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他们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
——五四时期先进青年思想变动轨迹的剖析
金冲及
五四运动在中国近代思想大变动中所占的突出地位，是没有人能够否认的。
那是个充满着急风暴雨的日子。先进的人们高举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向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的旧思想、旧观念发动猛烈的进攻，形成一场新旧思潮的大激战。许多在黑暗环境中极度苦闷的青年人，从思想界卷起的这场巨大波澜中，猛然望见了新的曙光。他们反复比较当时所能接触到的种种新思潮，思考中国的现实出路在哪里，并以大无畏的气概向未来探索。
从比较和思考中，人们得出的结论并不相同。批判目标的一致远不意味着选择目标的一致。反对旧思想、旧观念时曾经并肩站立在一起的亲密伙伴，逐渐发生了分化。多数的先进分子经过不同的途径，先后奔集到科学社会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来。这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为什么那么多接受了五四运动洗礼、在当时最有觉悟又富有思考能力的青年，进行了反复比较和思考后，作出同样的选择，把科学社会主义确定为自己的理想？这种现象有它的内在逻辑在支配吗？这确是一个令人感到兴趣的问题。
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试验和破产
当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处于封闭状态的传统社会再也无法照旧维持下去了。人们带着惊异的目光，看到外部世界竟有那么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道理和新事物。甲午战争失败后，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人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西方社会政治方面的书籍。这使他们既感到新鲜，又受到巨大的鼓舞，对他们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定：一定要以西方国家为榜样，才能找到拯救祖国的出路，不惜为此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
这个斗争的高峰是1911年的辛亥革命。它以从西方传入的进化伦、天赋人权论和民主共和国方案作为思想武器。投身这场革命的人长时间内充满自信，期待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55页）这场革命在中国近代起过的伟大历史作用，是用不着多作解释的。
当时许多人对民主的理解，特别着重在西方国家的一些政治组织形式和政治活动程序方面。民国成立后，不单挂出了共和国的招牌，连议会制、多党制、普选等这些西方国家的政治组织形式和活动程序一度也被热热闹闹地搬到了中国来。很多人对这些曾抱有很大的期望。曾在日本留学、相当熟悉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宋教仁，在被刺前一个多月，还兴高采烈地发表演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所以我们此时要致力于选举运动。”“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那么，我们的主义和政纲，就可以求其贯彻了。”（宋教仁：《国民党鄂支部欢迎会演说辞》）他所表达的感情无疑是真诚的，听起来也颇为诱人。
奇怪的是，说起来那么动听的东西，甚至在西方国家也许取得过一些成效的政治制度，如果不顾中国国情，一旦硬搬到当时中国社会这块土壤上实行起来，却全然变了样：普选徒具形式；多党制成了拉帮结派，党同伐异；议会里只有一批政客在吵吵嚷嚷；国民党在国会竞选中果然取得了多数，但对国民的实际利益却一无所补。等到袁世凯所代表的旧势力准备好了，猛扑过来，连那点形式上的东西也被掷到九霄云外。种瓜得豆，这真是创业者始料之所不及的。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这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的试验和破产，也许可以看作二十世纪初年这场革命留给中国人的一笔重要精神遗产。
许多人产生了严重的失落感，觉得迷惘、彷徨以至绝望。但是，真正有志气的爱国者不会由此而停止自己前进的脚步。他们在遍布荆棘的崎岖道路上毫不气馁，重新又开始新的探索。
以后，“改造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呼声越来越高，逐渐响彻全国。改造社会的问题在思想界被提到突出的地位，成为先进青年集中关注的焦点，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人们对问题向更深层次的挖掘，是当时先进青年中产生的新的觉悟，是中国人在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大变动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的现社会必须改造，这在先进青年中几乎已成为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应该改造成怎么样，多数人最初却并不清楚。
正在这个时刻，世界范围发生的大变动强烈地吸引了中国先进青年的注意：从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延续达4年之久，给欧洲人民带来了浩劫。这场空前残酷的战争，把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的内在矛盾，以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尖锐的形式清楚地暴露出来。劫后的欧洲留下的是满目疮痍，是令人震惊的巨大灾难和混乱，一时仿佛看不到多少光明的前景。这下轮到西方国家许多人也陷入深重的失落感了。
长时期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一直钦慕西方国家的富强，把它看作中国仿效的榜样。他们密切注视着西方世界的动向，狂热地学习和研究西方的种种新学说和新思潮。西方世界发生的任何社会变动和思想变动，时时都会牵动他们的心弦。
本来，早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当西方资本主义还处在比较稳定时期时，中国先进分子中已有一部分人开始敏锐地察觉到它的阴暗面。孙中山1905年在《民报发刊词》中说：“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认为西方的议会制度无非仍为少数人所支配。但这些问题那时没有引起更多人的注意。
现在，欧洲国家的社会矛盾以如此尖锐的形式爆发出来，它的缺陷已暴露得如此明显，连许多西方思想家对它的信心也发生动摇。这不能不使更多的醉心学习西方的中国人感到震惊。西方的社会制度在他们心目中顿时失却原来那种耀眼的光采。他们自然地得出结论：难道我们还要步着人家的后尘，沿着这条旧路再走一遍吗？为什么不能改弦易辙，采纳世界上更新的学说，创立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
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什么这时能对中国先进青年产生如此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就在它正好给他们苦苦思索的问题指出了一条新的出路。在这以前，中国人不是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但那时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介绍并不准确，受到它影响的范围也十分有限。许多人不过把它看作欧洲无数新思潮中的一种偶尔涉及，并没有给以认真的注意。现在，社会主义在苏俄从书本上的学说变为活生生的现实，并且在历经种种饥馑、内战、外国干涉的严重磨难后，依然站稳了脚跟，工人和农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社会的主人。一边是尽管还在艰苦创业却充满蓬勃生机的苏俄，一边是混乱颓败的西欧，两者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这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新的依靠力量，倏然转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这方面来。
李大钊在1918年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是中国人民接受十月革命道路的最早表现。五四运动后不久，他又写道：“自俄国革命以来，马克思主义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德、奥、匈诸国的社会革命相继而起，也都是奉马克思主义为正宗。”并且在这篇文章里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李达写道：“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已经在俄国完全实现了。”其他转到这条道路上来的先进分子也越来越多。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吴玉章回忆道：“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十月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炽烈、日益明确了。”（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这里所说的思想经历，也不只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对种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新思潮的比较推求
社会思想变动的进程，不像人们通常所想的那样直捷痛快。那时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新思潮名目繁多，不进行认真的比较推求，很难把它们分辨清楚。不少进步青年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走向科学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往往曾经历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受到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
刘少奇在回忆五四运动的情况时曾说过：“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邓中夏、陈延年、罗亦农等这些进步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在探索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过这种思潮的影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当时还刚刚开始传播。1920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著作没有任何一种完整的中文全译本，列宁的文章连一篇译成中文的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要真正多了解一点马克思主义，实在是相当艰难的事情。只有少数到过国外或能直接阅读外文的人，如去过日本的李大钊、李达、李汉俊、陈望道和一些北京大学学生等外，其他许多进步青年虽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感觉兴趣，实际上却所知甚少。未来的美好社会令他们神往。可是这种美好社会究竟是怎样的？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达到？他们的认识还不很清晰。他们虽然向往社会主义社会，但一时对科学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无法分辨得那么清楚，是毫不足怪的。
第二，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从开始时起，一直标榜自己是主张“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的。
初期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在两个重要问题上确曾起过积极的启蒙作用：一是鼓舞人们奋起反对专制和强权；二是引导人们以更多的注意力关注原来常被忽视的社会问题，鼓吹“劳动神圣”，主张财产公有、人人劳动，认为工人农民才是社会的主人。早期无政府主义刊物如《天义》等上曾片断地刊载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直到五四运动前后，不少无政府主义者还同马克思主义者合作，而不是像后来那样尖锐对立。因此，它自然容易博得不少进步青年的好感。
第三，无政府主义思潮在进步青年中的一度流行，也同中国近代国情有关，有着适合它的土壤和气候。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有如汪洋大海的国家。知识分子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劳动方式，也容易特别看重个人的力量。同现代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有组织的中国产业工人还不成熟。特定的社会结构总是容易产生相应的社会心态和思维方式。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人们往往习惯以小生产者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事物。他们对帝国主义的强权和封建主义的专制充满憎恨，渴望把它们从中国的土地上扫除干净。他们期望社会公正，因而同情社会主义。可是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又使他们难以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同心同德的集体力量，特别是难以较长时间地保持步调一致的协同动作，而把获得个体的绝对自由看作至高无上的价值取向。当他们被社会上种种强权和不平等现象激怒时，无政府主义那种鼓吹“个人绝对自由”、看起来最激烈最彻底的办法，便特别适合他们的口味。
这三点，可以说是“在起初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无政府主义是占着优势的”根本原因所在。
人们在实际生活中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如果整个社会得不到改造，如果国家和民族得不到解放，个人的问题就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而社会、国家和民族的最好出路便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这个任务是那样艰巨，它所必需排除的障碍是那样强大，要实现它，关键是要凝聚成万众一心的具有战斗力的核心力量。如果中国人还是像以往那样的一盘散沙，各行其是，中国就没有希望。
许多人终于跨出了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更少的周恩来，在欧洲对当时流行的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种种思潮进行认真比较后，最后下定决心：“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则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他断言：“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先驱者们的思想经历是值得后人深思的。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这个决心绝不是轻易下定的，更不是一时冲动或趋时行为，而是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经过反复的推求比较和实践检验，最后才作出这个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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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社会认识论
夏甄陶
所谓社会认识论，并不直接等同于关于一般社会性认识的广义的一般哲学认识论，不是广义地以一般社会性认识为研究对象的。人的一切认识都是社会性的，广义地研究一般社会性认识乃是一般哲学认识论的任务。在确定的意义上，社会认识论是关于人们如何认识社会的理论，它以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为研究对象。社会认识论虽然并不直接等同于一般哲学认识论，却是从哲学认识论的角度考察人们认识社会的特殊活动结构、活动方式、活动方法、活动规律和这种认识的发生发展过程，揭示人们对社会的认识自己构成自己的特殊道路。因此，社会认识论是一般哲学认识论在一个特殊认识领域的具体表现。看来，它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一般哲学认识论的一个分支。
一般地说，我们需要有社会认识论。大家知道，人是社会存在物，是在社会中生活和活动的，而任何一种社会形式又都是人们自己活动的结果。但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所喜欢的某一社会形式，并随心所欲地通过自己的活动创造某一社会形式。在历史的每一阶段，人们总是遇到由前一代所传给的某种一定的现成的社会形式。尽管这种社会形式可能为新一代的人们所改变，而在这种改变中又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偶然性因素的作用，但现成的社会形式又总是作为前提制约着新一代的人们的生活和活动的方式与方向，并在一定程度上预先规定着未来社会形式的性质和特点。无论是为了适应现成的社会形式，还是为了改变现成的社会形式，人们都必须对现成的社会的现实状况、产生历史和发展趋势有所认识。事实上，人作为一种有意识的特别是有自我意识的社会存在物，对自己生活和活动于其间并有自己的活动成果积淀于其间的社会及其历史和发展趋势，总是在进行着认识。尽管对于这种认识是否可能和能否成为科学，不断地有人表示怀疑甚至持否定态度，但这种认识从来没有中断过。为了总结人类认识社会的经验教训，探索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何以成为可能和如何达到科学的途径，我们需要有社会认识论。
特殊地说，我们在现代尤其需要有社会认识论。现代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不仅引起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的极其广泛和深刻的变化，而且也引起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极其广泛和深刻的变化。现代科技革命的成果已经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使人们的社会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人们的各种社会活动方式和思维方式、人们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观念，都在急剧地发生变化。现代的社会改革，正是适应这种变化趋势而兴起的。为了使社会改革能够全面地顺利地和合理地进行并达到预期的理想结果，就必须对社会（包括整个现代国际社会）的现实状况和历史前提及发展趋势有系统的科学认识，以便对社会改革作出正确的有远见的决策。正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和社会改革的需要，调整人们内部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探索解决现代人类所面临的迫切问题的途径，现在人们普遍关注对社会的研究和认识。这种研究和认识不仅正在向各个角度、各个方面和层次展开，而且运用了许多现代化的科学方法和手段，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为了总结和概括现代人们认识社会的经验和成果，使这种认识能够沿着科学的道路进一步展开和深化，为社会改革的合理进行提供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在现代我们尤其需要有社会认识论。
人是生活和活动于社会中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既是一个基于生产力和经济运动的客观的、有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又是一个人们不断追求和实现自己目的的“自觉活动过程”。同自然界的历史发展不同，社会的历史发展是通过人的有目的的活动实现的。用恩格斯的话来说，在社会历史领域，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自觉的意图或预期的目的，而这些意图或目的及受其支配的行动，又往往彼此冲突、互相矛盾。但正是这些彼此冲突、互相矛盾的意图或目的所支配的行动过程及其结果，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社会历史作为客观的、有规律的“自然历史过程”，是通过人们有目的的自觉活动过程实现和表现出来的，但自觉活动过程又受着“自然历史过程”的制约，它们互相纠缠在一起。单线性机械决定论在社会历史领域没有立足之地，但社会历史的发展又不是绝对非决定论的。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是宇宙中最为复杂的、最具有独特性的动态系统。因而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认识不能达到全面的、科学的程度，甚至怀疑或否定这种认识的可能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创立，为对社会历史的认识的科学化，开辟了具有决定意义的新道路。在现代，由于人们运用了许多现代的科学方法和手段，对社会的研究和认识，更加深化和科学化了。毫无疑问，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根据人们研究、认识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来探讨社会认识论问题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能的。这种探讨不仅对于提高人们关于社会的研究、认识的自觉性与科学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开拓哲学认识论研究的新领域，深化哲学认识论研究的新层次，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类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动态系统。人们对社会的认识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人类的自我认识。为了使这种认识达到科学的程度，经历了十分艰难和十分漫长的过程。而要以这种认识为基础来建立社会认识论，当然会遇到更大的困难。但社会认识论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是有可能的，并且是大有发展前途的。我们既然需要社会认识论，就必须把它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建构，并使它不断完善化和科学化。这当然需要我们不断地作出努力，不断地进行研究和探索。
（原载《哲学动态》198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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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名人传略》评介
任清
美国著名汉学家恒慕义主编的《清代名人传略》（以下简称《传略》），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翻译组译校，即将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西方学者论述我国清代历史的著作中，颇有学术价值的一部史学名著。
其一，它既是一部大型的清代历史人物辞典，又是一部传记体裁的清朝断代史。《传略》全书收录清代重要人物传记811篇，上起明末下至清亡这三百年间，举凡政治、军事、社会、经济、民族、宗教、文化思想、科技、艺术等各个领域中的重要人物多有收录，对已收人物的生平经历、事业成就，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书中大都有详细评述。所以，《传略》首先是一部大型的清代人物传记辞典。不仅如此，由于《传略》详细评述了清代各方面的重要历史人物，可使读者了解整整一个时代的著名人物以及一些事件的始末，将各篇传记相互联系起来，又可了解整个清代历史的基本轮廓，因而该书又是以传记形式构成的一部最完美的中国清史专著。也可以说，该书是将清代历史人物传记辞典与清朝断代史熔于一炉的一部清史专著。
其二，广泛运用西方的文献史料，补充了我国原有清代史料的缺陷与不足。在清代历史上曾有不少西方人到中国从事各种活动，这些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留下了一些文字记载，或载入文献史册，或流散在西方国家各有关方面，这是极珍贵的史料。由于《传略》充分利用了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的丰富的材料，其中有些是在我国难以见到的西方特有的文献资料，使一些不见于我国文献记载的秘闻得以公诸于世，从而弥补了我国学者这方面的不足，补正了我国原有清代史料的缺陷，这就使得《传略》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其三，内容丰富，补充了我国《清史稿》、《清史列传》等一类史籍之阙如。《传略》作为一部大型传记辞书，利用了西方特有的文献资料的优越条件，收录的人物传记又比较多，内容丰富多彩，在某些方面补充了《清史稿》、《清史列传》等书的阙如。在清代历史上有些颇为重要的人物，因受编者掌握史料的限制，在《清史稿》、《清史列传》中，或略而不载，或记而不详。如明末清初的陈元贺，他曾两度赴日，后又长期留居日本，直至客死于名古屋，对中日文化交流有相当的贡献，而我国的清史文献中对此人却无记述。《传略》的编著者，则从日本文献中将陈氏的经历整理出来，写成传记载入，从而补充了我国文献记载之不足。
正由于《传略》具有上述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显著的特点，所以对西方学者研究我国清代历史的确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许多西方研究者的有关清史论著，多把《传略》作为重要的文献依据而广泛引用。当然，《传略》毕竟是四十年前西方学者的论著，随着清史研究事业的深入发展，今天看来，该书显然有其不足之处。如有些重要的人物《传略》有缺漏；再者《传略》也未能利用清宫档案，等等。尽管如此，这样一部曾发生过重要作用和影响的史学名著的翻译出版，对我国的历史研究工作特别是清史研究，无疑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