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军
向英雄的“共和国卫士”学习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今天发出《关于开展向英雄的“共和国卫士”学习的通知》。通知全文如下：
在平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刻，中央军委邓小平主席于6月30日签署命令，授予刘国庚、王其富、李强、杜怀庆、李栋国、王小兵、徐如军、崔国政、马国选、王锦伟十位烈士以“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这是党和人民对捍卫共和国的英雄们的最高奖赏，是对人民军队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戒严部队和全军广大官兵的最大鞭策和激励。
十位烈士荣获“共和国卫士”的荣誉称号，在我军的英雄谱上又增添了一批将为全国各族人民世代铭记的光辉名字。在十位烈士的身上，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和我军无私奉献的时代精神，体现着人民军队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耿耿丹心，体现着我军官兵为国为民的“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浩然正气，体现着邓主席倡导的“五种革命精神”。他们不愧为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英雄，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好儿子，不愧为新时期雷锋式的优秀战士，不愧为我军广大官兵的杰出代表和学习榜样。总政治部号召全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全体军官、文职干部、士兵和职工、家属，学习十位“共和国卫士”的英雄事迹和崇高思想，深入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把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进行到底，把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推向前进，为祖国为人民作出新的贡献。
要以英雄的“共和国卫士”为榜样，牢记党的教导，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认真学习军委邓主席的重要讲话，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决维护四中全会产生的中央新的领导集体的权威，坚持不懈地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和集中统一，在政治上、思想上和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以英雄的“共和国卫士”为榜样，牢记我军的宗旨，视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广泛深入地开展拥政爱民的活动，模范地执行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热情为人民群众做好事，以为国兴利、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在首都、在全国树立起更多的雷锋形象。
要以英雄的“共和国卫士”为榜样，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爱军崇武，献身国防，不计名利，保持廉洁，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弘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要以英雄的“共和国卫士”为榜样，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忠于职守，高度负责，时刻保持革命警惕，彻底清查、严厉打击反革命暴乱分子，除恶务尽，不留隐患，圆满完成戒严任务；同时，要认真贯彻落实《军队基层建设纲要》，全面加强基层建设，搞好教育训练，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十位烈士为国捐躯，是用鲜血和生命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坚持和捍卫，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揭露和批判。广泛开展向英雄的“共和国卫士”学习的活动，是深入贯彻落实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一项重要措施。各级党委和机关要加强对学英烈活动的领导。中、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模范带头。各级党团组织，要结合实际，提出要求，采取多种形式，把学英烈的活动开展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要使“共和国卫士”具有的“祖国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舍得一切”的时代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真正成为推动我军建设，维护国家利益，确保长治久安，实现四化大业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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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就贯彻执行四中全会精神发表意见建议
人大常委会继续大会发言
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今天继续进行大会发言。委员们热烈发言，畅谈学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体会，发表贯彻执行四中全会精神的意见和建议。
万里委员长出席会议。副委员长荣毅仁、廖汉生主持会议。
阿沛·阿旺晋美副委员长说，这次在北京发生的动乱，的确有国际上的大气候和中国的小气候的原因，同时我们也不能不反思一下这次动乱的规模之大、来势之猛的其他原因。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卷进这场风波？他们不仅是青年学生、市民，还有我们的国家干部、党员干部，甚至还有高层干部。一段时期内，不管是我们的党、还是我们的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大大降低，使一部分群众对党和政府失去信心，在动乱达到高潮时，一些人不相信政府说的话，不相信我们的报纸和电台，只相信美国之音和谣言，达到了极其混乱的程度，这不能不令人深思。我认为原因很多，但很重要的原因，一是这些年我们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二是工作不力，该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虽然制定了很好的宪法和其他法律，有了正确的方针、路线和政策，但没有扎扎实实地工作，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这些法律和政策。拿少数民族问题来说，党对少数民族制定了许多很好的政策，党一贯倡导各民族一律平等，尤其是1984年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民族区域自治法，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赞扬，但自治法颁布5年来，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由于没有相配套的实施细则，没有制定必要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不能得到很好的保障，民族地区同一般地区相比经济文化发展差距继续拉大的问题不能扭转。我们人大民委、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曾多次争取召开自治法贯彻实施座谈会，希望国务院及有关部委提出一些具体政策和措施，解决一些问题，但困难较多，始终未能如愿。此外，这几年民族政策宣传教育不够，民族关系上不时出现一些问题。民族地区的这些问题不解决，也存在不安定因素。为了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昌盛，在冷静地考虑过去和未来时，希望党中央一定要把解决好民族问题摆在重要的位置上，扎扎实实地贯彻好党的民族政策，认真贯彻好民族区域自治法，让各种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决不能让它蔓延滋长。
廖汉生副委员长说，小平同志在最近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我们要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美国式的三权鼎立制度。”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立的符合我国国情，体现我国国家性质的政权组织形式，是确保我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管理国家权力的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实行这一制度，既有利于人民充分行使社会主义民主权利，又有利于维护人民权力的统一，具有巨大的优越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党领导人民进行了巨大努力，使这一制度愈来愈显示出其独有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为了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推行全盘西化的主张，总是企图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要用三权鼎立的制度来代替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些年来，美化西方议会制，鼓吹三权鼎立，诋毁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声音，是不绝于耳的。在这次动乱中，动乱的组织者、策划者们，又把人大常委会作为他们进攻的一个重要目标。他们的阴谋虽然破产了，但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我们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不是放弃和改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我们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下，认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宪法，密切联系群众做好人大工作，加强人大建设，维护宪法法律的尊严，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治优势。
我国的民主建设，只能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决不是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那样做，只能搅得天下大乱，国无宁日。这一点，已为两次动乱所证明。痛定思痛，一个重要的教训是必须坚决树立法制权威，大力加强法制建设，绝对保持社会稳定。要进一步健全法制，为预防和制止动乱提供更为完备的法律保证。进一步抓好普法教育，以这次动乱和暴乱为反面教材，提高公民的法制观念。特别是要坚定不移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坚决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坚决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次动乱的形成，一般都是从破坏法制开始。今后，动乱在哪里冒头，就要在那里呈现法制的尊严，施展法制的威力，依法予以制止。谁敢以身试法，就依法严惩不贷。
马木托夫·库尔班委员说，从民族工作来讲，由于赵紫阳背离四项基本原则，支持、怂恿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对我党的民族工作也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他主持中央工作以来的短短几年里在文艺界、思想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接连不断地出现了故意丑化、侮辱少数民族、伤害少数民族同胞的电影、剧本、小说和所谓的纪实、报告。这些严重侮辱少数民族同胞、伤害民族感情的文艺作品的出现，损害了我党一贯坚持的正确的民族政策和方针、严重影响了我国各民族间的亲密团结的骨肉关系。这个教训是沉痛的。赵紫阳在民族工作等其它方面的错误和对党对国家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我完全拥护四中全会揭发他的严重错误，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对他的问题继续审查的决定。
杨烈宇、章师明、姚峻3位委员在联合发言中认为，人大常委会亟待改进加强的是监督工作。又鉴于宪法规定常委会应负的监督任务很重，特建议在常委会领导下，成立监督机构专门开展和承担此项工作，其名称、组织、依法监督程序和责权范围等细节，可责成机关一个部门调研后写出初稿，交常委会讨论通过后设置。
朱学范副委员长说，近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鼓吹者散布：“淡化党”、“淡化工人阶级的地位作用”、“淡化工人阶级的领导”、“淡化工会的作用”等等谬论，妄图取消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反对社会主义，实行资本主义。在那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日子里，我们很少听到甚至一度听不到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工人阶级是四化建设和改革的主力军等等的话了。40年前，我们在迎接全国解放的日子里，正是全心全意依靠了工人阶级，才取得了胜利，巩固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当前建设四化、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应当始终坚持和捍卫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一思想。在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中，要坚决贯彻执行《企业法》，加紧新《工会法》的制订工作。
王厚德委员在代表倪志福副委员长、章瑞英委员的联合发言中就赵紫阳同志忽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主人翁作用这样一个重要失误问题发表了意见。发言指出，我国《宪法》第一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从根本大法上规定了工人阶级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阶级。但是，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和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宣传，却越来越少，越来越被人“淡化”了。这同赵紫阳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有密切关系的。赵紫阳同志长期以来很少讲要依靠工人阶级，在改革中少数企业未能正确处理厂长、经理同工人之间的关系，赵紫阳同志在思想上是依靠“精英治国”，“能人治厂”的。由于他在依靠谁的问题上出现的偏差，造成了社会思想混乱，于是就出现了“一个‘能人’救活一个企业”的神话，出现了“工人素质低，不宜参与企业管理”的怪论，出现了“现今劳模不吃香”、“艰苦奋斗过时”的思潮，连上海杨怀远同志的“小扁担精神”也成为批判的话题。可见思想混乱到何等程度。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我党的一贯主张，搞好四化建设需要依靠工人阶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也要依靠工人阶级。事实证明，中国的工人阶级是可以信赖的。他们不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主力军，也是维护社会安定的主力军。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要依靠工人阶级就要努力提高职工群众的政治觉悟，切实保护广大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和合法权益，提高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为此，我们建议：尽快制订《劳动法》，认真贯彻落实《企业法》，尽快修订出新的《工会法》，大力宣传工人阶级地位、作用，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思想。
符浩委员说，这次在首都发生的学潮、动乱，直到升级为反革命暴乱，持续了近两个月，是前所未有的，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注意。大多数国家认为中国政府对反革命暴乱采取的措施，是中国的内政，是可以理解的，不容外来干涉。但也有一些国家，在此其间，煽风点火，造谣惑众，推波助澜，掀起一股反华逆流。众所周知，中国政府对这场动乱一直保持十分克制的态度，直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才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以平息暴乱，并依法惩处犯罪分子。这本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是一个国家的内政，任何外国政府和社会都无权干涉和说三道四。然而，美国众议院竟然通过了一项所谓“修正议案”，对中国政府行使主权横加指责，这是对国际法粗暴的践踏，我们绝对不能接受。美国众议院用制裁的措施向我国施加压力，是徒劳的，只会损害和恶化中美两国十多年来多少人为之努力而建立起来的关系，对美国本身是不利的，也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许嘉璐委员说，我们的所有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是党领导下的重要思想阵地。学校的最根本的任务是培养人才。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只能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为11亿人民服务的人。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德育放在首位。这几年，我们过份强调了智育，德育不是落空就是不得法，苍白无力。这次学潮集中在大学，而大学中最活跃的又主要是一、二年级学生。这就说明，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必须从中学抓起，从小学抓起。应该让他们从小具有个人的优良品德，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还要让他们知法守法，一句话，必须让孩子首先学会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在这基础上再培养他们革命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对青少年的教育，应该成为全党全民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应该形成人人关心青少年成长、人人为教育出力的社会风气，增强党员和公民的教育责任感。
在今天大会上发言的委员还有：邹瑜、张承先、阴法唐、宋汝棼、叶叔华（代表董寅初、郭秀珍、袁雪芬、叶公琦）、李学智、顾明、宋一平。列席会议的法律委员会委员蒋一苇也在会上发了言。列席会议的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崔林、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左琨作了书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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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总理会见西哈努克亲王
李鹏表示中国仍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民柬抗越的正义事业
西哈努克强调建立四方联合政府越军必须真正从柬撤走
本报北京7月5日讯 记者温宪报道：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民柬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双方就柬埔寨问题深入地交换了意见。
西哈努克亲王首先强调说，关于柬埔寨问题的国际监督机制，不能由国际会议来建立，而应由联合国来组织，由联合国派遣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否则就没有保证。
西哈努克说，越南今年9月从柬埔寨撤军后，它还将在韩桑林的军队中留下3万名越南士兵，在韩桑林的民兵中还将混有10万名越南士兵。此外，还有100万越南移民在柬埔寨。越南撤军以后，柬埔寨如果发生战争，那将不是内战，而是抗越斗争的继续。越南撤军并不意味着柬埔寨问题的解决。
他说，有些国家提出要建立西哈努克、洪森两方政府，我不同意。必须建立四方联合政府，政府和军队都应是四方。各方的军队不能超出10000人。洪森对金边政权的宪法只做了一些表面的修改，整个制度没有改变，仍然是由洪森的党控制。让我去当元首，实质上仍受他们的控制，对此我不能接受。我不能用我的好名声来为他们服务。他强调说，必须同时解散民柬政府和金边政府，建立四方联合政府。我不能放弃理想。柬埔寨必须获得百分之百的独立。越南军队必须真正从柬埔寨撤出。我们将一直斗争到越南停止侵略柬埔寨为止。
李鹏总理表示，中国支持民柬三方抵抗越南侵略的立场不会改变。尽管目前我们遇到了暂时的困难，中国仍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民柬抗越的正义事业。柬埔寨问题的核心仍然是越南必须在严格、有效、公正的国际监督下真正地从柬埔寨撤出一切武装力量。亲王提出由联合国来监督越南撤军，这是合理的。中国同意亲王刚才分析的越南军队在变相地留在柬埔寨，这是越南在玩弄花招。越南此举对柬埔寨的和平将是很大的隐患。我们支持亲王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希望国际社会揭露这个问题。
李鹏说，目前，国际上有人企图搞西哈努克、洪森两方联合。我非常赞成亲王反对搞两方联合的立场。两方联合将是假联合，不是真联合，其实质是越南、洪森搞一方统治。中国继续支持建立以西哈努克亲王为首的四方临时联合政府，也就是亲王提出的民族团结政府，然后在国际监督下进行大选。我们认为这是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唯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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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崔国政烈士被授予“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戒严部队某部隆重举行命名大会
洪学智宣读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命令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首都戒严部队某部今天隆重举行中央军委授予崔国政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的命名大会。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1000多名干部战士起立向崔国政烈士默哀。
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洪学智在会上宣读了由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的授予崔国政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的命令。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刘华清向崔国政烈士生前所在部队领导颁发了给烈士的奖章、证书、奖状。
戒严部队某部副政委李文卿在会上讲话，号召广大官兵要以崔国政烈士为榜样，牢记党的教导，保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要认真学习领会军委主席邓小平的重要讲话，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保持部队的高度稳定和统一。要继续经受严峻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新的合格答卷。
崔国政生前所在部队政委马盛林在会上发言，表示要把向崔国政烈士学习的口号变为圆满完成戒严任务的实际行动，为彻底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昌盛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汪家镠在会上讲话，代表首都人民向为保卫首都作出巨大贡献的全体指战员表示感谢，向培育英雄烈士的父母和他们的亲属表示敬意。
秦基伟、迟浩田、杨白冰、赵南起等领导同志出席了命名大会。大会由戒严部队某部副司令员朱敦法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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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大常委谈签名事件
要求成立调查组彻底清查
新华社北京7月5日电 出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的一些委员今天在大会发言中，要求查清所谓“57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事件的事实，作出必要的结论，以便向全国人民作出说明和交代。这些委员在发言中对在这一事件中负有责任的胡绩伟委员提出了严肃批评。
这次人大常委会议开会以来，委员们对所谓“57位常委签名”一事十分关注。这次会议分四个组讨论。第三组的全体委员和其他三个组的许多委员纷纷要求事件的发起人应该将有关问题说清楚。在四个分组会场和大会发言中，许多委员向胡绩伟委员提出了一些问题，要求他就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一些人征集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一事作出说明，指出他在动乱中搞这件事是不正当的。
胡绩伟委员7月4日向会议递交了一个“关于签名问题的说明”，要求作为书面发言印发大会。会议印发了这个“说明”。胡绩伟委员在这个“说明”中认为“作为人大常委，无论本人要求、或者联络其他常委签名共同要求召开常委会紧急会议，都是人大常委的权利，都是履行人大常委的神圣职责，是合理合法的。”
胡绩伟在这个“说明”中介绍：5月下旬他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征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签名，提议在5月24日至26日左右召开常委会紧急会议，“研讨当前的严峻局势，并通过法治轨道谋求正确解决中国当前危机的方法。”他说：“签名信并无‘罢免李鹏’的内容。”至于为什么委托四通研究所而不委托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来办理，胡绩伟说：“我根本没有想到可以委托办公厅。”“当时我对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印象是比较好的”，“由四通研究所来代办这件事，当时我还认为是比较理想的。”
胡绩伟的“说明”中说，征集签名以后，四通研究所把这一签名信送给了北京的主要新闻单位和香港《文汇报》驻京记者，只是北京新闻单位都没有刊用或播放，并不只是送香港《文汇报》。
胡绩伟委员的“说明”还讲到由此发生的一些错误：
1、香港《文汇报》根本没有刊登我们的签名信的原文，而是由他们的记者编发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的错误是：
（1）说我们要求召开紧急会议是为了要罢免李鹏，这完全是无中生有的。（2）把前后3次签名（一次24人、二次12人、三次38人）加在一起，说是57名常委签名，这也是不真实的。
（3）38人的签名信后面还加了这样一句话：“对此提议，周谷城副委员长，李贵、王厚德、高登榜、李琦、李学智、宋汝棼、杨海波等委员通过电话表示同意。”这里本来就把有的委员电话也未同意的说成同意，而《文汇报》又把电话同意说成“签名”，就更是错上加错了。
（4）把签名名单根本没有的“顾明委员”，也写入签名名单中。
2、四通研究所的错误是：（1）有的委员没有同意签名，也写成签了名。（2）有的委员打电话没有同意，说成同意。
胡绩伟委员的“说明”中谈到他的失误和责任时说：在这次征集签名要求召开紧急会议中，我是有所失误的，是有经验教训值得吸取的：1、当时，我只是肯定学潮的主流，对极少数人别有用心的阴谋缺乏警惕，对委托四通研究所没有从政治上认真考虑。2、当时我没有出门，也看不到任何情况，对当时街上贴的传单和天安门的广播都不知道，因而对“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等所进行的活动，对四通研究所进行的活动，对严家其、包遵信的文章，对于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罢免李鹏等活动，我并不知道，因而没有把自己征集签名同当时的特别动向联系起来、严肃考虑。3、委托四通研究所以后，我就放手不管了，以至有些可能防止的差错没能防止。比如，我没有交待他们一定严格尊重常委们的意见，绝不能勉强人家签字；我没有交待他们不要追求人数，有多少算多少。据说，有人已经婉言拒绝，他们仍然一再打电话征求签名；有的实际并不同意也把别人当成同意，等等。又如，在签名信最后交给我以后，我没有一一核实，完全相信了他们。对于38人签名之后，又加上了一句有8人打电话同意，我感到不妥，要他们删去，他们说已经打印出来，改了又得再打印，耽误时间，我也就没有坚持自己的意见，保留下来了。又如，对于向外地常委打电报征询，我也没有过问电文内容和回电的详细情况。这些我都是负有责任的。
他说：这些错误虽然是《文汇报》和四通研究所造成的，事先我并不知道，事后我又一再要求他们更正，但由此造成对某些委员的权利的侵犯和干扰，我也有一定责任。在此，特向这些委员表示歉意。
胡绩伟说，时至今日，我仍然认为当时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合法的、应该的。
胡绩伟委员的“说明”最后说：至于说“动乱的制造者们的一个重要斗争策略，就是逼迫人大常委会提前举行会议，作出撤销国务院戒严令的决定，并进而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现政府”，那是他们的阴谋。我相信，人大常委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人大常委是有觉悟、有水平的，是对党和人民负责的，并不是受什么人逼迫或蒙蔽，就会做出违背党和人民意志的事情来。
张承先委员今天在大会发言中说，在这次由学潮发展到动乱进而在北京发展到反革命暴乱过程中，在首都部分地区实行戒严以后，动乱制造者们的一个斗争策略就是逼迫人大常委会提前举行会议，作出撤销国务院戒严令的决定，并进而召开全国人大特别会议，罢免现政府。北京四通公司的一些人，四处活动，上下串连，征集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些委员签名，并背后做手脚，在香港文汇报上，于5月25日刊登出57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议程包括罢免李鹏总理的新闻报道，制造声势，煽动推翻现政府，造成严重后果。四通公司某些人进行征集签名活动是受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同志委托，并以胡绩伟委员名义进行的。
张承先委员说，这一事件在这次常委会上引起震动，许多委员提出应查清这一事件。委员长会议极为重视，讨论了这件事。因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部分委员在学习讨论邓小平同志6月9日的讲话中，曾涉及这一问题，并向委员长写出了专题报告，大家委托我将教科文卫委员会讨论情况向会议汇报一下。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在5月20日戒严令宣布后，有一天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派人持起草好的立即召开全国人大紧急会议的建议书，找到胡绩伟同志。胡绩伟同志审阅后加上一句话：“如果暂时不能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召开在京常委委员非正式紧急会议。”胡绩伟同志签名后，同意由他出面，并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办理征集签名事宜。四通研究所各方联系，或打电话，或发加急电报，要求在5月21日建议书上签名。有的委员见到了建议书，在上面签了名；有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由“四通”代签，名之曰委托签名；有的委员在“四通”进行电话联系中本人并不同意，“四通”盗用了本人的名义也给签上了名，共签了38名。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又把5月19日中央召开党政军干部会以前，在5月17日、18日两次建议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的委员加上，告诉香港《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的刘锐绍说：“签名的人大常委会委员人数现已有57位了。”5月24日，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有人告诉刘锐绍说：“今天上午我已经把这个材料送给了胡绩伟，他已给人大领导人写了亲笔信，下午我已把这封信和材料送到人大常委会。”5月25日香港《文汇报》就发表了“信函昨日已经呈交，议程包括罢免李鹏”的新闻报道，并列上“四通”提供的57人的名字。许多委员看到香港《文汇报》这篇报道后，非常气愤。有些委员发表了声明辟谣。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和香港《文汇报》被迫作出了“致歉”和“更正”，但又加以抵赖，继续混淆视听。“四通”某些人说：“高登榜、王厚德、宋汝棼、李琦是通过电话表示同意开会的，而不是签名”，而以上委员明确表示所谓电话同意完全是捏造。香港《文汇报》在其四点说明中表示：“在该报道中提到议程之一是罢免李鹏，这是根据部分常委的意见，行文中作为议程内容，这是不恰当的。”在“更正”中实际上加以肯定，含混其词，手段极为恶劣。香港《文汇报》还咒骂辟谣的委员是“出尔反尔”。
张承先委员说，教科文卫委员会部分委员在学习讨论邓小平同志讲话时，发言中涉及一些委员曾签名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问题。有的签名委员谈到签名经过与当时心情时说，感到形势严峻，人大常委会应做点工作，缓和稳定局势。刘大年委员说，没有人说过要罢免李鹏总理的话。他们感到气愤的是没有想到，别有用心的人借此背后做手脚。经过分析认为，许多委员签名是出于善良愿望，作为人大常委会委员也有权提出建议。问题出在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人大常委会委员的善良愿望，背后做手脚，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把三次签名加在一起，是有所用心的。三次签名背景不同，第一、第二次签名是在5月19日中央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和宣布戒严令以前；第三次签名是在宣布戒严以后于5月21日发起的。就在这个时刻，在背后策动动乱的一些人，包括四通公司的一些人转换了斗争策略，把斗争的焦点转到人大，妄想通过人大达到其废除戒严令、推翻政府的目的。5月21日建议信中说：“在此紧急关头应通过法律程序反映人民的意志。”这句话的含义包函了策动动乱的人的暗中打算。“四通”某些人通过电报电话联系，一些签名的委员没有见到建议书原文。从这方面看，许多签名的委员是受了骗的。而建议书经过胡绩伟同志修改审定，胡绩伟同志又委托“四通”以他的名义进行征集签名的活动。胡绩伟同志对这个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6月26日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办公会议讨论有关签名问题的专题报告时，胡绩伟同志又透露了以下观点：（1）他说：“建议书是四通起草的，我看了又作了修改，应由我负责。四通找我，我第一个签了名，并委托四通以我的名义办理征集签名，我也负责。至于谁主动？四通主动，我也主动。”（2）胡绩伟同志说：“关于建议召开紧急会议，当时我给主持工作的副委员长打过电话。我说：现在大家对党中央失望了，对政府失望了，寄希望于人大了。”（3）胡绩伟同志说，历史将证明不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是错误的。（4）当时我们谈到，香港《文汇报》在“更正”中埋下钉子，说罢免李鹏的议程是根据部分常委意见，这是在“更正”中加以肯定，是给委员栽赃。对此。胡绩伟同志反驳说：“也许确有部分委员要罢免李鹏呢。”
张承先委员说，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的一些人，当时在策动动乱中很活跃，而胡绩伟同志在香港《文汇报》上发表的郑重声明中，却高度评价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并说接受我的委托征集这次签名是值得称赞的。从以上事实看，胡绩伟同志在发动第三次签名要求召开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问题上确有严重错误。这不是说一个委员没有倡导签名和提议召开紧急会议的权利，他的错误在于与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某些人结合，成为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某些人进行不正常活动达到他们政治目的的一面旗帜，造成严重后果。
张承先委员说，胡绩伟同志在签名事件上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这与他在整个动乱、暴乱过程中所采取的立场是分不开的。对4月26日《人民日报》《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胡绩伟同志不同意社论中关于“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的论断，他对这种定性表示不满，持否定态度，并说：“社论大讲政治斗争，完全是姚文元的笔法。”
张承先委员说，5月19日，中央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央制止动乱的决心和措施，并宣布部队进城将在部分地区实行戒严，胡绩伟同志是不同意的。在5月26日传达李鹏、乔石、姚依林、杨尚昆同志22日讲话明确指出赵紫阳的错误后，他在听传达的会上说：“我仍然同意总书记赵紫阳同志5月4日在亚行的讲话。”
张承先委员说，在教科文卫委员会学习会上，胡绩伟同志除作了辩解性的声明，没有作任何检查。原希望他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后，能有所触动，进行深刻检查，从这次他在小组会上的书面发言来看，他仍然没有作任何检查，这是很不应该的。
宋汝棼委员今天在大会发言中要求对策划“5·21”签名信事件必须彻底清查。他认为，策划“5·21”签名信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是动乱组织者策划的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宋汝棼委员说，5月19日，中央召开首都党政军机关干部大会，宣布了进一步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的决策，赵紫阳同志公开暴露了他支持动乱、分裂党的面目。5月20日，国务院下达了戒严令。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赵紫阳的“智囊”中的一些人从后台跑到了前台，提出了“反对戒严”、“打倒李鹏”、“打倒伪政府”、“还我紫阳”的口号，抛出了“六点声明”，要求“公开高层领导的决策内幕和分歧”，“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特别会议”。5月21日，赵紫阳同志在请假期间，又提出要召开人大常委紧急会议。这些情况都说明，“四通研究所”之所以要四出奔走，多方串联，打电话，拍电报，迫不及待地抛出5·21签名信，就是为了紧密配合动乱组织者在这一新的形势下采取的新的斗争策略，就是为了积极策应动乱组织者妄图颠覆合法政府的阴谋。
他说，其实，胡绩伟委员对他委托“四通研究所”搞这次签名的目的也曾经表露过。他说，现在人民对中央失望了，对政府失望了，寄希望于人大。在5月26日的一次会议上，当有些委员质问他为什么要委托“四通研究所”插手常委会的内部活动时，他直言不讳地说，我同意赵紫阳总书记的五四讲话，我为什么不可以委托“四通研究所”组织签名呢。可见，他委托“四通研究所”搞签名是同他支持赵紫阳的立场分不开的。
宋汝棼委员认为，这次事件是对社会主义法制的践踏。他说，宪法第51条规定：“公民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有权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或者建议。委员主张提前召开常委会议，或者不主张提前召开常委会议，都是他们的合法权利。但是决不容许任何人篡改他们的意见，绝不容许盗用他们的姓名。这个由四通研究所汇总的、由胡绩伟委员具名递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签名名单中，明目张胆地把有些不同意签名的委员的名字写上去，把有些委员“5·19”以前在别的签名信上的签名“移植”过来，在报纸上发表时又加上罢免李鹏的内容，这是蓄意侵犯委员们的人身权利。特别是在有些委员提出严正声明之后，四通研究所还反咬一口，诬蔑这些委员是“口头表示同意开会的”，声言要“保留诉讼权利”。香港《文汇报》也诬蔑这些委员是“前后态度不一”。在这种情况下，胡绩伟委员不但不维护自己的同志的合法权利，反而发表郑重声明，对四通研究所“表示衷心的感谢”，赞颂他们“在法律界和经济界得到很高的评价”，说明胡绩伟同志完全站在破坏法制的人一边，确实是走得太远了。
宋汝棼说，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公民享有姓名权，有权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
“四通研究所”初则盗用全国人大常委会一些委员的姓名，继而又捏造事实，损害这些委员的名誉，香港有的报纸也大肆诬蔑，说这些委员是“墙头草”，是“软骨头”，是丧失气节。这就清楚地说明，在他们脑子里，根本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民主”、“自由”、“人权”仅仅是他们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打出来的幌子，一旦他们得了势，人民的民主、自由和人身权利都将化为泡影。
宋汝棼说，资产阶级自由化是社会主义法制的死敌。在这次动乱和暴乱中，策划者和组织者从一开始就把矛头指向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恣意践踏，肆无忌惮。他们破坏法制，使首都陷入无政府状态的目的，就是为了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四通研究所某些人置宪法和法律于不顾，侵犯委员的合法权利，同样是为了达到颠覆合法政权的目的。把四通研究所一些人在这场风波中进行的其他阴谋活动联系起来，对他们伪造“5·21”签名信的性质和目的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我十分赞成江泽民同志所说的，对制造动乱和暴乱的一切政治阴谋，一定要继续清查和彻底揭露，绝不可半途而废。我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成立调查组，对这一事件彻底清查，追究责任，以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尊严。
第1版(要闻)
专栏：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谱仪通过鉴定
专家一致认为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本报北京7月5日讯 记者王友恭报道：我国建造的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工程——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谱仪今天在此通过专家鉴定。王淦昌等30多位著名高能物理学家一致认为，该工程的性能指标和各项技术参数达到和超过预定设计目标，具有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借鉴国外80年代先进技术和经验，由我国自行设计并建造成功的第一台高能加速器和第一台大型粒子探测器。
对撞机和北京谱仪按期建成后，经过几千小时的运行取得的数据证明，其主要技术指标和性能参数已达到或超过设计要求，实现了任务书制定的目标。目前对撞机达到的指标是：能量为16亿电子伏和22亿电子伏时的峰值亮度分别为每秒每平方厘米2×1030个和7×1030 个，超过了设计指标。对撞机的其它主要性能指标也已全面达到或超过设计指标。北京谱仪已进入对撞点投入运行1000多个小时，各项指标表明，该谱仪整体处于良好工作状态。
专家们认为北京对撞机工程建设的高速度、高质量和投资省，使我国高能加速器和大型粒子探测器的设计和建造技术一步跨入世界先进行列。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和北京谱仪的稳定可靠运行，为今后在该能区做出世界一流水平的物理工作创造了条件。
第1版(要闻)
专栏：
反华鼓噪吓不倒中国人民
本报评论员
中国政府平息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首都的社会生活已基本恢复正常，全国局势也迅速趋于稳定。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真相，也逐渐为世界各国所了解。正在这个时候，美国众议院不顾这一切，又于6月29日在一项援外法案中通过了一系列所谓对中国新的“制裁”措施。对美国国会中一些人肆意歪曲事实真相、蛮横干涉中国内政的行径，我们不能不表示极大的愤慨。
众所周知，不久前在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是少数敌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人蓄谋策划的。这场暴乱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把中国改变为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种极端危急而严重的形势下，为保卫共和国，捍卫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政权，保卫我国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成果，中国政府不得不根据宪法和法律断然采取必要的措施，平息了这场暴乱。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在面对这种局势下都会采取的正当的合法的措施。在中国向外界介绍了事件的真相之后，不少国际人士在了解实际情况后已逐渐对我国为平息这场暴乱采取的措施表示理解。
但是，美国国会内一些敌视中国、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总是不愿了解事实真相，凭着他们反共的阶级本能，对中国的内部事务横加干涉，一而再、再而三地策划一个又一个“制裁”来对中国施加压力，妄图迫使中国就范。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美国国会众议院的议员都是反华的，有些可能不了解事情真相。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美国立法机构中确有那么一些人，习惯于以“民主、自由卫士”自居，对别国的内政指手划脚。尽管他们对本国统治者动用全副武装的军警镇压黑人争取基本人权斗争和学生反对侵越战争示威不置一词，却偏要道貌岸然地自诩为“人权”卫道士，无理指责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是什么“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在今年4月中旬中国开始的先由学潮发展到动乱、又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之际，美国的某些人为中国动乱竭尽煽风点火、推波助澜之能事。当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之后，他们又今天为所谓“中国的民主义士”举行什么特别听证会，明天为方励之之流提供所谓“庇护”，积极鼓动起新的反华浪潮。他们的心态是唯恐中国天下不乱。联系这些人在我国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以及所谓“人权问题”上一贯肆无忌惮地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可以看出，这些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有多么深的敌意。对他们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富强、统一的社会主义中国是不合他们口味的，只有使中国在“民主、自由”的幌子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们才会感到高兴。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当然是不会答应的。他们的这种梦想是永远不会实现的。
美国众议院的某些人企图通过对中国采取新的“制裁”措施，来对我们施加压力，是完全徒劳的。中国决不屈服于外来的任何压力。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增加往来。但是我们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方针，我们的发展和建设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即使在困难的条件下，我们也不会放弃原则去做交易。何况，今天已不是某些美国人可以为所欲为的时代了。无论“制裁”也好，“禁运”也好，过去没有使中国人民低头，现在也同样不会使那些不怀好意的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是不会变的。目前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相信，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将长期坚持下去，中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关系将进一步得到发展。许多国家的企业家、工商界人士也不希望中断同中国的经济往来，不愿意放弃11亿人口的巨大市场。那种试图把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做法，是很不明智的，也是短视的。
人们注意到，对于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旨在“制裁”中国的一揽子决议，布什政府已表示“不能接受”。美国政府对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一事加以指责，并单方面作出“制裁”中国的决定，对此我们不能不深为遗憾。但我们注意到布什政府也一再表示对中国的事件应该“反应谨慎”，认为保持同中国的良好关系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的”。确实，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是经过中美双方长期努力建立起来的，是符合中美两国利益的。我们希望美国政府和大多数美国议员能从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为重，不要做损害两国关系的事情。如果美国政府屈服于国会某些人的压力，使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这不仅不利于世界局势的稳定，到头来对美国也绝没有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