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监督：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
——学习邓小平同志《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体会
钟继文
1957年4月8日，邓小平同志在西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根据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的新情况，严肃提出并精辟论述了党和党员要接受监督的问题。《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以《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为题，发表了这部分重要讲话。这对于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有着重大的意义。
党要领导得好就要接受监督
中国共产党是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领导人民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这是为党六十多年历史所证明了的，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提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的问题呢？因为接受监督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条件。提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态度对待党的自身发展问题，是党有信心、有力量和成熟的表现。仅从这一点看，邓小平同志关于执政党必须接受监督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论述，是富有远见卓识的。
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与党外各种进步力量有着广泛联系的党，在她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接受来自内部和外部监督的问题。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党总体上处于被压迫、被围剿的地位，残酷、恶劣的环境促使我们党比较谨慎，监督问题固然很重要，但还不像今天这样突出。
全国解放后，党所处的地位和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面临着执政的考验，监督问题突出起来了。党的八大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刻的阐述，指出：执政党的地位，很容易使我们的同志沾染上官僚主义，滋长骄傲自满的情绪，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危险比过去增加了。在这篇文章中，邓小平同志进而尖锐地指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
事情确实是这样。由于共产党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很多共产党员在各方面担负领导工作，他们的一切活动必然对国家、社会的政治生活产生重要影响。面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重任，大量的问题需要重新探索，我们的经验不足，认识上难免会有局限性。再加上因为胜利，地位发生变化，容易使人陶醉，容易居功自傲。如果共产党员，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在权力面前不谨慎起来，对群众和党外人士的意见不那么尊重，对于某些人的捧场失去警觉，对于中肯的批评建议感到刺耳，加以拒绝，那么，就不能不脱离群众，就不能不产生片面性，甚至犯大错误。
应当看到，党取得执政地位，不等于所有的组织、所有的党员领导干部由此完全解决了领导够格的问题。党要领导得好，经得住执政的考验，必须付出艰苦的努力。正是因为这样，邓小平同志在深刻地总结了共产党执政的经验教训之后，明白指出：“共产党的领导够不够格，决定于我们党的思想和作风。”多年的实践说明，只要我们党和党员不脱离群众，接受监督，虚心学习，不断工作，就能够同过去领导革命战争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党员能不能接受监督，能不能始终如一地保持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确实关系到党的形象和威望，关系到党的领导地位是否巩固。全党同志要从执政党地位的高度看待这个问题，决不能等闲视之，掉以轻心。
监督问题也是一个民主问题
共产党的监督，包括党内的监督、党外的监督；党内的监督又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对每个共产党员的监督，广大共产党员按照党章对各级党组织领导人的监督。两者比较起来，作为基础的是广大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对共产党的监督，广大共产党员对各级党组织领导人的监督。从这个意义说，监督的问题也是一个民主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在八大所作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无论党内的监督和党外的监督，其关键都在于发展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发扬我们党的传统作风。”在这篇文章中，他又把监督与扩大民主紧密地联系起来，表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是实现监督的基本途径。因此，要搞好监督，首先就要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解决对民主的认识问题。长期以来，党内有一些领导干部民主意识淡薄，在对待监督问题上有着不少模糊、错误的认识，应当很好解决。
“自己下命令舒服，独断专行方便。”这是邓小平同志在文章中批评的一种错误思想作风。这种思想今天仍有市场。比较普遍的是把各种主要领导负责制同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同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错误地认为党和群众的监督会妨碍集中指挥和决策。应当承认，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统一的指挥和决策是现时代的客观要求，否定这个方面的权威，也就否定了民主集中制；同时也要承认，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求集中的指挥和决策，又要求指挥的正确和决策的科学。如果在这个方面发生失误，其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将会是很大的。加强党和广大群众的监督，可以使领导者的信息灵通一些，脑子不会僵化，看问题会少一些片面性，从而弥补决策中的缺陷。监督还可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提出很多好的意见，并且使领导的决定、计划更好地实现。如果把领导负责制理解为自己有了权，可以个人说了算，用不着别人监督；对党和群众的批评意见和建议，充耳不闻，固执己见，独断专行，必然要犯错误。因此，应当在全党首先是各级组织和领导干部中间，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的教育，进行社会主义民主的教育，增强党内的民主意识，为搞好监督奠定一个牢固的思想基础。
“监督是挑自己的毛病，束缚手脚。”有些领导干部这样看问题。这是一种片面理解监督的模糊认识。对领导干部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对他们身上的不良风气和违法乱纪行为提出批评和检举、控告，是监督工作的重要方面。认真听取批评，接受监督，纠正错误，是对一个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强化监督，目的是使领导干部谨慎一些，防止和纠正他们当中偏离党和人民利益的行为，使之不发展成为大错误。这是对领导干部的爱护。而且，通过监督，可以广泛、经常地听取各个方面对党的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因素，使各项工作搞得更好。这对于每个领导者无疑都是大有裨益的。监督既有暴露问题、纠正错误的作用，又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作用；既有抑制消极因素的作用，又有弘扬积极因素的作用。我们的同志应当全面理解监督的内涵和意义，真诚地欢迎监督，主动地接受监督。
“搞监督容易引发乱子。”党内一些同志有这样的顾虑。加强监督是我们党实行民主的重要方面，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体现。我们历来重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不赞成搞离开社会主义法律程序的所谓大民主，更反对打着民主的旗号闹事、搞动乱。因为这种大民主破坏社会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破坏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破坏社会生产力。但是怎样才能避免这种大民主、避免出乱子呢？很重要的要靠发扬民主。人民群众行使了民主权利，能够经常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对党和党员实施监督，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就会激发主人翁的责任感。即使遇到困难，即使有的事情搞的不那么好，大家也能理解，同心协力，继续前进。相反压制民主，搞命令主义，群众的积极性就要受挫伤，就会增长不满情绪和离心倾向，甚至激化社会矛盾。这是构成闹事、出乱子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关系，邓小平同志在文章中是反复论证了的。在我们的社会中，闹事、出乱子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实践证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对党、对党员的监督，就会为国家、社会的稳定和长治久安奠定良好的基础。我们应当这样认识问题。
重要的是把监督落到实处
我们党取得全国政权后，就提出了对执政党的监督问题，而且制定了许多具体的实施办法和措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把扩大民主、接受监督的问题再次提到了议事日程，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包括某些党的领导者对监督问题在指导思想上的偏差，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如党内监督意识淡薄，监督渠道不畅，监督专门机关的作用未能发挥作用，监督制度建设滞后，等等。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把监督落到实处，以下几个问题要很好研究解决。
严格实施党内监督。邓小平同志指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党的监督是最直接的。党的生活要严格，就是对党员的监督要严格。严密的组织生活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是我们党的优势所在，是取得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基本保证。然而，一个时期以来，在一些党组织内，党的生活松松垮垮，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不能坚持党内组织生活，或者以敷衍的态度对待组织生活，甚至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置自己于党的监督之外。由于长期缺乏严格的监督，使得某些领导干部中不良倾向和违纪现象不能解决在萌芽状态，待到问题暴露必须处理时，往往已经铸成大错，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告诉我们，必须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严肃性，对所有共产党员实行严格的党内监督，尤其是对党的领导干部实行更严格的监督。党章规定，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不接受党内外群众监督的特殊党员。”每个党员领导干部，包括党内高级领导干部，首先是一名党员，接受监督应是他们的自觉行动，是党章规定的必须履行的义务和责任。在党的监督面前，全体党员一律平等。以为自己的职务高不接受党的监督，是害党害己的。要实施对党员的监督，在严格党的生活的同时，还必须强化党内专门监督机关的职能，赋予同其责任相适应的权力，充分发挥其作用。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讲到解决党内搞特权和违法乱纪问题时提出，“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党的专门监督机关切实担负起监督职责，特别是对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实行有效监督，意义重大。监督是难度很大的工作。但只要我们把党内的监督搞好了，就会影响和带动全社会的监督工作，就能取得成效。
不断扩大和畅通监督渠道。要把监督落到实处，就要使社会各个方面拥有和掌握实行监督的形式和渠道。目前，监督渠道仍然不够多、不够畅通，社会监督体系不够健全，影响了监督工作的进行。已有的一些监督措施和制度，有些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要搞好监督，就必须解决好监督的形式、渠道和具体实施问题。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的文章强调，要扩大群众和民主党派的监督。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主人。时刻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这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我们要尽最大努力，为群众的监督创造环境和条件。我们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关系，是在漫长的前进路程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党派是我们党的挚友、诤友，采取实际步骤切实发挥民主党派在监督方面的重要作用，可以使我们在制定政策、处理问题时，思路更开阔，决策更科学，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随着社会的进步，监督的形式和渠道也要进一步发展，诸如充分重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等经济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等等。这些年来，来自于实践的行之有效的监督渠道，如对话、举报、公开办事制度和办事结果等，受到社会的好评，都应当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坚持下去。并经过进一步的努力，逐步建立和完善能够覆盖社会各个领域、各个层次的监督体系。多方面的监督渠道拓宽了、疏通了，我们就能在监督方面迈出扎实的步子。
监督工作要制度化。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这是邓小平同志的一贯思想。加强监督，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项基本的工作。无论是在遇到挫折、出现困难的时候，还是在发展顺利、取得成绩的时候，都必须强化监督。不能出了问题才想起监督，形势好了就把监督撂到一边。尤其对担负重要职责的领导同志来说，决不能以个人的认识水平甚至好恶随心所欲地对待监督。要避免这种状况，把监督落到实处，就必须用制度作保证，使监督工作制度化。要逐步使党内监督、权力机关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经济监督、新闻舆论监督、民主党派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党员、党员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实施监督的内容、形式，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的权力，党和国家专门监督机关知情、建议、监督、处置等权限，监督者和被监督者应有的权益等等，都应当作出明确规定，形成制度，使之程序化，以减少和防止监督中的随意性。监督者要遵循一定的程序，正确行使监督权力；被监督者必须按照规定接受监督，决不允许违反规定、拒绝监督，更不允许打击报复。只有这样，才能使监督在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成为扎扎实实富有成效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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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代中国粮食发展战略研究》序
胡平
近几年来，经济界对关系长远性、全局性的粮食问题进行战略研究，这是很有意义的。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主源。这在我国恐怕长期难有大变。固然，食物有多种多样，但粮食是基础性食料，是民生之本。还有，没有粮食，现代食品、酿造业便成为无源之水；没有粮食，饲料工业会变成无米之炊；没有粮食，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会失去必要条件。粮食丰，农业增，市场兴，经济稳定。这为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自古有足食强兵之说，到现代粮食仍然是对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的军用战略物资。所有这些说明，粮食在我国仍然是宝中之宝，关系到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不失为基础产业地位。无疑，研究这项基础产业的发展战略，对整个国民生活与国民经济具有战略意义。
在人口如此众多、地域如此辽阔的我国，研究粮食发展战略，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囿于单纯购销观点，就粮食论粮食，而应该从国民经济全局出发。解决中国粮食问题，持续增产是基础，搞活流通是关键，合理消费是基点。一个完整的粮食战略，不能孤立地就流通论流通，除人口、资源等相关因素外，应当包括生产、流通、消费等有机构成内容。从合理的消费结构出发，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建立适应二者的包括作为中介的粮食商业的流通结构。
根据有关方面专家研究和论证，为使我国人民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生活水平，粮食总需求量至少为5000亿公斤。这是一个难度相当大的战略任务。但是，这又是一个必须和可能完成的战略任务。只要采取正确的政策，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追加必要的投入，实现粮食登上新台阶的战略目标，应当说是能够实现的。
搞好粮食流通，在于继续沿着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向深化改革。从我国人口多、耕地少、粮食资源属约束型的基本国情出发，至少在近、中期内，粮食流通还只能实行“双轨制”，即：国家计划收购一定量粮食，城镇居民口粮坚持计划供应；国家计划收购量以外的粮食由市场调节。为保证粮食流通活而有序，应健全和完善具有组织性、开放性、竞争性特点的市场，其中还应建立少量粮食批发市场，逐步实现粮食交易行为规范化。通过稳步深化改革，最终建立起以国营粮食商业为主渠道、其他必要渠道为辅渠道的多形式的粮食流通新体制。
粮食，乃至食物消费，在粮食战略中应占有重要地位。受国情和粮食资源的制约，我国现阶段只能采取适度消费战略，盲目提倡高消费弊多利少。一日三餐的吃饭，似乎是普通而又普通的事，但吃饭中含有丰富的文化科学知识。人们吃饭是为了获取必要的营养，保证体质强健，益寿延年，精力充沛，有效劳动。因此，需要采取切合国情的科学的食物结构，不可简单照搬西方以动物食物为主的食物结构。我国古代有“五谷为养，五畜为益，五果为助，五菜为充”的食物结构的主张。我们应该一方面发扬本国食物结构的优点，另一方面吸取西方食物结构的长处，取长补短，以建立我国节约型的、科学的食物结构。
解决拥有十多亿人口的中国的粮食问题，是一个十分艰巨的战略任务。我国粮食的长期情势不是患多，而是患短缺。总体而言，粮食问题既不容盲目乐观，又不能悲观失望。客观考察，我们既有沉重压力，又有巨大潜力。在全国耕地面积中，有2／3的耕地还是中低产田，增产潜力很大。在增产禾本科粮食的同时，广辟食物资源，发展草食动物、水产养殖、木本粮油等，对解决我国的粮食问题有很重要的作用。
（本报有删节。《当代中国粮食发展战略研究》一书，丁声俊撰写，将由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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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如何缩小民族地区与一般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
中国民族贸易经济研究会同湖南省民族贸易经济研究会在湖南吉首市联合举行研讨会，讨论了如何缩小民族地区与一般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增强。1987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工农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18倍多，其中，农业增长4.9倍，工业增长100倍。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人民生活也有了较大改善。1987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比1949年增长54倍。
但是，由于历史、社会、自然方面的原因，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比较，同全国平均发展水平比较，经济发展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继续在扩大。1987年，全国民族自治地方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只相当于全国人均工农业总产值的47.9％；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只相当全国人均数的69.2％；人均粮食比全国人均数少72公斤，单产比全国单产少64.5公斤。全国粮食低产区和缺粮区主要分布在民族地区。
民族地区经济滞后，集中表现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由于民族地区生产力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科学技术落后、多种经济成份发展不快、经济效益差、生态环境逐步恶化以及投资环境改善不大等因素，造成了与内地经济发展的差距。
如何缩小民族地区与一般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呢？大家认为，必须根据民族地区的客观条件和市场需要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要求采取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一）要坚持改革开放，大力发展商品经济。要按照商品经济的要求，引进竞争机制。无论是工、农、牧业生产，无论是商业、服务业，也无论是新老企业，改革中都要依靠技术进步，加强经营管理，提高质量，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和资源利用效益，使经济稳定增长。（二）国家要给民族地区较宽一些的优惠政策，使民族地区经济得到更快的发展。（三）要扬长避短，努力发挥经济优势。民族地区一方面是商品经济不发达，另一方面是有发展商品经济的优势。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只要政策措施得当，就能逐步把资源优势变为商品优势，使贫困的民族地区逐步富裕起来。（四）要发展科学技术，提高科技水平，大力培养各方面的人才。目前民族地区文盲多，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低，劳动力素质差，许多资源不能充分开发和利用，许多科学技术成果不能转化为生产力，许多设备不能产生应有的经济效益。因此，要使民族地区经济振兴，必须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教育、培养人才放在重要位置，要进一步采取具体措施。 （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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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民主党派的历史道路》
吴志棠 沈炎主编 沈阳出版社出版
本书全面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民主党派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比较科学地评价了他们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以雄辩的历史事实说明，实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这种政治制度的形成、坚持与完善，是中国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的必然要求。本书从一九二四年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国民党民主派初步形成起，一直写到一九八六年十二月，材料比较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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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殷契新释》
刘桓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作者从事古文字研究走着一条艰苦的道路，十多年来刻苦钻研，致力颇多。他最初从《说文》入手渐治卜辞金文，旁及先秦典籍，用功甚勤。由于他在古文献方面具有扎实的根底，对古文字的源流变迁做了深入的观察思考，并搜集了大量的古文字资料，广泛吸取诸家之长，形成自己的一套法则。经过长期锲而不舍的努力，现已新释出一批甲骨文。本书所释的五十多个甲骨文就是这些成果中的一部分。
这部专著新释读出不少疑难字，释读方法也有独到之处。此书固以单字辨识为主，注重字源及用法的探索，但同时也注意开掘卜辞史料，探讨商代的历史文化，以解决商史研究中的一些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王先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