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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国不能走三权鼎立的道路
金建
长期以来,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一再鼓吹在中国实行美国式的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社会上有一些人也对三权鼎立制度及其赖以建立和发展的经济、政治基础,特别是阶级实质不甚了解,存在模糊认识。因此,有必要对三权鼎立制度作些考察,弄清我国为什么不能走三权鼎立的道路,而必须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三权鼎立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阶级专政
三权鼎立也称三权分立,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一种政治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国家的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别由议会、政府、法院独立行使,同时三者又相互制约,试图以此维持权力间的制衡,防止走向滥用权力或集权专制的道路。
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漫长过程中,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三权鼎立的具体形式也五花八门。美国采取的是国会、总统、最高法院彼此独立、相互制衡的“总统制”。英国、日本等国则采取内阁对议会负责的“议会内阁制”。当然,在实践中各国的三权鼎立制度为适应统治阶级的需要还不断变换调整。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虽然仍坚持分权与制衡的原则,但在三大权力之间的运作上,以总统为代表的行政权力日趋扩大,国会权力则相对削弱。
三权鼎立废除了封建君主高度集权的专制制度,代之以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分权制度。它打破了封建宗法血缘统治,代之以选举产生的政府官吏,有利于防止个人专断与专制制度的复辟,维护整个资产阶级对国家的统治。资产阶级的三权鼎立制度,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否定,有着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三权鼎立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自由竞争和无政府状态,必然要求打破专制和特权,实行分权与制衡,以便不断调节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矛盾及冲突,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而三权鼎立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统治阶级内部各派“利益均衡”的要求,避免个别集团或少数领导人专权而危及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和统治。作为资产阶级政权的组织形式,三权鼎立制度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及广大劳动人民的专政。在貌似公正合理的三权鼎立背后,真正起主宰作用的是资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通过代表自己利益的政党控制议会中的多数议席,实际操纵立法权;通过执政党首脑人物出任总统或首相,实际掌握行政权;又通过由总统或首相任命最高法院院长或法官,实际影响司法权。资产阶级正是通过代表其利益的政党控制三大权力来巩固它的阶级统治的。
其实,三权鼎立并不像极少数人吹嘘的那样完美无缺。首先,三权鼎立往往会造成各个权力中心之间的互相掣肘拆台,严重影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资产阶级议员们为维护各自所代表的集团利益在议会喋喋不休地争论,往往使一些重大问题议而难决,甚至长期搁置,政府的运作也因此迟滞不灵,效率低下。例如,美国国会一年一度的政府财政预算审议,有时因不同地区或利益集团互争份额而使预算法案迟迟不得通过,政府有关部门只好靠国会临时拨款度日或被迫暂停上班。其次,三权鼎立并不像有人描绘的那样,可以在各项决策中起制衡作用,避免失误。如1964年美国国会根据总统约翰逊提议而通过的“东京湾决议”,导致美国直接出兵越南,扩大侵越战争,这不仅严重破坏了国际和平,也使美国深陷战争泥潭和内外交困的境地,遭到国内朝野和国际社会的强烈抨击。另外,所谓“以权力制约权力”也并非像某些人渲染的那样,是遏制政府官员腐化行为的有效机制。以金钱为基础的西方政治制度本身便是产生腐败的温床,这就决定了以权谋私、贪赃枉法、行贿受贿等案件屡禁不止。由此可见,三权鼎立制度有其不可避免的阶级局限性。那种把三权鼎立看作是包医权力危机百病的万应灵药的想法,是极为天真幼稚的。
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在我国行不通
不同的经济基础决定不同的上层建筑。如上所说,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而我国经济的主体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的多种所有制经济有所发展,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地位没有也不会改变。我国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现实,必然要求建立一种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不能照搬资产阶级三权鼎立的制度。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论述无产阶级新型的政权组织形式时,一向对三权鼎立制度持否定态度,认为它同国家权力的统一是相矛盾的。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肯定地指出,无产阶级政权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
建立什么样的政体,要由国体也就是国家的阶级本质来决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彻底打碎了剥削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消灭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资本主义社会中固有的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已不复存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这就决定了在我国没有资产阶级三权鼎立制度赖以存在的阶级基础。我国宪法明确规定的这种国体,要求国家的政体必须保证人民真正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国只能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民主的基础上实行集中,人民通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它不仅行使国家立法权而且产生和监督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它们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既有分工,又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这同资产阶级三权鼎立制度下分别行使立法、行政、司法权力的三大国家机关的互相牵制和抗衡,有着本质的区别。
三权鼎立制度和资产阶级多党制是暹逻双胞胎。这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所谓议会民主,是通过多党制或一个政党的不同派系出面实现的。这样的政党或派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忠实代言人。我国的国情与西方根本不同。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在我国,除了处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外,还存在与之长期共存、互相合作的其他民主党派,这同西方国家的多党轮流执政是根本不同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历史形成并为各民主党派所共同接受的。建国40年来,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荣辱与共,和衷共济,不断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包括各民主党派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任何特殊利益。这就排除了多党轮流执政以及党内出现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派别的理论和实践根据,从而决定了我国决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鼎立和多党轮流执政的制度。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其对国家事务的政治领导,人民通过由自己选举产生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定国家事务。实行这样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作出的历史性选择。从康有为、梁启超推行的君主立宪到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多少仁人志士在黑暗中痛苦摸索,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多次试图按照三权鼎立的学说来反对封建专制,改造中国。但他们的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孙中山先生曾经深刻指出,把三权鼎立制度说成是“长治久安之计,那是不足信的”,如照搬到我国,流弊难除,恶果更甚。历史已经证明,资产阶级三权鼎立的政治制度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种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反映到国家政权组织形式上,就要求有一个保障全体人民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我国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就是说,国家权力(包括立法权、重大问题决定权、监督权、重要人事任免权等)只能由民主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在这个前提下,又明确划分了国家行政、审判、检察等机关的职权,从而使国家机关各司其职,协调一致地工作。这种政权组织形式的正确运用和逐步完善,既可以防止权力的过分集中,又可以避免三权鼎立制度的种种弊端,能够兼取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与提高工作效能的优势和长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作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战略决策,把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十年来,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和进步。国家的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人民代表大会依法加强了对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监督;它进一步完善了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规章和程序,抓紧了自身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这对于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都起了重要的保障作用。当然,目前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国家权力机关的作用还没有更好地发挥出来。但这并不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本身造成的,更不能作为照搬西方三权鼎立制度的借口。极少数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大肆鼓吹在中国照搬三权鼎立那一套,其要害就在于:以资产阶级的议会民主制取代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资产阶级的多党制来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做主。致力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是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需要进一步理顺党委、人大、政府的关系;健全人大的监督制度并使之法律化;改善人民代表构成,提高人民代表素质;继续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建设。邓小平同志最近精辟地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实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只要我们遵循这个正确的方向扎扎实实地工作,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就一定能更好地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建立起比西方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政治。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我的一个建议
王伯惠
我是一个六十多岁的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工作者。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深深感到: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一些老的知名的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注意保持坚强的党性,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的全体干部,不论职位高低,贡献大小,能力强弱,都应按照党员标准和国家干部标准,度好自己的晚年,为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做个好样子。千万不能用不正确的言论和错误的行为去损害自己的名声,去损害党和政府在干部、群众中的威信。年纪老了,谨言慎行更为重要,宁可无所作为,也不要去胡说非为。曾经做过党和行政工作的已经离休的多数老同志,他们现在对社会的影响是重要的,但其作用相对来说毕竟是有限的。而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一些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同志肚里有理论,手中有笔杆,嘴巴又会讲,行政职务一般也退的迟,就是退下来,不是在这个学会,就是在那个研究会,也是一个学术界的大小不等的头面人物。这样,就比其他老同志对社会的影响要大得多,作用也重要得多。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离休以后的部长、省委书记、省长已经鲜为人知了,而我们的一些老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还在那里大写文章,大作报告,对干部和群众大施其影响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同志就应当更加注意保持坚强的党性,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这就是要做一个能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比较好的理论工作者,既不能做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当做教条的僵化的老人,更不能做一个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盲目崇拜资产阶级某些哲学和社会学说的赶“时髦”的人。在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面前,不能随声附和,甚至添油加醋,也不能熟视无睹,任其传播而不声不响。当然,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中,猛醒过来,改了就好。只要认真改正,党和人民是会照样欢迎和需要的。认真改正自己在理论工作上的错误,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纠正错误,也是保持坚强的党性和谦虚谨慎作风的非常重要的表现。总之,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要十分珍重自己。这也是珍重我们的社会责任,珍重党和人民对我们的希望和要求。
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继续保持坚强的党性和谦虚谨慎的作风,我认为有这样几个问题是必须注意解决的:一是要虚心地认真地学习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和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这里面有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了的活生生的马克思主义,以此充实和武装自己的头脑。不要只是在外国一些书刊,自己的文章和讲话中兜圈子。更不要认为自己的智慧比党的集体智慧还要高明。二是要做一些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和基础资料的积累工作,不要只是写一些空空洞洞的东西,发一些东凑西拼的感想式的议论。三是要多研究些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不要只是在名词概念上大做花样翻新的文章。我们有许多观念要更新,相应的有不少名词概念也要发展,但是这些都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要以观念更新为名,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思想辩护或翻案。资产阶级思想的核心——个人主义,是不能为之正名的。党和工人阶级所倡导的大公无私的观念和勤俭建国的口号,以及其他许多革命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只能继承和发扬而不能动摇和否定的。四是自己已小有名气或大有名气了,再不要去争名和挂名了。如果那个报告稿子是其他同志写的,自己只是照念而已,那就没有必要由自己亲自去念,还是让其他同志去讲为好;如果那篇文章或那本书主要是其他同志写的,就让其他同志为首署名或当主编,自己最多写个序言就行了。这样,实事求是,岂不皆大喜欢。五是正因为我们的同志已经有了一点小名气或大名气,所以更应当注意保持坚强的党性,更加谦虚谨慎,不要持智而骄,持名而傲。讲话,写文章,总要深思熟虑,和其他同志认真商议,不要大而化之,灵机一动,随口而言。我们既要敢言,更要善言,敢言和善言都要统一在遵守宪法,遵守四项基本原则,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上面。在这几个遵守的条件下,我们完全能够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实行学术自由,创作自由,讨论自由,批评和反批评自由,在自由的天地里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一定贡献。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
——北京部分经济学家座谈会简介
最近,《改革》双月刊编辑部邀请在京部分经济学家,就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前提下如何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的问题进行了座谈。
与会同志认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为了牢牢掌握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必须自觉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们有着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需要认真总结。总的说来,十年改革开放的方向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举世公认的,这是主流;但也存在一些失误和问题,主要是由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够一贯,对改革带来了某些消极影响。例如,从西方经济学照搬来的“通货膨胀有益论”的观点,在经济工作中产生了恶劣的影响。特别是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研究与宣传削弱了,许多资产阶级经济观点受到宣扬,搞乱了一些人特别是青年的思想。有人认为我们的经济制度不必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有人宣扬马克思早就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观点,抹杀资本主义的剥削实质。今后为了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针,深入地分析各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错误与危害,清除其影响。
大家还谈到,为了进一步搞好改革开放,当前特别需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正确处理治理整顿同改革开放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治理整顿是为了给改革开放创造较好的环境。在治理整顿过程中,改革虽然难以迈开较大的步伐,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治理整顿中不可能进行某些必要的改革。事实上有些改革也正是治理整顿所必要的。最近,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先办七件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正体现着把治理整顿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的精神。大家认为,治理整顿中的深化改革的措施,应该首先考虑既为治理整顿所需要,又是当前条件下切实可行的。本此原则,大家对当前可采取的深化改革的措施交换了意见。有的同志指出,当前调整产业结构遇到两大阻力,一个与财政包干有关,一个与价格扭曲有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采取某些改革措施。同时,当前各类企业的所得税率不够合理,需要从税制改革上加以解决。有的同志指出,当前抓好流通领域的治理整顿与改革,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物价上涨、腐败现象与分配不公这些群众意见大的问题,都与流通领域的混乱状态有关。在对贸易公司的清理整顿中,可以与批发贸易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
座谈会由《改革》主编、经济学家蒋一苇主持,张卓元、董辅礽、陈吉元、周叔莲、赵人伟、方恭温等发了言,王珏、季崇威、张培基等提交了书面发言。(陈雪武)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评介
肖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研究》,是由刘国光主持、中国社会科学院一批知名学者参加的《中国特色的经济体制的总体设想》课题中的又一新成果。全书约50余万字,立意新颖,视野开阔,是一部系统地论述经济体制改革的专著。
全书分上、下两篇,一个代序,一章附录,共16章。上篇集中阐述了改革的目标模式,下篇集中分析了双重体制下模式转换的方式和途径,形成一套完整的战略构想。
目标模式是改革的战略方向问题。早在1983年,刘国光曾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划分为五种模式,即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的模式;传统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改良的集中计划经济模式;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计划经济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当时,刘国光以第四种模式为我国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本书从三个方面推进了刘国光原来的设想。其一,增添了一个中间性模式,即间接行政控制模式。它表明废除了直接指令的行政控制,并不等于通过市场所进行的间接控制制度的建立;其二,著者对改革的“目标模式”过去曾表述为“含有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本书则表述为“在计划指导下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模式”;其三,本书坚持体制模式可分为五个结构因素的框架,从所有制结构、决策体系、经济利益体系、经济调节体系与经济组织体系等五个方面对目标模式进行了新的概括。
关于模式转换,刘国光实际上有三条原则,即渐进原则、配套原则和买方市场原则。本书对这三条原则作了详尽的阐发和论证。作者不同意“快速过渡论”,主张“逐步过渡论”。作者论证了所有制改革和运行机制改革两个基本方面的深层配套关系。作者提出了在改革进程中创造买方市场的若干对策。
双重体制并存是研究模式转变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作者认为,双重体制并存并不是我们的主观失误,而是我国体制演变的必然阶段。作者分析了双重体制并存出现的各种的摩擦和矛盾,同时也充分肯定了双重体制并存的积极意义。
在双重体制下如何既加强宏观控制、治理环境,又防止走回头路?对于这个问题,作者提出了两条对策,一条叫做“双渠调控、互相渗透”;另一条叫做“两种机制相对分割”。所谓“双渠调控、互相渗透”,是指国家在一部分经济活动中以计划调节为主,在另一部分经济活动中以市场调节为主,同时这两部分又是相互渗透的。所谓“两种运行机制相对分割”,是指为传统机制和市场机制各自划定界限,以减少双重运行机制产生的矛盾和摩擦,减少投机行为。
本书立足于当代经济大变动的历史进程,从整个经济发展的大系统来把握经济体制模式转换的条件和依托,提出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体制模式同步转换的总体设想。作者指出,与体制模式转换一样,经济发展模式的转换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同样存在着两种发展模式的矛盾和摩擦。双重发展模式的矛盾与双重体制的矛盾交织在一处,形成十分复杂的局面。一方面,旧的发展模式与旧的体制模式的惯性互相强化;另一方面,双重转换中,新旧体制之间出现管理真空,新旧发展模式之间出现错落,旧的扩张加上新的扩张冲动,酿成需求过度膨胀、短缺加剧、通货膨胀,使双重转换都难免发生许多困难。作者提出,为减少摩擦,治理环境,不仅要调整改革战略,也要调整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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