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为何那么多大学生被卷入动乱？
共青团山东省委学校部 林建华
历时两个多月、经过了学潮——动乱——暴乱的政治风波虽已经平息，但血的教训给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值得思索的问题。为什么当这场政治风波来临时，会有那么多大学生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或卷入这场学潮、动乱中去？当我们研究分析了大学生参与学潮、动乱的主客观原因之后，就会看到这场风波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大学生被卷入风波也是在所难免的。
爱国热情误导到自由化的歧路
当代大学生是“生在十年动乱时期，长在拨乱反正时期，学在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代。这种特殊的环境，使当代大学生形成了许多可贵的优点，他们知识面广，思想敏锐，拥护改革，反对守旧，渴求知识，立志成才；但是也存在不少明显的不可忽视的缺点和弱点，这些缺点和弱点在这场非常复杂的动乱中暴露得非常充分。他们自身充满着各种矛盾，虽然有着许多良好的愿望和要求，但总不能同正确的行为相统一，所以往往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而酿造出沉痛的悲剧。
第一，他们有爱国热情，但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学潮、动乱的事实使我们看到，许多大学生的失误，不在于他们爱国热情太高，问题在于这种爱国热情没有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没有正确的政治方向。一个时期以来，许多大学生忽视了自身的政治修养，放松了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对形势教育课、政治理论课兴趣淡漠，缺课现象普遍，久而久之，导致了对党的信念的动摇、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危机，不但不能抵御政治上的细菌和毒草，反而会把资产阶级那一套当做兴国、强国的灵丹妙药。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正确政治方向的朴素的爱国热情，不能不被一小撮打着爱国旗号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利用。而这种热情越浓烈，就越会陷入更深的泥潭之中。
以不民主的方式要求民主
第二，他们有民主意识，但缺乏较好的民主素质和法纪观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民主建设不断发展，在这种良好的环境中，大学生的民主愿望和民主意识不断发展，民主意识越来越强。但是，随着大学生民主意识的增强，他们适应民主生活的素质和法纪观念并没有相应地增强。他们很少有机会进行民主生活的训练，不知道应在法纪范围内推进民主，通过正当的民主渠道和民主形式反映民主要求。其结果，往往是民主的要求和不民主的行为同时出现。在有强烈的民主意识而无民主生活素质和法纪观念的情况下进行所谓的民主活动，往往严重影响别人的民主权利，干扰了正常的学习、工作、生活和社会秩序。在学潮中，许多学生任意攻击各级人代会、党代会选举的党政领导人，冲击有关部门，他们完全把自己摆在了“特殊公民”的位置上。
第三，他们有参与要求，但缺乏参与社会事务的能力和政治经验。大学生绝大多数是从学校到学校、没有经过什么风浪的单纯学生，对我国的国情没有全面的认识，对社会的体察和理解也不全面，更缺乏应付复杂社会局面的能力。所以大学生在校期间，应当是学习和准备参与社会的时期，而不能作为以社会活动为主的时期。在学潮中，许多大学生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而盲目地进行参与，幻想在参与中扬名全省、全国，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表现出了政治上的极端幼稚，不能冷静、理智地分析问题和考虑后果，而不明不白地成为那些政治阴谋家的“人质”和“枪头”，直至走向错误的深渊。
一意孤行地张扬个性
第四，他们有自立的愿望，但缺乏实事求是自我解剖的精神。一个时期以来，大学生受到社会的宠爱。对来自社会的赞誉，许多大学生没有把此当作党和人民的期望和鞭策，而是陶醉了，飘飘然了。他们不能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认识，而是盲目地过高估计自己。这就导致他们脱离工农群众，不能正确地向社会学习，向历史学习，向老一辈革命家学习，形成了一种“普天之下舍我其谁”的心态。这种心态同要求自主自立的愿望融合在一起，就不可能不产生偏执的行为。在学潮中，他们听不进党和政府的规劝，认为他们的个性和自立要求受到了压制，一意孤行，这就必然离党和人民的要求越来越远了。
第五，他们有历史责任感，但缺乏艰苦奋斗的思想和严格的道德修养，忽视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刻苦磨砺。在学潮中，有些大学生就直言不讳地说，罢课、罢考、空校就是为了厌恶和逃避艰苦的学习。有的学生把心中的不满发泄在对国家财物、对学校公共设施的破坏上，发泄在对学校领导和老师的谩骂上，表现了非常低下的道德水平。实践证明这些学生最容易被极端无政府主义所影响，而卷入学潮和动乱。
大学生自身的弱点、缺点是他们走上失误的重要原因，但外部条件和环境对他们产生了一些什么影响，不能不使我们进行冷静的反思。一个时期以来，大学生所处的客观环境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不正常现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东西包围了他们，而又没有强有力的措施使他们摆脱这种影响。这种不良的环境同大学生自身的弱点结合在一起，使他们本来就不太坚定的信念、立场和态度发生了严重的倾斜。
近几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逆流不但没有受到遏制，相反地愈益发展以致泛滥成灾。一些宣传舆论工具成为宣传“自由化”的工具，一些学校的讲台成了“自由化”人士的讲台。一些文章、著作把“五四”以来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奋斗的光辉历史，丑化为不断走错道路、不断走入新的被奴役状况的历史，而把西方渲染成精神文明的“天堂”，把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宣传得如何奇妙美好。不然的话，此次学潮中许多实际上是极其幼稚而脱离实际的政治鼓动，怎么会这样容易地把一群缺乏经验的莘莘学子们鼓动得如醉如狂呢？
思想政治工作大削弱的恶果
近几年来，在整个社会，特别是高等院校，出现了淡化和否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反常现象，有人甚至主张取消政工干部队伍。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体系和网络建设得不到应有的重视，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成了只是党团组织和学生工作部门的事情，只是政工人员的事情，出现了“理论不灵、地位不高、队伍不稳、工作不力、效果不好”的艰难情况。思想政治工作“改造”来“改造”去，把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快丢光了，而没有形成新的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方法。结果严重淡化了党的作用，丧失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威信。业务教师和干部鄙视思想政治工作，政工干部轻视自己的本职工作。政工干部往往留后路、找出路，走的走、散的散，有的人形容这是“政工干部胜利大逃亡”！
另一方面，一些任课教师在讲台上不负责任，自由发挥，投学生所好，把一些正在讨论的问题和不正确的观点当作教授的内容灌输给学生，引起了学生思想上的混乱。有的学校对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失去警觉，让他们在学校随意活动，通过学校的讲台、沙龙、集会等传播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更有甚者，有的学校出高薪聘请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精英”们，把他们敬在大学的讲坛上，让他们取得合法地位，散布否定社会主义、鼓吹资本主义的言论。有的同志曾尖锐地指出，这样下去，我们的大学就会培养出我们自己的掘墓人。
总结大学生参与学潮和动乱的教训，不禁使我们回想起50年代初西方政治家曾把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的预言，使我们惊出一身冷汗。严重的教训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要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思想教育，切实引导青年学生跟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二是要净化青年学生成长的社会环境，努力消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污染，把社会主义的高校办成培养“四有”新人的坚强阵地。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千年一脉的苏州古城受到现代生活浪潮的挑战河街并行，青砖小瓦，小桥流水人家……
寻找传统与现代化交汇点新华社记者 卜云彤 王兆麟
一次寻求合理性的试验
最近，苏州十梓街50号的项人元和他的8户邻居搬回了修葺一新的旧居。项人元对于改造后的古老院落增加了独用的厨房、卫生间，又有公共活动空间感到很满意。
这是一套苏南古色古香的四进深宅大院，有1000平方米，住着苏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19户职工。项人元原来住着40多平方米的一个大房间，孩子大了，厕所离家300多米，感到极不方便。改造后的50号大院，保留了深宅大院的古建筑外观造型，内部又实现了现代化，经济上也是可行的，一平方米仅用150元。
十梓街50号改造项目是苏州市建委处理保持古城风貌与改善居住条件矛盾的一次试验，受到建设部和国内外同行的肯定。
把建筑作为产品来生产并不困难，要把创作构思变成艺术性与功利性兼顾的作品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州旧城改造办公室金家骏工程师说：十梓街50号深宅大院的风貌保持下来了，居住质量有所提高，但通风、采光等某些技术问题还有待改进。这个大院的特殊之处在于居民属于同一个单位，组织、资金问题比较好解决。所以，要想推广这个经验还有一定的局限性。
金家骏透露：十梓街50号东邻有一小片一层的居民区，房屋破败，准备推倒重建二至三层的传统江南民居，作为另外一类试验模式。
两颗星都应该是明亮的
1981年底，匡亚明、吴亮平等知名人士在报上批评苏州搞
“破坏性建设、建设性破坏”，引起中央领导同志重视，对苏州人也产生不小震动。
2500年前，吴王阖闾命伍子胥修筑都城，以后苏州城虽历经战乱、变迁，始终没有挪窝，保持原地更新、建设。近代苏州河街并行的双棋盘格局、青砖小瓦、小桥流水人家的风貌，与宋代文物《平江图》对照，竟然相差无几，堪称古城建筑史一绝。“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苏州古城内开放的28处园林，更是人造自然，巧夺天工。这些都是祖先留下的不可多得的珍贵遗产，保护、发扬是我们这一代不可推卸的责任。
保护古城的文章题目虽好，却难做。苏州400多万平方米的传统民居有60％破烂不堪，危房达24万平方米。连接新区、老城的道前街仅有9米宽，虽然拓宽成26米，仍然拥挤堵塞，而且因为拆除一条1400多米长的临河街道，受到海内外一致谴责。旧城内的红叶造纸厂每天排污70吨，占苏州有机污染一半，小桥流水成了污气熏人的臭水沟，但根治污染需要2500至3000万元，资金没有着落。去年苏州国外游人29.8万，国内1800万，最大的园林——拙政园有70多亩地，一天最佳容量是5000至6000人，可实际接待35000人以上，还有什么幽静清新、闲情逸致可言。难怪流传着“不到苏州终身遗憾，到了苏州遗憾终身”的说法。
匡亚明、吴亮平等老先生大声疾呼：“救救苏州”！
保护苏州古城的思路是逐步明朗的。1978年开始搞城建规划，易稿13次，反复争论8年，原先是向北京、西安、南京等古城点、线、面保护的模式倾斜的，这样城市建设机动余地大一些。但在许多专家一致要求下，1986年国务院批复的城市总体规划最后确定了“全面保护苏州古城风貌，重点建设现代化新区”的建设方针。苏州古城毕竟小点，风貌完整，好办些。以后老城区是“假山假水城中园”；新区有狮子山、何山环抱，胥江、大运河流贯，成为“真山真水园中城”。
市建委主任周志方说：这叫“双星模式”。但是不能一个星亮，一个星暗。意大利威尼斯水城采用原封不动的保护方法，不适合现代人居住，结果纳税人都跑了，城里仅剩7万人。城市功能萎缩。国内洛阳也是采取撇开老城建新城的办法，可老城的改造缓慢，也出现萎缩、萧条景象，新区商品房贵出许多。保护古城风貌，不是说连马桶也得保护下来。古城不是博物馆，而是有人居住的活生生的城市。所以，苏州老城新区两颗星都应该是明亮的。
老的民居要不要大拆大建，向来是一个敏感问题。苏州把老城区划分出54个街坊，由中国城市规划院、同济大学、东南大学、苏州城建环保学院等单位选择5个典型街坊进行改造规划，分头独立工作。规划结果却惊人相同，大拆大建占40％，甚至更多。参加工作的原来都是反对拆建、主张不动的“保护派”，最后却得出与自己观点相悖的结论，看来过去专家的思想也有脱离实际之处。首先，原封不动，老百姓那里通不过，他们不愿意几十年后仍然守着“三桶”（马桶、水桶、洗澡桶）过日子。房子本身也通不过，按照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古老建筑保持外貌，里面现代化。西方建筑大都是花岗岩墙面，非常坚固，把壁炉改为煤气，装修一下就行了。而中国的土木结构民居墙体单薄，寿命一般四五十年。苏州旧房七八十年的都不在少数，木头骨架早被蛀烂了。即使拆掉，回收率已几乎等于零了。
更新后的街坊在居住、绿地、商业布局上更加合理。民居三层以下，商业房不超过四层。造型依然是传统的江南民居，保持青砖小瓦、小桥流水、高低错落的风貌，而室内设施“鸟枪换炮”，现代文明的成果尽可以享受。
只有增强新区26平方公里的吸引力，使老区的一部分居民乐意搬出去，才可以缓解老城的压力。1978年以来，老城外西边的新区已建设起彩香、三元等居住小区，面积达400万平方米，居住9万人，还将兴建一批科研、教育、文化、卫生设施。相距不远的运河西北一块27公顷的土地计划建设一个无污染、轻型结构的技术、劳动密集型工业小区，以使居民就地就业。
现在的“双星”，新区那一颗目前还比较暗淡。苏州城建环保学院在一号街坊调查显示：有80％以上居民希望能在原地段居住下去，不愿意搬迁它处。老式民居层楼低，外面热闹，里面安静，老年人习惯了周围的环境，留恋街坊邻里的情谊，不愿挪动。刚结婚的年轻夫妇只要有抽水马桶、浴缸、煤气，倒不嫌路远，愿意住在新区，可生了孩子又想回来，在老城和父母在一起，互相照顾方便一些。老城幼儿园、学校的设施、教学质量也更好一些。甚至连彩香新村商业网点，国营部门都不愿接手，交由街道经营管理。
老城的人口最佳容量25万人，现已有35万人，到2000年必须迁出10万人。现在劳动、公安、人事、老干局都有进人权，每年增加1.5万人，远远超过新区每年0.5至0.6平方公里的开发速度。新区建设上不去，老城便保不下来。老城没有宽松的人口环境，更新、改造也只能纸上谈兵。
苏州人的期待
戴上“历史文化名城、风景旅游城市”两顶帽子，责任比别人多了，可并没有实现目标的相应手段。国家的新建工业项目往无锡、常州投放，苏州没份；游人清晨从上海出发到苏州一日游，经济效益大头被别人得了，苏州只得了几毛钱门票和游人留下的垃圾、粪便。而旅游基础设施的投资是巨大的。1983年，石湖景区退田还湖2000亩，花掉500万元。1981年以来，迁掉老城84家污染严重的工厂，按1987年价格计算，平均每厂需要300多万元。城内还有两百家工厂，现在再也迁不起了。花钱的地方还很多，运河上架一座桥就用1000万元。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水厂日供水能力25万吨，可实际供水34万吨，都是在咬着牙拚设备。
改造老城民居的车轮也难以启动。从技术上说，每一街坊的立体考虑，前后左右，上下内外，还要具有高低错落、粉墙黛瓦、小桥流水风貌。九种管线如何进巷入户，抽水马桶的线路走向，都是新的课题。从资金上说，粗粗计算一下，改造一个街坊需要2000至3000万元，54个街坊需要10多个亿。层数不得突破三层，资金自身很难周转。
建委主任周志方说：合肥、哈尔滨采取开发空间的“拔高”办法，两层房改建十层房，资金可以平衡有余；日本依仗高科技、巨额资金开发地下。这些苏州都行不通。那么，苏州改造居民资金的出路在哪里呢？
一曰余房率。达不到“拆一建三”，拆一建一点几还是可以的。十梓街50号就增加了一点使用面积。二曰地段差价。居民房800元一平方米，商业房可达1200至1500元一平方米。阊门外石路地区，《红楼梦》记载是苏州当时的第一等繁华地带，可开发为第二商业中心。那里的民居破、低、矮，可以达到拆一建三点二。三曰高级住房。苏州大学附近文物点多，环境幽雅，可兴建高级住宅，供高级知识分子、离休干部、归国华侨、台胞使用。四曰引进外资。美、日、港、台对苏州房地产业都有兴趣。日本广岛大学一位教授想在苏州搞民居博物馆，香港商人已洽谈建园林式餐馆。向国外低息贷款也在考虑中。
保持古城风貌很难，但也绝非无可作为。一位名人有句名言：我们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解决城市现代化条件下古城风貌保护的问题，风险很大，但确实又是一件向历史负责、造福子孙的好事，也为有远见、有志向的建筑大师们提供了绝好的用武之地。周志方主任悄悄告诉记者：那些专家们都在赔着本儿搞规划和设计哩。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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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怀化城郊的“偷生游击队”
陈春
“你想要个女孩吗？胖胖的，落地就有十斤。”开个体饭馆的余老板诡秘地告诉我。
我家因为犬子顽皮，妻子一直想添个女孩。她知道后，喜形于色地说：“去抱来吧，女孩温顺、疼人，我们老了也有个女婿家走走。”
尽管抱养女孩的好处有千条，我还是拿不定主意，经济上添了负担且不说，更大的难处是时下计划生育政策这么紧，能上户口吗？
“那孩子你到底要不要？不要，人家可就抱走了。这几天，河南的、四川的生意人去了一伙一伙的，开的价码可高呢，她家图个好主，听我说起你家情况，一个钱没要，认定给你了。”
听了这番话，我不禁为那女婴深深担忧，时下拐买妇幼的案件常见诸报端，怀化是交通要地，社会情况复杂，那河南的、四川的生意人争要女婴，天知道是何用心？
小巷深处有人家
不知是同情心还是好奇心驱使，我决定同妻一道去看看。
在城郊一条汽车开不进的小巷里，我们好不容易找到那家个体旅馆。余老板领着我们在一排排简陋破旧的房间中穿行。他告诉我们，这里住的都是远路来此谋生的闲杂人员，无户口，无单位，一家三四口、五六口租住一间民房，男的或是做生意，或是做手艺挣钱，女的便躲在窝里敞开肚皮一胎连一胎地生小孩。
我明白，我是闯进了所谓的“偷生游击队”的驻地。
“就是这家”，余老板推开一间半掩着的房门，极随便地喊道，“别窝着了，来客哩！”
我们走进去，迎面扑来一股夹带着霉味和尿臊气的热浪。这是间阴暗低矮的房子，十来个平方的空间内摆着煤炉、衣箱和一架简易大床。大床上一个年轻妇女在手忙脚乱地穿衣。她朝我们腼腆地笑笑，让我们在衣箱上坐下。
余老板从被窝里掏出那女婴递给我妻子，评品道：“大额头、圆脸、小下巴，长大了脸模子准定好看；翘鼻子，小巧嘴，还有这大眼睛，都是好看的模样。”妻子爱不释手，拨弄着那粉嘟嘟的嫩脸逗道：“笑笑”，女婴张着双手真的咧嘴作了个笑模样。
躲“计划生育”躲了四五年
闲谈中，我们了解到，这家是辰溪人，男人在余老板的饭馆当厨师。一家人为躲“计划生育”已经出来四五年了。当问到为什么要将孩子送人时，那年轻的母亲一脸的愁苦，说她躲在这里连着生了四个女孩，她男人不见男孩不肯罢休。孩子多了，一是自己养不活，二来也怕将来领着这一大群孩子回老家，交不起罚款。正说着，床上的被褥里蠕动起来，接着三个孩子哭叫着蹬开了被子。那年轻母亲赶忙扶起老大，拉起老二，给她们一一擦过脸，穿好衣服，又将那刚满周岁的老三抱在怀里哄着。看得出，她是钟爱她的孩子的。“你们把老四抱走吧，”她哽咽着说。我向她解释，我们已有一个孩子，按规定是不许再抱养的。余老板说：“哪天让孩子妈偷着扔到路边野地里，你们再捡回去养，有许多人就是这样干的。”我说那也不行，上面知道会挨处分的。那饱含愁苦的母亲见我们不肯要孩子，睁着一双哀怜的眼睛说：“我是听余老板说你们是个有脸面的正派人家，才铁着心肠将孩子送给你们，你们不要，就只有送给过路人了，天知道她日后是做贼还是做娼。”说着悲从中来，不能自禁地痛哭起来。
看着眼前这场面，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余老板安慰她说：“我另给孩子找个好主。”说罢，他领着我们走了出来。
送掉四女婴 换来一男孩
走不多远，正遇着一家“喜添贵子”的在门前场地上设宴庆贺。主家是余老板的熟人，也是“偷生游击队”的成员。原来这家也连着生了四个女孩，生一个送一个，这次终于盼到了一个男孩。主人家提着酒瓶，请我们饮杯喜酒。我推辞不会喝酒，逃也似地跑开了。
事情过去两个多月了，前几天余老板碰到我时笑着说，那女婴有主了，她母亲那天天不亮把她放在城郊公路边，偷偷藏在不远处，看着人把她抱走了。
那家家境也不错，原来自己也生得有孩子，发扬风格收养弃婴，政府自然要给上户口。
听地区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同志讲，近年来我们湖南省怀化地区违纪生育现象又有抬头之势，1988年一年内计划外生育仅记录在案的就有26005人，怀化市内目前窝藏着“偷生游击队”近万人，那一胎连着一胎的黑市人口更是令人咋舌。据报载，这种“偷生游击队”遍布全省、全国。“偷生”造成的恶果令人触目惊心，给国家给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将延续几代人！
我在心底里叫着：唉！这些可怜又可恨的“偷生游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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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涓涓热流寄深情
——浙江温岭县筹措人民教育基金剪影
“这次筹措人民教育基金试点工作，有三个没有想到：一是村干部心那么齐、决心那么大没想到；二是党员、干部带头捐款、集资数额这么大没想到；三是群众的热情这么高涨没想到。”浙江温岭县松门区区委书记陈其方在4月17日全区干部会上这样说。
温岭县为贯彻省教育会议精神，改善办学条件，加快教育事业发展，于4月2日开始，在松门区进行筹措人民教育基金试点。一时间，松门区的大小会议讲教育，广播宣传喊教育，街头巷尾议教育，家家户户谈教育。在短短的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就筹措了人民教育基金89万元，涌现出许多争相捐资的动人镜头。
〔镜头一〕在区级干部会上。县委组织的工作组的17位同志带头捐款，县委副书记陈夏德、副县长郭坚宇慷慨解囊，首先各捐资100元，其他同志也纷纷捐上20元、30元，一共捐资560元。
〔镜头二〕在党员干部会上。各乡镇的党员干部身先士卒，争先恐后捐款，全区有130多名党员干部捐款在100元以上。川北乡新南村76岁的老党员戴云章，捐出自己平时省吃俭用积蓄的110元钱，他说：“我人老心还没老，办教育是件大事，这百把块钱虽派不上什么大用场，可也算表表我的一点心意。”上马乡盐南村党支部把去年奖给支部目标管理先进的1000元奖金，全部捐出来，作为人民教育基金。南一村共产党员、村民主任毛琪德，4月13日上午刚好要为父亲办理丧事，也赶去参加会议，并当场捐款100元。这个村79岁的老党员郑方林，村里每月要补贴他15元生活费，他也捐款100元，并在会上说：“这100元钱，是我平时卖柴、卖菜积蓄的，本想买块手表戴戴，现在党这么重视教育，我就把这100元钱用于办学。”
〔镜头三〕在妇女会上。“半边天”不甘落后，办学热情不亚于男子汉。川北乡竿蓬村妇女干部叶菊英抢先捐了100元。水浦村妇女干部毛菊英开始捐了50元，后来看看别人捐的比她多，开会时坐立不安，趁会议休息的时间，跑回家里拿了仅有的52元钱，共捐了102元。她说：“我的钱是剥虾挣来的，原计划打副首饰戴戴，现在不想打了，先捐资办学要紧”！
〔镜头四〕群众会上。上马乡仅在一次会上就集资了3万多元。群众说，为子孙后代造福，这个钱该出。川北乡竿北村军属户朱沛德，按规定不属筹措对象，但他在开会时送来20元钱，坚决要捐。淋川镇苍山村农民胡梅富在4月7日捐了500元，又在4月11日捐资120元。
〔镜头五〕在学校，在乡镇企业，捐资办教育的场面更动人，松门小学学生捐出“压岁钱”和零花钱2053元。正在川北乡探亲的10位台胞也捐献了2600元……
金宗炳 廖燕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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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昌图县退休教师刘治山（左）育出马铃薯高产新品种，创办大洼乡农民马铃薯研究会，使该乡成为闻名省内外的种薯基地。 郑维国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