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忠心赤胆 鞠躬尽瘁
——深切怀念韦国清同志
解放军总政治部
1989年6月14日凌晨零点29分，猝然传来令人悲痛的噩耗，我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军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领导者、共和国少有的壮族出身的国家领导人、具有突出领导才能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韦国清同志离我们而去了。
没有遗嘱，没有留言，唯有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怀着对6月初发生在北京地区的反革命暴乱的极大关注；对平息暴乱后党与共和国的前途充满必胜的信心……
国清同志出生于广西东兰县壮族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走出小学校门时，正逢大革命的烽火迅猛燃向全国，广西右江地区的农民运动亦得到迅速发展。在民主革命思潮的耳濡目染下，他看到了穷苦大众的希望，中华民族的未来，从而萌生了献身革命的意愿。大革命失败后，他那最初担任区农民协会副会长，后又参加农民自卫军的父亲，惨遭反动当局杀害，家庭亦被摧残，于是，还不满15周岁的国清同志，以坚定的革命信念，毅然投入农民运动和群众武装斗争，成了农民自卫军的一员。192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参加了由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领导的著名的百色起义，并被编入红七军。1931年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
国清同志作为一名胸怀崇高革命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最令人敬佩的是：无论处于何种艰难困苦的情况，都能以顽强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指示和决定，并结合斗争实际，努力完成任务，开拓局面。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后，党中央于1935年元旦这一天，在乌江南岸的猴场召开政治局会议，又一次否定了博古的错误主张，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已确定的战略任务。按照党中央的决定，红军立即准备越过乌江。当时，为强渡乌江架设浮桥的任务，落在了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官兵的肩上。担任特科营营长的国清同志，深感这一任务能否胜利完成，对全局战略行动至关重大。他毫不犹豫地亲自带领工兵连，在团长陈赓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星夜急行军60里，赶到边界渡口，组织部队克服器材短缺、水深流急等种种困难，砍竹、伐木，扎竹排，及时把浮桥架到乌江对岸，为中央红军迅速跨越乌江、直下遵义创造了有利条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期，国清同志由新四军九旅政委改任旅长。1942年12月上旬，九旅第二十六团在配合外线主力拔除金锁镇日军据点后，即转移到江苏泗洪县朱家岗地区。而日伪军1000余人，也由青阳镇、洋河、归仁集成三路偷袭朱家岗。二十六团在国清同志的指挥下，全体指战员沉着应战，先后打退敌10次冲锋，终将敌击溃，取得了粉碎日伪军对淮北地区30余天“大扫荡”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国清同志识大体，顾大局，具有把个人和局部利益置之度外，时时事事处处以全局利益为重的高度的革命自觉性，言行一致地做到了一切听从党调遣，叫打就打，叫走就走，无私无畏，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热情。解放战争时期，国清同志率部担负了许多牵制、阻击任务。他从无怨言，总是以大局为重，纵观战役敌我势态，审时度势，捕捉战机，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1947年2月，国清同志时任华东野战军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为诱使从新安镇进犯临沂之敌东援，以便寻歼援敌，他奉命指挥所部歼灭国民党第四十二集团军。为了不被敌察觉，他率部夜行昼伏。在接到命令当晚越过陇海铁路，第二夜又绕到国民党黄百韬兵团后面，在江苏省东海县白塔埠地区，一举歼灭四十二集团军总部和第二、第四师，活捉了该集团军司令郝鹏举，待黄百韬兵团发觉企图增援时，国清同志率二纵队已胜利结束战斗，返回陇海铁路以北。随后，他又率部绕过临沂，发扬我军不怕疲劳、不畏艰苦、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立即投入莱芜战役。同年在孟良崮战役中，国清同志率二纵队与第七纵队在青驼寺担任阻击国民党第四十八、第八十三师的任务。面对敌人的多次疯狂进攻，他指挥若定，以与阵地共存亡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与敌血战三昼夜，终于将援敌打退，对保证主攻部队全歼国民党军精锐部队整编第七十四师起了重要作用。1948年解放战争即将转入全面反攻阶段前，国清同志调任苏北兵团司令员，率部由山东胶县以南地区南下，独当一面，担负苏北战场的作战、执行吸引山东部分敌军南下和策应中原我军作战的任务。在短短5个月中，他率部连续发起了益林、盐（城）南、陇海路东段、众兴（泗阳）、涟水等战役、战斗，共歼敌两万余人，有力地策应了我军山东、中原战场的作战，进一步改善了华中地区的战争形势。在规模空前、战场广阔的淮海战役中，国清同志指挥的部队，主要也是执行打援、阻援的作战任务，只是在战役的最后阶段——围歼杜聿明集团时，才由牵制、阻击转为攻击的三个突击集团之一。对于这一切，他都是胸怀全局，坚决执行命令，率领干部战士英勇奋战，夺取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国清同志机智灵活、英勇善战，既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又有缜密善断的谋略与卓识。在长期的军事斗争中，他善于学习、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通过“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作出正确的判断和下定正确的决心，适时地、正确地去决定作战部署，打有把握的仗。因而跟随他作战的指战员们，都感到心里踏实、放心。不少老同志都亲切地称他为“小诸葛”。解放战争中，国清同志在淮海战役歼灭黄百韬兵团、攻占宿县、孤立徐州的第一阶段作战中，率二纵队、十二纵队、中原野战军十一纵队和两个炮兵连，执行侧翼打援、威逼徐州的作战任务。从整个战役发起至战役的第一阶段结束，整整半个月的时间，战场的情况瞬息万变。当他率部进抵陇海铁路后，出现了黄百韬兵团西逃，何基沣、张克侠两将军率国民党第三绥靖区2万余人起义的新情况，国清同志即依据变化了的情况，改变了原来的部署，由从驻守新安镇至阿湖地区、海州地区两敌中间挺进楔入，后转向西南，从黄百韬兵团南侧向前赶超。他率部不顾连日奔袭的疲劳和缺粮的困难，向徐州东南方向疾进，在途中与国民党军第一○七军遭遇时，他果断指挥部队进行追击、围歼，迫使该军军长孙良诚率军部和一个师投诚，同时歼灭了窜逃的另一个师。随后率部抵近威胁徐州，挡住了黄百韬兵团逃向徐州的退路，并两次组织四至五个纵队并列猛攻国民党军邱清泉兵团右翼，牵制邱兵团六个师的兵力，减轻了正面阻援部队的压力；同时与中原野战军互相呼应，从东北方面威胁蚌埠之敌，迫使国民党军李延年、刘汝明两个兵团不敢放胆向北增援，保障了主攻部队歼灭黄百韬兵团。
国清同志常说：一个革命者应该哪里艰苦就到哪里去。这简明朴素的语言，鲜明地反映了他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崇高的政治品质。国清同志说到做到。在战争年代，他不畏强敌、不避艰险、艰苦奋斗、勇挑重担。1939年冬，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命令抗大一分校由晋东南深入到山东敌后办学。总部领导最初曾决定让他任一分校的校长，但他考虑到自己从长征前就开始从事学校教育工作，请求总部领导将他派至抗日最前线。1940年1月，徐向前同志原先准备分配他到胶东一个条件比较好、人数比较多的支队去，但他再三要求到条件比较差和艰苦的地方去，后来不得不把他派到由数支游击队组建才一年多、人数只几百人的陇海南进支队去任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组织上曾决定将他调至北京，从事外交工作。他正在着手进行准备时，越南政府向我国政府提出派军事顾问团赴越南的要求。1950年，我国政府决定指派国清同志担任军事顾问团的团长，他立即打点行装，毫不留恋舒适的和平生活、毫不考虑个人职务的高低，从硝烟才散、炮声刚停的战场上又坚毅地率领中国军事顾问团走向越南的丛林。为此，他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口表扬。同年，在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他参与组织了边界战役，粉碎了法军从高平至谅山一线的全部防御体系，扭转了越南北部战场的战局。以后，国清同志率军事顾问团又协助越南人民军组织了中游、东北、宁平、西北、上寮等一系列战役。1954年他不顾病痛，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在参加指挥对越南抗法战争胜利具有决定意义的奠边府战役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国清同志在军队工作期间，始终坚决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注重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一贯重视我军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表现出了突出的政治工作领导才能。1940年春，国清同志调至二路军陇海南进支队。该支队是于1938年12月新组建的地方游击部队。随着形势的发展，南进支队又先后编为八路军五纵队三支队、新四军三师九旅。国清同志则一直担任政委职务。1941年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发出将新四军部队建设成为正规化党军的号召。国清同志按照党的建军方针、政策，有针对性地结合部队具体情况，正确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团结全体干部，抓好部队党的基层组织和思想工作建设，并发挥仅有的少数红军骨干的作用，使全体指战员同心同德不断提高自身战斗力，从而使这支抗战开始后才组建起来的革命队伍，在不长的时间里，就锻炼成为一支“在全军（新四军）来讲，艰苦奋斗精神堪称模范”的部队，1942年春，当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在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曾提到“九旅是华中抗战后，新成立部队中之成绩较优者，它已经成为正规化党军之一部，并创造了一些优良作风，战斗力提高了，它在开辟和恢复皖东北和苏北根据地工作中，有相当大的成绩。”这自然包含了九旅政委国清同志所作出的努力和付出的心血。1977年至1982年，国清同志出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主持领导全军政治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内乱和林彪长期对军队建设的干扰、破坏，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整个国家的情况一样，受到严重的损害，积存着不少难题。在这5年的时间里，国清同志深入部队、边防海岛，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在军委主席邓小平的直接指导下，继承古田会议以来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总结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斗争中，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分析了我军新的情况，就迅速纠正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部队建设造成的危害，肃清“左”的影响，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出了不少重要决定，制定了许多重要政策，并处理了大量棘手的问题。他先后组织召开了4次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组织全军政治工作高级领导干部在全军政工会议上，先后着重研究、讨论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军队政治工作建设的问题；政治工作如何围绕以加强党的建设为中心，带动现代化革命军队建设各个方面工作的问题；军队加强政治思想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提高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保证部队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和发扬革命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建设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干部队伍，加强基层建设，整顿各级党委和机关的思想作风等一系列重大问题。1978年5月，国清同志在全军政工会议上作报告，着重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做好政治工作，真正保证部队战斗力提高的问题。他明确指出，提高政治觉悟出战斗力，苦练战术技术出战斗力，优良作风出战斗力，严格纪律出战斗力，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出战斗力，提高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科学文化知识也是战斗力。政治工作如何从各方面发挥作用，平时培养和提高部队战斗力，这是一个新的重要问题，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国清同志为肃清“左”的流毒、影响，拨乱反正，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继承发扬我军政治工作优良传统，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全面整顿部队、促进部队精神文明建设，加速部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清同志为人胸怀坦荡，光明磊落，无论走到哪里都坚决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持搞五湖四海，从不搞个人的小圈子。到广西时，他随身只带了一名警卫人员，调至总政治部时，跟随他的仅多了一位秘书而已。即使处在十年动乱，那样困难、复杂的局势中，他也能跳出个人恩怨的漩涡，一视同仁、平等地对待群众和干部。国清同志一生坚持原则、严以律己、清正廉洁、克己奉公。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从不为个人、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谋求私利和特权。战场缴获的胜利品，他一点不沾。下部队检查工作，绝不允许加菜。在越南患胃溃疡，也不提任何特殊照顾，只靠稀饭支撑自己的身体。地方企业送审的新产品，审定即退，不准以试用等名义留作己用。1977年他任总政治部主任后，有的同志想把他的一个子女调进部队，他知道后马上加以制止。他的两个弟弟至今仍在乡村务农。检查工作中，他不仅接触团以上干部，还直接到团召开有连排干部参加的座谈会，并且不拘形式。他主持总政工作中，尽可能不采取画圈的方式而以办公会的形式研究解决问题。在贯彻执行党的高级干部生活准则中，规定原配发的东西，有的需要退还时，他立即上缴。从这些平凡的事情中，反映出他一个共产党员清正、无私的高尚品德。
国清同志坚定的共产主义信抑、顽强的革命意志，崇高的情操和优秀品德，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他所创建的革命功绩，永载史册！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邓政委带领我们过好胜利关
——重新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克服西南党内不良倾向的报告
何正文
最近，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文选》是一部贯穿着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著作。《文选》收集了小平同志从1938年到1965年期间的重要讲话和文献，其中有不少篇章过去曾学习过，有不少讲话过去曾亲耳聆听过，现在重新学习，倍感亲切。特别是小平同志1950年6月6日在中共重庆市第2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的报告，深深地吸引着我，使我更加体会到这篇光辉论著不但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而且对当前和今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9年11月，第2野战军第3兵团遵照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的命令，和友邻部队密切配合，将国民党军3万余人歼灭于南川以北，乘胜解放了西南重镇——重庆。当时，我任3兵团第32师师长。翌年初春，我32师完成了重庆警备任务后，即奉命开赴大竹地区执行剿匪反霸、建立和巩固农村政权的任务。但是，在全国胜利面前，我们队伍里有一部分同志开始滋长贪图安逸和享乐思想，不愿到艰苦边远地区去开辟工作，认为“我们解放了重庆，就该留下来享受城市生活了”，有的同志在生活上闹优待，住房要住好房子，没有电灯的房子还不愿住。一些党员干部居功自傲，脱离群众，看不起党外进步人士，官僚主义严重，特别是个别领导干部经受不起胜利的考验，开始出现蜕化、腐朽思想和行为。这些问题，都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威信，破坏了党的凝聚力，严重地影响着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剿匪和土改任务的完成。
针对胜利后党内思想上出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平同志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要进行第3次整风的精神，立足全局，在报告中总结了前2次党内整风的经验教训，充分说明了这次整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鲜明地提出：“我们面临3万万人口的新区，干部又比较分散，发生的问题很多，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前进，所以必须整风”。对整风中主要抓什么？小平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一个是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他认为：只有首先从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自身做起，坚决克服特殊化、腐化和官僚主义，才能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团结大多数，开辟新的工作。他深刻阐述了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极端重要性，强调：西南工作的根扎得正不正，就看共产党干部的作风正不正，“如果作风不正，根扎歪了，就会贻害无穷。”他严肃批评了少数党的干部出现的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和腐化行为，并进一步说明了坚持党的统一战线的必要性，指出“如果抛弃了统一战线，革命还要遭受损失”，如果“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团结好，能够做好工作吗？小圈子主义的危险性，难道还不明显吗？”小平同志还如实地分析了产生蜕化、腐朽的思想根源，要求在新的形势下更要坚持从严治党，告诫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过好胜利关。在紧张的剿匪斗争中，我们师党委认真传达和学习了邓政委的报告，深刻感到小平同志把毛泽东思想与西南的实际相结合，紧紧抓住了胜利后党内出现的要害问题，他的报告是毛泽东同志建党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以邓政委的报告统一思想，边剿匪边整风，首先从我们师的主要领导同志检查起，教育全体党员克服一切享乐思想和腐蚀思想。部队通过传达教育，对一些同志出现的腐化思想和无纪律现象，深入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有一名曾立过大功但胜利后追求享受的同志深有感触的说：“要当共产党，就得一辈子为人民着想，一辈子艰苦奋斗”。师党委决定，对有严重蜕化、腐化行为的党员，不论战斗中功劳多大，都坚决按照党纪给予了严肃处理。当时，在兵团范围内少数高级干部，有的被开除党籍，有的被留党察看或撤销职务，有的给予记大过处分。这次整风，对部队振动很大，挽救了一大批党员干部，许多党外人士看到了共产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地积极为党开展工作。我32师在对土匪实施强大军事打击的同时，一方面整顿、纯洁党员队伍的思想和组织，一方面深入群众，发动匪属，团结上层进步人士，先后迫使以曹老儿为首的大小4股土匪缴械投降。截至9月，全歼了大竹地区散匪、股匪共4.2万余人，农村政权进一步巩固。后来，我调任川东军区参谋长，在成都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第18兵团经过改造后，当时已编入川东军区部队，兵团司令官李振、副司令官鲁崇义两将军任川东军区副司令员，我遵照邓政委关于统一战线的本质就是团结大多数的教导，积极主动地与他们商量工作，征求意见，直到后来很久我们之间仍然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邓政委的这篇报告至今虽然近40年了，但仍然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过去战争年代，如果搞官僚主义、搞特权，脱离群众，就会被敌人打垮。那时候，做为一名党员就意味着要自觉地为人民、为革命吃苦，甚至流血牺牲。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们党成了执政党，40年的和平，40年的发展，在党内的确有一些同志经受不起执政的考验，有的同志闯过了血与火的生死关，却过不了摆满鲜花的和平关，他们受到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袭，拜倒在金钱脚下，见利忘义，奢侈腐化，贪赃枉法，损公肥私，严重地损害了党的威性，败坏了党的作风，败坏了党的纪律。对此，广大人民群众是极为不满的。今天重新学习这篇报告，可以使我们总结过去，考虑未来，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更好地坚持谦逊朴素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更好地把广大群众凝聚在党的周围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小平同志铲除腐化的思想是一贯的。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不论是在晋冀鲁豫，还是在中原，特别是取得胜利以后，小平同志都十分强调保持和发扬毛泽东主席倡导的艰苦朴素和谦逊谨慎的思想、工作作风，他不止一次地教导我们：共产党是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必须具有纯正的作风。他严于律己，在生活上从不搞特殊，重庆解放不久，由于国民党的长期统治，弄得民生凋敝，百业待兴，他特别强调房子要挤着住，多的房子拿去出租，以增加国库收入，他身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与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总工会主席蔡树蕃同挤在一栋陈旧的两层小楼的房子里住。他时常告诫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不应当计较享受。要弄清楚，我们的生活不能脱离社会的生活水准。”有个单位利用顺便飞机带火腿，邓政委得知后，立即明令这个单位的领导作出深刻检查，并对主要责任者给予了严肃处理。对高级干部，邓政委要求更加严格，有个师级干部立过战功，但进城后追求享受，腐化堕落，给党的威信造成极坏影响，最后被清除出党。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小平同志多次告诫全党，不重视坚持抓好反腐蚀斗争，就可能毁掉一部分党员干部；他反复强调，端正党风的关键，是抓好各级领导干部。1979年11月，他在党政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报告中，尖锐地批评少数领导干部做官当老爷，搞特殊化，“脱离群众，脱离干部，甚至腐蚀自己的子女和家庭，把风气带坏了”，对防止腐败，廉洁奉公，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讲得十分透彻、精辟。平息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小平同志又一次强调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
今天，我们学习、贯彻小平同志关于《克服目前西南党内的不良倾向》的报告，首先要在思想上充分明确，保持廉洁，防止腐败，这不仅仅是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也不是由谁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而是因为共产党领导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担负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任，面临着执政与改革开放的严峻考验，是党的历史使命和领导责任的必然要求，是区别于一切政党的根本标志之一。要充分看到与腐败现象作斗争是长期的、艰巨的。任何时候，共产党人都不能解除思想武装，都不能丢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思想武器，世界观的改造一刻也不能停，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也不能丢。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带头廉洁奉公，带头艰苦奋斗，时时处处做广大干部群众的表率。小平同志时常提醒我们“让群众来监督，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因为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此毫无任何私利。对人民赋予的权力，要像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样，权高不忘责任重，位尊不忘公仆心，把为政清廉做为自己的政治生命之本。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重新学习小平同志的这篇报告，深感他的思想和观点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有很强的政策性和针对性，有一股所向披靡的锐气。只要我们自觉地、创造性地把这些思想贯彻于实际工作中，我们的党就能永远保持生机和活力，我们的党员干部就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所信赖的社会公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