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泰国通讯
泰国学校的文明礼貌教育
本报记者 刘爱成
人们称泰国为“微笑国度”、“礼仪之邦”，这并非夸张。在泰国，旅馆、饭店、商店的服务员总是彬彬有礼，笑容可掬，其它公共场所或街上也是秩序井然，人们以礼相待。如果在大街上问路，你会得到热情耐心的指点，有时会把你一直送到目的地。我问泰国朋友这种风尚是怎样形成的。他们说，“泰国人从小在家受到父母的言传身教，上学后又接受专门的教育，使优良传统得以代代相传”。
不久前，我们访问了曼谷市一所中、小学合校。一进校门，一队迎面走来的女学生先是向我们微笑，随即双手合十低头向我们行礼，然后略弯一下腰，悄悄地从我们身边走过。陪同我们的教育部官员解释说，“这就是我们泰国传统的礼节。”
在会客室里，校长及教导主任向我们着重介绍了他们抓文明礼貌教育的情况。
该校在文明礼貌教育方面曾三次荣获曼谷市一等奖。
学校有专管文明礼貌教育的特别委员会和专职教师，每天早晨上文化课之前，有半小时的文明礼貌课。教育内容有三个方面：
爱国主义教育。举行升国旗仪式、唱国歌；讲解泰国优良传统；学习爱国人士事迹；组织学生慰问边防部队等。
品德教育。教育学生为人诚实，做事扎实。学校除了课堂教育外，还经常组织学生到贫民区去访贫问苦，使他们知道国内还有穷人，激励他们努力学习，同时也培养他们不嫌弃贫穷，增强同情心。学生们自觉地为各种慈善活动集资筹款，或慰问养老院，资助贫困学生。学生中还组织有“自助会”，同学们互相帮助，解决困难，并利用课余时间收集废品，变废为宝。学校定期组织学生参加义务劳动，如打扫公共场所卫生，或组织他们到街上协助指挥交通，培养他们热爱劳动和遵守公共秩序的习惯。
礼貌仪表教育。学校要求学生穿着整洁，举止文雅，尊敬师长，说话和气，并且利用“母亲节”、“教师节”等活动，培养他们尊敬师长的品质。
在文明礼貌教育上，学校定期举行评比表彰活动，以推动这一教育的持续进行。
访问结束时，教育部官员对我们说，文明礼貌教育是在教育部统一规定下开设的，从小学一直抓到大学，从不间断。
（附图片）
——他们是在拜佛还是在导游？
——她们是在向朋友行礼！ 朱根华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巴西通讯
访圣保罗女市长埃隆迪娜
本报记者 兰才基
在巴西，提起路易莎·埃隆迪娜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因为她是全国第一大城市圣保罗的第一位女市长。在巴西去年11月中旬举行市政选举时，这位贫民出身的劳工党候选人，以遥遥领先的选票击败了其他几位名声显赫、实力雄厚的对手而夺得了圣保罗市长的职位。这条爆炸性新闻曾传遍全国，震动了巴西政界。
不久前，女市长在百忙中欣然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在宽敞的市长办公室里，55岁的埃隆迪娜身着花衬衣，黑裙子，仍然是一般贫民妇女的装束。她的嘴角上总是挂着微笑，一见面就使人觉得她和蔼可亲。
话题从她上任后的工作和感受谈起。她说，工作一开始就遇到很多困难，上届政府留下大笔公共债务、有些机构处于瘫痪状态、许多公共服务设施受到严重破坏、反对派利用报纸寻机攻击……尽管如此，在她上任后的很短时间内，仍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例如修复了数百辆损坏的公共汽车，解决了20万人的乘车问题，市内公共交通有所改善，一些瘫痪了的机构包括医院和学校开始恢复正常。从1月份起，市政府开辟了自己的经济来源，现在可以一边还债，一边改善医疗卫生等方面的设施。更重要的是，市政府已经着手建立新的民主化的领导制度和管理方式。市民阶层和政府之间开始形成一种新型关系。
埃隆迪娜谈话滔滔不绝，思维敏捷，层次清晰，对圣保罗的情况和各种问题了如指掌。在言谈中记者还感觉到，这位女市长胆识过人，有一种不畏艰难和敢于革新的气魄，难怪人们把她称作“女强人”。
但是，这位“女强人”又具有普通妇女的朴实气质，愿意跟人畅谈自己的经历。她对记者说，她出身在巴西东北部巴拉伊巴川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小经历过不少磨难。家里兄弟姐妹众多，父母无法供她上学。她是在一位婶子的帮助下完成基础学业的。后来她参加工作，帮助养家糊口，辍学九年才又重新上大学，毕业后曾经从事职业性的社会咨询服务，并曾遭到军政府的追捕。18年前，她逃到圣保罗，受聘到市政府机构管理贫民窟地区的工作，这使她有机会广泛接触下层居民，组织群众，领导斗争，后来成了巴西劳工党的创始人之一。1982年她当选为市议员，4年后成了州议员并且是市议会中的工党领袖。去年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当上了圣保罗的第一位女市长。
埃隆迪娜深有感触地说，当市长就像肩负着一副沉重的担子，责任重大。自上任以来，她每天工作14个小时。她还说，她这次当选靠的是选民的信任，而不是金钱贿赂，所以上任后就不感到亏欠于人，能够完全独立和自由地行使权力。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
柏林街头拾零
本报记者 苏宁
春末夏初，记者随人民日报代表团赴民主德国首都柏林访问，时间虽短，但这座美丽而又古老的城市，却给我留下许多难忘的美好印象。
站牌上的时刻表
德意志民族循规蹈矩、遵章守纪的认真精神是世界闻名的。就连柏林的公共电、汽车，都严格按照时间表运行。每个电、汽车站的站牌上都有一个运行时间表，人们可以像坐火车一样预先安排好自己的行程。地铁和电、汽车的运行时间相互衔接，下了这趟车，就能赶上另一趟车。
在地铁和电、汽车上没有专职售票员，全凭乘客自觉地在车上的一个专用设施里，投入20芬尼硬币，摇出一张票来，或自动给预购好的车票打孔。使用月票者上车后则主动向车上的乘客出示一下月票。据说，偶尔也进行抽查，但很少发现有人“逃票”。
形形色色的博物馆
游览市容时，我们发现柏林除了一般常见的历史、艺术、美术等博物馆外，还有其它形形色色的博物馆，内容包括邮政、理发、民俗、宗教、手工艺、工人生活、自然历史、文化历史等等。柏林博物馆种类繁多，仅在旅游手册里“榜上有名”的就有20多个。
很多博物馆是利用原来的教堂改建的，外观古色古香，里面陈设也充分发挥了原教堂的优势，这样既保护了古建筑，又能用于为社会公众服务，真可谓相得益彰。
博物馆里的展品也很独特，如在一个文化历史博物馆里，我们看到工艺品展厅里展出很多玻璃制品，其中竟有几百年前、甚至更早的酒瓶底子，上面镌刻着某个古老家族的族徽或类似的图案，它们被作为工艺品收藏下来。
柏林的博物馆不仅收藏本国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而且收藏世界各个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历史文化的人类瑰宝。参观了这些博物馆，不仅了解到人类历史是一个多元文明的发展史，而且也为人类曾经创造过这样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感到骄傲。
鲜花盛开的和平城
柏林的风光美丽得令人目不暇接：碧蓝的天空洁净如洗，森林、绿地郁郁葱葱，五彩缤纷、争奇斗妍的鲜花怒放在公园、绿地、楼前、窗下。柏林人自豪地对我们说：这里没有一寸裸露着的土地，到处是绿色的生命和盛开的鲜花。柏林人爱花种花。一个个风格各异的阳台，简直就是一个个赏心悦目的袖珍花园，除了盛开的鲜花和根据各人爱好装饰的工艺品，再没有其它任何杂物。
清澈透亮的施普雷河像一条玉带，由东向西从柏林市区缓缓流过，野鸭、白鹤等水禽悠然自得地浮在水面，洁白秀美的白天鹅也在河里畅游。
在著名的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和台尔曼公园等处，许多象征和平的鸽子旁若无人地或低头觅食，或安详踱步，展示出一幅令人难忘的和平、宁静的景象。愿这和平之神永远保佑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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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阳正在逐渐缩小
据联邦德国一家天文学杂志报道，还是在1979年的时候，天文学家就已经证实过，从1836年—1953年的100多年时间里，太阳的直径至少缩小了约2角秒，或者说，太阳的体积缩小了近0.1％。1987年，著名天文学家埃·雷波兹对1666年以来太阳的微动变化进行了全面分析。分析的结果表明，如果在1666年—1682年间太阳的直径是32角分9角秒的话，那么在1683年—1718年间至少要缩小3角秒左右。
专家们还指出，现在，我们的太阳天体直径是31角分59.3角秒。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市休斯敦大学的科学家奥捷尔和赫里德恩对这种认为太阳正在缩小的认识持有一种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中世纪时期的光学仪器很可能不十分完善和精确，因此，可能会引起一些统计数字上出现的偏差。
（朱启）
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国外剪影
维也纳的“死亡天使”
这里是维也纳的莱茵茨医院。从外观看，院子里花团锦簇，鸟语花香，加上本世纪初建造的漂亮建筑物，它更像供游客休憩的场所。然而，就在这貌似平静的地方，却发生了维也纳战后最大的谋杀案：一个年轻的医院护理瓦尔特劳德·瓦格纳，在6年的时间里，竟谋害了近50位古稀老人。这一特大谋杀案“电击般”震撼了整个奥地利。
莱茵茨医院是所公立医院，其中的5号楼专收别的科拒绝治疗、久病不愈的老人。这些没人要的老病号在这儿渡过生命的最后路程，因此，人们将这里称为“送终之地”。
1982年，23岁的瓦格纳从奥地利南部的一个边陲小镇来到维也纳。这个农民的女儿梦想成为一名护士。怎奈她考试成绩不佳，入学无门，当护士的希望成了泡影。于是，她便在莱茵茨医院找了份工作，在5号楼当上了护理。
起初，她工作认真负责，从不计较时间，颇有为老年病人“献身的精神”。护理工作又脏又累，护士不愿干的事让她去干，但她很少抱怨，总是尽力服侍那些不久将离开人世的老人。可是，1983年的一天，一位生命垂危的老妇耐不住煎熬，恳求瓦格纳“解脱”她。在老人的要求下，她答应了。那天夜里，瓦格纳曾经祈祷过，并告诉伙伴：“我成全了那位老人。”
从此，瓦格纳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她恼恨那些总给她“添麻烦”的病号，决定谁老烦她，就“解脱”谁。白天，她仍默默地干护理工作。晚上，她便和3个同伙一起，采用注射过量的镇静剂、从嘴里灌水及用枕头窒息等方式，“解脱”了一个又一个的老人。从1983年—1989年的6年里，近50个病号被她“超度而去”。
瓦格纳的罪行败露后，人们震惊，愤怒，谴责，将她称为“魔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思索了：谁之过？难道仅仅瓦格纳一人有罪吗？
莱茵茨医院的一位医生认为：“我们都有罪。首先，我们不该让这些女子长期干这种护理工作，因为就连最不怕苦的男子也坚持不了半年。其次，我本人也多次向她们暗示过，对那些活不了几天的老人，不要再用抗生素，让他们去死。”
一些最初指责瓦格纳的护士也表示，大家对5号楼的事都心中有数。医生们在老年病号的身上做药物试验，而当其研究和事业不再需要这些人时，他们便撒手不管了。
有的人还作历史的反思。他们认为，真正有罪的是奥地利人的灵魂，是家庭，是对纳粹“第三帝国”怀有留恋情绪的医生，是纳粹思想的残余。一位摄影师回忆说，早先，奥地利的农民将垂危的老人放到森林中的小屋里，为了让他们快些死去，还在严冬季节打开窗户……时至今日，每年暑假前夕，莱茵茨医院5号楼都要接收几十名老人。那是家人为度假方便，来向医院“甩包袱的”，反正国家医院免费。有的家庭在得知自家老人被害后，还跑到市府去报销殡葬费。人们指出，二次大战期间，奥地利作为纳粹德国的同盟，就曾对本国的老人和发育不正常的孩子进行过“清洗”。因此，现在出现一个纳粹式的医院女护理也就不足为奇了。
（姚立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