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7月26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

树箍
房向东
生而荣死而枯,人和树都是如此。
我刚刚到“绿色金库”插队时,老支书当向导,和几个伙伴们到山上玩新鲜,拣榛,挖笋,采野花。那山,密匝匝的树,空气湿漉漉,野趣盎然,好不醉人。在山上,我发现了一个怪现象,凡是长得粗壮、笔挺的杉木树身上必有一根吃进皮里的大藤箍着。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问老支书章荣生。
老支书答说:这是我们这里世世代代的老习惯了。哪家生了孩子,就到山上找一株好树,请风水先生看看,行了,箍上一条藤,这树便是孩子死后的寿木了。
人一生下来就筹备死。当时,我也没有多想什么,似乎这是顺理成章的事。老支书却用拳头在一株好大的上了箍的树上擂了一拳,叹曰:“可惜!唉,可惜可惜……”
在乡下时,我听说有一位别村的知青,上调前砍了一株上箍的树,结果被村民们打断了腿!
这树箍,还箍得真紧啊。
老支书之所以被称为“老支书”,不只是年纪大的意思,还因为他是解放后第一任村支书。他曾被免了职,原因是不让砍树炼钢铁。不让又有什么用呢?不要讲一般的杉木,即便长了几百年、胸径足有1米宽的“杉木王”,也多是在劫难逃!章荣生哭了,他坐在被砍倒的树上,边“叭哒”着旱烟边流泪,像受了大委屈的小孩子。后来,乡里又请他出来当支书,他不干了,就是要当护林员,一直当到死。本来嘛,护林员看看管辖范围内的森林即可,也不失为美差。然而,老支书却闲不住,爱种树,很多荒山都被插上了新苗。几年后,我们“绿色金库”被评为全国保护森林的先进单位,周总理亲笔题字:“青山常在,永续利用”。应该说,其间,老支书是立了汗马功劳的。
1979年我上调回城。那年,老章被选上了县人大代表。在会上,他讲来讲去,讲的都是木头,洋一点说,就是保护森林。后来,他死了。死前他对乡长提了一个要求,他不用父母为他箍的那株树,只求乡里派车把遗体送到县里火化算了,骨灰吆,埋在他出生时箍的那株树下,肥树。
这一举动,村人多不理解,有的人还说他埋骨灰的那株树是“鬼树”。
是时,该县正在开展保护森林的活动,县城居民烧柴的,一律改为烧煤,不定期检查,要是烧柴而被查到,重罚!新上任的县长听了老章的遗愿,大为感动,下了两道命令:一是请乡里为老支书立个碑(这碑有点不伦不类。正面看,像烈士墓碑,上面写着“章荣生之墓”;后面看,像一块宣传栏,刻着“爱护树木,人人有责”。)二是以后郊区各乡死人,一律不用寿木,由公家出车出钱,送到火葬场火化。如果偷偷埋下的也要挖起。这一措施似乎偏激了一点,也曾真的挖起了几口棺材。开头也有人骂,慢慢也就习惯了,习惯成自然,施行三五年,该县新添了一家火葬场,也多安排了几个人就业。
最近,我又回了一趟“第二故乡”,发现了一个大变化,十分欣喜:先前,村里凡生了孩子的,满月时必定要宴请全村人大吃一餐,然后全村人都去把原有的村路开大一些,意思是“路大好出仕”,意味着这新生儿没准也能当上“父母官”。现在,已有水泥马路通到村里,大约是由于无路可开了吧,这一风俗也进行了“改革”,宴请一餐是少不了的,但吃罢不是开路,改为种树。全村人一人种一株杉木。如果不是种树时节呢?那好办,酒先喝,到时补树。山里人纯朴,绝不食言。
我问乡亲:不箍树了??
答曰:不箍了。


第8版(副刊)
专栏:美学杂俎

通俗化也以大气为贵
——环境艺术透视之七
布正伟
“要有群众观点!”——这是当今渴求创新的设计师与艺术家们最怕挨的当头棒。其实,可怕的只是对“通俗化”的曲解。
在新建或改建的环境艺术系统工程设计中,最容易“砸锅”的地方就是对整体环境文化气质的把握。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高雅、通俗或“雅俗共赏”均可以取得成功,特别是在当今抵制理性主义、时兴“后现代”的浪潮中,富于民族风韵、地方色彩和乡土情调的通俗化艺术表现颇得青睐。
然而,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不论是室内空间还是室外空间,环境艺术的通俗化表现,往往因“小家子气”的作派而有失其文化品格。何以如此?堆砌乃是一大顽症!现在钱多了,堆砌起来更加方便,而“攀比”之风又使堆砌越演越烈。即使是城市景观中最为简单明了的构成元素,诸如住宅阳台、人行道栏杆、街心花坛、交通岗亭、公园座椅、路灯、广告、标志、污物筒等等,也都要不厌其烦地在“造型通俗化”上折腾一番。去年,张牙舞爪的龙神到处出现,也不管是什么场合,都要让人领略它们的威风而不得消停。
堆砌的结果必然是贫气、俗气、小气,必然是破坏整体环境的大关系。其实,艺术表现的“雅”也好,“俗”也好,其目的都在于使人们的心灵感受到新时代与新生活的最高旨趣。设计师和艺术家应视此为环境艺术创作的总体意蕴。
信息论美学告诉我们,环境艺术的欣赏活动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欣赏者把外来的信息编码——即把环境艺术形象同化为自己内心的意象;二是欣赏者输出信息的译码——即把自己内心的经验和情感意味移入到环境艺术形象之中。所谓“通俗化”,就是要让艺术作品所传递的信息,能使大众可以自己完成这种编码与译码的程序而不致受阻和中断。所以著名的后现代建筑理论家和建筑师凡丘里
(Rebert Venturi)竭力提倡要使作品具有“双重译码”——大众的译码和行家的译码。
与对高雅风的追求不同,通俗化更要考虑到大众的文化心理与审美情趣。但通俗化决不是“啰嗦化”,决不是“耍贫嘴”。环境艺术表现中的通俗化只有摆脱低俗的文化格调,才能真正起到感化心灵、陶冶性情的作用,才能在博得大众欢欣的同时,也使大众中“文人雅士”赏心悦目。可见通俗化的艺术表现也需要创新,也需要艰苦的艺匠经营。
简约精当的设计原则不仅适用于高雅之风,而且对通俗化的艺术表现也极有借鉴的必要。有人把设计手法的具体运用比喻成作加减法。在当今环境艺术创作中,大气与简炼是并不矛盾的。唯有善于作“减法”,才能使通俗化艺术表现的文化格调提高一筹。简约精当不仅可以保持舒展、大气的艺术品格,而且也有利于环境艺术系统的实施与制作,有利于建成后的维护与管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通俗化艺术表现的创造性,也使环境艺术审美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一致起来。不难理解,在通俗化艺术表现的探索中,也同样需要正视逐步改造和完善社会大众文化心理结构这一严峻任务。


第8版(副刊)
专栏:

认识台湾新文学
——介绍《台湾新文学辞典》
萧乾
1979年访美时,我初次接触到台湾文学,猛然发觉六、七十年代,当大陆在大搞阶级斗争,八个样板戏逞强称霸,诗神处于五花大绑状态时,那座宝岛上却结出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果实。归来,我曾为开展台湾文学的研究而大声疾呼。
近年来,台湾文学风行一时了。许多台湾作家的作品成为畅销书,有的几乎家喻户晓了。台湾作品的大量出版,开阔了我们的文学视野,增进了对海峡彼岸的了解。
美中不足的是:台湾文学研究的开展远远落后于作品的印行。对海峡两岸文学交往以及深入了解台湾文学来说,这是不利的。这部《台湾新文学辞典》( 1919—1986)除了介绍作品及作家,也概述了台湾文艺界的思潮及论争,肯定会有助于推动对台湾文学作进一步的了解。
工具书是文化事业的基本建设。不可能要求读者先把台湾文学史读完,再去接触作品。辞典像位学识渊博的顾问,可供读者随时咨询,随手翻阅,而不必从头到尾去读。有心人士也可能从偶然翻阅进而导致有系统的研究。
因此,我认为这部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辞典对于普及并加深对台湾文学的认识,是大有裨益的。


第8版(副刊)
专栏:诗画配

沙海之光
于俊海摄影 严妍配诗
恰恰在这清丽的傍晚
细风尽情地流淌
在大地的胴体上
隆起许多美妙的曲线……
忍不住 这令人
陶醉的柔和 寄与我
梦幻的嘱托
轻轻地 拭洗了几遍
瞳孔中 早已未雨绸缪
只是在这一瞬间
我将生命 预支未来(附图片)


第8版(副刊)
专栏:世纪风

红毛巾
赵每
再也见不到老孙了。
老孙原是清扫办公楼的勤杂工。退休以后,还天天来厂吃饭、洗澡。他孤身一人没有家,就住在工厂对面的单身宿舍里,真是以厂为家了。
每次见到我,老孙总露出高兴的神色,老远就把手举过头挥着,走近了,亲切地问候,然后就是鼓励:“小赵,好同志,好青年。”言行颇具首长的风度。我于是常常莫名其妙地受到表扬。次数一多,便也心安理得,恍惚自己真是“好”了。
寒冷的北风吹起来,老孙哮喘又发了。这回挺危险,住进了医院。大楼里的人一下子都想起他往日的种种好处来,商量着推派代表去探望他。想到多次受到的口头表扬,我自告奋勇,积极争取,以至同事们暗暗纳闷。
老孙确实病得厉害,形容憔悴,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了一颗干瘪枣子”。这很形象,他的脸膛曾是红润饱满亮光光的,像一只由青刚转红的新鲜大枣,现在变了。
探病代表想出种种话来安慰他,你一句我一句,说的人自己也觉得无效。老孙喘着粗气认真地听,认真地点头,却很少说话。“代表们”要走了,他默默地与每个人握手,俨然是告别。大家心里忽然都很难过。
最后轮到我。老孙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吃力地说了话:“小赵,我真要谢谢你呢。那两条红毛巾,我一直在用。我谢谢你。”老孙仰脸望着我,眼里竟然含着泪。
红毛巾?
“你忘了?你怎么忘了?就是那条处理品,我买的便宜货。很大的一条,中间有个洞,我一剪为两,一条大,一条小,是你帮我缝的边。刚巧你家缝纫机坏了,你是用手一针一针缝的。”老孙使劲地帮我回忆。
我终于想起来了。我恍然大悟,继而羞愧难言。
那已经是两年前的事了。一条有洞的处理品毛巾,被老孙剪成了两条,是我帮助缝的边。那在我不过是举手之劳。记得当时我还曾暗笑老孙过于精打细算,颇不以为然。没想到那两条红毛巾他一直在用,更没想到他把这区区小事——也许是我为他做的唯一的事——一直记在心里,直到今天,直至去世。那天深夜,一口气没接上,老孙悄悄地离开了人世。
第二天早晨阳光灿烂。在办公楼宽敞的走廊上,我听到了老孙去世的消息。我忍不住流下了眼泪。我接受了他的感谢,却来不及去为他做一点好事了,真正地去做一点好事。我多么后悔!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可是为什么我们越来越懒得去做好事了呢?
红毛巾!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两条红毛巾了,一条大,一条小。


第8版(副刊)
专栏:

空间
钟永华
天空 在频频崛起的大厦中
愈来愈窄了
有的像一条河
有的像一口井
有的像一线天
思路在拚力拓展腾升
一旦跃上峰巅
整个空间豁然开阔并
深远起来
天高云淡
空旷而明亮
整座新城也跃动着
张开了翅膀


第8版(副刊)
专栏:

杭州西子湖上一游艇码头的标志物悬挂着“阮墩环碧”的黄色条旗和一串红油纸糊制的灯笼,既鲜明醒目,又富有民间文化特色,与岛上简朴的环境设计融为一体。但基座上呈爬状的“大虫”(龙)却破坏了整体环境的意蕴,何苦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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