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的社会性漫议
蔡毅
我认为，文学的社会性主要包括民族性、历史性、人民性、政治性、阶级性、党性等具体属性，涉及社会问题、社会心理、社会活动、社会思潮、社会价值等多种社会因素，含义极广极丰。只要我们稍作回顾，便可发现，凡是近十年来在文坛上引起轰动、蔚为大观的文学作品，莫不是社会性很强、富有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的作品。它们都或深入地涉及到了当时社会的敏感点、关注点和兴奋点，或细致地描绘了社会关系社会实践的历史变迁，或揭示了巨大的社会问题，或浸润着浓厚的社会思潮、社会心理。至于当今最走红的报告文学，更是以它的尖锐犀利的笔触大胆地揭示各种现实的重大社会问题，唤起广大民众的关注与共鸣，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反过来看，任何种类的文学作品，若社会性淡薄，不能及时地牵动社会的神经，不能准确地叩响民众的感情之弦，它便不可能引起社会的激动和轰动。
很明显，社会性的有无、强弱，直接牵连着文学作品反响的大小和文坛的盛衰。文学的社会性不是强加的外在属性，而是一种内在属性。社会毕竟是文学作品赖以产生的土壤，文坛毕竟是人类社会的一方天地，文学与文坛都注定只能在社会中生存和发展，它们总是与社会声息相通、荣辱与共、悲喜交溶、紧密相联无法分割的。社会既先于文学文坛而生，这就决定了它将制约和影响着文学的命运，即便割断脐带，但它的基因血液肤色都已是命定而不可更改的；社会又像个威严公正的法官，它又最终检验筛选和审查着文学而决定自己的弃取，这又决定和影响着文学的结局和命运。社会的矛盾、社会的需求、社会的病痛、社会的愿望一旦被文学感应并浓缩集中艺术地表现出来，社会自然会对之报以赞许和厚爱；相反，社会的矛盾需求病痛苦乐愿望一旦受到漠视冷淡，它同样会施加报复，冷落和忘却文学。
文学的社会性的重要，还在于它能够满足人们认识社会和人生的阅读欲望。从接受心理来看，绝大多数读者之所以爱读文学作品，不仅是要进行艺术鉴赏和获取审美愉悦，也是想借文学打开认识社会、洞悉人生的一扇窗口。现阶段的中国人大多尚处在求生存、求温饱的初级阶段，达不到求丰富的水平。人们对现存的各种社会问题的关注是远远超过对艺术水平、审美鉴赏之类的关注的。
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消费品。它能否满足广大民众的需要，是否适销对路并与社会和民众相通共振，并不取决于哪一个人的意志，它首先得进入流通领域，参与广泛的社会竞争，接受社会和公众无情的选择、苛刻的挑剔，最终由社会检验和社会需求来择优汰劣。社会需求表面无影无形，骨子里却强悍无比，拥有巨大的力量，任何自由不羁的文艺之神也难逃脱它的掌心与操纵。它无时无刻不在支配和影响着文学的生存与发展，或明或暗地决定着文坛的盛衰。因此一部文学作品成就的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满足社会需要的大小。能大满足者则可以引起大轰动大赞誉，能小满足者则可引起小轰动小赞誉，不能满足者或与尘世无干的则免不了被人遗忘与抛弃，最终无法存活。同理，整个文坛的盛衰很大程度也取决于它能否满足社会的需要。
某些探索文学、先锋文学的时常遭到冷遇、困顿和责难，常常也是由于它们鄙薄社会内容，过分专注自我，太不顾及社会需求所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学欲兴旺发展，就必须要考虑读者的需求，正视社会的需要，重视社会心理，就要强化它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为社会服务。
当然，为社会服务，并不意味着要求文学只消极地反映、摹仿、复制、追随社会，一步一趋地听任社会的支配摆布。不反映社会生活的文学是贫弱苍白、没有自主性、没有独立价值的文学，它由于只能折射摹仿再现世相如同一面用处不大的镜子，难免要遭到社会与世人的白眼与唾弃。相反，在反映的同时有超越，在纪录折射中有创造与升华，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不媚俗媚世，保持自己的崇高、尊严和独立自主，文学才更能赢得人民的喜爱与关注。因此，文学在深刻地揭示浓缩反映社会的同时，又要超越社会当时的所思所想，给社会燃起一盏理想的明灯、照路的火炬，来指路导航。它在给人以愉悦享受时，又要激励和帮助人们去积极地建设和改造社会、发展社会。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为群众文艺评论一呼
肖云儒
这几年，大概因为是“下里巴人”的缘故，普通老百姓对文艺的看法，常常登不了大雅之堂，想要引起文艺界行家里手的关注，那更是难乎其难。不过，在群众性文艺评论倍受冷落的时候，也有人能把这件事当作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一项重要工作，热心地、切实地、持久地做出了成效。
我指的是陕西的群众性影评活动。这项活动是由陕西省电影公司系统和该省影视评论学会主持，而由全省各地教委、共青团、工会、妇联、报刊，有些地方还有部队，多方协作来搞的，已经有了七八年的历史。以青少年为主，从开始的中小学生逐步扩大到工厂、农村、机关、部队和大学里的青年观众。
陕西群众性影评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比如，每年搞社会性的“希望奖”（西安市）“蓓蕾奖”（延安地区）、“幼芽奖”（宝鸡市）、“西岳奖”（渭南地区）、“汉水奖”（汉中地区）、“春芽奖”（铜川市）等青少年影评征文活动。定期（每季或每月）向观众推荐思想和艺术较好的几部指评影片，作为群众影评的重点；有的地方，这也就成为中小学作文的题目。每逢上映对青少年特别有意义的影片，像《高山下的花环》、《少年犯》、《共和国不会忘记》、《巍巍昆仑》，还组织专场，搞千人或百人影评大赛，由各系统选派代表参赛。到了假期，各种形式的影评夏令营、培训辅导班搞起来了，集中一点时间看电影、谈电影、写影评、学理论。西安、延安还组织过大型影视学术讨论会和报告会，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培养起骨干队伍和优秀影评员。
现在，陕西全省10个地市中已有7个地市，100个县已有75个县能够坚持经常开展这项活动，有了一支具有活力的业余队伍和数以百万计的群众影评积极分子。拿西安市来说，8年来有400余万青少年观众参加“希望奖”的各项影评活动，写了为数很多的各类影评文章，报刊公开发表数百篇。1986年，全省有83个县的县级主管领导参加了这项活动，给予了各种支持。在基层还成立了工人影评学会、农民影评学会、军队院校影评学会。
一项辐射全省、涉及几百万人的活动，整整坚持了七八年的时间，且影响日见其深入，真是谈何容易。搞具体工作的同志自然会有许许多多的困难、许许多多的苦恼，我们虽不得而知，又可想而知。这且不去说它。最考验人的，是群众性影视评论在方向上遭到种种非议。在影视界、文艺界一些人热衷于“床头、枕头、拳头”，争名逐利的时候，在这样那样的协会热衷于游山玩水、播弄新潮的时候，他们几乎花费了全部业余时间，想以这种无酬而有益的劳动为青少年的教育和影视事业的健康发展做一点切实的事。他们太需要理解了。
作为一个文艺评论工作者，我不但敬佩他们，而且不少收益，引发了不少思索。
我想，文艺评论这个讲台，这个论坛，还是要有专业和业余两种声音，而且两种声音都日益壮大才好。固然社会主义的文艺评论家本身就应该是人民群众在艺术欣赏中的理性代言人，即便这样，也需要提倡人民群众直接对文艺发言，尽可能为这种发言创造客观条件和氛围。业余评论也许在艺术的专门性上不够深不够系统，但是从整体看，在那些直观的、朴素的、真挚的感受中，总是包含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对文艺最根本、最深沉的呼唤，总是传达出社会欣赏的主体对文艺最热切、最中肯的期望。这不只是一种艺术信息和生活信息，更是一种精神钙质。它可以营养艺术家、评论家，匡正长期专业分工带来的局限和片面，祛除长期精神劳动可能引起的负效应：苍白和贫血。更不要说抵御这样那样的病毒感染了。
这几年接受美学受到重视，研究创作如何通过欣赏活动被欣赏者接受而最终得到完成，这是文艺研究的一个进展。但研究个体的欣赏心理和接受过程比较多，比较充分，而当这种欣赏个体一旦被论者从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之后，对个体接受心理的研究就很可能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之中，并不能真实而深刻地反映特定时代社会群体审美欣赏的复杂状况。群众性文艺评论活动给文艺评论提供了一个测定社会欣赏各种指数、各种状态的机会。评论界的有识之士应该更多地介入这类活动，使自己的理论有比较科学的、实在的基础。由此看来，群众性文艺评论未尝不是对专业文艺评论的一种补偿，一种制衡。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评论
军旅诗的主旋律和多样化
——简评喻晓、杜志民的诗歌创作
黄国柱
军旅诗以及整个军事文学要不要有一个“主旋律”？答案应是肯定的。但正如庄严的主旋律必须由多层次多声部的协奏和交响才能奏出一样，革命的军事文学包括军旅诗的主旋律的实现，必须有赖于每个军旅诗人不同艺术个性的追求。
喻晓和杜志民作为中年的军队诗人，已经在军旅诗的园地里耕耘多年。他们都是“文革”前非文学专业的大学生，军旅生涯的沃土，滋养了他们的文学之树。在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主旋律和大标题下，他们写出了迥然不同的军旅诗章。在新时期群星闪烁的军旅诗人的群体里，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关于他们早年的诗作，大多已经无从查考。不过，我相信他们大概一定写过“枪杆诗”一类的习作。军旅诗在摆脱极左文艺思潮禁锢和影响之初，军队诗人们的起点大致相同，即都或多或少地对所谓“主旋律”存在一些较为褊狭的理解。丰富多彩的军旅生活和深邃复杂的军人的心灵往往被过滤和净化为干巴巴的政治的理念、信条，随着思想解放的步伐、“诗界革命”潮流的冲击，军队诗人对诗歌表现主旋律的理解大大地深化，视野也随之广为拓展，艺术个性也得到较为充分的张扬。军旅生活从未被表现得如此色彩缤纷，五光十色。军旅诗以其雄厚的实力，在新时期风云变幻的诗大潮中始终独树一帜。只有在这个大的背景中，我们或许可以较为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这两位诗人的创作实绩及贡献。
喻晓的诗，是一个士兵“唱给春天的恋歌”。或者可以说，他创造的是一种清丽、隽永的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情趣。在《青春与海》这本诗集里，他表明了一种独特的格调：“没有阴影。／一切裸露着，／阳光和风／雕塑透明的思想。／没有倦怠。／总是洋溢着激情，／不论哪个季节，／都有开不败的花朵。”这多少和他的工程兵的经历有关系。他把诗情遗落在沙滩戈壁，雕刻在山崖峻岭，记录在祖国大地，标下“一寸寸军人的旅程”。他的诗多少带有行吟和云游的色彩，一方面，军人的生活是艰苦而孤寂的，像“山间一蓬无名的野草”；另一方面，其风花雪月，南方的情人湖，北方的野鸽子，又充满着浪漫的诗情画意。于是，军人的祖国之爱在艰苦而平凡的劳作中便有了坚实的依托，进而“找到军旅生活的索引”，使之不至于显得轻飘和肤浅。在这样的明朗和昂扬的基调中，自然会升发出这样的独具个性的军人的生死观：“作为军人，／牺牲是壮烈的，／但绝不是唯一的光荣。／一个真正的勇士，／要比一切强悍的敌人，／活得更美好，更快活，更自在，／享受足够的幸福和爱，／用滴过血泪的斑竹做成洞箫，／歌唱美丽的人生！”（《爱的安魂曲》）喻晓的大量的以边海防部队生活为题材的短诗大多洋溢着这样一种青春的美感和活力。他把绿色的军衣所包孕的火一般的政治热情表达得很充分：正义路一号对“四人帮”的审判，对于张志新烈士的悲壮而深沉的怀念；祖国的《黎明之曲》，改革开放的《中国的呼唤》；早晨忏悔的小偷，倒在街头的帕尔梅首相；西山的卧佛，隆中的三顾堂；干部的档案袋，传说中的神笔……都可以引发他的诗情。这些短诗，构思精巧，感情真挚，意境隽永，以军旅生活的清丽壮美为主要的意境。
相比之下，杜志民的诗则更具一些军人粗放的质感，或者可以说他表达的是一种粗砺雄健的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风韵。杜志民较注重军队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整体景观和宏大气势的描摹。《阵地上的小花》是杜志民前几年出版的诗集，其中的诗作大多以现代化的军事演习作为背景或抒写的对象，重在对当代军人气质灵魂的塑造，在军旅诗坛上别具一格。1986年杜志民作为一名军事记者驻老山对越自卫作战前线达数月之久。战争生活的亲历，流血和死亡的目睹，从而使他的诗从“假想的战争”跨入了“真实的战争”。他用“老山纪实诗”来统称他在前线以及前线归来之后所写的战争诗。这些诗里最能撼动人心的，是抒情主人公作为军人所经受的灵魂的洗礼，以及不加掩饰的心灵的自我解剖——在尖石路上，在“三转变”，在死亡谷里，他为自己“一个下意识躲避动作”，“一个潜意识里萌生的可怜期冀”而羞愧，忏悔，“所以，至今／我不敢吹牛／不敢以老山人自诩”。对于诗而冠之以“纪实”，大概隐含了诗人对虚假的战争颂歌的不满。他不止一次地在诗里写到了兰草，兰花，不因其“普通而又普通”，而忽视其中蕴藏很深的英雄主义的象征意味。在他的诗里，没有神一般的、尽善尽美的英雄，他甚至用《残缺》、《欲望》来做诗的标题。他指出，重要的在于，军人面对牺牲，要采取“一种伟大的主攻态势”，他热情歌颂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生气勃勃的活着的英雄主义——“人向来如是／完美不能正如尽善不能／残缺是人类惯常的存在方式／英雄只属于一个时空／最值得颂扬的是／你带着缺撼作别了我们……军人因对死亡无畏／而成为宇宙间永恒的歌与诗／成为另一种人”！这样一种质朴的英雄观，使诗人有可能用一种严峻而清醒的态度去面对流血和死亡，进而产生了强大的“承受痛苦的力量”。《麻栗坡陵园》《军人之死》等等，重在抒写死亡和牺牲所带来的净化心灵和精神世界的积极思蕴，而不是把笔墨更多地集中在生命消逝的悲哀的叹息惋惜，以至软弱无力的
“人道主义、人性”的哭泣。对于那些沿着南温河走去，再也没有回来的士兵，所寓寄的是淡中见浓的更深沉的思恋和怀念，进而颂赞了我们的军队作为英雄主义的整体，其前赴后继、生生不息的无穷的伟力。值得着重指出的是，杜志民是把战争作为“完整的世界”来观照和描述的，历史，现实；男人，女人；前方，后方；中国，外国；战争，和平……在对前线将士盛赞之余，也对老山成为旅游热点而投以批评的“忧怨”；在抒写战地艰苦的同时，也有战地业余生活情趣的素描。一旦战争成为一个雄辩的哲理化了的整体，诗也就越超了表层的功利，获得了更深邃的意境。
显然，喻晓和杜志民不是新时期军旅诗的全部，限于篇幅，这里甚至不能一一列举他们的缺欠和不足，但他们的探索及其成就却多少表明了当前军旅诗所达到的水平和现实状况。随着军队现代化的进程，将会有更多更好的军旅诗涌现，“主旋律”将越来越嘹亮、浑雄，这大概是勿庸置疑的。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人民日报文艺部和《小说选刊》杂志社举办
1987年——1988年优秀中短篇小说奖揭晓
由人民日报文艺部和《小说选刊》杂志社联合8家企业举办的1987年—1988年优秀中短篇小说评奖，近日通过评委议决，共评出中篇小说8部、短篇小说11部。
获得这次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作品是（以发表时间为序）：
《白马》（王星泉，载《十月》1987年1期）；
《烦恼人生》（池莉，载《上海文学》1987年8期）；
《风景》（方方，载《当代作家》1987年5期）；
《去意徊徨》（刘琦，载《昆仑》1987年6期）；
《冬天和夏天的区别》（苗长水，载《解放军文艺》1988年4期）；
《懒得离婚》（谌容），载《解放军文艺》1988年6期）；
《天桥》（李晓，载《青年文学》1988年8期）；
《追月楼》（叶兆言，载《钟山》1988年5期）。
获得优秀短篇小说奖的作品是（以发表时间为序）：
《甜的铁、腥的铁》（杨咏鸣，载《上海文学》1987年3期）；
《牛贩子山道》（雁宁，载《人民文学》1987年3期）；
《葫芦沟今昔》（马烽，载《人民文学》1987年4期）；
《小诊所》（周大新，载《河北文学》1987年4期）；
《清高》（陆文夫，载《人民文学》1987年5期）；
《马嘶秋诉》（谢友鄞，载《上海文学》1987年5期）；
《陪乐》（朱春雨，载《中国作家》1987年3期）；
《塔铺》（刘震云，载《人民文学》1987年7期）；
《马车》（陈世旭，载《十月》1987年4期）；
《喊会》（柏原，载《青年文学》1988年12期）；
《年关六赋》（阿成，载《北京文学》1988年12期）。
这次评奖得到安徽全椒柴油机总厂、丹东化学纤维公司、中原油田井下作业公司、北京燕山石化公司、福建云霄将军山矿泉水开发公司、丹东东齐电器集团、贵州鸭溪窖酒厂的赞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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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总司令的悲剧——赵尚志传》〔长篇传记〕
作者王忠瑜 黄河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篇传记小说《中国的夏伯阳——赵尚志传》出版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关注，其续集《总司令的悲剧》最近又与读者见面。
赵尚志是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他在腥风血雨的白山黑水之间，似霹雳旋风，神出鬼没地打击日本侵略军。他出奇制胜，屡建奇功，使敌人闻风丧胆。当时的苏联红军称赞他是“中国的夏伯阳”。连不可一世的日本关东军也不得不承认，在“小小的‘满洲国’，遇上了大大的赵尚志”。
赵尚志既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军事家，又是一位遭遇坎坷，屡经磨难的悲剧人物。他曾两次被开除党籍，致使他领导的抗日武装，群龙无首，几经挫折，最终葬送在日寇之手，而他自己也在一次战斗中被捕，壮烈牺牲。他自己所受的不白之冤，经历近半个世纪，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得以昭雪，重新恢复了党籍。
《总司令的悲剧——赵尚志传续集》主要描写了北满抗日联军由胜利走向失败的悲剧史。全书悲怆豪壮，发人深思，充满爱国主义激情。作家在刻画生动的人物形象时，揭示了东北抗联斗争广阔的历史画面。
作者王忠瑜是黑龙江省专业作家，写过如《鹰击长空》、《惊雷》、《李兆麟》等多篇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