伸手向预审员要烟抽。接着他交待：1988年6月3日，栗金飞约他到屈原馆看看，次日深夜，由栗金飞放哨，李建新翻墙入内，搭梯攀上二楼展厅，撬窗入室，盗窃9件青铜器。得手后，他们迅速逃离现场。来到长江边公路上，栗金飞挑选了6件文物，将另外3件有破损的抛进公路旁一涵洞内，然后花500元，以拖万能胶为名，租一机动船逃到宜昌市，后又租车回到监利。
栗金飞等案犯交待：他们于去年9月将所盗文物分3次运往广州卖给文物走私分子，共获赃款59.7万元。其中战国铜敦和1件编钟共卖得2.7万元，铜方壶卖得53万元。栗金飞分赃50万元。
为了迅速追回国宝和盗卖文物的巨款，监利县公安局组织干警依法进行搜查。在栗金飞、李建新和有牵连人的家共搜出赃款46万元，文物4件和大批赃物。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同案犯栗木平、李又平、杨同新、王元清在监利先后落网。盗运文物分子陈金明、李忠明在广东省和广州车站公安机关的协助下被抓获，栗金平、关国富逃到上海，被上海市公安局缉拿归案。
1988年11月上旬，一位海外朋友透露，10月中旬，他在纽约拍卖市场见到一件铜敦，很像中国的出土文物。当他辨认秭归屈原馆被盗铜敦的照片时，当即断定：纽约市场上即将拍卖的那件铜敦，就是中国秭归屈原馆的失窃文物。
铜敦在美国即将拍卖，我国有关方面十分重视。
根据联合国《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规定，索斯比公司应当将此文物归还中国。1988年11月26日，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要求美方协助中国警方追回战国铜敦。11月28日上午，公安部的有关高级官员约见美国驻华使馆的一位外交官，请求美方协助暂时中止这件文物的拍卖活动。
第二天，索斯比拍卖行决定停止拍卖中国的铜敦，并向中国驻美机构提出：在中国方面提出能够证明该铜敦所有权属于中国的材料后，将与其委托人一起以捐献的形式把古铜敦归还中国。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中国警方已于1988年12月8日破获此案，为索回铜敦提供了确凿的证据。为此，索斯比公司将战国铜敦“完璧归赵”，归还给我国驻美使馆。
王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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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旗库”的本色
新华社记者 王志耘 新华社通讯员 田洪德
人民解放军滕州军需仓库是一个以艰苦奋斗闻名全军的老典型。早在60年代初期，这个仓库就被树为全军后勤战线上的一面红旗。20多年后的今天，尽管领导换了10任，战士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这个仓库再次以节俭廉洁的先进事迹荣立了集体一等功。
绳头线脑之争
事情得从4年前秋季服装发放时说起。当时，准备发放的上万包被服需要拆开，按各单位需要重新整理。孙助理员事前反复叮咛大家，要一一解开捆包绳的扣子，留着这些绳子下次捆包时用。可是，他有事离开仅半天，回来后就发现满库里丢的都是被刀割断了的绳头和绳结。孙助理员气得大声吼道：“你们割绳子时就不心疼吗？这简直是败家子作风！”然而，任凭他电闪雷鸣，战士们依然挥刀乱割，有的还反唇相讥：“都什么年月了，还抓住绳头线脑不放！”
绳头线脑之争被提到了库党委会上。党委成员一致认为，“红旗库”艰苦奋斗的传统是靠几代人一点一滴培养带动起来的，如果任凭你今天打破一点，他明天打破一点，那再牢固的精神堤防也会崩溃。于是，一场关于艰苦奋斗精神过没过时的大讨论在全库上下展开。库党委组织人整理了各个时期的节约标兵的先进事迹，还专程从徐州军队干休所请来了艰苦奋斗的带头人、原仓库领导钱国志老人，用活生生的榜样教育大家。其后还组织了摆国情、问家情，进行自我答辩讨论会。通过一系列活动，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精神又占了上风。一些快刀割绳的战士沉痛地说，我们割断的不仅仅是捆包绳，而且也割断了革命的老传统，染上了大少爷的坏作风。他们从废品堆里捡回“节约箱”，修整一新重新放在库房门口，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痛改前非的决心。
变与不变
走进今日滕州军需仓库，一幢幢高大整齐的库房拔地而起，一栋栋崭新的办公和宿舍楼掩映在绿树丛中，营区花草繁茂，道路平整，同挂在展览室里的照片上那些过去的破屋陋室相比，形成鲜明的反差。不少人看了产生疑问：“红旗库”能说是保持和发扬了老传统吗？
拟定建房计划时，滕州军需仓库的账上只有有限的一笔维修费和历年节余的经费。按最低造价计算还差一大截呢。不足的部分怎么办？库领导班子定下两条原则：一是精打细算，二是自力更生。除了请来少量技术工人作指导外，建房中，从拉沙子、打石料，到打地基、砌内墙等等都是官兵们自己动手干。旧房墙上的砖原来是用水泥沙浆粘到一起的，按常规都该推倒当垃圾处理，但他们舍不得。干部战士从废墟中一块一块地掰，然后再一块一块地刮，硬是用双手抠出了66万块砖，哪个人的手上没有起泡脱皮呢？仅此一项就节约了3万多块钱。他们依靠自力更生精神，不仅盖起了总计12000平方米的房子，还陆续用节约的经费和生产经营的收入购进了一些机械设施，建起了计算机室，初步实行了自动化管理。
廉生威
“传统教育，一半靠说，一半靠做”，这是滕州军需仓库党委的一条最重要的体会。
最使战士们敬佩的是仓库领导班子的节俭廉洁。仓库里物资堆积如山，但手中有权的干部没有人为自己谋取过一点便宜。有个干部鞋带断了，他宁肯跑到街上再买，也绝不从仓库的旧鞋带中拿一双。“物资堆成山，一丝也不贪”，这就是他们的座右铭。1987年，军区命令各个军需仓库把一批积压的服装处理掉，并规定价格可在一定范围内浮动。滕州军需仓库里当时有32个品种、价值205万元的积压物资。手中握有价格浮动权力的仓库干部便成了一些客户进攻的对象。
一天，从河南来的两个采购员悄悄来到物资处理小组组长孙福臣的家，把500元的红包往茶几上一按，神秘地挤挤眼：“这是见面礼，请主任在价格上照顾一点，事成后再说……”老孙把钱塞回来人的包里，严肃地说：“你若买得多，不给我送钱，按规定价格也可以调低一些；你若买得少，给我送钱也不能压价！”后来这笔买卖成交，两位采购员临走时伸出拇指连连说：“老孙，我们算服气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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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长岛县南长山镇乐园村党支部书记蔡大禹（左四）同当地驻军某部战士谈心。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