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风雨过后访中银
本报记者 黄幸群
6月初，港澳中银集团各行发生了客户挤提存款的风潮。风雨过后，记者访问了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主任黄涤岩。
实力信誉显威力
黄涤岩说：“香港的金融市场比较敏感，也比较脆弱。过去曾经多次发生过银行挤提风潮。如1965年发生的大挤提，持续了将近10天，结果两家华资银行倒闭，一家被收购，许多工商企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一次挤提，来势之猛及其广泛程度，都比过去几次挤提风潮严重，但只一天多的时间就平息下来了，为什么？我看最重要的是我集团有雄厚的实力和良好的信誉。”
他说：“中银集团14家姐妹行，历史悠久。中国银行在香港开业已70多年。其他的姐妹行最年轻的也都有30年以上的历史，各行制度健全，基础稳固。特别是内地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近5年集团的存款总额，平均每年增长30％以上，放款总额的增幅也与此相当。集团总资产成倍增长，盈利不断提高，集团的资金实力日益增强。现在，中银集团已是当地公认的第二个最大的金融集团。”
黄涤岩认为，港澳中银集团的实力，还体现在它是中国银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英国《银行家》杂志最新公布的排名，在世界1000家大银行中，按资本额排列，中行名列第12位。“正是因为我们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所以当风雨到来时，我们才能够灵活调度，应付自如，并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最佳的服务和最高的效率满足客户的每一笔提款，赢得了广大客户的信任。”
记者了解到：一位在中银开户的东南亚大商户，听到香港挤提，马上乘飞机赶来，但当他知道了具体情况，立即相信中银集团不存在外界所渲染的危机。他一个钱没有提，下午就坐飞机回去了。
根植于斯 服务于斯
“除了集团的实力，还有哪些因素呢？”记者问。
黄涤岩明确地说：“社会的广泛支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的，在风潮中，香港政府财政司、金融司等有关官员立即公开发表讲话，指出“在港中资银行是香港银行体系的一个部分”，“市民向中资银行提取所有存款，不单影响到中国银行及其姊妹行，整个香港银行体系亦会因此动摇”。财经界、学术界和其他社会人士不断在报章、电视、电台上呼吁，劝告市民不要去“中银”挤提。有的工商界客户不但没有把钱取走，反而向“中银”存款。不少中外银行同业也纷纷向“中银”主动表示愿意提供协助。“这说明了什么？”黄涤岩自问自答：“说明人们认识到，中银集团是港澳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业务与本地经济息息相关。挤提中银势必损害港澳经济。这就是这场风潮能够迅速平息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共识！”
黄涤岩进一步分析：“社会的这种共识，并非凭空而来，它同我们在港澳地区长期实行根植于斯，服务于斯的宗旨分不开。”
他谈到，中银集团在当地吸收的资金，绝大部分是用于支持当地的经济发展。其中包括对工商业、公用事业和居民提供的贷款。例如，贸易融资直接促进了香港对外贸易的发展；工业贷款已从1983年的3000多笔增至1988年的1.6万笔以上，涉及金额从10亿港元增至近90亿港元；近十年来，我们支持港澳厂商到内地投资设厂，或开展加工、装配、补偿贸易业务，提供的资金累计达180多亿港元；中银对香港一些大型项目如海底隧道、地铁、电厂等也提供了巨额贷款；中银还积极对市民购买住宅提供分期付款融资，总额已超过300亿港元；中银开办的各种外币存款、黄金白银业务、保险、投资基金、债券、信用卡以及信托等业务，也都深受广大市民的欢迎。
“不仅如此”，黄涤岩补充说，“过去几年，每当香港金融市场出现风浪时，我们都尽力协助维持使之恢复稳定。”
情况确实如此，1983至1986年间，香港出现了连串的银行风潮。“中银”曾和其他银行一起，及时提供备用信贷，帮助他们度过难关。1987年10月股灾，“中银”又与汇丰、渣打银行和港府联手提供备用信贷。
黄涤岩的介绍，充分说明中银集团是在实实在在地贯彻为港澳繁荣稳定而服务的方针，并且已经得到当地社会的认同。
港澳中银集团有1.3万多名职工，其中绝大部分是当地人，平均年龄只有30岁。在突如其来的挤提中，他们是怎样的呢？
黄涤岩十分满意地表示：“中银集团拥有一支非常好的当地职工队伍。他们把中银看成是自己的事业。在群众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刻，许多员工对客户作了耐心解释、劝导。不少同事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全力以赴投入紧张的工作，从始至终表现出爱国爱行的优良品质和敬业乐业道德。中银一直实行职工队伍本地化的人事政策。通过他们把银行与社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困难已过 前景光明
今后前景又将怎样呢？黄涤岩说：“风雨过后，中银集团各项业务已在恢复，有的在发展。困难已经过去，前景依然光明。这次挤提对我们的影响是短暂的、不会改变我们前进的步伐，更没有改变我们的经营方针。“中银”将一如既往地为港澳工商业及各阶层人士提供全面的银行服务，进一步为香港的繁荣稳定作出贡献。”
中银集团已很快恢复元气，重新迈开了发展的步伐。提存的客户有些陆续把存款寄回；中银集团属下的多间姊妹行，继续增设分支行，在新的居民点、工业区、商业区开辟业务；中银继续积极参与本地一些大型项目的融资活动，如为国际货柜码头提供105亿港元的香港有史以来最大宗的银团贷款，中行附属的中国建设财务公司就是经办机构之一；中国银行澳门分行也将牵头组织兴建澳门机场的35亿元的银团贷款。
“在这个银行密度居于世界前列的国际金融市场里，你们今后将怎样处理与其他竞争对手的关系呢？”记者问。
黄涤岩毫不含糊地答道：“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必须维护，香港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是十分重要的。我们不但不排斥、不害怕海外银行来和我们竞争，我们还欢迎他们来，在公平的基础上与我们既竞争，又合作，共同繁荣香港。我在两年前就打过这样一个比方，中银集团无意在原有的蛋糕上切取更大的一块，而是竭诚和港内外同业携手制造更大的蛋糕。值得高兴的是，这个思想已得到银行同业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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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整体徘徊的大背景下，河北省固安县粮食总产却连续十年稳定增长。他们的主要经验是——
发展农业注重经济效益
薛伯昌
近年来，在众多地方为粮食生产萎缩、停滞所困扰时，河北省固安县却连续10年以单产9.1％、总产6.7％的速度递增。去年粮食总产达1.87亿公斤，单产402公斤。他们的经验表明：发展农业要以市场为导向，因地制宜，扬长避短，尽可能提高土地的经济效益。
向市场要效益
固安县地处京津之间，土地和水利资源条件较好，市场条件也不错。1985年，县委、县政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从县情出发，首先在粮食生产上，坚持
“两提高、三不减”，即粮食单产、总产稳步提高；45万亩粮田不减，33万亩小麦不减，人均占有500公斤粮食不减。其次，面向京津市场，充分发挥本地的自然资源优势，对农业生产布局进行重大调整，由低效传统农业向高效城郊型农业转化。全县相继建起蔬菜、林果等5个商品基地，经济效益明显提高。5个商品基地年产值达2.2亿元，占全县农业总收入的55％。第三，面向国外市场，发展创汇农业。商品基地的形成和创汇农业的发展，使全县农村经济走向讲求效益的轨道，农业商品率由53％上升到72％，农业总产值由1985年的2亿元，猛增到1988年的2.88亿元。
挖潜力求效益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5年，固安县粮食生产连续6年丰收，年递增7％以上。但是，也存在“三不高”的问题，即土地产出率不高，投入效益不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不高。因此，县委、县政府决定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建立新的积累投资机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充分发挥科技的力量。科技投入带来了高产出，1985年到1988年固安县粮食面积减少了10万亩，粮食总产却增加了6900万公斤，而且产出效益显著提高。与1985年相比，亩耕地效益增长1倍多，农民由过去一年忙两秋，转变为四季有收入。
靠服务促效益
首先，他们发展合作组织，全县16个乡镇、421个自然村普遍建起经济联合社，并成立农机、水电流通、信息等各类专业服务组织千余个。各种合作组织的建立，减少了农民盲目重复购置农机具，提高了农机利用率，降低了粮食成本。仅1987年全县就减少重复购置农机具投资538万元。
其次，县职能部门清除“利益障碍症”，组织社会化服务“大合唱”。县委、县政府要求各职能部门改与农争利为让利于农、共同发展。各职能部门根据本身职能特点，围绕由产供销各方结成经济利益共同体。
（作者为河北廊坊市常务副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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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从交税难说起
钊拓
报载，昆明部队创作室一青年作家著书得稿酬数千元，主动交纳个人收入调节税，然而，从所在地税务所到市、区税务局，竟都不知该由谁收、怎么收。拖了一年，才“经请示”按20％的税率暂收，还告诉这位作家，“先这么收了，以后明确税率再多退少补。”
无独有偶。去年，某县一合资企业外方人员到当地税务机关交纳个人所得税，专管员居然不敢接办，更不知该收不该收。
以前税务部门只是强调收税难，殊不知也有纳税人交税难的，而且不是个别现象，这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
就拿个人收入调节税来说，早于1987年1月1日就开征了；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对纳税对象、各工资类别区各种收入来源不同的计税基数、纳税标准，均有明确规定。个人所得税征收时间则更早。1980年颁布实施的《个人所得税法》已规定在华外国人须交纳个人所得税。好几年过去了，有些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居然对此一无所知，说明一些税务部门的公务人员业务不熟，素质比较低。看来，要加强税收征管、堵塞收入漏洞，教育公民养成纳税习惯，制止偷税漏税行为固然重要，但这只是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税务机关如何适应形势，改进工作，也是不容忽视的。
这几年，随着改革深入和商品经济发展，为了加强宏观调控，我们新设一些税种，以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但有些部门的领导和业务人员，对此缺乏足够认识，有的甚至片面强调其收入不多，麻烦不少，怕“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其实，零散税收抓好管住，也能集腋成裘。更何况，对个人所得和收入征税，目的是为了调节社会成员之间收入悬殊，缓解分配不公的矛盾，关系到维护社会安定，稳定大局。
还有一点须指出，近十年来，大约有20多万新人充实到税务队伍中来。其中有些未经培训就上岗，缺乏业务知识，能力较差。几年来，税务部门的领导机关为提高税务干部的业务素质做了许多工作。今后，在壮大税务队伍的同时，还应更加重视提高队伍的素质，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加强业务训练，使税务干部既能坚持原则、秉公办事，又能熟悉业务，做好工作。随着全民纳税意识的增强，主动、自觉纳税的人会越来越多，税务部门改进工作，提高效率，为纳税人提供更多方便，就越发显得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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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是经验还是教训？
——企业集团采访札记
新华社记者 马常青 李巍 李正华
杭州市前一时期出现过一场颇为引人关注的论争。
较早实行资产集中、包含杭州汽车厂在内的东风汽车集团，通过计划单列，形成了比较紧密的大型经济实体，在国民经济建设中逐渐发挥出“主力军”的作用。对此，国家有关部门曾作为成功经验加以介绍。而杭州市政府则对杭州汽车厂的“出走”痛心疾首，有关领导声称，这是杭州市的一大“教训”，今后再也不能让这样的大企业被“挖走”了。
是“经验”还是“教训”？截然不同的结论使人们愕然。
孰是孰非，还是听一听各自的“辩词”吧。
“经验”论者认为：东风汽车集团成立后，对我国汽车工业的结构调整发挥了重要作用。杭州市汽车工业纳入东风汽车发展轨道后，产品、产量受到控制，发展快而不乱。同时，杭汽厂作为东风集团的成员，以其东南沿海桥头堡的地位而备受青睐，投资技改、改换车型等都受到重视。“钱塘江”汽车每年以百分之十几的速度上升，而且带动了地方汽车配套工业有计划的发展。
“教训”论者说：杭州汽车厂加入东风汽车集团，采取的是无偿划转、地方利益定量补偿方式。定量补偿的数额是根据当初这家厂一年420万元的利润基数定的。如今工厂年利润已达2000多万元，地方却不能多得一分。可是这家厂数千职工以及家属、子女，吃、住、行都靠地方。杭州市一年给居民生活补贴300多万，他们享受到了；杭州市改造水、电、煤气，他们得益了；杭州市把公路修到厂门口，职工方便了。这一“进”一“出”，杭州市要蒙受多大“损失”！
谁是谁非？理论界一些同志评判说：“理”在东风，“情”在杭州。
发展企业集团，是走向社会化大生产、适应国内外市场竞争的需要，也是我国经济起飞和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希望所在。因此东风集团的路子是对的。但是，发展企业集团又必须照顾地方利益。尤其是在财政分灶吃饭以后，地方政府领导人不可避免地首先要考虑本地区的利益，否则分灶也就没有意义。
认识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情”“理”相融是深化发展企业集团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离开地方的支持，企业集团也难以取得成功。杭州汽车厂原计划征用100亩土地进行技术改造，地方不大支持，改造规划被迫推迟2年。后来杭汽厂调整政策，以发展配套产品为纽带，组织第二层次的横向联合，帮助、支持全省50多家企业和杭州市20多家工厂得到发展，征地问题也就较快解决了。
当然要做到集团、地方双满意，还要靠法制和政策的保证。杭州市的同志建议，在不同的“灶头”下，可采取两种办法：一是推行股份制，地方与集团互相参股，按股分红；二是在计划、技术、质量等统一于集团的前提下，采取产值、利润、产品、外汇按一定比例分成的政策，以保证地方利益。他们的建议，不失为一条促使“情”“理”相融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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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挥大中型企业的骨干作用
方觉
国营大中型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所在，搞活大中型企业，发挥大中型企业的骨干作用，是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中的重大课题。发挥大中型企业的作用，涉及到国民经济发展道路、计划体制、企业经营方式等问题。
国民经济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近年来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实际地位降低了，其主要表现是投资和经济增长明显地向非全民所有制企业倾斜，明显地向一般加工工业、非必需消费品工业和商业服务业倾斜，明显地向小（规模不合理）、乱（经营管理混乱而不规范）、差（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低、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倾斜。国营大中型企业无论是更新改造还是基本建设都不够；国营大中型企业集中的基础产业领域和主要生产设备产业领域，都严重发展不足；国民生产总值特别是工业总产值的增加额中，劳动生产率比较高、经济效益比较好的国营大中型企业所占比重明显减少。
这种状况所表现的问题的实质是：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走产业结构相对高度化、单位经营规模合理化和经济发展集约化的路子，还是走结构低度化经营分散化发展粗放化的路子？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国内现代生产要素（特别是资金和技术）严重短缺和国际经济竞争压力紧迫的条件下，只有走前一条路，我们这个发展中的大国才可能取得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和较高的微观经济效率，才可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保持必要的独立性。走前一条路，就要求根据国家、民族、社会的整体需要，相对集中财力物力，优先安排急需发展的领域和项目，突出国营大中型企业在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进步中的主导作用。
怎样改革计划经济体制
目前，大中型国营企业缺乏活力，有一种看法认为，根本原因在于指令性计划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束缚，因此出路只能是最终取消指令性计划。这种看法需要商榷。
国营大中型企业大都处于国民经济的短线领域和主导产业。为了在长期而严重的资源短缺条件下尽可能实现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进步，国家就必须对这类企业实行一定形式一定程度的指令性计划管理。这不是主观上想取消就能取消的。但是，对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必须进行改革。
如何改革计划体制？这些年简单地不断缩小指令性计划的范围、扩大市场调节的范围，国营大中型企业实际上处于双重的困难之中：一方面，产品经济型的指令性计划尚未有效地改革；另一方面，国营大中型企业的经济活动又已经不能完全纳入计划轨道，当它们求助于“局部市场”时，却往往不能在同其它类型企业的不规范竞争（例如“回扣战”、“贿赂战”、“倒卖战”等等）中取胜，而且“局部市场”还不时向指令性计划领域“主动进取”。
改革的实践说明：仅仅简单地缩小指令性计划范围和简单地扩大市场调节范围是远远不够的。需要恰当确定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各自的领域；同时，要着重于逐步使指令性计划具备商品经济形式，逐步建立可操作的指导性计划，逐步形成对市场运行的有力的宏观管理，以使国营大中型企业在带动宏观经济发展和提高自身运营效率两方面获得机制上的保证。
企业采取什么样的经营形式？
目前绝大多数国营大中型企业实行了承包制。在这方面有两类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国营大中型企业资产庞大，管理复杂，对国家和社会的经济责任重。因此在具体的承包方式和承包内容上，应与其它类型企业有所不同：它们不宜采取个人承包形式，可以采取集体承包、领导班子承包、法人承包等形式；它们要根据大工业的技术特点和经营特点，恰当确定企业内部的经营形式，不一定都搞层层承包，把经营规模无限划小。一些国营大中型企业确实不适宜或不需要搞承包制的，就不要一刀切；要让这些企业在国家指导下经过实践，确定适合自身情况的经营方式。
第二、由于价格体制、税收制度等宏观经济条件很不完善，实行承包不能比较公平准确地体现企业的实际经济效益，不同企业在承包结果上往往苦乐不均；承包制在企业发展和消费基金分配上也容易引发不容忽视的短期行为倾向。因此，承包制作为适合国情的一种企业经营方式，当前要按照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的要求，使之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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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税务刘庆华
张淑媛 王锦鹄
晨曦初上，北京东郊的水碓子农贸市场热闹起来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一位头发斑白的老同志在忙碌。他就是朝阳区水碓税务所所长、北京市劳动模范刘庆华。
59岁的刘庆华是新中国第一代税务干部。他在这条战线上已操劳39年，曾多次评为先进工作者。1987年初，水碓税务所建立，刘庆华出任所长。
水碓子农贸市场的交易，一般都是大宗买卖。卖主中有本市郊县农民，也有来自河北、山东、河南甚至新疆、四川等地的长途贩运者；有跑单帮的，也有合股做买卖的；有设摊的“坐商”，更多的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临时客商。这些人情况很复杂，有些人滑得像泥鳅，变着法子偷税漏税。刘庆华执行公务一丝不苟，常常天不亮在商贩进场前，就在那守候了。凭着多年经验，一眼就能估出，该交多少税。谁也别想耍花招，占国家便宜。
去年春上，有个商贩运来一车韭菜，少报份量，还拖着不上税，被查出后，又趁征管员不备溜走了。老刘记在心里。过了两月，这个商贩以为没事了，再次露面。老刘马上找他补税，并按章处以5倍罚金。这个商贩看到赖不掉，只得老老实实交了税款、罚金499元。
在刘庆华带领下，水碓税务所12名干部、18名协税员严格执法，堵塞漏洞，去年一年征税150万元，今年上半年收税90万元。
刘庆华对偷漏税等违法行为毫不心慈手软，但更实事求是地维护卖方利益，搞好服务，保护和吸引税源。他常对所里的同志说：“该收的一分不能少，不该收的一分不能要。”日前，有个商贩一大早从外地拉来一车豆角，开价0.80元1公斤，按章纳税51元。后因好几筐豆角发黄，只得降价出售。老刘知道后，关照征管员按实际售价计税，退还多收的税款，商贩十分感激。
北京市一些国营、集体单位来买菜，用的是转帐支票，不少外地商贩收到转帐支票为提不到现金而犯愁。有的便设法巴结一些单位的会计，给好处费，求人家兑换现金。刘庆华见此情况，便向银行申请帐号，经批准在税务所代办转帐支票兑换现金业务，二年多来，已办3300多笔，大大方便了外地商贩，维护了财经纪律。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当今已成为某些人的信条。然而这与有39年党龄的刘庆华毫不沾边。
老刘总是想：“我是共产党的税务干部，决不干那种让人背后戳脊梁骨的事！”
今年初，一位熟人介绍山东商贩运到市场一车蒜苗，事先给他家送去一袋，想让他收税时“高抬贵手”。老刘当即把蒜苗退回，还严厉批评了他们的做法，让他们据实纳税。他自奉甚俭，对税务所的同志要求也十分严格。有个协税员拿了商贩一串葡萄，被他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但这个协税员没改，又白拿了商贩的蔬菜，老刘二话不说，马上将他辞退。
真诚、热心、清廉，刘庆华与他的同事们，用自己的行动赢得社会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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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艰苦创业的军旅企业家
驻苏州某部队原后勤部长姚光启经过八个春秋的艰苦努力，将一家濒临倒闭的家属工厂办成了以出口创汇为主的保健饮料厂。他和一批著名老中医共同开发的二十种保健茶、健美茶和医疗饮料，飘洋过海到日本、东南亚、西欧各国，供不应求。图为姚光启在车间检查出口“午时茶”的包装质量。
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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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半透明” 李保堂 原载《农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