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方志敏与赣东北革命根据地
——纪念方志敏同志诞辰九十周年
方志纯
1930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他的不朽篇章《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指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是经由乡赤卫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直至正规红军这样一套办法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以后又称许“赣东北的同志们也有很好的创造，他们同样是模范工作者”。这是毛泽东同志对赣东北根据地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赣东北革命根据地，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块重要的根据地，创建于1927年。它经历了一个由弋横而信江，由信江而赣东北，由赣东北而闽浙赣（皖）的大体发展过程。开始时，它是指弋阳、横峰等地建有革命政权的大约方圆六七十里的地方，叫弋横根据地，又叫以磨盘山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以后，它的范围就超出了这些地方，其区域逐步发展扩大，先后包括赣东北的21个县、闽北的13个县、浙西（南）的21个县、皖南的17个县，达72县之多。当然，其中有不少地方是属于游击区。
毛泽东同志为什么把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称为“方志敏式”？这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这块根据地是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领导开创的，而是有着更深刻的原因。概括起来，我想不外乎这块根据地具有独创性、开拓性、自立性、灵活性，等等。其独创性，就是赣东北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赣东北的实际相结合，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创造了一套建党、建军、建立政权的独特做法，创造了赣东北这块前人未曾创造过的红色根据地；其开拓性，就是赣东北的党和人民群众，在进行武装夺取政权，建立红色根据地这一史无前例的事业时，所表现出来的极大热情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勇往直前的精神；其自立性，就是赣东北根据地在当时那种经济、政治、文化、自然环境里，无现成模式所仿效，无外来支援所仰赖，艰苦奋斗，自强自立；其灵活性，就是赣东北的党善于从当地的实际出发，创造出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灵活的方针政策。
这里，我想通过对赣东北根据地一些重要史实的回忆与思考，不揣浅薄，具体谈谈我对“方志敏式”根据地的看法，作为我对方志敏九十诞辰的纪念。
赣东北根据地的创建，和井冈山等根据地一样，应该说它们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都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成功尝试。但是，它的创建又具有和当时其他根据地不同的特点，这可以从以下三点得到说明：
一、先有党的组织的建立，而后才有根据地；开始为少数知识分子党员，而后大部分为农民党员。早在1922年方志敏在上海时，经赵醒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3月又转为中共党员——成为赣东北地区最早的党员之一。接着，方志敏从上海回到家乡弋阳县漆工镇，发展了一些进步青年入党，并组成了党小组。到年底，又将党小组扩大为临时党支部，方志敏任书记。
1926年北京“三·一八”惨案后，在北师大读书的邵式平同志因积极参加和领导学生的革命运动，被反动政府通缉，呆在北京很危险，便潜回江西，从事农民运动。后来，他来到弋阳，在县城秘密开会，正式组织了弋县第一个党支部，其时为1926年秋。
在中共弋阳党支部成立前后，早在北师大读书时就入了党的黄道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在原来的“岑阳学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并组建了横峰中共党支部。黄道、邹秀峰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
总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前夕，赣东北地区的弋阳、横峰、贵溪、铅山、上饶、德兴、乐平、浮梁等各县，差不多都有了中共党员或中共党的组织。
大革命失败以后，赣东北地区和全国其它地区一样，笼罩着白色恐怖。许多党员和党组织在与上级失掉联系、甚至彼此之间也失掉联系的情况下，仍自觉地、勇敢地进行革命活动和革命斗争。所有这些，都为建立赣东北地区性的党组织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因此，党的“八七”会议的春风吹来，赣东北党很快恢复了蓬勃的生机。1927年11月间，赣东北党在弋阳县窖头村举行了五县联席会议，选举了以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为首的工作委员会，即五县联席会议党委——赣东北最早的地区性党组织。
赣东北地区，是党员和党的组织出现较早的地区，它跟有些地方在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才有党员和党的组织的情形，是不相同的。
二、先有群众武装，而后才有正规红军；先是政权、军事、群众三位一体的组织，而后才发展为脱产的正规军队。赣东北根据地的军队完全是在当地的工农武装的基础上，白手起家发展起来的。早在1926年秋冬，在方志敏同志的领导下，由方远杰直接参与组织指挥，举行了一次攻打漆工镇派出所的暴动，夺得了“两条半枪”。以后发展到十几支枪，并开始了游击战争，为赣东北人民军队的诞生作了准备，积累了经验。
党的“八·七”会议之后，为了进行武装暴动，在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弋阳、横峰等地的数十个村坊里组织起了半军事化的农民武装。接着，从弋横起义的农民革命团中，挑选了一部分起义的积极分子，脱离生产，成立游击队，掌握着大约几十条枪的武装。不久，农民革命团改称农民赤卫队，而脱产的游击队则逐渐改称为红军，到1929年，这支游击队逐渐发展为规模比较大的正规红军武装，于是有了“江西红军独立团”的番号。1930年，这支红军队伍扩编为红十军，军长是周建屏，政委由邵式平兼任。
纵观赣东北红军的诞生发展过程，可以看到，赣东北根据地军队的发展，并不像有的根据地自己原先并没有什么武装，军队主要起源于秋收起义、南昌起义等外来队伍；它是在无外来的一兵一卒的情况下，白手起家，逐步建立起工农自己的武装，并从农民革命团开始，逐渐发展为正规红军的。另外，从赣东北根据地军队的职能性质来看，它不光是军事组织，而且在开始的时候还是政权组织、群众组织。农民革命团既是赣东北红军的雏形，又是政权的雏形。赣东北军队这一特点，是其它许多地方军队所不相同的。
三、政权的建设始于暴动，形似涟漪。赣东北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始于农民武装暴动。赣东北党根据对本地区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条件的分析，决定在客观条件比较有利的弋横地区首先进行农民武装暴动，建立红色政权。这在当时赣东北地区与井冈山等地区音讯隔绝，毫无联系的情况下，无疑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这与毛泽东同志选择罗霄山脉中段进行“工农武装割据”的理论和实践，是不谋而合的。但是，赣东北根据地政权的创建，又有它自身的特点：它是从农民暴动开始的。凡是暴动取得了成功的地方，红色政权也随之而诞生。政权的形式，先是农民革命团，而后才改为苏维埃。在这些政权机关掌权的成员，不是由上级委派的，而是从斗争中涌现出来、群众信得过、并且是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由于组织农民暴动，需要经过长期的、艰苦细致的工作，这就决定了赣东北红色政权的诞生，有一个较长时间的孕育过程，政权的扩大形似涟漪，而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取得成功。这种方式和其它有的根据地是不同的，其它的根据地不是通过农民暴动，而是通过依靠外来武装开进来，打倒土豪劣绅，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农民协会，建立革命委员会，建立苏维埃政权。
从赣东北根据地创建的那一天起，虽然由于敌人的不断疯狂“围剿”，红色政权受到严重的威胁。但是，赣东北根据地毕竟战胜了险恶冷峻的环境，站住脚跟，并且还有过较大的发展时期。究其原因，就是赣东北党在当时一度没有与中央联系上，一度与外界信息阻隔，很少有上头的指示精神可供遵循，别地的经验又很少知道的情况下，创造性地制订和实行了一系列比较正确，比较有特色的方针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富有鲜明的“赣东北特色”，成为“方志敏式”根据地的重要标志。这些方针政策，是赣东北根据地得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首先，赣东北根据地实行了一条团结大多数的路线。为了解决好分清敌我友这个问题，赣东北地区在创建根据地之初，就特别注重土地问题，并采取了现在看来有别于其它地区的土地政策。以后，还制定了土地法。
记得，在弋横暴动时，弋横地区的党组织就提出了“平债均分田地”的主张，并领导农民开展平债、毁契和打土豪的斗争，分房屋、分粮食、分浮财，让农民及时得到看得见的实惠。特别对于农民普遍的分田分地的要求，立即予以满足。（当时有的地区，分配土地却是在实行武装割据之后较晚才开始的。）等到苏维埃政权建立起来后，又把解决土地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及时颁布了土地法。当时，分配土地的政策是：将豪绅地主、贪官污吏的土地没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群众。分配的办法是：以村为单位，按劳动力和人口两个标准，混合平均分配。对于地主，只要他们本人愿意耕种，也可以分得一份土地；对于富农，只要把超过部分的土地拿出来，好田坏田各留一部分就行了。对于中农的土地，基本保持不动。实践证明，赣东北的这套土地政策是符合党的团结大多数的路线和正确对待地主、富农的策略的。历史证明，赣东北党的这一正确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的力量，壮大革命人民的力量，巩固红色政权，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的。
但是，赣东北开始时的正确的土地政策，却遭到王明路线的积极追随者的攻击和破坏。赣东北地区的群众极为不满，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同志以及赣东北的广大党员、群众，奋起进行斗争和抵制。
第二，赣东北根据地的军队创造了一整套具有特色的战略战术和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弋横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敌人曾对建立在这块土地上的红色政权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妄图把新生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里。工农革命军的活动范围日益缩小，被迫退到方圆不到50里的磨盘山周围。在此严重的形势下，赣东北党召开了意义重大的方胜峰会议。会上，以方志敏为代表的一部分同志，提出在根据地内开展游击斗争，并把游击战同运动战结合起来的主张。
在游击战中，赣东北的军队，逐渐创造了一整套具有特色的以游击战为主、在有利的条件下不放弃运动战的战略战术原则。比如，当时我们提出了“围魏救赵”“避实就虚”等战略战术。这些战略战术，我们曾用“扎口子，打埋伏，斩蛇头，切尾巴，打小仗，吃补药”等生动形象的语言来概括。它体现了赣东北游击战的鲜明特色，是赣东北游击战中的一个独创。记得，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你们这些战略战术都很好，我们也有几句话，和你们讲的差不多。毛主席讲的“也有几句话”是指“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的军事原则。当然，毛主席总结的更全面更科学。
赣东北红军还创造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在红军中，当时我们都设有政治机关，连、营有政治干事，团以上有政治处或政治部；政工人员从基层连队，到营、团以上领导机关都配备了，开始时都称党代表，后来连叫指导员，营叫教导员，团以上叫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这些政工人员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在群众和士兵中都比较有威信，有利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工作的重点是放在连队，主要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思想政治工作的形式多种多样，生动活泼。比如，通过回忆对比，通过学文化、演戏、唱歌来提高战士的思想觉悟，激发革命热情；通过“士兵运动”来争取白军士兵投诚。这套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既不是从书本上照抄过来的，也不是从别的根据地照搬过来的，它是在与其它根据地不通信息的情况下，是在中央出版的各种红军的政治书籍一本也没有收到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
第三，赣东北根据地在经济上有一套灵活的适合当地特点的方针。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这是赣东北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的方针。因为，赣东北根据地处在经济落后的山区、半山区的农村，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占绝对优势，这就决定了经济发展必须把农业生产放在首要的地位。只有发展了农业生产，才能解决粮食问题，以及衣服、食糖、纸张等日用品的原料和各种军需民用品的供给问题，才能推动工业和财贸事业的发展。当时，正是我们坚持了把农业生产放在经济建设的首位的方针，才使得根据地的军民吃得饱、穿得暖，才使得军队没有因给养不足而削弱战斗力，才使得整个根据地人心安定，政权巩固。
在农业发展的前提下，赣东北根据地还采取自力更生兴办工业的方针，办了不少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比如，兵工厂、纺织厂等等，满足了苏区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保障了红军军需的给养和供给，充裕了经济，粉碎了敌人的经济封锁。
由于赣东北党所实行的这一系列方针政策深入人心，由于经受了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赣东北党和人民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的斗争精神，终于把革命的火种保存在赣东北的千山万壑间。赣东北根据地在白色恐怖中，充分显示了它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的斗争精神。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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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昭世忆亚楼
韩光
弹指间，我军优秀的指挥员、人民空军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刘亚楼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4个春秋了。20多年来，我时时念起这位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功勋昭世的挚友，念起我们40年前在大连共事相处的岁月。这些年，每当我从书报上读到回忆亚楼的文章时，就联想起我们亲密相处的往事。
我最早听说“刘亚楼”这个名字是在1938年的迪化，即现在的乌鲁木齐市。那时我在中央驻新疆代表（邓发）办事处工作，主要任务是利用我的公开身份（新疆督办公署上校副官），带几部汽车为延安送药品、皮衣等物资，同时接送我党干部经新疆、甘肃回延安或经甘肃、新疆去苏联。1938年亚楼路经新疆去苏联学习，也是由“驻新疆办事处”负责接送的。在乌鲁木齐我没有见到他。他的一些情况我还是从过往“办事处”的东北抗联同志那里了解到的。那几个抗联同志对我说，“办事处”来过一个延安的红军干部，听说很能打仗，名字叫“六万六”。我听了很纳闷，怎么叫“六万六”呢？再细打听，原来亚楼是福建人，东北同志听不准南方口音，就把“刘亚楼”听成了“六万六”。从那时起，“六万六”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我脑海里了。
1945年底，我在大连见到亚楼。当时，我主持中共大连市委工作，亚楼随苏联红军来到大连，在苏军政治部门做民政工作，实际是苏方同我方联系的一名联络官。一次我在苏军指挥部联系工作，苏军一位领导人对我说，他那里有我们的一位同志叫“王松”，“王少校”，问我认不认识，并当面把“王少校”向我做了介绍。“王少校”当时看上去也就是30多岁。中等个头，穿一身苏军军服，黝黑的脸上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格外引人注目。交谈中，我得知这个“王少校”就是我在新疆听东北抗联同志说过的刘亚楼。我们相识后，亚楼说他也知道我，同时他还风趣地说：“咱们过去虽未见过面，但却是老相知了”。他向我问起了他在乌鲁木齐接触过的那几个东北抗联同志的情况。当他得知有些同志已经牺牲在战场，或被病魔夺去生命的时候，惋惜之情溢于言表。初识亚楼，他的豪爽、坦直和关心同志的品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从1945年底到1946年五六月，我和亚楼在大连共事只有半年多的时间。我们彼此相互了解、相互支持，工作中合作得很好。亚楼长我一岁，我总是把他当做兄长看待，彼此间无拘无束，海阔天空无话不谈，可是有关他过去在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经历，却从未向我提起过。他在红军中的战功，我还是在近几年一些同志的回忆文章中了解到的。
亚楼1929年在家乡福建武平参加了红军队伍，跟随部队开展游击战争。他所在部队曾开辟过闻名一时的长汀、上杭革命根据地。毛主席所写的：“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这首词，就是赞誉那里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的胜利场景的。亚楼在战斗中勇敢机智，很快就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红军指挥员，参加了攻破娄山关、抢渡赤水河、突袭天险腊子口、挥师直罗镇等许多著名战斗，屡建奇功。1931年初，我们在哈尔滨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从报上得知工农红军在朱总司令和毛主席领导下，一举击溃了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活捉了敌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一时群情振奋，奔走相告，革命斗争热情受到巨大鼓舞。可当时我却不知道，在这次战斗中立下活捉张辉瓒头功的部队红三十五团，它的政治委员正是刘亚楼同志。亚楼对自己过去的光荣经历没有吹嘘过，在他身上体现了共产党人谦虚谨慎的高尚品德。
亚楼为人直爽，对同志热情，很容易让人接近，很多人都愿意和他交往。我们市委的同志都很欢迎他，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中他给了我们不少帮助。亚楼办事认真细致，工作默默无闻，却卓有成效。当时，我们和苏军到大连都只有半年多时间。彼此的工作总目标虽是一致的，但国情不同，对事物的认识不同，工作方式方法不同，在共事过程中，往往存在一些误解、分歧。在苏军对大连实行军管这个前提下，能否处理好与苏军当局的关系，直接关系到我们在这个地区能否站稳脚跟。亚楼当时在苏军里工作，比较熟悉苏方情况；同时也了解我党的方针、政策和大连地方工作情况，因而就很容易在双方起沟通的作用。
1945年10月后，大连市委和市政府相继成立，旅大地区即成为由苏军控制、我党领导的解放区。但如何在大连这个苏军军管地区组织和发动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是摆在市委面前的一个新课题。我们的干部大都来自各解放区，习惯于以往在解放区的土改作法来发动群众，如采取开斗争大会，放手让农民群众清算地主、恶霸的罪行，罚跪、戴高帽，游街示众等方式，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苏方对我们的这些做法却不以为然。他们多次向市委提出，说我们基层的同志不讲政策，不顾影响，要求我们制止。有时未能制止，其驻军就出面武装干涉，驱散群众斗争大会。对此，群众和我们的基层干部很不理解，认为苏方不支持我们搞土改。因而双方不时发生误会。我除向苏方说明情况，提出交涉外，也请亚楼利用他的身份，向苏方帮助我们做解释和沟通工作。他向苏方说明土改是根据我党中央决定进行的；并说明中国同志对苏是友好的，完全可以信赖。与此同时，亚楼也向我们谈了苏方的意见，他认为苏方是支持我们搞土改的，开会斗争地主消灭封建剥削也应该做，只是要求我们采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进行。苏方主要是顾忌美、蒋抓住把柄攻击苏联，从而给苏联在外交上造成被动。亚楼还对我说，只要我们把斗争大会关在屋子里开，不让美、蒋特务拍照登报，苏方是不会再干涉的。此后，市委同基层同志反复研究形势，说明情况，改进了斗争方式，就这样，我们与苏军当局在土改问题上取得了很好谅解。大连地区的土改，在此基础上得以顺利进行下去。
亚楼在大连期间，旅大党组织正在调动一切力量支援解放战争前线，这是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旅大地委充分利用了大连这个工业城市的优势，加紧恢复生产，从兵员、物资、技术力量等多方面支援前线。我华东、华北及东北各解放区也纷纷派干部来大连采办各种物资。旅大地委（市委）遵照东北局的指示，竭力为解放区采办物资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开绿灯。1945年末，苏联根据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交给了国民党。之后，我们运送物资的陆地交通被阻塞。一切支前物资的运出都得经过苏军控制的海道。苏方对我们运送物资的情况一般是清楚的，多次向地委表示，认为我们把东西都拿走不利于大连本地生产的恢复，会把大连拿垮。我们的同志对苏方意图也不摸底，始终对苏方是否会把大连像沈阳、长春、哈尔滨那样交给国民党也无把握。不少同志认为，与其坐等苏联把大连交出去，不如让我们解放区多拿一些东西为好。地委就运物资问题专门向苏军指挥部进行解释和交涉，说明我们是坚决执行恢复生产的经济政策的，各解放区来采办物资，虽拿走了一些东西，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资金，不会把大连拿垮，更何况这里煤炭、粮食有保障，恢复生产没有问题。与此同时，亚楼也帮助我们做解释、疏通工作，向苏方说明中共旅大地（市）委是要把这里做为后方基地来支援前线，没有要把东西都拿走的意思。亚楼还把他所了解的情况告诉我们，尤其对旅大政权交不交的问题，他认为苏联不会把当地政权轻易交给国民党。他认为从对苏利益角度来说，苏方认为旅大掌握在我们手中会对他们更有利。这种看法，与我们地委同志们的看法也是一致的，我们在干部和群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教育，认清了政治形势，消除了疑虑，更好地发挥旅大这一后方基地作用，有力地支援了华东及其它解放战争战场。
亚楼在大连期间，非常勤奋，经常夜以继日的工作。他经验丰富，也善于思考，虽身在苏军，但时时关切着国内解放战争的形势，急切希望投身祖国的解放战场，为党和人民贡献力量。他要我帮助他和中央联系。我把他的情况和要求向东北局做了汇报，不久东北局复电同意他回来工作。后来罗荣桓同志来大连养病，我把亚楼带到罗帅的住处，亚楼当面向罗帅提出了回我军工作的要求。罗帅考虑到当时东北战场正需要人才，亚楼既有国内革命战争经验，也有苏联卫国战争的经验，是个难得的将才，回到我军工作十分适宜。经罗帅的推荐，亚楼转回我军后不久，中央任命他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从此他便投身到如火如荼的解放战争中去了。
和亚楼在大连相处共事虽只有短暂的半年时间，但我们彼此却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
1965年5月7日，亚楼不幸因病长离人间，时年仅55岁。我为失去这位多年相知的挚友而感到万分惋惜和悲痛。亚楼和我们永别了，他为人民的事业所立下的功绩将永留人间。
谨以此文致祭于亚楼同志墓前，表达一位老朋友对他深深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