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温国森的“珠宝”
罗盘 陈国歧
共产党员、退伍军人温国森，放弃县里副局长的官职，去年受聘承包了即将倒闭的广州军区加禾饲料添加剂厂。他把自己倾注10年精力、刚研制成功的新型饲料添加剂配方带到工厂，生产珠宝牌添加剂，很快使工厂摆脱了困境，获得了可观的利润，产品供不应求。
儿子赚了钱，母亲说：“国森呀，我在乡下还住着一间旧平房，拿点钱回来盖幢楼房吧。”温国森摇摇头，他有自己的主意。
不久，有关部门在桂林召开48个贫困县的武装部长会议，研究扶贫措施。温国森闻讯赶来，说：“我的饲料添加剂，猪吃了一天长一公斤。我决定每吨减价300元，帮助群众养猪脱贫。”会后，他派出20多名工人，把货送到广西群众手中。
饲料添加剂送到了广西，他还不放心，急忙赶到广西百色地区。在农村，他发现不少农民的主食竟是玉米糊糊！这么低的生活水平，怎么买得起几毛钱一包的饲料添加剂，温国森对当地干部说：“对特别贫困的人家，我们免费赠送珠宝添加剂！”去年，温国森一文不取、慷慨赠送给包括广西在内的贫困地区饲料添加剂60多吨，价值26万元。今年，他扶贫送“珠宝”比去年还要多，除了台湾和西藏外，2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人接受过温国森的赠送。
温国森如此“大手大脚”，最先不理解的是他的老母亲。有一次，温国森回家看望母亲，照例只给了她20元钱。母亲不高兴地说：“你一个月只给我20块钱，却把二十几万块钱白白送给人家了！”温国森告诉母亲：“我没有拿钱送人，只是把厂里生产的一部分‘珠宝’送给了全国的一些贫困户。”他又拿出几封贫困户寄来的感谢信，念给母亲听。母亲听到人家赞扬自己的儿子，高兴地笑了。
上缴了承包定额和税收之后，温国森把属于自己的那部分钱大把大把地花在了扶贫上，而自己一家至今仍住着一套普通的集体宿舍，于是，有人说他“冒傻气”，更有人说他沽名钓誉。温国森一笑置之，说：“我把一个共产党员的热情投到了贫困地区这个大市场上，一点也不傻。至于说我沽名钓誉，我倒希望有更多的共产党员能够掏自己的腰包，花自己的精力，做点这种沽名钓誉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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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8户居民一颗心
屈宏太 谷啸
6月3日，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暴乱分子在北京街头烧毁军车，破坏公共设施，殴打戒严部队官兵。
零时45分，西城区西兴盛胡同一失往常的寂静。担负疏导交通、维护秩序的武警北京总队某部164名受伤的武警官兵撤退到这里。而一些暴徒仍不放过，有的手持木棍，有的拿着砖头石块，丧心病狂地叫嚷：“不要让这些武警跑了，全部把他们打死。”
危急关头，西兴盛胡同的28户居民挺身而出。他们不顾个人安危，把164名武警官兵拉到自己家中，迅速顶上院门，派出“岗哨”，尔后对受伤的武警官兵开始紧张的抢救、护理。他们中，有年过七旬的老人，有十几岁的学生，有国家干部，有普通工人，也有参加绝食的大学生，还有一些个体户。整个夜晚，他们为抢救受伤的干部战士而忙碌，为164名武警官兵的安危而担心。
32号院被围攻的关头
居民们刚刚把干部战士藏到自己家中，一伙暴徒和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就尾随而来。暴徒们狂喊：谁家藏有大兵，赶快交出来，不然就砸了谁家！此刻，居民们相互研究对策，各自准备着对付暴徒的手段。有的加固院门；有的准备木棍；有的干脆拉灭灯，锁上门，跑出屋来向不明真相的群众做宣传劝解工作。
一些暴徒来到了胡同没有大门的32号院门口。一个暴徒喊了一声：“这里有武警。”霎时，整个大院被包围了。“把武警交出来！”“你们藏武警有什么好处？”“把这个院子全砸了！”在这个院内的49名武警官兵心想，决不能连累这里的人民群众。身负重伤的大队长刘永胜，拐着腿走到门口，想做点说服工作。可没等张口，就立即被一个中年男子抓住。院内两位居民立即挺身而出：他们都伤成这样子，不能再打了！边说边将大队长抢回了屋里。这时，一些围观的群众也站出来说话了，致使一部分人离开了现场。少数继续集聚在院内的暴乱分子，被3位老大妈以及他们的子女“轰”了出去。
“重伤员快到我家里来！”
三大队副大队长朱殿生带着30个伤员来到了胡同尽头的某家属院里。一位姓靳的居民赶快将他们领进屋里，并马上给伤员清洗包扎伤口。当他发现几户邻居家都有受伤的战士时，便说：“谁的伤重？赶快到我家去。我爱人是医生。”于是又将5名重伤员领到自己家里。一位战士伤势过重，在包扎中突然昏了过去。靳师傅和妻子及时给他做人工呼收，直至脱险。整整一夜，靳师傅和他爱人都没有合眼。他们为这个院内所有重伤员全部进行了包扎治疗。家里的纱布、药品用完后，又用洁净的毛巾进行包扎，使受伤的干部战士脱离了危险。
“孩子，咱们委屈一夜吧！”
在30号大院内有一对夫妇，男的姓纪，女的姓王。当他们为一名被冲散的受伤战士包扎好伤口，换上自己的工作服，准备送往医院时，刚一出门，看见胡同里有许多受伤的武警官兵正向这里撤退，又立即将10名受伤的干部战士领到自己家中，拿出汽水、可乐等饮料让战士们喝，用纱布、毛巾给战士包扎伤口，还叫醒了正在熟睡的八岁的儿子，说：“孩子，起来，让叔叔们在床上休息，咱们委屈一夜吧。”浑身全是灰尘和血迹的战士，看到崭新的席梦思床和被子，不忍躺在床上。王大姐便劝说道：“这都是身外之物，生命要紧。”5名战士推辞不过，上床休息了。而王家三口却把门反锁上，蜷在门口，为这11名受伤的干部战士站岗放哨。
“到部队去送个信。”
经过及时的护理、休息，164名武警官兵的伤势得到暂时控制。但西兴盛胡同居民的心仍然悬着：伤员这么多，有的伤情又很重，家里缺医少药，一旦伤口恶化怎么办？晚上可以“蒙混过关”，白天会不会再遭暴徒的袭击？他们不约而同聚集到一起，商谈脱险之策。有的提议把重伤员转送医院，有的建议：“到部队去送个信。”几经商讨，他们选择了后者。几位居民连夜赶到部队，报告消息。凌晨5点，164名受伤官兵，终于安全转移。
164名干部战士走了，但西兴盛胡同28户居民在危急时刻对武警官兵的一些深情厚意，却永远留在164颗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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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不讳
关于“大道理”
于书里
生活中，有大道理，有小道理。一般地说，关乎国家、集体、全局的道理，便是大道理。比方说，宪法规定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两条，就是中国人民最大的道理。
大道理也是最重要的道理。一旦离开或违背了大道理，就会造成根本性的、全局性的损失。常说“吕端大事不糊涂”，“大事不糊涂”，就是大道理不糊涂。一个人的政治素质如何，也首先看他在大道理上是清楚，还是糊涂。
然而，曾几何时，生活中却出现了不重视大道理、不理论大道理、以为大道理是不屑一顾的反常现象。有些青年人对于大道理一知半解，或根本不通，马列主义的书不读，马列主义的课不上，马列主义的基础知识不及格，而一旦有人对他们好言规劝，要他们好好学习时，他们立刻会说：“去！去！去！少讲这些大道理！”还有些青年做了错事、说了错话，损害了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而若是有人给他们指明错误的性质，分析一下其错误的严重性时，他也立刻会说：“去！去！去！别拿大道理吓人！”大道理似乎成了“压人”、“吓人”的工具，似乎谁讲大道理，真理和正义就不在谁手里；倒是那些违反大道理、破坏大道理的人，总是吃得开。
在大道理的形象被严重歪曲的情况下，反对大道理、攻击大道理、咒骂大道理，一时间成了时髦。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是一些人别有用心地在那里拚命地诋毁大道理，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根本就没有弄懂什么是大道理的人跟着起哄。在一个时期里，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大道理不灵了、没用了、过时了。
这当然是错觉。
邓小平同志说，“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指对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教育），就是说放松了大道理的教育，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向人民群众，特别是向青年学生讲清楚，没有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因此，才使得一些年青人迷失了方向，误入歧途。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大道理当然不只一条两条。提倡什么，反对什么，防止什么，都有大道理。比如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能“全盘西化”，不能做帝国主义的附庸，不能过仰人鼻息的日子等，就是另一方面的大道理。前一段被人歪曲的“民主”、“自由”等口号，也是大道理，同样，那些连什么是民主、自由的道理还没有弄通，就扯起一块白布去当什么“民主斗士”，就在什么“女神”面前顶礼膜拜的人，实在是可悲的。
大道理既然关系全局、国家和集体，也必然关系每个个人。大道理很有点像空气，人们往往不怎么注意它，其实是分分秒秒也离不开它的；若是污染了空气，则大家都得跟着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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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致富不忘精神文明
河北省蠡县大百尺村，拥有4000多口人，过去不但穷，而且人称“惹不起”，是个雁过拔毛的地方：去个卖苇子的，要抽人家几绺；去个卖土豆的，也要拿人家几个。如今，大百尺村不仅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去年全村工农业总产值达到7000多万元，人均年收入1800元；而且该村3年无刑事案件发生，无封建迷信活动，无赌博打架现象，被保定地区授予“文明村”等称号。该村的变化如此之大，靠的就是两个文明一起抓。
1986年5月，34岁的复员军人朱占良当选为总支书记。朱占良在支委会上提出了“裂变反应计划”（亦称裂变建厂），即利用已有的3个化纤毛纺厂做基础，从中分出部分技术、管理、业务人员和资金，动员其他村民入股，建设新厂。待新厂成熟后，再实行新的裂变，以发展多家小型企业而取胜。3年时间，大百尺村共新建化纤毛纺厂32个，经销货栈120个，加上原来的3个老厂，固定资产已达到2.35亿元，从业人员8000多人（吸收近5000外乡人），已经形成日产20多吨化纤毛线的生产基地。1986年至1988年，该村向国家上缴利税389万元。
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大百尺村党总支重视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建设，努力实行决策民主化。他们既教育党员认真履行义务，又充分尊重党员的权利。所辖的5个党支部3年来坚持了“三会一课”制度，不断提高党员的素质。
在今年的夏粮征购中，大百尺村的党员们除带头交粮外，还分头到各户，帮助群众推、拉、抬、扛，23万斤征购任务，两天就完成了，该村还投资52万元为学校兴建教学楼，投资32万元兴建影剧院，投资15万元兴建敬老院，其中资金大部分是在党员们的带动下，由全村群众捐献的。
目前，这个村在实行计划生育、扶贫助难、拾金不昧、积极交纳税款等等方面，好人好事层出不穷。今年7月1日这天，在党员们的带动下，该村一天就上交个人收入调节税15万元。去年以来，在全区开展的“支部升级党员争优”活动中，村党总支被评为先进党组织，有47名党员被评为优秀党员。
（成福 王渊 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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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破案高手丁家年
时下，犯罪分子作案手段较以往更加隐蔽狡猾。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作案者要是碰上江苏泰县公安局姜堰下坝派出所所长丁家年，即使是再狡猾的“狐狸”，恐怕也难逃这个好“猎手”的掌心。
一天晚上，丁家年例行检查来到了金明旅馆，发现这里住进了一个从河南灵宝来的旅客索某。拉家常中，老丁发现这个人与其介绍信上注明的身份不大一致。老丁知道灵宝是著名的黄金之乡，凭着公安干警的敏感，他对来人产生了疑问。后来，此人经不住三盘两问，终于露了馅儿，老丁当场从索某和另一个同伙身上查出黄金515克，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2万多元。
去年6月的一天，泰县水利局黄村仓库发生一起盗窃案。接到报案后，丁家年和几个老搭档一起赶赴发案现场。经对掌握的线索进行分析，他认为本县桥头乡中沙村的张某有重大嫌疑。侦破组采纳了他的建议，当即直奔张某的家。不料，张已逃之夭夭。老丁断定此人不会走远，可能就藏在乡卫生院里。当大伙赶到卫生院时，果然人赃俱获。此案从案发到侦破，仅用了6个小时。
丁家年历来坚持文明办案，逼、供、信，打、骂、体罚人犯的事儿与他无缘。去年12月的一天，扒窃犯杨某从江西流窜到泰县汽车站作案，刚下手就被擒获。在派出所，杨某拒不交待，连自己的姓名都不说，还偷偷地吞下一颗铁钉儿，企图用自杀来逃避惩处。事发后老丁主动送他去医院手术。随后，又留在医院护理。同病房的还以为此人是老丁的亲儿子呢！老丁的行动，使杨某感动得涕泪横流。他终于向老丁如实交待了自己作案的全部事实，忏悔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王向东 顾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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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团结进步》征文启事
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进一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反映建国以来民族工作的成就和变化，国家民委与人民日报决定联合举办《民族团结进步》征文活动。
征文对象主要是从事民族工作的各级干部。内容主要是：以切身的经历和感受，写出在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的重要；联系当前形势，反映各民族干部和群众排除干扰，维护大局、维护稳定、维护民族团结的生动事例；报道少数民族人民与保卫边疆的子弟兵的鱼水关系；反映4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在党的领导下各方面的变化、成就和进步，适当追溯历史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反映各民族干部和群众对改变少数民族地区面貌的思考和建议。
征文的形式以通讯、特写为主，文章务求真实、生动、具体。征文每篇1500字左右。
征文从8月中旬开始，10月底截稿。一旦选用，即付稿酬，最后评出优秀作品给以奖励。
应征稿件请寄人民日报政法部。信封上请注明“民族团结进步征文”字样，并请贴足邮票。 人民日报政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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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个丑恶的灵魂
本报记者 钱 江
当云南昆明市西山区人民银行行长王正富终于被捕，接受人民的审判的时候，春城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1986年秋天，当上级决定将47岁的王正富调离农业银行去西山区人民银行当行长时，他口口声声不愿去。为什么？无非是到了人行不再直接批放贷款。这个权力，是王正富无论如何不愿放手的。
1989年2月中旬，两个急需巨金还债的商业个体户李奉云、桂国胜找王正富求借贷款，当下以盛宴相邀。
王正富却岔开话题问道：“现在什么牌子的录像机好？”
“G—33。”要借贷的听出来醉翁之意不在酒。
“那好，”王正富接着说，他有一台V—84录像机，“用我的V—84换你一台G—33，我补差价。”
次日，李奉云从他的商店搬出一台价值3800元的G—33录像机送到了王家。王正富留下录像机，却矢口不提“V—84”和补差价的事了。还说：“区政府拨给我了150万支农贷款，可以在这笔款里安排朋友贷款的事，只要指标一下来就办。”
送出了录像机，李、桂二人满以为贷款将能到手，谁知贷款没有着落，王正富却提出了新的要求。
王正富说，他家正在盖房子，差5000元工时费，想向你们“借”上点。他补了一句：“如果能行，一星期内我帮你们解决贷款。”
李、桂二人求贷款心急，马上答应了。
不料王正富又说他的儿子想学开汽车，若联系成了，“需要4000元培训费。”李、桂二人咬咬牙又答应了。不几天，桂国胜为王正富拿来了《驾驶员登记表》。王正富即用西山区人民银行的名义为儿子办理了驾驶员培训通知书。至于贷款，王正富还是不动声色，急得李、桂二人又连连宴请。在3月初的一次杯盏交错中，王正富吐了口风：“你们找两姑娘来玩玩。”李、桂二人居然在3月7日找来一名暗娼交给王正富。事后，桂国胜又将5000元交给了王正富填补所差的“工时费”。
谁知王正富第二天下午找到李奉云和桂国胜，一口咬定昨天所收仅为3600元。李、桂有苦难言，硬着头皮承认下来，答应再付1600元的“缺额”和4000元的“培训费”才将王正富哄了回去。
到了这个时候，王正富的可耻行径已经难以隐瞒。10余天后东窗事发，王正富进了看守所。
王正富如此肆无忌惮、荒淫无耻，所凭仗的无非是手中的那点权力。说起来，他身上还有那么几个光环：西山区的九届人大代表和四届党代会的代表。这么个小人物，当他的贪婪和权力纠缠到一起时，对我们共和国健康肌体的腐蚀却是不容小视的。
按照规定，作为区人民银行行长，王正富没有直接审批贷款的权力。他深知这一点，所以调到人行之后，就拚命抓批贷权。他背着上级领导，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直接控制了西山区新建的城市信用社，实际上是他一个人说了算。靠这一手，求他的人络绎不绝。
谁要是通过王正富得到了贷款，免不了迎来王正富的连番“考察”。1988年5月，一家五金商店得到了16万元的贷款。王正富即以“检查”为名前去拿走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分文不付，还索走店里开出的发票。9月，王正富又拿走永久牌自行车一辆，照例不付一分钱。王正富案发之后，从他家中发现了双卡录音机、电饭煲和为数甚多的名烟名酒，都是索贿而来的。
今年6月，昆明西山区检察院依法对王正富提出起诉。在法律即将对王正富作出宣判的时候，人们也在进行着深思。在社会生活中，大大小小的王正富们不会轻易地销声匿迹，解决的办法只能是不断加强廉政建设，清除腐败现象，使人民团结起来，万众一心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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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门隅之北
本报记者 卢小飞
不知你是否读过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这首诗？“翠绿的布谷鸟，何时要去门隅？我要给美丽的姑娘，捎去三个讯息。”门隅是他的故乡，他在诗中称那儿是“杜鹃飞来的地方”。
从地图上看，门隅西毗不丹，北邻印度，是我国西藏境内门巴族的主要聚居区。那里地处亚热带南缘，森林茂密，气候暖湿，于是林业成了当地经济的主要支柱，竹木文化遂成为一大地方特色。
正是满山杜鹃的5月，这里却连下几场大雪，封住了山口和公路。我们一咬牙，靠两条腿翻过了海拔近5000米的波拉雪山，抵达门隅之北勒布。“勒布”，门巴语为“余下的人”。据说，早年间旧政府在统计门巴人口并进行区划时，漏掉了门隅之北，遂称“勒布”。
娘曲江从北向南纵穿勒布，不停息地奔向印度洋。勒布区门巴四乡的大部分村子散落于西岸的河谷丛林之中。台地上，青稞、小麦已吐青穗；山坡上，棕色的犏牛默默地舔着嫩草。弯弯曲曲的公路盘山而过，运进来食品和日用百货，带出去各种林产品。文化的输出、输入使这里不再是封闭的世外田园。
色目（属贡日乡）是我们采访的第一个门巴村，是我的朋友、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措姆的家乡，这使我对村里的一切都感到格外亲切。乡党支书格桑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们：勒布门巴已经渡过了原始社会末期，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先进的生产方式已经替代了原始、落后的生产方式，“刀耕火种”已成为历史。这个乡产的粮食可以自给，国家每年还拨给一些调剂粮；畜产品和林产品自给有余，是村民们拿到市场参与交换的主要商品，一年一度的泽当、错那物交会上，来自勒布的竹木器最受欢迎。去年，全乡人均纯收入760元。
格桑今年44岁，有15年党龄，参加过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出乎意料，他已故的父亲曾是这一带有名望的喇嘛，他本人小时候从父习经，但后来改变了信仰，成为共产主义战士。前不久，有人劝他改换门庭继承父业，他没有动摇。有意思的是，父子俩尽管信仰不同，却都是地方上的“精神领袖”。格桑的三儿子多吉是继承了父业的，他是乡团支书，正领着一群团员、青年办扫盲夜校。他说：“我们是感受到家乡建设离不了文化知识才这样做的。”
一种质的变异在悄悄地延伸。这使我想起另一对父子。那是一个黄昏，我们漫步在村南的大路上，晚风清凉而无寒意。我们不觉走入一户人家，室内清雅而整洁，家具式样也是当地所少见的藏、汉风格，这在我们采访的十几户门巴人家里还没有遇见过。
酥油茶端上来了。进入勒布沟，我们天天喝酥油茶，但最香的要数这一次了。这使我们注意到不同凡响的主人。他叫古如，33岁，眉清目秀，是解放后勒布区小学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学生。在学校他品学兼优，可惜毕业后没有机会继续深造。听别人介绍，我们才知道他是乡长，兼着乡上会计和文书，是当地的大知识分子。说起来，他才小学毕业。可那些真正的大知识分子，一旦飞出小山沟，便不大可能回来了。
古如的阿爸、70岁的江白罗追是不识字的文化人——远近闻名的民歌手、门巴戏的传人。他应邀唱了一首《萨玛》：“蓝天上的太阳普照大地，照亮了人间，祈愿太阳永远温暖。雪山狮子站在高峰远望世界，祈愿狮子健康长寿……”
《萨玛》是门巴地区广为流传的一种民歌曲调，据说已濒临绝迹。江白罗追时而低沉时而高亢。一种力量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歌声戛然而止，老人似乎想起了久远的年代。他抬起头说：“给朋友唱歌是有意义的。这种歌现在当地只有我会唱了。”他说，过去村里逢喜庆都要载歌载舞，而现在古如这一代已没有人会这些传统的玩艺儿了，取而代之的是收音机、录音机、录相机、电影。
这些话令人震惊，引起我长久的思考。不可否认，新的文化，诸如农业机械、电灯、玻璃窗、高压锅、暖水瓶等等已被欣然接受，标志着文明、进步，但在发展文明的同时如何保护民族文化的个性，如何防止顾此失彼？重视研究这个问题的似乎太少了。
勒村紧靠麦克马洪线。勒村有位风趣的护林员，是63岁的古如次丹。当环境问题在全球日渐突出的时候，他也以其特有的方式恪尽职守，尽管他并不懂多少生态理论。他把孩子一个个都送去读书，对那些让孩子辍学务农的家长，他不屑地称其为“鼠目寸光”。
离开勒村时，我觉得天气格外怡人，不禁又想起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那首诗，眼前似乎出现了“杜鹃飞来”的如画诗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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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近，兰州军区某部团委将一面绣着“母亲有难儿当负责 心系中华战士本色”大字、有千余名官兵签名的团旗和官兵捐献的1500元钱寄往第11届亚运会组委会。图为战士们在团旗上签名。 阎文博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