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善良的爱国愿望为什么会走向反面
李征
在这次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有相当一部分青年学生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学潮和动乱。很多同学虽然也知道自己的一些过激言行，是缺乏理智的、违法的，但是，他们自认为动机、愿望是善良的、爱国的。所谓“爱国无罪”云云，就是这种心理状态的自我描述。
诚然，在学潮伊始，广大同学出于爱国的愿望，提出深化改革，惩治官倒，反对腐败等方面的一些合理意见，是难能可贵的。这体现了广大青年学生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的忧患意识与参与感。对此，中央领导同志多次予以充分肯定。并认为，在这点上，与党和政府的目标是一致的。
在这次学潮及其后的事态演变中，为什么广大同学的爱国愿望，并没有向积极方面发展，而是演变成政治动乱，直至反革命暴乱呢？从广大学生自身说来，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是从社会主义高度，来理解和实践自己的爱国主义。他们善良的爱国愿望，按照政治斗争的客观逻辑，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的确值得我们冷静地加以反思。
有一个反动政治纲领的导向，是广大同学的爱国愿
望走向反面的首要原因
唯物史观告诉我们，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每一场严重政治斗争的性质和演变，都有其固有的客观逻辑。它不取决于广大群众单纯个人的主观愿望，而首先是由其中居于指导地位的纲领决定的。
大家知道，这次政治风波是借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肇始的。从4月15日开始的悼念活动，一经出现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许多反常的情形。在李淑娴等人的指使下，4月18日凌晨，王丹等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讲演中，就提出了“六条”政治要求。稍后，这六条纲领又演变成向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几次请愿的“七条”政治要求。在4月18日前后几天中，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也有人贴出了内容大体相同、带有纲领性质的大字报。在这些纲领中，共同的和核心的政治要求就是一条：“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在其中受害的公民平反”，有的点名要
“为方励之、刘宾雁平反”。有的还提出要“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提法”，“为自由化正名”。与此同时，有人提出具体要求，说中国在经济上要搞“私有化”，发表了《私有制宣言》；在政治上，要搞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议会制”；在思想文化上，要实现“多元化”，提倡绝对的“新闻自由”和“私人办报”，等等。
显然，这是一个以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平反作为“突破口”的、完整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动政治纲领。尽人皆知，“资产阶级自由化”是有其确定内容的。这就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主张
“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制度。至于这个纲领中有时提到的“反对腐败，惩治官倒”，“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等说法，只是个陪衬和策略手段。王丹明确地说：他们闹事的“最低目标”是，“承认‘高自联’合法，给方励之平反，民间办报”；“最高目标”是：“建立‘多元政体’，实现‘精英政治’”。至于“反官倒”，他说是“小事”。而“高自联”的另一个头头说得更明确，反腐败、反官倒“是发动群众的手段，我们上台也是要搞官倒的，问题是中国不能搞公有制，必须搞私有制”。
这种露骨的言论表明，他们的政治纲领所反映的，根本不是广大学生的爱国愿望，而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反动政治主张。近几年来，方励之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在中国实行“全盘西化”即资本主义化，他肆无忌惮地说：“四个坚持没有什么可怕”，社会主义在“每一个国家都不成功，结果都是错误的，……根本原则是错误的”，“大陆的出路就是资本主义化”，“唯有改革所有制为私有制方是根本办法”。他诬蔑“共产党是黑的”，“需要加入反对党”；他还攻击说，“马克思主义三个部分均已过时，而且错误”，“一定要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才能改革”，等等。人们可以想一想，按照方励之的这类反动思想炮制出的政治纲领，能够把广大同学的善良愿望，引导到“爱国民主运动”的轨道吗？恰恰相反，它只能把学潮导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轨道。
在实际行动上，动乱的策划者和组织者按照其既定纲领，不断地把动乱引向升级。特别是在“五四”之后，他们认为有作为当时党的总书记赵紫阳同志的公开支持，便更加有恃无恐地策动一些人提出打倒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反动口号，尤其是把矛头集中地指向邓小平同志和李鹏同志。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此后少数人竟丧心病狂地公开诬蔑依法产生的中国政府是“伪政府”、“反动政府”，发出了一片“打倒政府”、“推翻政府”，要“火烧中南海”的反动叫嚣。最后，在这个反动政治纲领的导向下，终于在首都酿成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
广大学生的爱国愿望走向反面的一个重要原
因，就在于操纵和控制他们的极少数人坚持民族
虚无主义和卖国主义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极少数阴谋分子和“精英”分子，是支配这次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政治纲领的真正提出者和制订者。而作为其思想基础的，就是以崇拜资产阶级文明为特征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卖国主义。
作为王丹等人搞动乱和暴乱之“导师”方励之，就是民族虚无主义的典型代表，是卖国的“汉奸思想”的狂热吹鼓手。方励之在去年10月号香港《九十年代》和《争鸣》杂志上大放厥词，极力贬低和讥咒中国文化。他声称，如果中国文化跟不上资本主义的“世界潮流”，就让它“彻底湮灭”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以“两河文化”和“玛雅文化”为例，断言中国文化也将像它们一样“被时代淘汰”，而成为“亡文化”。他甚至叫嚷要“解散”中国，好让他去当所谓“世界公民”。方励之的这一番妙论，的确不堪入耳。另一个以“黑手”自居的反动狂人刘晓波，近年来，在他撰写的文章和讲演中，把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一切，统统骂遍，全盘否定。他甚至说“中国的人种”就不行，“我无所谓爱国、叛国，你要说我叛国，我就叛国！就承认自己是挖祖坟的不孝子孙，且以此为荣。”由这样的人插手，甚至按照他们提出的纲领来“指导”的政治活动，当然也绝不可能是什么
“爱国民主运动”了。
被某些人奉为至宝的电视片《河殇》，是宣扬民族虚无主义，狂热讴歌资本主义“蓝色文明”，并为资产阶级自由化鸣锣开道的又一典型。《河殇》的作者，也是以骂遍中国历史和现实而出尽风头的所谓“精英”。他们挖空心思，咒骂自己的祖国，说中国人生于黄土，长于黄土，黄面孔，吃黄米，喝黄水，住黄土窑洞，什么都不行。胡说什么“黄种人的文明”衰落了，黄河“孕育不了新的文明”。在这些人眼中，似乎中国连在地球上生存的权利也不配有。相反，他们却竭力美化帝国主义近代以来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蹂躏。他们把从1840年以来的中国反侵略的历史，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诬蔑成“动乱”。胡说外国列强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是带来了“蓝色文明”，是对“黄色文明”的胜利。他们认为在今天，只有“全盘西化”，走“蓝色文明”即资本主义道路，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
事实表明，在这次动乱和暴乱中扮演幕后导演角色的一些人，以及它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同国际反动势力，不仅接受大量的金钱“资助”，而且过从甚密，相互勾结。我们可以想一想，由这样一批骨子里怀着卖国主义，在行动上又与西方反动势力暗中勾结的人们所操纵和利用的“学生运动”，能不走向爱国主义的反面吗？
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愿望被人利用而走向反
面，是通过同学们自身的弱点起作用的
在广大同学身上，爱国的愿望与政治上的天真幼稚同在，爱国的热情与情绪上偏激并存。这些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宣扬资本主义、贬低社会主义的论调不绝于耳，由此形成了一种极不正常的思想和舆论氛围。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如抽象的民主、自由和人权观念，从各种渠道侵蚀着青年学生的灵魂，使他们程度不同地受到毒害。这几年来，思想政治工作也大大减弱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教育也放松了，再加上改革开放在取得了显著成就的同时，也有一些失误，由此加剧的一些社会问题，如经济过热，物价上涨过猛，通货膨胀明显，社会分配不公，官倒和腐败现象等等，在社会上形成种种不满情绪，也影响着青年学生。因而，有一部分学生对党不信任，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念发生动摇，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悲观失望，总想从社会主义之外，去寻找某种医治社会积弊的灵丹妙药。
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不少人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一套论调，听起来顺耳，说起来顺嘴，而不加深究。有少数人天真地认为，不管什么“主义”，不管什么“所有制”，只要能加快国家经济的发展，能较快改变国家的贫穷、后进的面貌，就值得一试。他们政治上的这种不成熟性，使他们容易上当受骗，而不知不觉地和不同程度地被卷入学潮。加之，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制造和散播了种种政治谣言，使得很多学生被牵着鼻子走，有极少数人干出了使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来，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还自认为是所谓“爱国”的行为。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
广大青年学生没有顾及爱国的动机与效果的
统一、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其结果事与愿违
谁都知道，一个人单有善良的动机和愿望，并不能产生任何实际的结果。善良的动机和愿望，只有通过正确的手段和行动，才能变成现实，达到动机同效果的统一、目的同手段的统一。
在这次学潮及其后的演变中，同学们的行动与其爱国的主观愿望是背道而驰的。就广大同学而言，有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的愿望，却采取反民主和反法制的手段来争取。他们有些人自己罢课，却剥夺别人上课的自由；他们无视法纪，想游行就游行，设路障阻塞交通，置破坏社会秩序于不顾；他们恣意妄为，数次冲击中央领导机关和要害部门，非法设立哨卡，拦截和检查过往车辆和行人；他们无法无天，长期占驻天安门广场，把神圣的广场糟踏得脏乱不堪，使之成为制造动乱的策源地；他们毫无法制观念，擅自抢占学校广播台，架设高音喇叭，用以传播谣言，进行煽动性宣传；更为严重的是，还有少数学生，无视国务院发布的戒严令，参与抢夺公共车辆，设置路障，拦阻戒严部队，烧砸军车和民用车辆，抢夺枪支和其他军用物资，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极端无政府主义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本身，粗暴地践踏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用这样只强调愿望、动机，而丝毫不顾及社会效果的行为，来推进所谓的民主和法制建设，无异于缘木求鱼！
综上所述，这次由学潮为发端的政治动乱，在北京演变成反革命暴乱，决不是偶然的。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愿望之所以走向了反面，是在反动政治纲领的导向下，在以卖国主义为基调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腐蚀下，也是在同学们固执于个人的一厢情愿而不顾及行为的社会效果并被阴谋分子所利用的情况下，一步一步地酿成的。这个深刻的、甚至是血的教训告诉我们，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必须使自己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上升到社会主义的高度，并且要具体地体现在自己的行动中，才能产生好的效果。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一贯的指导思想，鲜明的现实针对性
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
潘荣庭
在当前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时候，重读他十年来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对于总结历史经验，统一思想认识，搞好这场政治斗争，很有帮助，很有教育意义。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小平同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贯的重要指导思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久就已出现，它的实质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种错误思潮刚一冒头，小平同志就在1979年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1980年掀起一股反对四个坚持的思潮时，小平同志更加明确地指出，要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十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同四个坚持的对立和斗争，时起时伏，始终不断。每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抬头，小平同志就提醒人们要严重注意这个问题，不能使它泛滥开来。在这个问题上，小平同志的态度始终是坚决的、清醒的，从来没有含糊过，从来没有让过步。直到最近他还讲：“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但是，当时主持中央领导工作的同志，却在这个关系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上退让、容忍，采取了软弱的态度，从而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发展，曾经造成严重损失。赵紫阳同志本应从中吸取教训，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认真地进行下去，然而，他辜负了党和人民对他的期望，在他的任职期间，完全采取消极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针。小平同志反复地讲，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是长期的，要搞几十年，要把它同四化建设平行起来，贯穿在四化建设过程之中。然而，1987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两个月就草草收兵，半途而废。赵紫阳同志在实际上助长和纵容了自由化思潮，以致达到严重泛滥的地步，成为导致这次动乱的主要原因之一。小平同志在最近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对中国小气候的形成，赵紫阳同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系统地学习小平同志的论述，要联系实际进行深刻的反思，牢固树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进行到底。
从小平同志的一系列论述中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这些思想论述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1979年提出的在思想政治上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著名论述，就是针对当时有些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讲的。1980年初，小平同志察觉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出现，可能引起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动乱，及时提醒人们：“现在有一些社会思潮，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中的思潮，需要认真注意。”“如果让它漫无限制地搞下去，会出现什么事情？世界上的例子有的是，中国的例子也有的是。不要以为这样搞就不会出乱子，可以掉以轻心。”他特别提醒思想战线上宣传、教育、理论、文艺部门的同志，如果在这些方面的工作出了大的偏差，也可以助长不安定因素的发展。同年年底，小平同志进一步指出：有些地方已经发现，一小撮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正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办法进行煽动和闹事，极少数坏头目操纵的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积极串连，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公开发表，发生了散发反动传单、传播政治谣言、杀人放火、泄露和出卖国家机密等严重情况。“这种危险的信号，应该引起全党、全国人民和全国青年的足够警惕！”小平同志这些发人深省的话，就像是针对当前现实讲的。小平同志在论述中，不仅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而且提出了进行斗争的方针措施，并且作了深远的考虑。例如，他提出这场斗争一定要在法律范围内进行，要学会使用法律武器。为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现代化建设，他又提出四个保证，包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作风的整顿。他语重心长地教育青年：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对小平同志这些重要思想，应当进行更广泛的学习和宣传。四个坚持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将长期地进行下去，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不仅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而且有长远的历史意义。
这本《论述》是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主题编辑的。当前强调这一主题，并不影响改革开放方针的贯彻，更不影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恰恰相反，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更好地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一句话，为了完整地准确地贯彻执行十三大确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书中的39段论述是从23篇讲话、谈话中节选出来的，在编选上基本是整段选用，比较完整地体现一个思想观点，避免发生断章取义。全部论述都按时间顺序排列，便于人们了解小平同志是怎样针对客观形势发展中出现的实际问题一步一步地加深自己这方面的论述的。由于取舍适当，比较完整地连贯地反映了小平同志的思想，全部论述好像是新写的一篇文章，这为我们系统学习小平同志这方面的重要思想提供了方便。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读《世界十大宗教》
洪修平
宗教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历史现象，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是不容忽视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研究呈现出空前活跃的局面。近年来，除了专论、专刊与专著的不断出现之外，系列丛书也正在推出，黄心川主编的《世界十大宗教》一书，对我国宗教问题的研究将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
该书首先体现在它的开拓性。翻开目录，我们发现许多在国内比较缺乏研究的宗教，例如印度教、锡克教，在书中都列有专章，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与介绍，从而填补了国内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作者在介绍世界各大宗教历史的同时，特别加强了对当前发展趋势与特点的研究，并充分注意到了世界各大宗教与中国的关系，探究世界宗教在中国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社会文化所发生的影响。作者努力从宗教与文化进步、宗教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关系中去研究宗教，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其次，该书的一个特色还体现在它的观点新颖上。在叙述各大宗教的发展演变与思想特点时，作者并没有停留在一般的介绍和现成的结论上，而是勇于探索，提出了不少新见解。例如在谈到犹太教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时，作者强调了基督教、伊斯兰教与犹太教的历史渊源，指出了西欧文艺复兴的思想来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特别是犹太人在介绍阿拉伯的希腊文化遗产中所起的作用，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再次，该书运用新的方法与新的角度进行比较和分析。作者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揭示各大宗教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注意运用各种新方法。例如根据比较神话学与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探讨了琐罗亚斯德教的起源；运用比较民俗学、比较宗教史学等方法，研究了古代埃及宗教的演变及其与其它宗教的关系；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了古代西亚与地中海东部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深化了对犹太经典的研究。
《世界十大宗教》一书内容丰富。从总体上看，书中不仅有人们常见的世界三大宗教，而且还包括了神道教、锡克教、耆那教、印度教、婆罗门教、琐罗亚斯德教等国内较少论及的宗教。从具体研究来看，作者不仅条分缕析地将各个宗教的起源、发展、演变、主要教义与思想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而且还对各大宗教的主要经典文献、教派组织、祭祀信仰、教规礼仪以及主要的古迹、圣地与节日等等，作了全面的介绍，使人们对这些宗教能有一个完整的了解。从内容编排上看，作者按照一定的时间与区域顺序，对于关系密切的宗教则又相对集中，例如印度教是在婆罗门教的基础上吸收了佛教、耆那教等因素发展起来的，而锡克教又是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结合的产物。这样，把这几个宗教顺序排列，更有助于读者了解各个宗教之间的关系及其各自的特点，并进而在总体上把握世界宗教的发展。由于全书对各个宗教不仅有纵向的历史叙述，又有横向的比较，并论及了宗教与哲学思想、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乃至社会习俗等多方面的关系，因此，它也是人们研究文化的有用参考书。
该书是一部学术水平较高的宗教研究专著。就以冠之于全书之首的序而言，从宗教的定义到人类宗教史的分期，从原始宗教的产生到世界性宗教的形成，从宗教与社会历史的关系到当代各大宗教的新发展，作了精辟的阐述，显示了作者的深厚功力，是作者长期的知识积累与深入研究的结果。由于本书的撰稿者都是各个领域的专家，积多年研究之心得，不乏真知灼见。例如作者从文化史的角度谈到以色列民族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与影响；认为印度教的多神崇拜实质上是一神论；梵社“新天道”的创立综合了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中国儒家学说等内容；印度教的密教与中国道教有过因缘；印度教的瑜伽术传入我国后与我国的佛教、道教、儒教、医学、武术、民间的气功术都有过交流；基督教的形成受到了东方神学、特别是印度婆罗门教的影响；宗教与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等等。在评价一种思想或一个历史事件时，作者尽可能做到客观、全面。例如对于耶酥社会理想的立意与客观作用、对于近代基督教传教活动的正负作用、对于基督教在不同的时空中呈现的不同特点及其不同的社会作用，对于耆那教义中的合理因素与积极意义及其局限性等的分析与评价，无不体现出作者的科学态度。
作为一部系统论述世界各大宗教的专著，该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如书中收录了世界上主要的各大宗教，却遗漏了中国的道教，这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缺憾。由于资料来源的不同，有些数据可能会有差异。例如，关于印度教徒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书中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全世界宗教徒分布在多少国家与地区，前后数字也有不相应之处。这些似乎都是应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