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冷静地思考教育的过去和未来
张承先
●新中国四十年来的教育是“失败”的吗？
●能脱离社会主义的方向抽象地谈论教育吗？
●我们的教育事业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接班人？
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由学潮开始的。冷静地思考过去和未来，教育工作方面的教训是很深刻的。近十年来，教育思想理论战线上的斗争一直是非常尖锐的。拨乱反正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我国教育工作逐步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这时，一部分人站出来彻底否定我国解放后“前十七年的教育”，说什么“新中国的教育从理论到实践都是不足取的”。党的十三大以后当我国教育事业沿着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改革前进时，又有一些人站出来彻底否定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40年，对教育改革的10年也否定了。最近在1989年3月4日的《自然辩证法报》上看到以《拯救教育，刻不容缓》为标题的关于“科学与文化论坛”第四次会议的综合报道，说“中国40年来的教育是失败的。自然，这种失败是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价值观、体制、所有制等等失败的集中表现，是一种文化选择上的失败，一种名副其实的文化失败”。这股思潮的冲击在我国的教育战线上不能不产生影响。事实上有些高等学校已经受到了影响。学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进行反思，我认为我国教育根据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三个面向”的指示，仍然需要坚持改革开放，吸取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优秀的文化成果，但必须进一步明确几个根本性的问题，并毫不动摇地加以坚持。
首先要确立无产阶级教育观
最近有些人说，“过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错了，现在提教育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也错了。教育的功能在育人、在提高人的素质”。教育工作与物质生产不同，教育的功能在育人，这点没有错。问题在于育什么样的人？脱离一定的社会，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孤立地、抽象地谈育人行不行？事实证明，抽象的教育是不存在的，脱离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必然为资产阶级的渗透敞开大门。所以，必须坚定、明确地表明我们办的教育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和经济服务，就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以上问题涉及我们应当树立什么样的教育观问题，是树立资产阶级教育观，还是确立无产阶级教育观？我们必须明确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从更宏观的角度看，教育要把人类改造自然的斗争、改造社会的斗争、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主观世界的斗争等诸方面的经验和知识传播下去，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不断前进，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对教育有不同的要求。教育是进行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在阶级社会中，教育是有阶级性的。对这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很久不强调了。在这个问题上，教育战线上的许多同志在思想上已经淡化，不那么明确了。许多同志陷入孤立办教育、为教育而教育之中，脱离了无产阶级政治与经济的实际需要，脱离了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给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侵蚀以可乘之机。
以教学为中心不能忽视正确的政治方向
有人指责我们没有明确的教育方针。事实上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明确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可以概括为“三个面向”、“五育并举”、“四有新人”，但在全面贯彻教育方针上出了问题。党的工作重点转移之后，学校拨乱反正，以教学为中心，要极大地提高学生的文化科学水平，这完全是对的，但出现了只重视智育、不重视德育、忽视和削弱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
毛泽东同志曾经强调，学校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邓小平同志1978年4月22日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重申了这个观点。他说：“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大量的课时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这不仅不排斥学习科学文化，相反，政治觉悟越是高，为革命学习科学文化就应该越加自觉，越加刻苦。”小平同志要求把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与提高科学文化水平统一起来。但是，我们实行工作重点转移后，以教学为中心，许多人却忘掉了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围绕着“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过去曾经有过一些争论，教育界有人认为这个方针是“左”的路线的产物；个别人甚至说什么它是“两个估计”的理论基础。过去，特别在“文革”中我们曾经片面强调教育属于上层建筑领域，把学校单纯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看不到教育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方面的重要作用，这在实践中使我们吃了苦头。粉碎“四人帮”后，实行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明确了科学技术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因素或第一要素，提出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关键，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从而确认了教育在国民经济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这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但当我们强调教育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作用，要求正确解决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时（这是非常必要的，这方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有些人又忽视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出现忽视和脱离政治的倾向，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使我们吃了更大苦头。在实行重点转移后，学校还应不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事实作出了答案。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暴露出学校工作恰恰在政治方向上出了问题。血的教训告诉我们，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现阶段仍应坚持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对青年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要解决世界观和人生观问题。但最近一段时期，由于赵紫阳同志的错误思想指导，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旗帜不鲜明了，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不那么理直气壮了。有人说，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在这里，需要重读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具体政策是新民主主义的，但指导思想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还需要对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毛泽东同志说，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也是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要用这个科学的思想体系来观察问题、研究问题、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不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不能胜利。现在进入社会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反而认为不需要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了，这不是很奇怪吗？
对学生应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应该教育他们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的一切。现在看来，爱国主义教育还应该大大加强。但是，爱国主义教育如果不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不解决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就不能收到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贡献一切的实效。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解决人生观、世界观问题，目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课题。当然，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时要区分层次，区别对象，要结合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要采取生动活泼的方法，使学生能够理解和接受。赵紫阳同志提出要改造思想政治工作，实际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马克思主义给改造掉了。这对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有严重的影响。
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没有过时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是改造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这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途径。列宁曾说过：“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方针。当然，在“文革”中这一方针有些被扭曲，出现了一些错误作法，但这一方针本身没有错。
现在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我们培养的青年学生轻视体力劳动、轻视实践、轻视劳动人民的情况非常严重。有些人连自我服务劳动都不干，不爱惜劳动果实，白面馒头、大米饭随便乱扔。有些人学风很不正，既不了解也不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生搬硬套西方的东西；而对国外情况也不甚了解，却将成套的国外经验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结果错误百出。有些人自认为是社会的“精英”，感到比劳动人民高得多，不愿到基层生产第一线作艰苦的工作，不愿深入群众，在实践中学习。这样不可能培养出有真才实学的人才，不可能培养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搞不好甚至会培养出一些企图充当社会主义掘墓人的人。
实践证明，知识分子必须端正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现在不怎么强调了，甚至有些与之背离了，背离了这个方针所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高等学校还应继续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加强劳动教育，参加社会实践，增加与工农的联系，从中汲取营养，以利于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
加强党的领导，建立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关键。总的看来，我国广大教职工队伍是好的。教育战线上许多同志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顶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压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辛勤从事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工作。但也不可否认，在这场动乱和暴乱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当前需要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文件，认清这场严峻斗争的性质，分清是非，提高思想觉悟，端正政治立场，积极投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同时，还要冷静地思考过去和未来，总结历史经验，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引下，把教育改革继续引向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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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左图：这个农村孩子年仅十四岁，本应在学堂里用功，却成了河南省安阳某建筑队工地上的钢筋工，每天得工作十二小时。他说：“有时候太累了，真想哭。特别一到阴雨天，没法儿不想家。”
右图：童工的住处更让人心惊。砖泥结构的简易房不安全且不说，卫生条件也极差。一个童工说：“这里别的没有，蚊子、跳蚤、臭虫可都齐全着呢。”
刘华摄于华北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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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滋培方得栋梁才
——青年科研工作者培养问题一席谈
本报记者 柏生
分配在科研单位的一些大学毕业生为能参加社会主义祖国四化建设并做出贡献感到十分光荣，同时也感到担子很重。但有的人不懂得如何提高科研素质。记者走访了对培养青年科技人员颇有经验的中国航天标准化研究所研究员、火箭制导专家、科技委员会副主任宗绍录同志，请他谈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看法。
记者：大学生从校园到研究所势必有一个适应过程，您能否谈谈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应该具备哪些科研素质，应在哪些方面继续培养和深造呢？
宗绍录：科研工作者的基本素质，第一是创造性。创造性是科研工作者的灵魂。没有创造性，就没有科研活动。科研活动既然是探索未知规律的活动，科研人员就必须始终保持富有成效的创造力才能在未知的科学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成为该领域的先锋。每一项重大科研成果后面都跃动着科研人员勃发的创造能力。
第二是实际性。科研课题的来源，科研“思想”（idea）的来源都出于实际需要。追古索今，包括数学科学在内的所有学科都是由于实际的需要而产生并发展的。实际的需要、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是产生创造性新思想的源泉，是科研工作之本。在我国，从实际需要产生的科研课题切合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主旋律，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个有造诣的科学家常常表现在能够依据实际需要提出课题并建立起正确的富有创造性的新思想。
记者：那么，您认为大学毕业生的专业知识在科研工作中是否够用了呢？
宗绍录：一个科研工作者应具有深厚的专业知识及广阔的基本知识，这也是很重要的科研素质。大学毕了业只表明他学到本专业一部分最基本的知识，距掌握全部的专业知识还相差甚远。另外，我国教育结构有一定缺陷，大学生在校时很少涉及与本专业有关的其它专业知识，所学不深不广。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科研专家不只要成为本专业知识的行家里手，也要对相关专业进行扩展及渗透。尤其是数学，它是对所有科研工作都十分有用的学科，掌握现代数学分析方法对从事任何专业的科学研究工作都有用。
记者：科研人员的非智力因素应该也是不容忽视的吧？
宗绍录：是的。首先，坚韧不拔的毅力对科研工作者特别重要。一般来说，重大成果都是在多次失败的基础上取得的。失败是成功的一部分。科研工作者经常会感到“山穷水尽疑无路”，在这时，只有那些知难而进、锲而不舍、勇于克服困难的人才能摘取成功桂冠，抵达“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科研工作者克服艰难险阻取得了科研成果，那种欣喜若狂的心情不亚于登山运动员登上高山险峰，真是难以言表。
其次，一个科研人员应具有良好的协作精神。当代的科研活动规模之大、专业面之广、相互渗透之深等方面大大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那种古老的以个人为单位的科学活动，而是体现着科研工作者的群体效应。这就要求科学家既要有个人独创又要有相互协作精神。闭关自守、单干搞科研在今天很难搞出重大的科研成果。
严谨的科研作风也是不可缺少的。一个科学工作者对于每一个公式的推导，对于每一个试验细节的安排，对于试验结果的分析，对于书写技术报告都应严肃认真、一丝不苟。任何细小的疏忽都可能导致全盘失败。在科学研究上既要提倡“大胆设想”，又必须“谨小慎微”。
另外，科研工作者还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例如较高的外语水平，熟练使用电子计算机的能力。甚至为了能充分利用科技信息，还须掌握较高水平的文字及书写表达能力。
记者：应从哪些方面对青年科研人员进行培养，才能使之尽快形成上述科研素质呢？
宗绍录：要对青年科研工作者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进行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教育，使他们端正为祖国四个现代化而学习和工作的指导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在科研工作中不怕吃苦，不怕失败，敢于拚搏并做出成绩来。
在科研素质培养上，我认为应注意下面几个环节。
第一，给年轻人压担子，让他们承担科研课题，才能边干边学，学以致用。当课题任务压到他们肩上时，学校学的不够用，他们就会主动请教老科研人员，查阅资料、搞调查研究，针对自己弱点缺什么补什么。这种学用结合的培养方法使青年科研人员成长较快，达到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的目的。
第二，“以老带新”也很重要。老科研人员经过几十年科研工作的磨练，具备了较好的科研素质。这是在书本上学不到的。只有通过科研过程本身，只有通过老科学工作者的言传身教，才能学到手。严师出高徒，老同志的传、帮、带，对于青年科技人员的成长起了关键作用。在以老带新过程中，老科研人员也可以向青年同志学到不少新的东西。
记者：一些年轻人新到科研单位往往会有无所事事、无从下手之感，这对他们的成长是很不利的。
宗绍录：这就需要给他们尽早规定专业发展方向，针对每个人的特点制订近期规划及长远发展设想。这样才能使年轻人有奔头，在专业发展上有方向可循，起到激励青年科技人员上进的目的。当然，有规划，就要有措施，对其实施过程要有检查。
还应创造条件让青年科研人员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专业会议、专业学习班，旁听大学专业课及研究生课程，参观专业展览。让他们更多的接收和利用科技信息，活跃学术思想，扩大学术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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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名人辞典何其多
近来编纂出版企业家、工程师、教师等名人辞典和人物报告文学集，成为一种时髦。我单位每个月都要收到一二封这样的来信或接待一二次来访。这些人都有一个附加条件：要求赞助。少则几十元，多则几千元。有些编委还很有来头，企业不支持吧，怕以后工作找麻烦；支持吧，一年要几万元，实在是一笔冤枉钱。
国家有计划地编一些弘扬先进、模范人物的书籍，既可以激励当代人的斗志，也可以留给后人景仰，确是一项很必要的工程。但像现在这样国家编、部委编、省市也要编，大有泛滥之势，还有些组织者硬拖来一些名人题书名、写序言，以扩大影响。我们认为这大可不必。说穿了，还不是以宣传为名，行摊派之实吗。实际上一些编纂者确实也发了一笔小财。
国家正值治理整顿之机，全国人民都要过几年紧日子。这种乱出名人辞典、传记的现象，与大局无补而有害，确有刹刹之必要。
齐齐哈尔市国营和平机器制造厂 郑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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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能滥采野生药材
眼下，正是采集野生药材的黄金季节，许多农民进山、进草原采药，既为国家提供大量药材，又可增加个人收入，本来是件好事。可是，有些人在采药过程中，不分哪是采集区、哪是保护区，也不管药材长成没有，见药就挖，挖完药材形成的坑也不填死。这样做既糟踏了药材资源，又破坏了草原和森林。
为此，我建议有关部门加强野生药材的管理，同时也希望采药人员不要光图个人的眼前利益，应自觉遵守保护野生资源的有关规定。
黑龙江省林甸县信息中心 赵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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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何解决森林资源危机
——一些青年林业科技工作者的建议
本报记者 谢联辉
我国森林资源危机已经发展到十分严峻的程度。据刚结束不久的全国第三次清查所得资料，虽然近几年大力植树造林面积略有增加，但因社会需求量猛增，木材资源年消耗量从第一次清查（1973—1976年）的1.96亿立方米、第二次清查（1977—1981年）的2.94亿立方米，增加到第三次清查（1984—1988年）的3.44亿立方米，消耗量赤字已达9700万立方米。若按目前消耗水平推算，可采伐的成熟林和过熟林只能维持七八年，而近熟林接续资源又质差量少，木材生产面临“断档”，如不抓紧时机采取果断措施，森林资源萎缩局面无法挽回，正在衰退的陆地生态主体将进一步恶化，全国将要遭受更残酷的自然灾害惩罚。
不久前，在北京林学会举办的中国林业发展战略青年研讨会上，一些青年林业科技工作者针对森林资源危机，向有关方面呼吁，并提出若干改革建议。
摒弃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的传统林业，在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重新构造现代林业发展模式。林业部综合计划司周亚非、调查规划设计院马爱国认为，我国林业指导思想有偏差，林业经济管理长期处于重森工生产、轻营林生产的倾斜状态。在计划管理上，人为地割断资源培育和采伐利用的有机联系，把计划工作重心放在单纯取材上，造成取育比例严重失调；在统计和财务核算上，实行以木材生产为主体、利润指标为核心的核算、监督、考核体系，致使木材生产成为硬指标，营林生产成为软任务，超资源承受力的盲目采伐十分严重，在投资结构上，实行以木材生产为中心的倾斜投资政策，40年来以索取资源为目的的森工基本建设投资占总投资的2／3，营林工作没有地位，形成一种耗竭型经济结构。要扭转目前经济管理无序状况，首先要把林业指导思想转移到生态经济基础上，根据森林生长规律和林业经济规律，建立符合国情、林情的林业发展模式。
改变国有林区现行经济管理体制，明确经营森林的责权利。据林业部政研室陈泽、北京林业大学廖运凤分析，占我国有林地面积45.3％的国有林区，管理体制严重不适应。全国131个国有森工企业，地方政府管人事、收税利，中央政府管计划、给投资、要木材，多头领导，“婆婆多”，森林资源归属不清；基层林业局又集生产、经营、行政、管理等多种职能于一身，资源管理体制缺乏必要的约束机制。结果形成“国家要木材，地方要利润，企业要生存，职工要吃饭”的局面，大家都认为自己有收益权，而谁也不关心资源消长，特别是对地方实行统收统支政策后，各地不断增加林业企业税利指标以增加地方财力，致使培育森林缺乏投入，林木消耗剧增，难以维持最低水平的再生产。他们认为，当务之急是抓好国有林区的经营体制改革，尽快解决国有森林资源产权虚置、经营无主、多方争利的问题，建立管理、经营和采伐利用间的制约机制，通过经济和法律手段控制森林非正常消耗，恢复企业活力。
正确处理木材供需矛盾，协同解决进口木材与增强林木生产活力的关系。林科院林经所奉国强、北京林业大学宁玉林和陈建成说，有些人以为进口木材能满足国内部分木材需求，有利于森林休养生息。从静态角度孤立地看待木材需求问题，似乎有理，但从全国林木生产实际情况来看，则是一种
“割肉补疮”的短视行为。他们认为，森林是可再生资源，只要投入简单劳动力就能够生产，现在国家用高出全国营林经营五六倍的外汇进口木材，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进口了大量简单劳动力，而国内简单劳动力严重过剩，44.3％林业用地因缺乏资金得不到开发利用，从长远看于国于民不利。另外，进口木材冲击了国内木材市场，导致木材价格下降，甚至造成木材集压，伤害木材生产者利益，抑制了国内林业发展。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木材进口第二大国，要立即杜绝进口是不现实的，但有必要在数量上加以限制。他们主张，全国在木材使用上节约点，过几年紧日子，腾出一点资金扶持近乎衰败的国内林业。建议林业部门参加进口木材管理，根据国内外木材市场情况，协同处理日益加剧的供需矛盾。
调整和强化速生丰产林建设和林工产业的扶持政策，为渡过木材资源“断档”难关作准备。林业部造林经营司姜喜山认为，虽然近些年国家开办林业项目贷款，积极支持营造丰产林，林业部根据未来的需要也作出规划，准备到2000年建设1亿亩速生丰产林基地，但各地发放林业项目贷款政策缺乏连续性，贷款期限比大多数树种生产周期短，不利于林木生产。再加上贷款计划难于落实、贷款发放环节过多等原因，建设计划往往落空，营林工作困难重重。他建议根据林木生产特点和项目建设要求，调整林业贷款办法，改革利息结算方式，充分发挥林业主管部门管理职能作用，保障政策的连续性，以使丰产林基地建设收到预期效果。林业部计划司石峰认为，我国森林资源结构性断档不可避免。新型林工产品在弥补资源结构变化、缓解社会需求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他建议加强林工产品科研工作，确定林工产业中短期发展目标，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促进长期不被重视、至今还较落后的人造板材工业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