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签署命令
授予十位同志两位烈士“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七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今天签署命令，授予赵勇明等五位同志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赵勇明：首都戒严部队某部司令部侦察处参谋，江苏省南通市人，汉族，一九五七年五月出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入伍，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入党，少校军衔。他曾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并荣立战功。在首都执行戒严任务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中，多次冒着危险侦察情况，配合公安部门擒拿暴徒。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他奉命率领侦察分队捣毁设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的非法组织
“高自联”指挥部，果断指挥、英勇顽强，始终冲在队伍前面，仅用半小时，就彻底捣毁了“高自联”指挥部，缴获大量通讯、宣传器材和反动宣传品，为顺利清理天安门广场创造了条件。
李勃：首都戒严部队某部技术部修理科助理员，河北省张家口市人，汉族，一九六一年五月出生，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入伍，一九八一年四月入党，上尉军衔。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他带领车队的首车三二二号装甲车，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在装甲车上的天线被暴徒砸坏，与后续车辆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当机立断，指挥车辆按预定方案开进。为按时到达指挥位置，他不顾个人安危，始终站在车外，冒着暴徒们用石块、砖头、燃烧瓶等物的袭击，指挥车辆，排除路障，驱散人群，头部十余处受伤，脸部也被硫酸烧伤，仍以顽强的意志，继续带领车上的八名同志，克服重重困难，勇猛前进。他带领的车是第一台到达天安门广场的装甲车，到达后又主动清除广场四周通道上的路障四十多处，推开拦在路中央的大小车辆二十多台，为大部队的装甲车辆顺利开进创造了条件。
王强：首都戒严部队某炮兵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安徽省肥东县人，汉族，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出生，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入伍，一九八五年六月入党，中尉军衔。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他为抢救战友和武器装备，只身在街头战斗两天三夜，组织收拢了因车毁人伤而掉队的本团三十八名干部战士。在地方保卫干部的协助下，把兄弟部队的六十二名伤员救护出来，并转送到医院。帮助八十七名失散的官兵脱险归队，从暴徒手中夺回两支冲锋枪，同地方有关部门的同志一起，收缴了八支冲锋枪、两支手枪和十箱子弹。
廖开喜：首都戒严部队某团特务连政治指导员，山东省滕县人，汉族，1960年10月出生，1978年3月入伍，1979年8月入党，上尉军衔。在首都执行戒严任务和平息反革命暴乱中，他开展及时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保证全连官兵立场坚定，士气高昂。在生死关头，他以身作则，英勇顽强。1989年6月3日，部队奉命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屡遭暴徒袭击，他在身上多处被砸伤，腹部、腿部遭暴徒火枪射击中弹11处的情况下，忍着伤痛，挺身保护团指挥所的安全，保障后续车队和军指挥所顺利开进。当部队到达预定地点后，他因失血过多，昏倒在车上。
张震：首都戒严部队某团炮兵营一连班长，河南省鹿邑县人，汉族，1964年2月出生，1982年12月入伍，1987年8月入党，上士军衔。他入伍7年来，安全行车5万公里，立三等功一次，受嘉奖6次，年年被评为红旗车驾驶员。1989年6月3日，他奉命驾车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多次遭到暴徒袭击，左耳部被暴徒用石头砸开小动脉血管，肩部和胸部被火枪、小口径步枪打中11处。在伤势严重、流血不止的情况下，他以惊人的毅力，忍着剧烈的疼痛，坚持开车五个半小时。保证车辆和车上37名同志安全到达指定位置后，因失血过多，昏倒在方向盘上。
中央军委的命令指出，赵勇明、李勃、王强、廖开喜、张震同志，在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忠于祖国，热爱人民，坚决执行命令，不畏艰难险阻，不怕流血牺牲，为捍卫党的领导，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做出了突出贡献。命令号召全军同志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进一步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为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今天签署命令，授予安卫平同志和于荣禄、藏立杰烈士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安卫平：首都戒严部队某部司令部参谋，辽宁省辽阳市人，汉族，1959年11月出生，1976年12月入伍，1979年2月入党，上尉军衔。曾两次荣立三等功，今年“七一”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在参加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他不畏艰险，大智大勇，先后21次单独执行侦察、联络、接应任务，找到部队失散人员250余人，并排难闯关，将146人安全接回部队，为夺取平息反革命暴乱的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于荣禄（烈士）：首都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宣传干事，辽宁省沈阳市人，汉族，1957年4月出生，1976年12月入伍，1980年11月入党，少校军衔。他在长期从事部队新闻工作中，满腔热忱，尽心尽职，呕心沥血，忘我拚搏，先后被报刊、电台采用稿件400余篇，荣立三等功两次。1989年6月3日晚，他随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在车辆受阻后，他坚持徒步赶往天安门广场采访清场实况，以新闻的真实性驳斥社会上的种种流言蜚语。途中遭暴徒袭击，不幸中弹，光荣牺牲。
藏立杰（烈士）：首都戒严部队某团7连战士，黑龙江省嫩江县人，汉族，1969年8月出生，1987年11月入伍，上等兵军衔。他入伍以来，立志走英雄成长的道路。他刻苦学习，勤奋工作，严格要求自己，努力争当一名合格的军人；他热爱人民，疾恶如仇，先后6次见义勇为，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他在参加首都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中，不顾危险，多次出色地完成任务。1989年6月7日上午，他与本排10名战士担负摄像组录制反革命暴乱罪证的警戒任务。当汽车行至建国门立交桥时，突遭左右建筑群内几处开枪袭击。他为掩护战友的安全，不幸中弹牺牲。他牺牲后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中央军委的命令说，安卫平同志和于荣禄、藏立杰烈士在执行戒严任务和平息首都反革命暴乱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为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做出了贡献。命令号召全军同志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进一步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为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今天签署命令，授予沈运田、余爱军同志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沈运田：首都戒严部队某炮兵团一营教导员，湖北省孝感市人，汉族，1957年8月出生，1976年2月入伍，1977年3月入党，少校军衔。入伍后曾3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4次被评为“优秀指导员”。1989年6月3日下午，他所在营奉命向执勤地点开进。途中，多次遭到暴徒的袭击和拦截。他不顾个人安危，带领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冲锋在前。一边组织部队强行突破，一边高呼口号，鼓舞士气，宣传群众，威慑暴徒。他在身上9处受伤，3次晕倒的情况下，仍恪尽职守，带领部队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住院期间，他忍着伤痛，组织党员成立临时党支部，深入细致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同志们的爱戴和赞誉。
余爱军：首都戒严部队某团炮连班长，湖北省襄阳县人，汉族，1966年7月出生，1984年12月入伍，1989年5月入党，上士军衔。他入伍后，牢记战士的责任，刻苦学习，锐意进取，潜心钻研军事技术，连续3年被团以上机关树立为“训练标兵”、“神炮手”。16次受到嘉奖。1989年6月3日晚，他随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徒步开进，担负断后收容任务。途中，他身上多处被暴徒打伤，仍冒着危险掩护部队前进。当行至菜市口过街天桥时，他为救护战友，右眼被暴徒打成穿通伤，晶体脱出。在这种情况下，他以惊人的毅力，一边用手捂着眼睛，一边让负伤的战友抓住自己的子弹袋，顽强地拖着伤员向天安门广场前进。6月4日凌晨，他带领全班和9名伤员冲破层层障碍，到达了指定位置，胜利地完成了开进任务。
中央军委的命令说，沈运田、余爱军同志是戒严部队在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斗争中涌现出来的突出典型，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人民的忠诚战士。全军同志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进一步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为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今天签署命令，授予周家柱、游德高同志以“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
周家柱：首都戒严部队某部二营营长，湖北省洪湖市人，汉族，1954年7月出生，1974年12月入伍，1977年3月入党，少校军衔。入伍后，曾两次荣立三等功，10多次受嘉奖。今年“七一”被总政表彰为“优秀党务工作者”。1989年6月3日，在首都参加平息反革命暴乱中，他主动请求担任所在部队第三梯队先锋营的任务，带领全营官兵发扬勇猛快速的作风，徒步行进9个小时，先后冲破暴徒设置的8道路障、两道火墙和不明真相群众的重重围堵，由于组织严密，指挥得当，全营人员虽然人人受伤，但没有一人掉队，没丢一件武器。于6月4日凌晨到达天安门广场，完成了为后续部队开路和参加天安门广场清场的任务。此后，他还带领全营协助地方派出所抓获暴徒，缴获武器弹药一批。
游德高：首都戒严部队某部4连排长，四川省内江市人，汉族，1964年6月出生，1982年10月入伍，1986年2月入党，少尉军衔。他时刻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在母亲患癌症、爱人生病住院的情况下，毅然请求赴京执行戒严任务。1989年6月3日，他在随部队向天安门广场开进途中，多次遭到暴徒袭击。乘车行进时，他让战士往里靠，自己站在车尾，用身体抵挡暴徒们投来的砖块、瓶子，保护战士的安全。徒步行进时，他看到走在队尾的同志风险大，挨砸受伤的多，主动向连长请求担负了断后任务。一名战士扛着10公斤重的饼干桶跑累了，他就把饼干桶抢过来扛在自己肩上。他在3次负伤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从暴徒手中救回两名负伤掉队的新战士。为了保护战友，他的头部和脸部各被暴徒砸开一条三四厘米长的血口子，两颗门牙被砸掉。他发现一名战士要冲回来救自己时，便大声命令战士：“不要管我，快赶部队！”他却被暴徒打昏在地，丧心病狂的暴徒又扒下他的衣服，继续用棍棒、石头打砸，造成重伤，在医院昏迷了7天7夜。在他的精神鼓舞下，全排同志团结奋战，没有丢失一件武器装备和物资，按时到达集结地点。
中央军委的命令说，周家柱、游德高同志在平息首都发生的反革命暴乱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祖国、对社会主义的无限忠诚，展现了新一代革命军人的崭新风貌，堪称全军同志的楷模。命令号召全军同志都要以他们为榜样，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理直气壮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坚定不移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进一步发扬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扎扎实实加强部队全面建设，圆满完成好各项任务，为把我国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而努力奋斗！（附图片）
赵勇明 李勃 王强 廖开喜张震 安卫平 于荣禄烈士
藏立杰烈士 沈运田 余爱军 周家柱 游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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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中组部召开的座谈会上
老前辈语重心长话党建
强调从思想组织作风制度上切实整顿党组织
本报讯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的“纪念‘七一’大力加强党的建设的座谈会”上，许多抗日战争以前参加革命工作的老同志在发言中语重心长，情深意切，希望认真总结当前这场斗争的经验教训，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制度上，切实整顿党的组织，大力加强党的建设，振奋全党同志的精神。
从中央开始
各级党组织都要聚精会神地抓党
的建设
陈丕显同志说，赵紫阳同志担任总书记后，辜负了党和人民的希望。人们对他的意见很多，其中主要的一条是，党的总书记不抓党的建设，不依靠各级党组织进行工作，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而是淡化党的工作、党的作用，致使党的威信明显下降，党在群众中的感召力、凝聚力受到严重削弱。党的建设已经到了非抓不可的地步了。从中央开始，各级党组织都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包括思想、组织、作风和纪律建设等等。在党的建设上，也要冷静地思考一下过去，考虑一下未来，认真清理存在的问题，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走出一条新路子。
陈云同志前些年告诫全党，党风问题是关系到执政党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次看得更清楚了。这场风波之所以发生，党风不正、腐败现象致使一部分群众对党丧失了信心，是一个重要原因。从严治党，克服腐败现象，我们喊了几年，但收效不大。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好时机。一定要扎扎实实地做几件振奋党心民心的事情，使群众真正相信我们党是有能力铲除腐败现象的。这样就能取信于民，党的威信就能提高。
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搞好组织整顿
王鹤寿同志认为，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说明：物质文明建设必须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同步进行，缺乏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不成。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首先是我们党的党风问题。党风不正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党风建设的关键是教育党员增强党性。什么样的思想意识产生什么样的行动。现在讲，通过法律、制度、规章来纠正歪风，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只有这些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很多事情是规章、制度，甚至法律管不了的。比如，工作不积极、消沉，遇事推诿、敷衍塞责，见了坏人坏事不批评不斗争等等，靠法律、制度管不了，要靠党员、干部思想上“立法”，也就是说要靠党性办事。党员根据党性原则，决定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什么事应积极地做，什么事要挺身而出进行斗争。党员在思想上立了法，党性加强了，不正之风就会减少，这就会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带动起来。
胡乔木同志说，要从思想上、道义上、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从思想上加强党的建设，要进行认真的理论思维。过去的工作怎样评价，现在的情况怎样估计，今后朝什么方向前进，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究竟是怎样的，与资本主义究竟有什么根本区别，为什么“一切向钱看”的口号与社会主义原则根本不相容等等，必须动员全党和全国思想界认真研究，向党向人民向青年讲清楚。资本主义自由化思潮之所以泛滥成灾，原因之一就是党对理论工作的忽视，对种种错误思潮的危害估计不足。从道义上加强党的建设，要使中国共产党成为社会道义的象征。党内腐败现象必须坚决清除，但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党必须在行动上表明自己确实是一支永远为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而奋斗的力量。从组织上加强党的建设，要对党组织和党员提出严格的标准。动乱和暴乱的严酷事实说明，即使在和平时期，做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也并不容易。他既要为群众谋利益，受群众信任；又要坚持原则。有时也会孤立，甚至作出生命的牺牲，像戒严部队的一些官兵那样。在党的组织建设上，过去有一些不明确的问题，现在要加以解决。例如私营企业主能否入党和乡镇企业如何雇工的问题，应做出明确的规定。
黄火青同志说，一个党员从入党第一天起，就要为共产主义理想，为全人类的解放奋斗到底。过去在敌人面前无所畏惧，严刑拷打也决不屈服，保持革命气节。战斗中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工作学习中严格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再大的困难一咬牙也就过去了。这些都是因为有共产主义理想。理想教育对共产党员来讲是不可缺少的，可这些年讲得少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理想教育、基础理论和革命历史教育必须大大加强。
陈丕显同志说，党的思想建设重要的是抓教育，特别是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教育。要从中央做起，从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做起，在党员领导干部中开展一次大学习，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好。现在有的人得了“爱资病”，搞什么资本主义的再认识，无非是推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资本主义的结论。
王首道同志说，这场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对每个党员都是一个考验。这场斗争暴露了我们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中存在不少严重问题。中直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一些同志也上街游行。清理队伍工作要从中央机关做起。每个党员都要很好地学习、反思，检查自己的言论行动，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分清是非。不适合在中央机关工作的，要调离。
耿飚同志说，制止动乱、平息暴乱，我们打了个大胜仗。战后要打扫战场，如毛主席说的“宜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对反革命暴乱分子必须彻底清查。党员队伍的清理工作也要深入地进行下去。
发挥党的基层组织的作用，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康世恩同志说，要正确认识党政分开。党政分开是指党政职能分开，而不是分家，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这几年，由于赵紫阳同志淡化党的领导造成的恶劣影响，不少企业的党委靠边站了，政工部门被取消了，思想政治工作无人管了，这种状况是十分危险的。就企业来说，企业党委不要搞过去那种“一元化”领导，包揽一切，而要支持厂长行使自己的职责。但是，党对企业要实行政治领导，企业党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上要负起责任来，发挥核心作用。思想政治工作是塑造人的灵魂，塑造人的世界观的，它的难度和复杂性不亚于工程技术工作和其它业务工作。优秀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思想政治工作同样可以转化为生产力，企业创造的物质财富，包括科技成果，很重要的一条是依靠人们思想觉悟的提高。所以要建立一支精干的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建立必要的工作机构。党要管干部，这是我们党历来的传统。现在，企业里的副厂长、科长、主任都由厂长提名、决定，一个人说了算，想用谁就用谁，这不行。党委还要认真加强基层党支部的建设。过去行之有效的“三会一课”制度，应该恢复起来，使党支部真正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陆定一同志说，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好。历史上西安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把政治委员变为副职（副司令、副师长等），政治部变为军训处。不到一年，军阀主义就抬头了，中央当机立断，恢复了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保证了我们的胜利。这一次把我们工作的弱点来了个大暴露。一批学生在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绝食，居然每天有许多机关打着旗子去“慰问”、“支援”。共产党里应有一批“职业革命家”。在我国革命中，我们如果不是“职业革命家”，革命不会胜利。在建设时期也应该有“职业革命家”。这是一种很光荣的职业，其重要性应该得到强调，其社会地位应该得到普遍的尊重。绝对不能像现在那样，谁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骂得凶，谁就有名气。另外，还有一些思想理论上的问题，需要很好地进行研究。现在无论党课也好，学校里的政治课也好，应该有新的内容。资本主义早已不能统治世界，只保留着一个经济优势。前途光明的，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不是“自由世界”，而是社会主义国家。
伍修权同志提出，党的基层组织要关心群众的生活，切切实实为群众办实事，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群众得到了实惠，觉得有希望了，才能更加同我们党接近，这是关系到提高党的威望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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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泽民会见美国客人时指出
我们正千方百计克服腐败现象
政治上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经济上要铲除产生腐败温床
新华社北京7月27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今天下午在中南海会见了正在中国进行友好访问的美中友协西部地区主席弗兰克·佩斯塔纳和由他率领的美中友协老朋友代表团。宾主进行了亲切的、无拘束的交谈。
佩斯塔纳说，他和他的同事们为能在这个时候到中国访问，接触各界人士，了解不久前中国所发生的事情的真相而感到非常高兴。
江泽民说，百闻不如一见，事实胜于雄辩。你们亲自到中国来看看事实真相是很好的。前一阵世界上流传着不少关于中国的谣言，还有些人凭想象来判断中国发生的事情。其实，外国朋友到这里来用自己的眼睛看一看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江泽民回答了客人们提出的问题。
佩斯塔纳问：在邓小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有了很好的发展，但也出现了腐败现象，中国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江泽民说，我们坚持改革和开放。对外国的先进技术和合乎科学的管理经验，我们都要学习。但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东西也会进来。我们国家确实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尽管从整体上看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好的。
他说，我们坚决反对腐败，我们正在千方百计地克服一切腐败现象。在政治上，我们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加强教育，加强法制；在经济上，要铲除产生腐败的温床，要整顿一些流通领域里的不符合条件的公司，对一些不法个体户也要依法处理。
在谈到分配问题时，江泽民说，我们既反对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也一定要下决心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以调动我国广大产业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会见时在座的有对外友协会长章文晋、外交部副部长朱启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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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今日谈
学校不是推销站
郑新涛
我所就读的中学出现过这样一件怪事：学校规定每个学生都必须交1.7元钱用来购买本县某厂生产的“水仙”牌洗衣粉，并说此洗衣粉的质量比“活力28”还好，只是牌子还没有打出去，所以到学校来做宣传。
由于洗衣粉不是学习用品，许多同学不愿交这笔钱。但由于“生死簿”（毕业证）被学校掌握着，所以终究“胳膊”没扭过“大腿”，大家还是如数交了钱，对此同学们的意见很大。
学校是培养社会所需人才的场所，而不是厂家的推销站。你说你的产品质量比人家的好，可以拿到市场上同人家竞争，为何要弄到学校来卖呢？假若每个厂的产品在没有出名前，都通过学校来提高其产品的知名度，学生和家长受得了吗？我们有理由提出疑问：学校这样强行派售，是不是收了厂家的“广告费”或“好处费”呢？
强令学生购买他们不愿买的东西，既脱离学校的业务范围，也影响了学校的声誉，这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希望学校以后不要再出现类似的现象，让师生们把主要精力投放到提高教学质量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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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989年度国家级科技进步奖揭晓
508个获奖项目取得巨大经济效益
本报北京7月27日讯 记者何黄彪报道：经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委会第四次评审会议审批、核准、推荐，1989年度国家级科技进步奖共有508项，其中需报国务院批准的特等奖3项，一等奖35项，二等奖154项，三等奖316项。
这批获奖项目的第一个特点是我国广大科技人员急国家之所需，跨行业、多学科协作攻关，解决了一系列重大科学技术难题，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民口的特、一等奖25项中16个项目的初步统计，增收节支总额达62亿元，其中有4项还创外汇5.2亿美元。例如特等奖项目“金川资源综合利用”，就是金川公司联合全国50多个单位的数万名专家、学者组成跨行业、多学科、多层次的科研队伍，针对这个大型多金属共生硫化矿在矿床、采矿、金属回收方面存在的许多复杂技术问题，进行了408项专题研究，取得了99项重大科研成果，其中78项已用于生产实际，从而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镍、钴贵金属主要依靠进口的状况，促进了国家原材料工业、国防工业和轻工业等有关行业的发展。
这批获奖项目的第二个特点是我国科技人员敢于瞄准当代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发扬求实创新的精神，百折不挠，锲而不舍，终于闯过一道道难关，使一大批项目达到了世界水平。如特等奖项目“一千万吨级大型露天矿成套设备研制”，就是以国外先进机型为目标，攻克了许多难关，其中的高破岩能力的250毫米牙轮钻机、10立方米挖掘机和108吨电动自卸汽车等主采设备技术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套设备的研制成功，不仅结束了我国大型露天矿设备完全依靠进口的历史，而且使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生产全套设备的第二个国家。
这次获奖项目的第三个特点是面广量大。农林方面获奖的高达46项，这对于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技术进步，促进品种更新换代，提高品质和产量，尤其是粮食生产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在这次获奖项目中，还有数量可观的国防优秀科技成果。
据发布人介绍，1989年度国家级科技进步奖评审结果在7月28日《光明日报》、《科技日报》、《中国技术市场报》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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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团中央作出两项决定
号召向李国瑞刘艳坡烈士学习
授予武警四个团支部荣誉称号
据新华社北京七月二十七日电 共青团中央今天作出决定，号召全国共青团员和广大青年向武警部队的“共和国卫士”李国瑞烈士和刘艳坡烈士学习；同时决定授予武警部队北京总队六支队十一中队团支部以“天安门模范中队团支部”、天津总队三支队六中队团支部以“南开治安模范中队团支部”、黑龙江总队四支队十中队团支部以“守桥爱民模范中队团支部”和山西总队陵川县中队团支部以“警营改革模范中队团支部”的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