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从平息暴乱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梅行
平息反革命暴乱，顺利召开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是一大胜利。这场动乱给大家上了一堂内容丰富的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课。由此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有着深远的意义。
这场动乱暴露了两种矛盾。一种是极少数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勾结国际上反动势力，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矛盾，它具有明显的对抗性质。再一种，是由于我们工作失误引起的党政领导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能回避，也不应回避。正是因为这种人民内部矛盾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利用，使情况变得非常复杂，最后发展成为反革命暴乱。幸有邓小平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掌舵，暴乱才得以很快平息，避免了更大的损失。
这场动乱确实不是偶然发生的，是上述两种矛盾不断激化并相互作用的结果。两种矛盾所以激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侵入到各个领域，理论、文艺、新闻、出版、文化、教育等等，无一例外，只是程度有所不同而已。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五六年间，我们坚定地全面地执行正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各项工作生气勃勃，改革开放取得很大成就。1979年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一露头，小平同志就针锋相对，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那些企图制造动乱的人压了下去，天下太平了好几年。但是，到了1983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抬头，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决定的整党和反对精神污染两件大事，都没有做好，特别是反精神污染搞了28天就夭折，更为那些一心想搞自由化的人开了绿灯。1987年春夏之交，赵紫阳同志代理总书记不久，又把正在进行的反自由化斗争一棍子打掉。此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日益泛滥，国外反动思想和丑恶东西也乘虚而入，肆意横行。近两三年，赵紫阳同志消极对待四项基本原则，出现了不少失误。经济建设事业本身的问题也越积越多，最明显的是通货膨胀难以抑止，分配不公日益严重，并且潜伏着不少隐患。加之，党不管党，政不廉洁，领导削弱，作风日坏，一些基层组织瘫痪变质，不少党政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社会上种种腐败现象迅速滋长，引起群众不满，尤其是官倒歪风为人民深恶痛绝。与此同时，海外国外的反动势力，或暗中策划，或明火执杖，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于是，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了，国内外反动势力同党和国家的对抗性矛盾也激化了。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在这次动乱中，反动分子也提出反官倒、反腐败、反官僚主义的口号，就是有意利用人民内部矛盾，使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受到了蒙蔽。从这里可以得出一条教训，我们决不要做脱离群众、丧失民心的事，以免为敌所用。
只有正确处理上述两种矛盾，才能稳定全局，真正恢复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目前，首先应当继续抓紧做好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工作，使对抗性矛盾得到正确解决。从长远看，根本之计在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种种问题，取信于民，恢复党政领导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诸如惩治官倒、清除腐败、治理经济、稳定物价、整顿党风、加强教育、纯洁组织，以及严厉打击社会上各种犯罪分子以维护正常秩序等等人民群众最关切的问题，应抓紧抓好。四中全会公报说，要切实做好几件人民普遍关心的事情，决不辜负人民对党的期望，大家听了很高兴。像官倒这种人民深恶痛绝的事，确实应该由高级领导人带头惩治，自己子女有问题的，要大义灭亲，做出榜样。江泽民同志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讲的关于彻底平息反革命暴乱和制止动乱的工作，既要坚决抓紧，又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那段话，准确有力。这件事真做好了，也可大得民心。
正确处理好上述矛盾，还要解决几个思想认识问题。
第一，关于阶级斗争。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且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整人，是很错误的。但如果走向另一极端，以为天下太平，国内外的阶级斗争行将熄灭，也不正确，而且危险很大。历史告诉人们：在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危机时期，有些共产党人容易犯急于求成的错误，总想一举成功；而在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稳定和发展时期，有些共产党人又容易迷失方向，甚至发生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我们对国际资本主义要再认识，并从中取得有益于社会主义的东西，但决不能认为，它们已经立地成佛，彻底放弃消灭共产主义运动的图谋了。在国内，剥削阶级早已消灭，但敌对势力将长期存在。近几年，各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新旧犯罪分子等等，他们呵成一气，形成一股反动势力，日益猖獗，并且得到国外反动势力的支持。这股势力中的许多人，是制造这次反革命暴乱的骨干。反动势力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掉以轻心。
第二，关于政治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政治领导。毛泽东同志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各项工作都要政治领导，并没有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坚持政治领导并不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特别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都是坚持政治领导的。但在执行中逐渐变了样。赵紫阳同志就是把四项基本原则抛在一边，削弱思想政治工作，使得自由化思潮到处泛滥，腐败现象丛生，前者是放弃政治领导的直接结果，后者是其间接结果。经过这次动乱，中央新的领导集体决定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和斗争，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强调长期坚持，决不半途而废，并且用实际行动反对腐败，加强廉政建设，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就应着手在思想战线上建立一支得力的干部队伍。我们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一旦离开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即放弃政治领导的原则，必然走到邪路上去。
第三，关于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告诉我们，客观规律铁面无私，我们应取完全老实的态度。我们往往受了挫折才想到客观规律是不能冒犯的。但一到经济发展顺利时，往往就淡忘了这一点，甚至把它丢到一边。赵紫阳同志在经济工作中的一些失误，就是听不进不同意见，不从实际出发，不顾我国实际情况，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以致发生经济过热、供求严重失衡等问题，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当然，有任何社会都通行的客观规律，有社会主义社会专有的客观规律，还有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首要的任务，是按照邓小平同志的要求，努力去认识和掌握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
第四，关于学习马列理论。这一条谁也不会反对，但真下苦功夫的不多，学懂能运用的人就更少了。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下，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有些所谓研究马列的人反马列，有的人竟在这次动乱中成了风云人物。当然这是特殊情况。不学马列，就分不清大是大非，做好工作也难。我们党政机关多数领导人，工作很忙，加班加点，辛苦得很，要求他们每天读马列著作，似为苛求，只能请他们自己安排。但确有一些领导干部，工作不上劲，又不读书，更不读马列，还心安理得。现在有许多青年学生不愿上政治课，不读马列著作，不能说与这种风气没有关系。
近年来，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实用主义也身价十倍。我国过去长期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容易产生片面性，搞绝对化，走极端。毛泽东同志过去经常要求共产党人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是很有针对性的。今后，学习马列理论这件事，特别是学哲学，必须抓起来。现在，就要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这次动乱和暴乱的各个方面、前因后果作具体分析，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高觉悟，以改进工作，克服困难，并避免错误重犯。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控制投资规模 调整投资结构
周汉荣
目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宏观调节的重要任务，是统一思想认识，以提高投资效益为中心，下大力气解决投资规模偏大和投资结构不合理两个问题。
近年投资规模偏大，是在社会总需求连年超过总供给、出现明显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发生的，是靠货币信贷超投放来支撑的。首先压缩投资需求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有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内在关系。从一段较长的时间来看，投资一方面从社会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方面向社会提供有效产品，满足人们生活、生产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于社会扩大再生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但同时应看到，投资增长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它是一种投入
（需求）在先、产出（供给）在后的经济活动，且周期长，不少建设项目要几年、十几年乃至几十年才能建成投产，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只有需求不能形成有效供给。一定时期社会总产品有多少可以用于投资有一个客观的数量界限，投资规模的大小要受国力制约。如果不顾国民经济所能承受的能力，投资规模过大，不仅影响人民生活和现有企业的正常生产，使铺开的建设摊子难以为继，战线长，效果差，严重时还将破坏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被迫进行调整，付出巨大代价。
但是，近几年我国投资规模一直偏大，连续四年固定资产投资率（即固定资产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30％，1988年全国在建工程投资总规模达到1万3千亿元左右，明显超过了国力承担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投资规模偏大是在社会总需求连年超过总供给、出现明显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发生的，是靠货币信贷超投放来支撑的，有较大的隐蔽性。在商品货币关系存在的条件下，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分解为实物运动和价值运动，通过信贷机构向社会投放超过经济增长水平的货币量，货币形式的社会总需求就会超过实物形式的社会总供给，形成通货膨胀。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于合理的货币流通量的界限比较模糊，银行信用创造货币供给的神奇力量也不广为人知，还由于一笔投资贷款建成的是实实在在的项目，而信贷超投放面对的是所有社会产品，由此引起的货币贬值又往往滞后发生，这就容易造成扩大投资贷款得大于失的假象。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双膨胀，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消费引导型投资扩张，这是不同于过去的一个重要特点。消费需求膨胀主要表现在，就业的扩大和居民货币收入的增长超过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社会购买力的增长超过了商品供应量的增长。过旺的消费需求和扩大就业的压力，成为导致货币信贷超投放的一大因素。这不仅推动了地方和企业千方百计扩大投资，推动了消费品加工工业的过快发展，还使能源、交通等部门生产滞后，供不应求的矛盾进一步加重，从而使投资结构的调整任务变得更为艰巨。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控制消费需求增长有较大的困难，因而首先压缩投资需求，对于压缩社会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全局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投资总量调节，核心是严格控制信贷投放总规模，投资增长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在建投资总规模与年度投资规模要同时控制。
投资总量调节，核心是坚持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原则，按照治理经济环境的总要求，根据国力所能承担的可能，确定投资增长速度和投资规模。首先，经济发展要稳定，不可过热，投资增长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经济稳定发展，投资增长速度和总规模才能够稳定发展。当前的问题，就发生在经济增长过热上。过热的经济发展，必然要求扩大投资规模给予支持。因此，在国民经济稳定发展基础上实现的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要先安排生活、生产，后安排投资，并且基本保持前后年度三者比例相对稳定。这样就可以做到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一致。实践证明，在我国供给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多发票子搞建设，结果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影响改革与发展的进程。
其次，财政、信贷、物资、外汇要综合平衡，这是总量平衡的关键所在。财政、信贷是国家参与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的重要形式，虽然它只是社会资金的一部分，但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不管有多少种类型，都要通过财政赤字、信贷差额反映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货币超经济发行才能变为现实。1979年以来，财政多年向银行透支，银行信贷投放已经大大超过经济需要量，在这种情况下控制投资总量，一定要实行财政、银行双紧政策。目前我国的财政赤字是已经计入国内外债务收入后的赤字，是硬赤字，要引起重视，着力研究财政通过增收节支实现自求平衡并略有结余的途径。银行要严格控制信贷投放总规模，要把投资信贷压到银行资金来源能够承担的范围之内，并对投资贷款实行指令性计划管理，禁止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投资信贷活动，坚决限制通过社会集资扩大投资规模。银行是控制社会总需求的总闸门，要进一步发挥银行在调节投资需求方面的作用。
第三，在建投资总规模与年度投资规模要同时控制。年度投资规模是国家在一个年度内实际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它反映国家在一年之中用于固定资产再生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数量；在建投资总规模指当年施工的建设项目全部建成需要的投资总额。如果在建投资总规模过大，铺开的建设项目过多，势必是投资“撒胡椒面”，大量资金分散并长期占压在未完工程上，不能及时竣工投产和形成综合生产能力，严重时不得不进行在建项目清理和调整，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浪费更大。我国目前不仅年度投资规模偏大，而且在建投资总规模也过大。解决途径主要是做好国民经济中长期发展规划，根据一个时期可能达到的逐年年度投资规模和合理的项目建设周期，测算科学的在建投资总规模，并通过建立严格的项目审批制度，正确处理新上项目和续建项目的关系，确实把在建投资总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第四，建立企业流动资金补充制度。目前我国企业自有资金大量涌向投资领域，流动资金基本仰靠银行贷款，加大了银行流动资金贷款需求。流动资金投资与固定资产投资同是实现投资周转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要逐步改变一般“投资”不包括流动资金投资的观念，明确规定：（一）今后谁安排固定资产投资谁负责相应配套的铺底流动资金供应；（二）企业自有资金要首先补充企业流动资金，没有相应配套的流动资金来源的自筹建设项目不许开工建设。这样，就可以从资金分流上减少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压缩投资规模。
第五，完善利率机制。当前，应较大幅度地提高利率总水平，特别要提高投资贷款利率，同时应尽快改“税前还贷”为税后还贷，硬化企业预算约束机制，抑制企业挖财政、争贷款以自肥的扩张欲望，为发挥信贷和利率的积极作用创造基础条件。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随着投资资金来源的增多，出现了不少“拼盘”项目，名义上是各家分摊投资，实际上其他几家往往不完全落实，只有银行贷款一家落实。结果，项目
“骑虎难下”，迫使银行继续增加贷款。因此，减少投资贷款对于控制投资规模具有多倍收缩的作用。
调整投资结构，关键是要解决基础工业产品价格过低问题。近期主要是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制订与国家产业政策相配套的财政、金融政策，改革投资体制，探索存量调整的新路子。
目前我国投资结构突出的问题是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投资严重滞后，影响了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改变这种状况，关键是要解决基础工业产品价格过低问题。
近期要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制定与国家产业政策相配套的财政、金融政策。近几年预算内投资只占全部投资的百分之十几，无力对投资结构进行有效的调节。适当集中资金，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而提高财政对基础产业的投资比重，在一个较长时期内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价格改革困难较大的情况下，税收在抑制加工工业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和重点建设投资方面具有直接作用，宜较大幅度地提高国家限制发展产业的税率，开设预算外资金调节税、稀缺资源税、投资方向调节税等。同时应明确，国家征集的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发行的重点建设债券收入等，要专立帐户，集中用于重点建设投资。金融方面，在坚决贯彻执行国家产业政策的基础上，一要实行向基础产业倾斜的信贷政策，适当增加重点建设贷款基金和信贷资金来源；二要实行真正能够抑制长线、扶持基础产业发展的差别利率，并相应建立财政贴息制度。
其次，改革投资体制，引导预算外资金用于基础产业投资。目前预算外资金大量涌向加工工业，既减少了基础产业投资来源，又加剧了基础产业供给紧缺的矛盾。我们应抓紧投资体制的配套改革，在目前财权下放的同时，相应把部分基础产业投资的任务也交给地方和企业。这样，既能够减轻国家压力，又能够有效地引导地方、企业的预算外资金用于基础产业投资，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促进投资结构向合理化方向调整。
再次，投资结构存量调整与增量调整并重，探索投资结构调整新路子。投资结构增量调整是指新增投资分配上向基础产业倾斜，存量调整是指通过对已有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使产业结构沿合理化方向发展。存量调整方面，目前可行的主要措施：一是有计划地支持一部分长线企业转产和推行企业兼并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现有生产设备的能力，提高效益，增加市场短缺产品的供给；二是建立健全闲置设备与剩余物资交易和租赁市场，通过现有生产要素的流动优化资产配置；三是有选择地拍卖一些国营小型企业，出售一批公有住房，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向外商有偿转让少量土地使用权，从而集中和筹措一大笔资金，重点用于基础产业的投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农业是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
黄松龄著《读马克思恩格斯论农业和农民问题》前言
宋涛
黄松龄同志的遗著《读马克思恩格斯论农业和农民问题》（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继他的《黄松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稿》（天津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与中共中央党校政治经济学教研室编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之后的另一部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专著。黄松龄同志生于1898年11月，今年是他诞辰90周年，以此书的编辑与出版，来纪念和缅怀这位已故的著名经济学家、我们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具有重大意义。
黄松龄同志在经济理论研究中，探索的范围较广，其中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探讨较深。早在青年时代，他对中国和苏联的农村和农民问题就进行过较多的研究，发表过不少关于这类问题的文章。大革命时期，在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政治教官时讲授过农民和土地问题。30年代中期，在北京的一些大学的进步学生中组织了“土地问题研究会”，引导他们认识农民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特别是从1958年以后，他鉴于农业和农民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一方面深入我国农村进行实际情况的调查，同时又用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系统地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农业和农民问题的论述。1961年，他在《当前农业发展的方向》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都十分重视农业问题，认为人类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生产劳动是从农业开始的。农业生产过程是人类通过自己的活动，向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的过程。当人们进入农业生产活动后，人的生活开始走向稳定，并有了初步的保障，一切经济文化的发展才有了基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程度，决定人们参加其他活动的程度，从而决定一切经济文化的发展程度。”1962年，他又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讲话中强调：“农业为基础是个长期的方针性问题，在工农业比重中，哪怕农业只占1％也是基础。人不吃饭是不行的，农业为民生之本。这并不一定表现在工农比重方面，例如美国，它的粮食很多，而它的农业在工农业比重中还占不到10％。再说，如果农业生产水平太低，没有剩余劳动可以提供，那么工业也就发展不了。所以农业为基础就是要农业过关。”他在《读马克思恩格斯论农业和农民问题》这部遗稿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生产力发展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终极原因，全面系统地对农业和农民问题进行了阐述。
学习黄松龄同志的这部遗稿，对于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坚持生产力标准，进一步认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邓小平同志曾多次强调：“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农业文章很多，我们还没有破题”。党的十三大指出：农业是关系建设和改革全局的极端重要的问题，是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198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农村工作会议也提醒我们：“我国农业这个基础还是脆弱的。应该看到，农业问题，决不是局部问题，而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问题；不是一般经济工作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经济战略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此，必须下决心、花力气、下本钱大力发展农业。”可见，搞好农业生产，对于平衡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对于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保证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黄松龄同志的这部遗作，是一本帮助我们领略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问题原则和中央精神的难得的教材。
（本文写于1988年11月，标题是编者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