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谁是人权的真正捍卫者？
史云
一度充斥首都的“要人权”的喧嚣声随着暴乱被平息而沉寂下来后，凡是正直的人们，恐怕都能以亲历的事实，回答到底谁是人权的捍卫者，谁是人权的践踏者。当前思想领域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以理性的思维和法律的观点对人权问题作出分析，揭露国内外邪恶势力在“人权”幌子的掩盖下究竟是怎么回事。
人权，是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针对中世纪的封建统治和特权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人们具有“天赋”的各种基本权利。进入本世纪后，特别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国际社会对人权问题给予了特殊的关注。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一部国际性人权法律文件《世界人权宣言》。随着大批殖民地国家取得独立，国际人权理论不断注入了新的内容。1966年，联合国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了民族自决权，对天然财富与资源的处置权等，把集体人权摆到重要地位，突破了西方资产阶级传统的以个人为本位的人权概念。1986年，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不懈努力下，联大又通过了《发展权宣言》，确认了一个国家发展利用自己的经济文化、财富资源而不受侵犯的权利，使集体人权概念得到新的发展。此外，联合国还通过了一系列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决议、宣言和公约。40余年来，国际人权问题不断演变、发展，人权已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品，也集中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要求和愿望。
我国政府一贯重视人权问题。在国际上，始终赞赏和支持联合国为维护人权所做的工作和努力，加入了七个国际人权公约并积极履行义务。我国政府对发展中国家反对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外来侵略占领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以及促进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等方面，都给予鲜明的道义支持和力所能及的援助，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
在国内，我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个人人权和集体人权得以实现的基本前提。我国制定的宪法、法律使公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信仰、人身自由，以及妇女、儿童、老人和社会生活等各项基本权利有了切实保障。早在建国初期，我国就基本上消灭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卖淫、吸毒、买卖人口、包办婚姻等丑恶现象。1959年又彻底铲除了极其野蛮、残酷的西藏农奴制度，使百万农奴摆脱任人奴役的人身依附的桎梏，获得了当家作主的权利。我国还始终不懈地大力发展各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和教育事业，提高了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使他们成为祖国大家庭中的平等一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目的是要使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优越性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以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这是从根本上进一步保障我国公民的人权表现。
当然，我国对公民权利的法律保障还不十分完备，在维护人权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从国家主席到普通公民，基本人权受到严重侵犯，国家法律荡然无存，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惨痛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努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上述状况得到了改变。现在，我国在维护人权方面还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一些早已绝迹的侵犯人权的陋习，如卖淫、买卖婚姻、雇佣童工等现象又在某些地区死灰复燃。因此，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通过民主和法制手段，使人权得到更加切实的保障。
人权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每一个国家的法律对公民权利的具体规定，现实生活中公民权利的实际状况，都必然受制于该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多种因素。所以，没有也不可能有为整个人类社会普遍适用的、抽象的人权模式，公民权利只能是具体的、现实的。与此同时，法律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又必然伴随着对权利的限制。每一个公民在实现自己的权利的同时，不能因此损害他人乃至社会的利益。所以，人权只能是相对的、有制约的，而不是绝对的、无限制的。企图得到一种不尽义务的权利，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
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鼓吹绝对的、抽象的人权的极少数人置宪法和法律于不顾，煽动非法罢课、游行示威、静坐绝食，严重干扰了他人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秩序，并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殴打以至杀害解放军和武警官兵。这哪里还有民主、人权可言？这一小撮暴徒，口口声声“要民主”、“要人权”，干的却是彻头彻尾的“反民主”、“反人权”的勾当；他们口口声声高喊“爱国”，干的却是里通外国，其目的是要用资产阶级共和国取代我们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
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以“人权卫士”自居，干涉别国内政，是某些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惯用的伎俩。在我国政府平息动乱和暴乱的全过程中，美国政府和国会借口“维护人权”肆无忌惮地干涉中国内政，就是最新的实例。动乱发生后，美国总统就多次声称：“支持中国示威学生要求的言论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其中包括和平抗议和表达的自由”；“美国将做它能做的一切来鼓励中国和其他地方寻求民主的人们”。国会通过支持所谓中国“民主运动”的决议，叫嚣要在中国“建立一个保护基本人权的自由和开放的政治制度”。6月4日我国采取坚决措施平息反革命暴乱后，美国政府更是恼羞成怒，带头对我国采取“制裁措施”，施加压力。在我国依法处决11名罪大恶极的暴徒后，美国又进而宣布“暂停”双边高级官员互访，并要国际金融机构“推迟”对我国贷款，露骨地对我国进行恫吓和干涉。
美国以人权为名干涉别国内政的理论根据，是所谓人权的“国际保护”论。人权是属于“国际保护”还是属于“一国管辖事项”，应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凡是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侵犯别国的民族自决权、发展权和个人人权，都属于国际问题，应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和反对。对别国和在本国内实行种族歧视、种族隔离、种族灭绝、贩卖奴隶，大规模地制造、驱赶和迫害难民以及搞恐怖活动等，都是应禁止的侵犯人权的国际罪行，其他国家采取措施予以制止符合国际法准则。但是，尊重公民权利，保护少数民族、妇女、儿童，依法对犯罪分子进行惩处等，都是受主权国家国内法规范的，均属国内管辖事项，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因此，无论是我国所谓的“西藏问题”，对反革命犯罪分子魏京生的依法判刑等，还是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都纯属“一国管辖的事项”，美国无权借口人权问题进行干涉。
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到处指手划脚，好像只有它才是人权的维护者。那末，我们不妨来看看事实。臭名昭著的反共、反华的麦卡锡法案，世人至今记忆犹新；在美国解放黑奴宣言发表100多年以后，对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的歧视仍然严重存在。当劳动人民在行使言论、集会、结社、示威等自由权利危及垄断资本统治时，美国政府出动军警残酷镇压的事例，更不胜枚举。在对外关系方面，美国俨然以“国际宪兵”自居，一贯支持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悍然出兵侵略朝鲜、越南、格林纳达等许多主权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别国内政的粗暴干涉和阴谋颠覆活动。这就是美国“人权卫士”的真相。它在人权问题上，有什么资格对中国说三道四？
美国如此关心中国“人权问题”的目的究竟何在？以美国国会为靠山的“全国争取民主赠款基金会”主办的《民主杂志》两主编之一拉里·戴蒙德一语泄露天机，他说，美国在促进世界人权和“民主化”运动中，对于共产党国家的任务是让这些国家的“民主分子”建立起网络，“创办独立的出版物，另立工会、企业团体和其他组织”，以“突破统治（这个国家的）党和政府在信息、组织和权力方面的垄断”，从而“缩小政府的权力”，最后“接管政权”。请看，这位谋士披露的方略同中国这次反革命暴乱中极少数人的行动纲领何其相似乃尔。由此不难明白，美国借口人权干涉中国内政，向中国施加压力，就是要迫使中国政府承认“高自联”、“工自联”之类的非法组织合法化，进而达到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的罪恶目的。但这完全是徒劳的。不过，我们倒可以从这一活生生的反面教材中获得深刻的教益和启示。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大力加强对信息科学的研究
乌家培
现代社会中，信息已成为独特的生产要素
随着科技进步，信息日益变成重要的资源。与物质、能量这两种资源不同，信息资源向世界提供的不是材料或动力，而是知识。这种“软资源”的特殊作用在于增大物质、能量之类“硬资源”的效用，提高人类活动的效率。如果说硬资源不能再生，是有限的，那么软资源却是无限的，可以不断再生，甚至自生。
信息已成为生产或生产力的要素。无论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劳动力，还是三者的结合，越来越离不开信息的作用。劳动对象的发掘与加工、劳动资料的改进与变革，要依靠信息及其运用。劳动力的素质更主要地决定于智力，即劳动者具备的经验、技巧、知识、智慧等信息方面的条件。信息还体现在生产中的科技与管理上。依附于和渗透在其他生产要素的信息，逐渐游离出来，而成为独特的生产要素。农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工业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资金和劳力，而信息社会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则是信息，即知识或智力。
由于信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各国政府纷纷建设信息系统。以电子计算机与远程通信相结合为特点的信息系统，是为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服务的。每个国家、部门、地区、企业都在建立自己的管理信息系统，使其发挥“神经”系统的功能。信息系统网络在全世界的发展，把人类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信息与信息系统的发展过程中，统计信息与统计信息系统占居着重要的地位。统计信息所反映的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但并非社会经济信息的“主体”。在全部社会经济信息中，除统计信息外，还有与它相并列的计划信息、会计信息、各种业务核算信息，以及非核算的市场信息、决策信息，等等。统计信息是一种数字信息。除数字信息外，还有文字信息、图象信息等，其中文字信息约占全部信息的2／3以上。统计信息又是一种事后信息。除事后信息外，还有反映当前动态的现状信息和说明未来变化的预测信息，事后信息充其量只占全部信息的1／3。所以，统计信息只是社会经济信息的一个特定部分。信息与统计信息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现代社会信息系统已形成独立部门
对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存贮、传递、管理，即信息处理全过程，是狭义的信息工作的内容。由于现代社会信息量激增，信息的复杂程度不断加大，信息处理的人工方式已不能适应需要，正在逐步向电脑化方向发展。广义的信息工作，是生产和分配信息产品或服务的活动。按这种理解，科研（生产知识）、教育（传授知识）、出版（分配信息），以及新闻、广播、图书馆、档案库等工作，都属于信息工作。为了多快好省地提供信息产品或服务而进行的信息系统建设，也是信息工作的重要内容。信息工作的外延，还可扩大到为生产和传播信息提供技术支持的活动，如电子计算机、通信设备等的制造工作。这类活动的成果虽非信息产品，但是信息产品的生产基础。
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使经济活动从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还使信息活动从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的信息工作部门。有一类信息部门是完全独立的，其工作成果已采取商品形态，如信息咨询服务业、数据通信业，等等。还有一类信息部门依存于非信息部门内，其工作成果不采取商品形态，但工作的内容和方式还是相对独立的，如政府、企业内部的信息机构。信息部门的发达程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198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中由信息活动创造的部分只占15％，而发达国家一般超过50％，同年我国劳动就业总人数中信息工作者只占8.8％，而发达国家一般为50—55％。
统计工作对客观事物进行大量观察，就其总体的数量方面的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加工、分析研究，提出统计报告，为计划、决策和管理服务。所以，这是一种信息工作。但是，信息工作不限于统计工作，其范围远比统计工作广泛。我国的统计工作历史久、发展快，尤其是从改革、开放十年多以来，进入了一个繁荣时期。但是，我国的整个信息工作，由于未从战略高度来认识它的重要性，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是落后的。例如，与印度相比，他们建立国家信息中心，比我国早10年，这个中心的科学家和职员人数，比我国多2.5倍。由于信息事业的发展，向统计部门提出了建立信息产业统计的任务，而全国统一的信息系统的建设，则为统计信息系统自动化提供了可能性和物质保障；反过来，统计工作的发展，也使其他信息部门有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统计资料可供利用。
深入开展信息科学的研究
信息科学以信息问题为研究对象，起源于19世纪末对通信问题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美国的申农创立了信息论，这是狭义的信息科学，它研究信息的度量方法与传递原理，实质上还是一种通信理论。信息科学则是广义的信息论，它与申农信息论不同，不仅研究信息的语法（形式）方面的因素，还研究信息的语义（内容）和语用（效应）方面的因素，而在语法信息的研究中，不仅研究不确定性中的随机因素，还研究模糊因素和偶发因素。信息的识别、提取、表示、变换、存贮、传递、加工、控制和利用等问题，都是信息科学研究的内容。信息科学的宗旨在于通过获取系统（事物）的信息来认识系统，和借助信息对系统的反作用来改造系统，使其优化。在一定条件下，为达到某种目标成功地利用信息的能力，就是常说的智能。智能论是信息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模型和信息方法（对信息进行分析和综合的方法），是有效的科学方法论，适用于各种问题的研究。
统计科学是与信息科学完全不同的另一门科学。统计科学有数理统计学与社会经济统计学之分。前者以概率论和大数定律为基础，采用抽样法，根据观察的样本资料推断总体特征。后者以经济学原理为基础，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关系进行统计观察和统计计算。统计科学的产生和发展早于信息科学。而信息科学的问世，则是本世纪中叶的事情，比统计科学要晚二三百年，而且至今仍未成熟，它的边界如何确定尚有争论。
但是，信息科学与统计科学之间还是有某种联系的。这种联系表现在数理统计方法对信息论产生的历史作用上。概率论作为数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引入于统计研究后，产生了统计科学中的数理统计学，引入于信息研究后，又产生了信息科学的初始形态信息论。任何迥异的科学，往往存在着惊人的类同之处。这正是科学谱系的连结点之所在。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介绍一本重要的《尚书》学著作
裘锡圭
刘起釪教授所著的《尚书源流及传本考》已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专著从第一章“最早的《尚书》”到第八章“现代的《尚书》整理与研究”，介绍了《尚书》本身的历史和历代传习、研究《尚书》的情况。第九章“《尚书》的各种传本”，是修订曾经发表在《史学史研究》杂志上的三篇文章而成的，对从汉石经以来的《尚书》的各种传本作了详尽的介绍。
刘先生曾长期从顾颉刚先生治《尚书》。顾先生去世后，他一直在撰写由顾先生发凡起例的巨著《尚书校释译论》，为完成老师的未竟之业而努力。此外，他还依据多年来积累的关于《尚书》的丰富资料，撰写了一部详尽的《尚书学史》，最近，将由中华书局出版。由他来写我们现在所介绍的这本书，是再合适没有了。
《尚书》有今文本、古文本和伪古文本，成书和流传过程极为复杂。由于《尚书》在古代的崇高地位，历代关于《尚书》的著述汗牛充栋，令人眼花缭乱。作者在不多的篇幅里，就把《尚书》本身的历史以及历代传习、研究《尚书》的情况和时代特点介绍得既全面又清晰；在对待资料方面做到了取精用弘，在论述问题方面做到了深入浅出，充分体现了他在《尚书》学方面的深厚功力。作者还着力于把《尚书》的历史和《尚书》的研究史放在古今学术发展史的大背景下来加以论述。这也是一个很突出的优点。因此，读了本书以后，不但能很好地掌握住各个时代的《尚书》学的特色，而且还能大大加深对我国学术发展史的认识。举个例子来说，相信大多数读者在读完了第五章“宋代承用伪《古文尚书》提出新解建立‘理学’与展开疑辨”以后，一定会感到对宋代学术史有了比过去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其他各章都能起类似的作用。
第九章提供了关于《尚书》传本的丰富资料。其中的很多内容，如对《尚书》的各种石经本和隶古定写本的全面介绍，对于研究者极为有用。一般读者从这一章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例如第一节对历代石经的介绍既全面又清晰，第二节对“隶古定”一词的解释极为精确（见215—216页），如果去看别的有关的书，恐怕要看很多种书，花很多时间，才能获得这些知识。
《尚书》研究存在着一些目前尚难彻底解决的问题。作者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有时是很慎重的。例如关于伪《古文尚书》的作者问题，作者在指出现有各种说法都有漏洞之后，认为我们最好“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去勉强定一人。既然无确证可以论定它，那就只要知道伪古文是晋代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就行了，没有必要非找出这位作伪的某个人来不可”（102页）。这是很客观的态度。但是对有的问题，作者的处理方法似乎尚有商榷余地。例如，伪古文出现之前、东汉至魏晋传习的《古文尚书》，究竟是什么样的本子？它跟西汉的孔安国本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作者认为这个本子是杜林根据他所得的“漆书《古文尚书》一卷”，“改写当时所能见到的《尚书》即今文二十九篇的各篇”而成的，“是按照古文字体将今文加以改写的古文本”，跟西汉时的孔安国本无关（38—39页）。这样说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把这一说法作为定说介绍给读者，恐怕就不一定妥当了（参看马雍《尚书史话》29页）。又如，今本《书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作者把《书序》出于张霸“百两篇”之说作为定说介绍给读者（32页），恐怕也不一定妥当。不过这些都无伤于此书的大体。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外比较文化丛书》介绍
由著名学者季羡林、佛克玛〔荷〕为学术顾问、乐黛云任主编的《中外比较文化丛书》首批五本：《〈庄子〉与现代主义》、《“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文化精神与小说观念》、《生命之树与精神之树》、《孔子精神与基督精神》，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西方文化也成果累累。二者由于历史上“中国本位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的阻隔而形成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局面。孰长孰短，自“五四”以来绵延至今，争议迭起。其中，虽有爱因斯坦、李约瑟、汤因比、容格、普利高津以至海德格尔的“沟通”工作，但毕竟凤毛麟角，隔膜仍然存在。就是在中国，如著名学者钱钟书等人“打通中西”的开拓性工作的努力，也在好些“打破传统”的青年学人中激起“反感”。要么“西化”，要么“国粹”，对立双方互不相让。如何解决这种僵局？只有进行比较。
从这套丛书首批五本的内容看，在中西文化比较方面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如《“天人合一”与“神人合一”》一书认为：中国“天人合一”抵御宗教势力的强大功能，西方“神人合一”造就崇高境界的自觉意识；前者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后者突出灵与肉的冲突……都有着“互补”的功能。正如丛书编者在《序》中所说：沟通，已不可能局限于某一地区范围，过去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文化体系内部的比较研究已让位于东西方文化体系互为参照系、“互为主观”的比照和探寻。
（赵平）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利用外资引进技术问题研究》即将出版
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也还存在一些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由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研究所杨爱群撰写的《利用外资引进技术问题研究》一书，对利用外资的基本形式选择、外商投资环境、外资投向与产业结构调整、外商投资企业的外汇平衡、中外合资企业管理、技术引进的国产化以及当代国际资本流动、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趋势与我国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战略调整等问题，作了有益的分析和探讨。
该书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博阳）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广告学原理与应用》将出版
《广告学原理与应用》是一本从理论到实践阐明广告学原理与应用的著作。作者对广告学的基本理论、广告原理和我国广告的起源与演进、广告与企业管理、广告与新闻、广告与消费者行为、广告实施过程中的策划程序、创作设计技巧和基本要求、以及广告效果测定和广告的组织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本书由宋顺清、刘瑞武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