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爱护文学 引导文学
李準
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取得了很大成绩，近几年来，成绩也是主要的。中国有句老话“五步之内，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我们国家这么大，创作人员这么多，这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无论是长篇、中篇、短篇，都有很大的年产量，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数量也很可观。读者有充分的选择余地，各取所需。
近年来的中短篇小说我看得不多，但在众多的作品中，有的我看过，它们有相当的造诣和特色，我也很欣赏。这些作品所描写出的生活，给我的感觉，是像生活本身一样的丰富和多姿多彩，显示出历史前进的趋势。它们没有回避历史的曲折和生活的艰难，但目的在于疗救，意在传达人民要求改革的热切希望。至于那些正面歌颂党、人民、革命战争、改革浪潮的作品，时代精神和鼓舞力量就更强烈了。这些作品表现了它们的作者对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有一种激越和深沉的感情。
我们创作的成绩，自然是作者们艰苦劳动的收获，但也是党、人民、生活哺育文学的结果。不能忽略这些成绩。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也不能无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赵紫阳同志做总书记阶段，采取放任自流的政策，造成了文坛的某种混乱。创作自由、宽松，话都不错，但这不意味着不需要对创作加以严肃的、负责的引导，不意味着文坛的无政府状态是合理的。不加引导，放任自流，某些人就有可能步入歧途，那样，大好的年华便浪费了，宝贵的才能便糟蹋了。将来有一天，他们终于醒悟了，便会埋怨我们。他们会说：当初你们为什么不及时提醒我们？为什么不把历史的镜子交给我们？因此一定要加以引导，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来引导，用积极的精神文明思想内容来引导，用完美的艺术形式来引导，用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来引导。许多同志重视反映民族生活在新时期所发生的深刻变革，重视表现民族精神、革命精神、时代精神，重视艺术表现的多样性和民族风格，就是希望作出一种正确的引导。
这几年，关于西方现代派的议论很多，在创作上也有这样那样或正确或不正确的表现。我的看法是，现代派应该吸收，但应该和民族的生活相结合，是一种目的在于丰富我们自己而不是取消我们自己的吸收，是有条件有选择的吸收。一句话，洋为中用，不是使我们自己变得非驴非马，不伦不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不一样的，各有自己的优势，谁也不能取代谁，只可作双向的交流，互相取长补短。
有些好作品因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借鉴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而格外引人注意。这些作品也不是传统文学精神和传统文学模式的简单的翻版，这里面也有扬弃，还有对西方现代派的有益的吸收，有些象征意象，它把民族精神具象化也抽象化了，把它升华到一种覆盖万物的地步。
再一点我想要说的就是我们需要进行一点反思。历史上凡是有大的“反思”都使文化得到繁荣和发展。1952年我们对当时充斥于创作上公式化和概念化的作品，进行了批评和引导，使50年代初期出现了一批接触到社会生活的作品。1962年左右，我们又对大跃进时的作品进行了反思，也产生了一批较好的作品。总之，我们不能割断历史，那种文化“断层”论是有害的，认为除了近几年的作品，以前根本没有文学，是中世纪，是一片沙漠，这不利于文学的繁荣，也不利于文学队伍的团结。
目前隐隐感到创作有一点无所适从的样子。可以理解。不过，应该相信，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会损害文学的创作，它是为文学的健康发展服务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应该反对，文学应该保护和扶持，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文学会有更大的发展。我们要为创造无愧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的真正高水平的文学而团结奋斗！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写实精神的复苏
——近期话剧创作趋向
高鉴
戏剧的反传统狂潮开始跌落，为反性格、反情节创作所倾斜的舞台开始寻求新的平衡，曾被鄙夷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书重新回到一些演员的枕边，被一度轻抑的老舍风范重又成为热门话题，他的三部厚墩墩的剧作又在舞台和荧屏上引人注目。这现象并不像某些人说的那样是吃腻了荤腥，又想回头去吃全素斋。事实是，人们不会老满足于在手法层面的浅水池中扑腾，而当人们要求潜入生活和艺术的深水领域的时候，却再度认识了现实主义和写实风格的价值。于是，写实精神在新的起点上复苏。这一新的起点为今天的现实主义在广度和深度上的掘进，提供了历史的可能性。
写实精神再度兴起的主要标志在于性格化、情节化手法重新抬头，内在的理性精神加强，这一趋向明显地区别于前两年反性格、反情节、追求非理性的先锋实验剧。《天下第一楼》编剧、表演、舞美、音响的立体型写实风格虽然受到部分批评家的轻抑，责其观念、手法陈旧，然而却创造了近年来首都话剧舞台最高的上座率。显然，真实的风俗人情、生动鲜明的个性和跌宕富于戏剧性的情节依然是群众钟爱之物，某些被批为非当代性的历史陈迹尚未成为历史。被誉为集近年来实验戏剧之大成者的《桑树坪纪事》，究其艺术手法的深层内核，依旧是坚定的个性化方法。虽然一般评论的兴趣焦点凝聚于转台、女人石像、舞牛的象征道具、歌队、舞蹈等导演手法的运用，但从整体上震撼观众的首先是真实可信的人物和他们的命运。很为行家们称道的《搭积木》在情节结构、戏剧场面的开掘上表露出明显的回归传统的倾向。奥尼尔戏剧节三台《悲悼》（包括越剧）的改编表现了强烈的情节化倾向，称它们为情节剧毫不过分。连《大神布朗》和《尤奕》这些以表现主义手法或精神写成的戏，也得到人物个性化的导演处理。即便像小剧场演出的《火神与秋女》，也表现出与《车站》等小剧场戏剧迥然不同的品格，前者是由特殊个性向一般人性的透视，而后者明显地要跳过个性直接进入一般共性；前者故事叙述完整，后者则故意敲破情节规范，让画面、光声、造型直接表达意蕴。
话剧舞台上的这股潮流的涌出，并不像电影界呼唤娱乐片、商业片那样有大批评家摇旗呐喊，它像一股静静的晚潮，在无声无息中抬高了水位，然而那潮水却浩淼连天、难以阻遏。前两年实验戏剧大潮中引进或创造出来的一些手法，如复构多维的舞台时空样式，舞蹈化、韵律化的人体动作和造型，抽象化、象征化的舞台设计，进一步被咀嚼、消化，吸收在戏剧中，为人物、情节服务。多年来实验戏剧在观念上的拓展和在手法探索上的成就，开扩了现实主义的视野，大大丰富了它的形态。
形式创新从目的转化为手段，因此虽然从整体看，话剧舞台、表演样式已大不同于话剧形式革命前的剧目，但是也较少看到手法热时那种故作惊人之笔了。虽然出现了一批处在话剧体裁边缘地带剧目，其称谓诸如抒情音乐话剧、写意话剧、摇滚舞蹈话剧、音乐造型剧、小说体抒情心理剧等等，但很多艺术家已不把手法的追求作为目的了。一种内在的古典精神得到伸展。新奇的手法，失去了新奇效应，说明这些手法或创作方法已为人们熟悉和认可，而目的转换则是创作深化的表征，人们的视点已从手法技巧的层面挪移到戏剧的主体——人的身上。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执著的人生追求
——1987、1988年若干中短篇小说漫评
洁泯
1987年的小说创作还颇见景气，到了1988年就骤然滑坡，是时出版界低级无聊的书刊充斥市场，这浮躁凌厉之风的肆虐所及不独是文学界，这一年便是批评家称之为“小年”的时节。但“小年”无妨，文学创作并未因此绝迹，倒是在荆棘榛莽中生长依旧，而且有好作品，说它好，是不逊于往年。自然，就数量说，就不及以往了。现在就这两年中的若干中短篇小说作一观察，当别有一番风韵可寻。
这两年中的文学，不消说依然是一种多元的格局，对此这里且不遑评说。可注意的是在众多的作品中，那醒目的现实生活的光芒却在不断闪现，不管它写的是今天或者是以往的年代，一种使人难忘的人生追求的呼唤，不息地锤击着人心，恼恨、挥泪、欢喜与昂奋之情如风雨之骤至。看来抒写现实和表现现实总是文学的重要课题，艺术的光辉倘不贴近现实，便不能激起人们最真诚的感情；如果说艺术的观赏是一种沉静的审美感受，那末，倘注以生动的现实血肉，出现的将是别一种激荡心扉的审美情思了。
我以为，感受到的这一审美情思是当前文学中的一个特色，它激发着人的人生要求，文学的艺术力溶于思想追求中，使得文学与人们的心灵需求凝结在一起，也使得文学真正的进入到了人们的精神领域。我读了中篇小说《去意徊徨》（刘琦作）之后，便为作品中的追求力所震动，尽管这小说还存在着不足之处，但是这位伤残军人的自传体小说，在抒写自身失去了手足并失明的状态下，他的追求人生的执著的情感，实在是十分撼动人心的。这追求非比寻常，是处于生命的延续在绝望状态中也是人生的至高境界中的追求，在主人公小亮身上，闪现了的是这几年文学创作中罕见的动人光芒。然而这是现实的，是不容置疑的现实生活中的魅人的一角。这一文学寻求在别的作品中同样可以看出来，现实中可资谋篇的题材并不少，可是他们偏偏去发掘这种多年以来似乎已经陌生了的生活情思，如今作者给以铺衍张扬，可说是这两年小说中旋流着的一注春水。为表达这情思，他们常常借助于往事的陈迹，或者用托物以寄情的手法。《冬天与夏天的区别》（苗长水作）中写的民夫李山，就再现着当年孟良崮战役的侧面中这个平凡的农民所做过的一些事，在战争时期那些事是极平凡的，而如今读来却迎面扑来一种肃然的不平凡的感受，因为李山不畏艰险所追求的，有着至今不衰的崇高价值。另一个中篇《白马》（王星泉作），全篇写的几乎是通达人意的白马“飞飞”的事迹，但小说的主线，分明是托出了当年抗日战争中人民骑兵的英雄业绩。那两篇小说说的尽管是往事，但艺术追求和心灵追求的融合，却构成了作品的新意。
这种唤起人生追求的审美情思，在短篇小说《甜的铁，腥的铁》（杨咏鸣作）中焕发得最为淋漓酣畅了。谁尝过铁的滋味是甜的，是腥的？小说女主人公却能在劳动中勾起那种异样的味觉想象，这想象无异是一种诗话，将劳动与生活纳入到诗的境界去，这不是追求吗？她追求的是人生的美，劳动的美，连同钢铁的美，异样的深情蕴育着一个博大而无比宽阔的人生世界，一种留恋、陶醉、狂狷不禁之情由此而起。诗与散文的进入小说，不完全是艺术形式的吸取，而是对诗与散文的艺术思维、想象、情感的获得和渗透。完全纳入散文抒写格局为文体的小说也是很有趣的，像《马嘶．秋诉》（谢友鄞作）这样的小说，几乎可以当作散文读。这里把选马、驾驭、奔驰这些细节描摹得神奇而洒脱，酣练奔逸，风驰电掣，读之如梦，如画，如醉，如飞。小说的艺术结构锤炼如此，给文学带来着一个令人目眩的创新天地。在这里，似乎可以看作艺术的追求和生活的追求已融于一种神思之中了。
对这两年的小说，自然不能忽视农村的变化。写农村的情意，不免要感到一种忧喜参半之情，在多篇作品中彼起此落的映现着。《葫芦沟今昔》（马烽作）便升起了一缕欣然的生意，这自然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景色。《年关六赋》（阿成作）的喜色更甚，作者极有兴味的写了松花江畔老三父亲一家从爷爷自关内逃荒到如今发家的兴盛史。但是作家写农村，似乎并不都将笔墨泼泻于此，这就使得描绘农村的风貌有了多方位的视角，例如短篇《喊会》（柏原作）写的虽只是支书召集开会一节，但他的神情，与会者慢斯条理的心态，将山区一个小村的风情写得颇堪咀嚼。写另一种淳朴之风的是一位瘸腿老汉赠牛给非亲非故的年轻一代，这便是《牛贩子山道》（雁宁作）所陈述的世代不衰的世道古意。与此迥异的是《小诊所》（周大新作），写的并非是诊所种种，只是将岑子其人的既有舍己精神，又溺于敛财的庸俗气的反差品格公之于世，对其人的褒贬自在人心，但投给人们的不免是一团困惑。
然而流动于农村的忧患意识何止这一点？《塔铺》是一篇极有分量的力作，苦难的青年在求学中还先需顾及求生，而求学的孜孜之心分明是一种极纯真的愿望，有什么可说的呢？但爱莲给于因贫困无援而被迫典质并嫁给了一个陌生者，她与心上人泪别的断肠处，留给人们的只是一片苍茫，给人的感应只能是希求脱贫的佳境早日降临。中篇《天桥》中的主人公因本人的错案引起母亲的猝死，二十二年后他去寻尸起骨，这一段凄楚情，写的虽是人生之难测，但其实写了法制之不存的状况下的无辜受难者的命运。这类忧患难解的作品几乎连年不断的有，无非是因为过去的年代使人难忘，而看来受难者的诉说痛苦，还包含着希望那血泪的历史不再重演的意思在内，“知来者之可追”，无疑是一种觉醒意识，具有积极的人生追求的内涵在。人之向往，常以痛苦为代价，唯其痛苦弥深，就使得这一向往也弥坚，文学不断地以此种难解的忧患为题，恰是为着寻求坚实的人生追求而立意的。
忧喜参半的意绪渗透于作品中最具均匀状态的，无过于当前写城市生活的小说了。《风景》（方方作）、《烦恼人生》（池莉作）是人们所熟知的写城市基层生活的中篇，内中不论是写汉口河南棚子贫民生活，还是一家子蜗居于一间小屋里的车间主任的活动方式；不论是写他们生活的烦恼，工作中的扯皮，爱情的撩拨，居住的局促，他们奔忙着的其实都围绕着自身心目中的愿望快快实现。这种迫切的要求改善现状的心态，是市民生活中普遍的心态，这心态是善良的和美好的，也是苦涩的，忧郁的，然而他们确实在作各种拚搏和追求，这就组成了都市社会生活熙熙攘攘的一幅无序的景象。自然，这一生活追求中也有为现实矛盾所压碎了的事情，例如《清高》（陆文夫作）中的汪百龄，他正为自身的职业地位带来的率累以及过时了的文明风度所摆布，终于弄出了一场几乎难堪的悲剧，不过人们对他必然寄与着同情，汪百龄不是时代的落伍者，他的清高闪着人间纯净的亮色。看到的小说中，另两篇写知识分子的都各有亲趣。《追月楼》（叶兆言作）写1937年南京沦陷后丁家的情景。那封建家庭中古板而陈旧的生活方式，是如今读者看来是既纳罕又可怕的，然而小说的笔墨是在写那个不作汉奸因此誓不下楼的丁老先生，旧知识分子中一点可贵的气节给小说抹上了一色光泽。而《马车》（陈世旭作）则是写尽了今天中年知识分子谋职称以求生存的困窘状态，那评职称到底是福是苦，读者不难从中获知消息。值得重视的倒是《懒得离婚》（谌容作）中所写的那种情态，那种“凑和过”的生活状态既使人同情又使人厌弃，伦理的约束性使这位刘述怀不能不凑和过下去，而与妻子感情的冷漠又难免使他生趣索然。这是一个隐藏着的谁也无法去解脱的家庭矛盾，然而小说在这里终于揭示了一点信息，随着社会生活的进展，现代意识的增长，使人难堪的传统的婚姻模式将迟早会出现某种解体，因为构成婚姻和家庭关系的是人，而人与人的感情连结终究是不可勉强的。作者的生活探索，与其说是写了一则生活故事，无宁说是对固有的伦理观念勾划了某种突破和显示了新的追求。
文学总不免写着社会的人和事，每年的小说层出不穷，都脱不了去写这些，但照旧的写着听厌了的故事和陈年老账，小说就会衰落下去，无人理睬以至终结其生命。而唯有有生命力的文学总在常新和不腐的生活中跨越着时间的流逝而阔步行进，它的生命力和内在价值端在于不息地追求人生；故事的新鲜，人物的新鲜固然很重要，但倘若不能给人们以新的良知，新的感悟，给以追求人生的力量，那仍不过是文学中的花架子。至于这两年中的中短篇小说，作过高的评价自然是不适宜的，但是其中不少篇章具有的前述特色，却不可忽视。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丰厚·朴质·真率
——李连庆作品印象
王啸文
案头上放着两部长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的《风云急》；昆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离乱情侣》。两部书的作者李连庆多年从事外交工作，对他的名字我并不生疏，但他的文学作品，一本也未读过。
当我读完《风云急》和《离乱情侣》，就引发了我对李连庆作品的浓厚兴趣。后来，我又读了他另外一些文学作品，如散文集《东邻散记》、《樱花之国》，剧本《大业弥艰》、《浩气长存》，论集《鲁迅与中日文化交流》、《鲁迅与日本》，长篇传记文学《英迪拉·甘地》等等。在此仅写下这篇“初记”。
李连庆的《风云急》，是一部反映苏北地区抗日斗争的长篇小说。它成功地运用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的艺术表现方法，显示了作家创作斑斓的人物群像，再现当时社会形态的宏伟意图。
“以情取胜”是《风云急》最显著的艺术特色之一。尽管《风云急》的语言是朴实含蓄，勾勒情节的线条也往往粗犷简洁，但是，蕴含在作品之中的“情感因子”，并不像某些作品那样波诡云谲，扑朔迷离。相反，读《风云急》，我们能清晰而强烈地感觉到，一种慷慨悲壮的情调和氛围，浸透贯穿在作品的始终；一种浓烈激越的感情波涛，汹涌澎湃在它的字里行间。作家用他饱蘸革命激情的笔，塑造了徐风、陈广友、郭云、张柳、季道成、汪斌、杨富高等一批抗日青年的英雄群像，描绘了一幅幅充满传奇色彩和情节悬念的画面。那些抗战英雄儿女们的热血的搏动，以及他们的坚韧战斗意志和高尚情怀的闪光，使我们不由得从内心产生共鸣，在脑海里留下深深的记忆。
《风云急》中，区委书记陈广友，是作家着力刻画的一个可爱的青年形象。他只有二十二岁，可老百姓都亲切地叫他“老陈”。作品在“巧斗顾家楼”、“奇袭兴河镇”、“伏击马圩村”等章节中，对陈广友沉稳、精细、豪爽的性格，他的大智大勇的英雄行为，以及他指挥若定、巧于用兵的才华，都有精彩、真切的描绘。作家在刻画陈广友这个艺术典型时，遵循着人物性格发展的必然逻辑，在连贯的情节铺垫和矛盾冲突中，使人物形象逐渐地“立”起来。在作品中，徐风和陈广友既是生死与共的战友，又是一对朝夕相处的恋人。作家写他俩对待爱情的纯洁情愫，以及对待革命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是颇见神采的。
假如我们将《风云急》比作一幅浑朴粗犷的泼墨写意画的话，那么《离乱情侣》则可喻为一幅用笔细腻精致的工笔画。后者的主线所写的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夕，苏北某城的一对青年学生吴求索和沈宗淑，各自的人生追求和命运波折，以及他们屡经磨难后携手走上革命道路的故事。《离乱情侣》的笔墨较多地倾注在吴求索和沈宗淑的感情纠葛上。吴求索出身书香门第，其母是清朝末代状元之妹，精通文墨，小有才气；其父吴文超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文学系和日本工业大学，归国后先办教育，后搞实业，虽事业屡遭失败，家道渐衰，但仍能维持小康，并提供吴求索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沈宗淑的家庭则更是苏北的首富和望族。她祖上做过清朝的道台、知府。其父沈云骞是清末翰林，官至商部、邮传部侍郎和尚书，后弃官归乡，广置产业，“家藏万贯，名声大震”。作家之所以在小说中如此安排他们的身世，并不完全是以拘囿真实生活为出发点的，而是别含一番深刻的寓意。
在塑造典型形象方面，《离乱情侣》所取得的成就是瑕瑜互见、参差不齐的。拿沈宗淑、吴求索这两个人物来看，前者性格发展的脉络清晰、合理；后者则显得苍白、模糊。李连庆的文学作品中，他的传记文学和散文，可以说是更有特色。它们常常融叙事、写人、绘景与议论于一炉。另外，这些作品的结构、语言和立意，也带有一种不假雕饰、清新淳朴的自然美。
《樱花之国》是李连庆专门介绍日本、讴歌中日友谊的一本散文集。这本集子共收有散文十九篇。在《美丽的扶桑》、《瞻仰鉴真和尚像》、《再访唐招提寺》、《徐福在日本》等篇章里，作家以翔实的史料和精辟的见解，追溯日本的发端、兴衰和战后崛起的历史变迁，寻觅中日文化几千年来频繁交流的渊源和足迹，表达了“天眷何期远，五夕久己同”（徐凝《送日本使还》）的历史回声。《樱花之国》虽然对日本的政治、历史、文化古迹、风俗人情无所不论，却处处不离中日友好的主调。在《京都风光》、《大阪剪影》、《奈良巡礼》、《仙台记行》等游记样式的散文里，作家以奔放的热情和求实的态度，赞美了日本人民勤奋、耐劳、智慧、讲礼的美德，肯定了日本作为现代工业经济大国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长处。长篇传记文学《英迪拉·甘地》，是李连庆近年来的代表作之一。这部传记文学的特点，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真”——形象的逼真，史实的写真，剪裁的认真和情感的率真。它对增进中印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亦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