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大邱庄的精神财富
本报记者 孟晓云
天津大邱庄的富有是早就出了名的，可以说是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人们喜闻乐道的是它显赫的物质财富，而对它的精神财富可能知之不详。
大邱庄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在加强集体的凝聚力、党政建设、弘扬大邱庄精神的过程中，获得一笔比物质财富更加宝贵的精神财富。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党委书记禹作敏说：“物质富了，精神也必须富有，两个文明是一家，分家必败家。”
每个人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财富给大邱庄人带来的并非人情淡薄，世风日下，相反，这个村庄依然保留着强烈的集体主义色彩，充满了浓郁的社会主义人情味儿。
大邱庄人生活在一个强大、富裕、可靠的集体里，他们知道，个人存款再多，总有花完的时候；而集体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才会有强大的靠山。因而，在大邱庄集体比个人更富有。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比如，在大邱庄住房不花钱，建房不要钱；电费按户、药费按人，订出标准，给予免费；对独生子女给予补贴，女孩比男孩补贴得多；学生学杂费全免，初三的学生每月发一笔可观的奖学金；大邱庄还有退休金，55岁的妇女、60岁的老头每月给补助，老人死了还有丧葬费。
在大邱庄，每个人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妇女做结扎手术，干部把钱、鸡蛋、红糖送到家里，全村没有一户超生的；村里的适龄青年，应征踊跃，因为军属每年可领取一笔生活补贴，入伍的青年没有后顾之忧；老光棍汉说媳妇也有人管，党委成员曾亲自为他们穿针引线，并从住房、落户、安排工作方面给予照顾，在这个集体里，老有所养，少有所教，人心稳了，气顺了，心齐了，积极性也就调动起来了，这就是大邱庄。
村民心中装着集体
每一个大邱庄人也都关心着集体的命运。种田能手马德良患了癌症，告别人世的前三天还在地头转，查看着大邱庄的每一块农田，临终留下的遗言是“咱们的地碱还没有治完，还得治啊！”马德良对大邱庄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是这个集体养育了他，使他由一个普通的农民成长为种田能手，入了党，当上了天津市劳动模范，还做为中国农民的代表出访过法国。他病了，总公司派人四处请大夫为他瞧病，为了延缓他的寿命和减少痛苦，一切办法都想到了。马德良上有老下有三个读书的子女，因为他为大邱庄做过贡献，他死后，党委号召全村人向他学习，每年发给子女抚养费5000元，直到他们成人。
是不是因为马德良有声望才获如此殊待？不，普通百姓有了困难，集体同样会伸出温暖的手。70岁的李民亮一生平平淡淡，对大邱庄也说不上有什么特殊贡献，他身患多种慢性病，出门看病很困难，总公司特为他家安了一部电话，为的是请大夫方便。这件事在乡亲们中反响很大，人们从中感到大邱庄这个集体在关注着每一个人。
在大邱庄，一人有难，大家相助，集体有难，共度难关：禹作章和刘万全的儿子在一次车祸中一死一伤，村干部和村民自动捐款万元以上，他们俩心里热乎乎的，因为他们得到了比金钱更为宝贵的东西。电器厂建厂初期资金短缺，为了推销产品要开订货会，职工主动捐款8000多元；前两年，大邱庄办的一些厂子为了上新项目，需要资金，职工们主动提出，工资我们先不领了，咱们共度难关。结果工资晚发了半年。
大邱庄办公室副主任李凤庄对记者说：“俺们每个干部都把自己交给了集体，从早忙到黑，很少过问家务，因为俺们个人的事不用自己操心，集体全包了。”这就是大邱庄集体的凝聚力。集体主义精神渗透在每一个村民的行为之中。
党风正人心齐
过去不是说“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党员看支部”么？在大邱庄这一条至今仍然有效。
大邱庄的党组织威信很高，党委一班人办事公正，有决策能力，代表了群众的利益，形成了领导核心，老百姓把他们看成主心骨。
在大邱庄入党很不容易，在大邱庄谁贡献大，谁就受人尊敬。因此，入党是要做出很大努力才能实现的愿望。
大邱庄选拔党员当干部的标准很独特：没做出贡献的、不孝顺父母的、教育不好子女的、男人怕老婆的（指不许夫人参政）统统不能当干部，不如此，你管别人就理不直气不壮。再加上党委对党员干部有严格规定：不准到群众家里吃请，不准接受群众的礼物，不准党员干部之间请客送礼，不准拿公物送人情拉关系，不准利用工作之便办私事。这些要求群众都知道，每逢年终，全村人以各种形式在各种场合普遍议论一次干部，人们称之为难过的三关：年终总结关，群众舆论关和家庭关。算一算你这一年对集体有多大的贡献，说一说你公德和纪律方面有什么毛病，如果你干得不怎么样，那么你不仅在村里抬不起头，在父母、老婆、孩子那里都交待不过去。
歪风邪气在大邱庄成不了气候，一个人做错了事想滑过去也没那么容易，你随地扔块瓜皮、摘朵花都有人管，在老百姓心目中，是公共财产，哪怕是一草一木也要爱护。
大邱庄成立了一个道德委员会，这是由十几位退下来的老党员、老干部组成的，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党员在村里负责调解邻里纠纷，主办婚丧嫁娶，管理集市环境卫生，评比好儿媳妇等等。用老人们的话说：“凡是不道德的事，我们都管，凡是道德的事我们都提倡”。
综合治理的结果，产生了好的党风和民风，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培养了大邱庄人的荣誉感，不论党员还是群众，不论大人还是孩子，都为大邱庄争光。
大邱庄有一句口头禅：“不愁吃不愁穿就愁事业没发展”，他们把建功立业当做一种人生追求，所以大邱庄人总处在一种不断的进取中。今年以来，他们在治理整顿中，又提出了“三清”，即清财物，清人员，清思想。大邱庄人要为后代留下更多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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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和共和国一起诞生
杨候弟（藏族）
我们多民族的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了。作为民族工作者，总想说点什么，以表心迹。
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个民族问题，是我们人类最大的难题之一。有一位老资格的西方人士曾断言：资本主义几百年没能解决的民族问题；社会主义才几十年就想解决，不可能。
前不久，一位致力于各国民族政策比较研究的学者，在中国大陆转了一圈之后说：看来中国的民族理论和政策是最好的。
中国各少数民族作为客观存在的实体，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已有几百年、上千年乃至几千年的历史了，但他们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平等地位的获得则是本世纪40年中的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个共和国的旗帜上写着“社会主义”。正是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命运才开始发生了深刻的质变。他们同共和国并不同龄，但确和共和国一起诞生。
首先是得到了承认。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人发明了一种把种族和民族划分为优等和劣等的理论，而且成为一些统治者实行种族和民族压迫、对外侵略和扩张的理论依据。旧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大致也是这样行事的。看看那时的象形汉字，在许多少数民族的名称上都要加上诸如“犭”和“豸”这样的侮辱性偏旁。尽管少数民族同样勤劳、智慧、酷爱自由和富于革命传统，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曾作出过自己的贡献，但他们并没有得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废除了民族压迫制度，宣布中国各民族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一切对少数民族侮辱性的称谓、碑碣和匾联，包括前面提到的少数民族名称的侮辱性偏旁，明令一律禁止。这件事，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可能都不甚了了。但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民族关系史的一个重大变迁。
再就是实现自治。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也是在这40年间实现的。经过40年的努力，现在，我国已建立154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5个自治区，30个自治州，119个自治县），55个少数民族中，除10个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外，有45个实现了区域自治，实行自治的民族人口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4％。此外，作为民族区域自治的补充形式，全国已建立1400多个民族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区域自治的法制建设得到加强，建国以来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民族区域自治法》已公布实施，与之相配套的法制建设工作也已逐步展开。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一大创造，是唯一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今天，在有人进行分裂祖国的鼓噪的情况下，强调一下认识国情的重要性是必要的。历史的发展，使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族及少数民族之间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和交错聚居的分布局面。由于自然条件等原因，在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在不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存在着长期形成的经济分工和经济交换，存在着各民族在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关系。在文化上，各民族也是互相吸收、彼此丰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这种情况使各民族间形成了一种凝聚力，特别是在遇到外侮时，这种凝聚力表现得更强。在近代，中国国力日衰，国际气候对中国也十分不利，帝国主义列强为了瓜分中国，对各民族一直采取各个击破、分而治之的策略，在少数民族中策动所谓“民族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变化，但国际资本主义势力分裂中国的企图没有改变。近年来西藏拉萨发生的骚乱事件就是证明。这类分裂活动虽然打着“民族独立”的旗号，但同国际资本主义势力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严峻的事实证明，我国各民族被分裂危险并未过去，所面临的选择是两个：要么被各个击破，成为资本主义的殖民地或附庸；要么依靠各民族团结的力量战胜资本主义的进攻，求得统一图存、共同发展繁荣。我们只有后一种选择。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确立，正是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的，是历史的必然，是各族人民的选择。
第三、就是先进民族对后进民族的帮助。马列主义的民族平等观还要求胜利了的先进民族的无产阶级要“以对待自己的不平等来抵偿生活上实际形成的不平等。”这是40年来我们党和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一个指导原则。它集中体现在《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法规及规章中。在这一原则指导下，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少数民族有许多照顾和优惠政策，如在对少数民族的招工、招干、招生乃至计划生育上都有照顾，而这对比较先进的民族来说，许多方面是享受不到的。
当然，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大国里，彻底解决民族问题还有许多事情要作，还要走很长的路，但回顾这40年的历程，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中国式的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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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横不攀，竖不比，认认真真抓自己”
——辽源市创造廉政“小气候”
本报记者 李安达 徐如俊
一位副乡长家建房，申报送到县里没等批下来，就擅自动手建起了一座111.3平米的住房，比应审批面积超出了30多平米。新房建成没有住上，被责令退出，党内受到警告处分，并在全县通报批评。
这件事发生在吉林省辽源市。
从领导干部做起
为解决群众意见较大的干部住房问题，刹住以房谋私、多占住房的歪风，1987年，辽源市成立了“清房领导小组”，抽调了1190多名干部，对全市47048户公房和补贴出售的房屋进行了全面清查。在这次清查中，共查出有各类问题的房屋1914户，其中构成违纪问题的309户。市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公开处理，在全市引起了很大震动。
市房产局原局长兼党委书记，在工作中曾做过不少贡献。但他利用职权，为自己安排超面积新房，并要下属单位出资为其超标准装修。问题被揭露以后，他四处进行活动，试图掩盖错误。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有关部门不手软，对他进行严肃处理，党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免去局长、党委书记职务，超标准装修费用由个人支付，房屋被没收。
从1985年到今年上半年，辽源市已查处各类党员干部违纪案件902起，其中查处副县级以上党员干部24名。
市纪委的同志对我们说，推行廉政制度，关键在于领导干部。
加强制约监督措施
近几年，辽源市委在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的同时，坚持每纠正一股歪风，就相应制定一项制度。然而，有些制度虽然多次修订，但问题照样出，胆大的人照样视若无睹。
原因何在？辽源市委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制度的制定过程公开程度不够，只有少数人知道，缺乏群众基础；二是制度本身不健全，只讲应该怎么办，必须怎么办，忽视了不执行怎么办；三是制度颁布之后，检查处理工作不及时，给不执行者留了空子，提供了机会。
今年年初，辽源市新制定的关于住房问题、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等三项全市性制度，每项制度形成之前都在全市104个县级党政机关组织干部讨论，征求各方面人士意见，让大家出主意，同时还增加了不执行制度的处罚条款，收到良好效果。
曾经风行一时的领导干部坐车上下班问题，在今年制定的《党政机关小汽车管理使用的规定》中，明确了可以坐车的干部职级、年龄、身体状况和上下班路程等，并规定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坐车，必须本人申请，经职工民主评议，领导班子批准，最后报机关党工委，在本单位公布。这样一来，谁可以乘车，谁不够条件，大家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东丰县各级领导干部上下班全部骑自行车，无一人要汽车接送。有时坐车下乡回来晚了，也是先到机关，然后骑自行车回家。在东丰县已经形成一种风气，小车开到家门口，不是什么可以炫耀的事了。
内部制约，外部公开。过去在一些“窗口”部门，常常以“保密”来保留“特权”，现在市委、市政府要求凡是容易产生权钱交易的事、群众着急的事、犯猜疑的事，都要尽量公开。去年9月，经省政府批准，市人事局为工商、税务、公安等部门从社会上招干161人。消息是通过广播、电视和宣传栏传出的，不仅公开了招干的人数、具体的条件，还告示大家：统一报名，统一考试，张榜公布，择优录取，欢迎群众监督。结果整个录取、分配过程，没有一个找关系的，事后也没有一个上访的。
转变作风，提高信誉
推行廉政制度，促进了党风、社会风气和干部作风的转变。东辽县有个宴平乡快乐村，名为“快乐”，实则是全县最偏僻最贫困的村子，当地农民已经10多年见不到县里干部去那里了。全村826口人，人均负债126元。今年春天，县委书记林源带领12名干部到村里蹲点，吃住在农民家里，同农民一起研究落实脱贫措施。县里解决部分资金，帮助村里新开辟水田500亩，新栽果树5000多株，还修了一座长32米的跨河桥，结束了村民汛期难出村的历史。
“夫妻局，父子科，儿子开车老子坐”在东丰县曾被人们当作笑话传说，实际上也反映了群众的一种不满情绪。目前，全县25名副局以上干部全部实行亲属回避制度，主动把自己的子女亲属调离了本单位。今年上半年，这个县45名干部调动，全部在3天内到位，没有一个接受吃请送礼的。
辽源市委一位负责同志对记者说，廉政建设抓与不抓不一样，辽源认真抓了，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支持，收到了好的效果，但不等于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他说，到目前为止，仍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在当前治理整顿的环境下，“谁先廉政谁吃亏”。有些单位不得不采取“双轨运行”的办法，“对内管死，对外放宽”。市委在这一点上态度很明确，叫做“横不攀，竖不比，认认真真抓自己”，要动真的，抓实的，努力创造辽源廉政的“小气候”。市委并且提出，要把党政机关推行廉政制度的好办法好经验，逐步向企事业单位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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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勇斗凶犯 为民捐躯
——记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模杨光斌
张敢 王齐生 刘树明
今年8月4日，公安部发布命令，追授湖北省襄樊市公安局民警杨光斌同志全国公安战线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只要一息尚存，就不能让凶犯逃掉
6月9日凌晨，一阵清脆的枪声震憾夜空。“有人持枪抢劫！”湖北省襄樊市公安局迅速设卡堵截，张网以待。市樊东公安分局清河口派出所民警杨光斌等同志守候在清河桥头，准备缉拿持枪案犯。所长刘福祥悄声问：“光斌，他们有冲锋枪，怕吗？”杨光斌淡淡一笑说：“搞我们这行的，只要有一口气就不能让罪犯跑掉！”
上午11点，所长安排杨光斌等同志回所继续办理6月6日抢劫案。案犯杨波等3人在襄阳县医院抢劫作案，杨犯被现场抓获，另两犯逃走。几经周折，才迫使狡猾的杨波交待出同伙李兴章及住处。
当晚9时许，杨光斌带领民警毛清河和治安联防队员郑兴雄、鲁顺群，押着案犯杨波，穿过狭窄的小巷，来到大庆东路一户居民家附近。杨波指着二楼北侧有凉棚的房间说：“那儿就是李兴章租的房子”。
杨光斌和郑兴雄迅即上楼。小郑敲门，屋内问：“谁？”杨光斌答：“我！”屋内又问：“你是不是高小林（李兴章的同伙）！”杨光斌机警地“嗯”了一声。门徐徐打开，郑兴雄急速推门进屋。这间不足7平方米的小屋，正混居着两男两女。李兴章见是派出所来人，大吃一惊，“嗖”地从床上站起，端着崭新的轻型冲锋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杨光斌、郑兴雄，凶神恶煞地吼道：“出去，给老子出去！不出去就开枪！”
杨光斌镇定自若。职业的敏感，使他立即看出这不是一般的案犯，而是极度疯狂、持枪抢劫的凶犯。他强压怒火，巧妙周旋：“小李子，莫胡来，你老爹李天书叫我来找你回去，他很挂念你”。凶犯狂叫：“你们莫来这一套，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杨光斌见穷途末路的案犯凶相毕露，右手敏捷地从枪套里拔出手枪，推弹上膛。
杨光斌用眼神示意小郑从后窗翻进夺枪，小郑心领神会，正欲动步，狡猾的李兴章咆哮道：“你们休想夺枪！”
案犯李兴章狗急跳墙，凶恶地扣动扳机“哒哒哒……”枪口喷出一串罪恶的蓝光。
几乎在同时，杨光斌英勇还击，连射两弹，击中李犯胸部、腹部。李犯“啊”地惨叫一声，捂着伤口，靠在墙上，拉熄电灯，冲出房门，正欲对居民区群众扫射。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中五弹生命垂危的杨光斌以惊人的毅力，打响了最后一枪，李兴章当场毙命。
郑兴雄头部中弹，壮烈牺牲。杨光斌倒在殷红的血泊中，干警们将他抬往襄阳县医院。然而，年仅35岁的杨光斌却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杨光斌带着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罪犯的刻骨仇恨走了，走得那样匆忙！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党组织虽已将他纳入今年“七·一”发展计划，他还没来得及填写《入党志愿书》；9岁的儿子考试后，他还没来得及看看成绩通知单；老母亲胳膊摔断，也还没来得及带她到医院治疗……
公安干警化悲痛为力量，围截追捕，深查细访，仅16小时就将7名同案犯全部抓获。
从基干民兵到反扒能手
杨光斌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初中毕业后他当上了基干民兵。一天晚上，他发现有人从襄阳轴承厂偷出一个电瓶，上前拦住，夺了下来，送回工厂。事后，村里有人劝他少管闲事，他说：“坏蛋做坏事，我就要制止！”他刻苦训练，成了远近闻名的“神枪手”和“擒拿能手”，被提拔为基干民兵排长。
1974年8月，杨光斌被市公安局选拔担任收审所看守员，一年后转为民警，实现了当人民卫士的愿望。
面对这个身强力壮的小伙，队长满意地点点头说：“好，你就到反扒队吧！”到了反扒队，杨光斌一干就是七年，侦破记录本上记载着一串数字：7年共破获扒窃案件210起，抓获扒手420名，是全队反扒能手。
1981年秋，为抓一个扒手，杨光斌从火车站追到新华路。扒手翻墙跳入粪池，他也翻墙跳入粪池。在齐胸深的粪水中，展开了搏斗，扒手乘杨光斌没站稳，猛扑上去卡住脖子往粪水里按。杨光斌呛了几口粪水，乘势来个“水中捞月”，接着转体锁喉，制服了扒犯。
今年春节刚过，清河口派出所不断接到报案电话。所长把侦破几起盗窃案的任务交给杨光斌。杨光斌明查暗访，根据群众提供的情报，与全所干警一道，挖出一个重大盗窃团伙，破案81起，其中大案10起，逮捕案犯15名，缴获现金和赃物折款21000元。
廉洁秉公是他的座右铭
1988年10月，市电子工业局基建科科长的儿子张建军因盗窃作案被收审，杨光斌经办这起案件。科长多方打听杨光斌住址，三番五次登门送礼，想要杨光斌“高抬贵手”，杨光斌婉言谢绝了。科长又在市二招大摆宴席，又被杨光斌推辞了。这位科长不相信世上还有不爱钱的人，他打听到杨光斌父母住郊区因房屋破旧急需一些木材、油漆和钢筋后，马上找到杨光斌，悄声地说：“你父母房子的建筑材料我都包了”，接着又说：“这事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出什么问题的”。杨光斌义正严辞道：“我是急需这些建筑材料，但我不能拿权力做交易”。
在杨光斌牺牲前，因帮父母建房欠款1000多元。
杨光斌秉公办案。他的顶头上司的弟弟扒窃作案，他先后抓获3次，最后落实材料，将其送劳教3年。有人向他反映，某领导干部的儿子作案，你们敢不敢抓？杨光斌得知后跟踪这位领导干部儿子，正当他作案后准备溜走时，杨光斌一个箭步上前，将其抓获，押回刑警大队。好心的朋友为他担心说：“你不怕他们给你穿小鞋？”杨光斌说：“我只认法不认人。不管什么人只要他犯了法我就要管！”
杨光斌、郑兴雄牺牲后，湖北省人民政府批准杨光斌、郑兴雄二同志为革命烈士。襄樊市委追认杨光斌同志为中共正式党员，市政府追授杨光斌同志“顽强歼敌英雄民警”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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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情洒山乡的“鸿雁”
赵宝玉
在北京燕山深处的十渡山区，在京原线路列车钻山穿岭的隘口要道，分散驻守着一个个身着橄榄绿警服的铁道卫士。在他们当中，人称“山乡鸿雁”的玄绪华，是一名普通的武警通信员。
二十出头的玄绪华，除了每天都要翻山越岭钻行隧道为战友们投递报刊、信件和购买日用品外，还坚持徒步20多里的山路，为驻地的车站、学校、敬老院等13个单位和群众义务投递报刊信件。
每当玄绪华挎着邮包迈进邮电所的大门，眼看着那一叠叠厚厚的信件十天半月也送不到群众的手里时，他想，自己是部队的一名通信员，如果能在工作之余帮助群众解决通信难的问题，那该多好啊！他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部队领导的支持。从此，玄绪华便当上了山乡群众的“义务邮递员”。
虽说投递报刊、信件并不是件难事，可在山区就不那么容易。开始，小玄对分散居住在山区的群众都比较陌生，为了尽量少走弯路，使信件准确地能送到群众手中，他时常带着个小本子，对周围十几个单位人员的住址、姓名、原籍，以及他们订阅的各种报刊进行分类登记，并且自制了一幅投递路线图。
一天，玄绪华送信走在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深谷时，下起倾盆大雨，他赶忙脱下警服，把信件裹住，紧紧抱在怀里，跌跌撞撞地行进在羊肠小道上。当他像泥人一样出现在收信人面前时，一位大嫂心疼地说：“看你这孩子，为了我们大伙，连命都不顾了！”
常言道：儿行千里母担忧。一次，小玄突然遇到一封从河北发来的“北京十渡田二娃”收的来信，小玄拿着这一封既无收信人详细地址，又无邮政编码的信件，连续找了三天都没有找到收信人，回驻地后，他听人说，煤建那儿有50多个新近招来的青工。于是，他又拿着这封信一路询问，终于找到了那个乳名叫田二娃的青工。这个名叫田二娃的青工，是个独生子，出远门后，年迈的母亲心脏病发作，幸亏小玄将信送到，才使他及时赶回家里。
3年多来，玄绪华在崎岖的山道上徒步行程4万多里，为群众义务投递信件15000多封，邮包1000多个，汇款单800多个，他用一颗滚烫的心，温暖着山里人。他被团中央授予“全国新长征突击手”的光荣称号，并年年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