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读《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的合作制和家庭经济》
黄道霞
自我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理论界对农村经济关系和社会化趋势讨论热烈，争论迭起，而且这种讨论、研究，正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不断推陈出新。在这一历史条件下，杨承训同志从我国农村改革的实际出发，总结了国内外的历史经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的理论与实践，编著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的合作制和家庭经济》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对我国农村经济改革进行了理论开拓。它对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经济和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该书在理论上的突破，首先表现为否定了以产品经济为基础的共耕制模式，揭示出合作制与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作者研究了国内合作社的发展，实事求是地总结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发掘了列宁合作制思想，提出马克思主义合作制理论有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认定“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是认识合作制的一把钥匙”，“商品经济和合作制之间有一个相通的东西，就是生产的社会化。”从各发达国家合作社的历史看，它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且只有按商品经济的要求组织合作社，才会有强大生命力。因此，提出必须从商品经济中寻找动因，要适应商品经济的特点建立多种形式的合作组织。该书进一步分析了我国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预计大致有几个发展阶段，所有这些都有可能对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该书的另一点突破，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农民家庭经济的论述上。作者分析了历史事实，认为家庭经济与农业生产的特点有不解之缘，它“真正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社会经济细胞，它在各个时代都能比较适应农业生产活动复杂而矛盾的要求。在农业工厂化生产，即人造蛋白制造工业还没有代替农业之前，家庭经济的存在就是一种必然现象”。作者大胆地否定了社会主义消灭农民家庭经济的理论，肯定新式家庭经济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农业所以要扬弃和利用这种古老的形式，就是因为它具有多方面的适应性、各式各样的灵活性以及经营牧业、副业和种植业的综合性，便于发展劳动密集和技术密集相结合的有机农业。作者从我国的实际出发，解析了实行联产承包后农民家庭经济的性质，论述了已经产生和即将产生的多级多类的具体形式，认为它将沿着小而全——小而专——集而专的趋势发展，从而与农业现代化要求相适应。那种企图人为地消灭农村家庭经济的观点，是不符合我国农业生产力的实际的。
同时，该书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下合作经济的形式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指出它与共耕制的区别，而与农民家庭经营相联系，将产生多样化、多边化、系统化、网络化的特点，在众多的家庭经济之上形成一个合作组织网。作者提出，合作制的基本形式是产前产后的服务组织，包括供销、信贷、科技、加工、信息等各种专业合作组织，当然地域性综合服务的合作组织也是不可少的。对于股份式合作组织，主要是乡镇企业，该书作了较深的分析，认为农村股份制企业是一个必然趋势，但从我国实际出发不能强求一个模式，应当由初级到高级、由不规范到规范化逐步发展和完善。为了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优化合作制，书中对价格改革、优惠政策、政治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这对于我们拓宽农村深化改革的思路，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性的。该书反映了我们认识的一个阶段，有许多问题尚待深化。虽然它也借鉴国外的经验，但对国外合作组织的资料利用较少，这是该书的不足之处。希望在今后修订时，足补此瑕。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承包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孙效良
承包制正面临着挑战。这主要不是指历来就有的种种非难，而是指由于承包制不完善确实带来了一些新问题。能否解决这些问题，将决定承包制的前途和命运。
“万岁说”、“取消说”：怎样评说？
承包制要搞多久？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观点，各执一端：一种观点是“万岁说”，另一种观点是“取消说”。
照我看，承包制是不能万岁的。世界上永恒不变的事物是没有的。尽管有着这样那样的看法，当务之急是如何使承包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当前，所以要完善和发展承包制，首先，承包制是治理经济环境的需要。治理环境的中心任务，是改善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状况，这不仅需要限制需求，也需要增加供给。增加供给不外两种办法：一是增加资金投入以增加生产量。但是，增加资金投入会直接导致增加需求，会使供求矛盾加剧。因此，这种办法不可不用但不可多用。二是改进企业经营机制以提高产出率。这可以在不增加或少增加投入的情况下增加供给，当然是一种理想的办法。实行承包制就是为了改进企业经营机制，因此说它可以为治理环境立汗马功劳。其次，承包制还可以为推出其它改革创造条件。它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从而改善财政收支状况，它还可以增加紧俏物资的生产从而改善供求状况。这些，都是其它改革（包括价格改革）出台所必需的条件。因此，不要忘记治理环境是为了改革，治理环境也需要改革，承包制在其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说承包制万岁不对，取消承包制又不行，那么，承包制到底需要搞多久？这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承包制本身能够完善到什么程度，如果由于承包制不完善带来的一些新问题总是不能解决，那它只好“退位让贤”了。二是改革的大环境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大环境不允许有更好的办法，那只好继续实行承包制。
“基数法”、“系数法”：怎样选择？
承包制的效果如何，取决于多种因素，科学地确定财政上交承包指标，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完善承包制首先要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确定财政上交指标的办法，可以叫做“基数法”，即以每个企业前一年（或前三年平均）的上交利税为基数，来确定财政上交的承包指标。这种办法有两大问题：一是原来经营好的企业因其基数高承包指标也就高，企业留利反而少；原来经营差的企业因其基数低承包指标也就低，企业留利反而多。这种“鞭打快牛”的结果，不是刺激企业多创利税，而是鼓励企业“留一手”，捞个低基数。现在百分之七八十的企业承包即将到期，如不解决这个问题将会造成严重后果。二是生产价高利大产品的企业，利税增长相对比较容易，生产价低利薄产品的企业，利税增长相对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用“基数法”确定承包指标，不仅会由于价格扭曲的干扰，搅乱了企业经营好坏的界限，还会造成留利不公平。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用“系数法”取代“基数法”来确定财政上交的承包指标。
经济效益是投入与产出之比。资金利税率可以反映物化劳动的投入与产出之比，工资利税率可以反映活劳动的投入与产出之比。因此，可以用同行业的平均资金利税率和工资利税率，作为反映同行业平均经济效益的指标。
每个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与同行业的平均利税率之比，可以叫做“资金效益系数”；每个企业的工资利税率与同行业的平均工资利税率之比，可以叫做“工资效益系数”。为了应用的方便，需要用加权平均的办法，把两个效益系数合为一个“经济效益系数”。根据国家体改委杨团同志的研究，资金效益系数的权数可取0.7，工资效益系数的权数可取0.3。应用这种方法，就可以根据统计数据很方便地计算出每个企业的经济效益系数。其公式为：资金效益系数乘以0.7，加上工资效益系数乘以0.3。从这里可以看出，每个企业的经济效益系数，是用同行业的平均经济效益为尺度衡量每个企业经济效益的定量结果。根据经济效益系数来确定财政上交承包指标，既可以解决“鞭打快牛”问题，还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排除价格扭曲因素的干扰。
当前完全根据经济效益系数确定财政承包指标，还有一些实际问题要解决，主要是那些经济效益特别低的企业，会由于差距太大而不敢或不愿承包。因此可以采取一种过渡办法，即以经济效益系数为依据，修正根据基数确定的承包指标。这样虽不能彻底解决“鞭打快牛”的问题，但可减轻“鞭打快牛”的程度；而且，在修正承包指标时不是单凭主观意志，而是有了数据作依据。
短期行为：怎样解决？
有些企业承包后出现了短期行为，主要表现是，在其它方面的分配与积累发生矛盾时，以其它方面的分配挤积累，减少投入，影响后劲。这也是完善承包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如何解决短期行为问题，要分三个层次来研究：
第一，要区别两种情况。有些企业的短期行为必须解决，有些企业的短期行为不一定需要解决。我们的现存结构并不合理，有些企业本来就是在进行多余的重复生产。这些企业在没有调整产品结构之前，发展后劲大，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对于这类企业不是解决短期行为的问题，而是调整结构的问题；只有对那些按照产业政策需要发展的企业的短期行为，才必须加以纠正。
第二，解决需要发展的企业的短期行为问题，有的需要调整政策，有的需要改进承包办法。比如煤炭生产企业，由于定价太低而留利有限，只能在积累和分配当中两头顾一头，通常是顾分配，挤积累。解决这类企业的短期行为，必须调整政策。或者调整价格政策，提高价格；或者调整投资政策，增加投资；或者适当降低企业的承包基数，规定企业留利中用于积累的比例。
第三，要从承包内容和承包期两个方面改进承包办法。
短期行为首先与承包内容有关。凡是只承包财政上交任务，并且上交利税增长与工资总额挂钩的企业，就容易产生短期行为。因为承包内容就是鼓励短期行为，而没有约束短期行为。针对这种情况，对于那些需要发展的企业的承包内容，应当实行“两保两挂”，即保证完成实现利税的指标，并与工资总额挂钩；保证完成技术改造计划，并与经营者的奖惩挂钩。这样，就从承包内容上约束了短期行为。
短期行为与承包期也有关。一般地说，承包期越长，越有利于抑制短期行为。现在多数企业已是三至五年的承包期，但是，一个现代化企业以三至五年为期来规划发展，实是太短；而进一步延长承包期，又会带来新的问题。有些地方正在试行滚动承包，这可能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有益探索。
“承包制”、“结构优化”：怎样统一？
调整结构只靠新增投资实行倾斜政策是很不够的，必须使存量资产流动起来。增量资产的倾斜政策与存量资产的流动相结合，才能相得益彰，增强效果。
但是，承包制却要求每一个企业都要在现有基础上发展、扩大，否则，就完不成承包合同。这样，就使现有结构凝固化了，不能按照产业政策的要求，使存量资产从那些不需要发展的企业流向需要发展的企业。这就是承包制与优化结构的矛盾。
解决这个矛盾，只从完善承包制本身想办法是没有出路的，必须与企业兼并互相配合，使这个承包制本身无法解决的矛盾，通过企业兼并来解决。
在这方面，北京市提供了有益的经验。1988年有20个企业没有完成承包合同，其中产品不对路的5个企业由其它企业兼并。一般地说，企业完不成承包合同不外两类原因：一是经营者的问题；二是企业结构的问题。前一类情况要通过再次招标，产生新的经营者来解决。后一类情况，单单更换经营者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就应当实行企业兼并。这样，就很自然地把承包制与企业兼并配合起来了。
顺便说一下，在一个省、一个市范围内，如果100％的企业都能完成承包合同，不一定是正常情况，有少数企业完不成承包合同倒是正常的。这时，就要具体分析原因，该更换经营者的更换经营者，该被兼并的就要下决心让其它企业兼并。
企业兼并是个方向。兼并可以用产权转让的形式，也可以用企业承包企业的办法。企业的情况非常复杂，办什么事情都不要搞一刀切。只要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有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可以采取多种形式。
高层次约束机制、低层次约束机制：怎样建立？
实行承包制以后，企业在分配方面的自主权扩大了，也容易出现滥发多分的现象。有的企业工资和奖金的增长，远远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甚至超过产值的增长。所谓自我约束，主要是指约束这种行为。
有两类约束办法：一是行政约束；二是机制约束。现在主要是靠行政约束，由上而下地下指标、提要求，进行检查。实践证明，行政约束的作用有限，搞不好还会侵犯企业的自主权，最好是形成企业自我约束的机制。
低层次的自我约束机制，是工资总额的增长与经济效益挂钩。现行办法是，上交利税增长1％，工资总额增长0.3—0.7％。据了解，凡是实行了这种办法的企业，工资总额的增长普遍低于没有实行这种办法的企业，说明这种办法确实起到了约束作用。但也有两个问题：一是上交利税不是投入产出比，因此并不是反映经济效益的指标，严格讲这不是工资与效益挂钩。二是这种办法是用上交利税的增长约束工资的增长，但上交利税增长多，并不一定是职工的贡献大，因而也不应因此就提高工资。如果改为工资总额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或者工资利税率的提高挂钩，会更好地体现工资与效益挂钩，而且是与活劳动的效益挂钩，约束作用会更大，也更准确。从本质上说，这种办法是把指标约束变为参数约束，仍然带有浓厚的行政约束色彩，所以叫低层次的自我约束机制。
高层次的自我约束机制，是实行企业自负盈亏。资本主义国家的私营企业自主权相当大，除去在特殊情况下，政府不管它的工资总额，但在分配上并没有普遍发生失去自我约束的情况，原因就在于它是自负盈亏的，只能多赚多拿，少赚少拿。这是一种硬约束。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是互相制衡的两种机制。在我国之所以出现了失去自我约束的情况，根本原因还在于改革不配套，激励机制增强了，而约束机制却相当虚弱，起不到制衡作用。
因此，真正的自我约束形成之日，只能在企业实行自负盈亏之时。完善承包制，只是深化企业改革中的有限动作，只能要求它达到有限的目标，不能期望过高。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黄兴新论》出版
薛君度、萧致治编的《黄兴新论》，已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编选了1978—1988年黄兴研究论文19篇，所选论文探讨了黄兴的生平，重新估价了黄兴在辛亥革命中的功过与地位，加强了一向薄弱的黄兴后期活动研究，深入细致地分析了黄兴的思想，重新评价孙黄关系，也介绍了新发掘的黄兴研究史料。
（袁立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党风科学研究》系列书陆续出版
赵文禄主编的《党风科学研究》系列书首批著作：《党员心理学》、《党风与人才》、《党风新探》等八本，最近由人民出版社、国家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解放军出版社陆续出版。这些著作研究和探讨了新时期党风建设的规律、特点，提出并论述了“党风科学理论”的定义和体系，分析了党政机关中腐败现象和社会上不良风气产生的根源和解决途径。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陶行知生活教育的一个具体实践
聂大朋
今年6月6日，是陶行知创办的江苏淮安新安学校建校60周年。
1929年春天，陶行知在苏北的徽州同乡表示愿意将淮安的新安会馆的一点田产，包括一座灵王庙拿出供陶行知办学。徽州古时称新安，学校就定名新安小学。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师范的一次早会上，征得三个自告奋勇的同学。行前，向他们提出：一、作为一支远征军，到那里去创造，去为农人和儿童谋幸福；二、树起新教育的旗帜，同传统的教育争斗，到那里去开疆拓土，作为新教育的实验，在那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三、和当地的农人联合起来，共谋学校的进展，使他们能保护自己的学校，培植学生起来办自己的学校。1929年6月6日，灵王庙门前安徽新安会馆的牌子换上了新安小学的牌子，学校正式开学。这是陶行知在南京之外办起的一所学校。陶行知亲自兼第一任校长，并把它作为晓庄的一个实验基地。1930年3月，派出晓庄师范的优秀学生汪达之去担任新安小学第二任校长，要求把学生们培养成具有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人。
新安小学打破旧的传统教育的一套，强调教学做合一，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在做上下功夫，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学校二周年，陶行知送来一套《儿童科学丛书》并写信说：“要特别注重科学，以培养创造建设生产之力量”。又说：“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说得更确切一些，‘百闻不如一做’”。新安学校里把科学小实验叫做“科学把戏”。孩子们充满兴趣，一边做，一边学，懂得了许多科学基本原理。
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新安小学的教师们都按这个精神，带领学生。他们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播种、施肥、除草、除虫……种好各种蔬菜。菜多了，就把吃不了的一大半拿到街上去卖，学习做生意和算账。他们学习工人盖院墙，拆盖房子，修理门、窗、桌椅，又办了一个粉笔工厂，学生们成了粉笔厂的小工人。还带领学生拆卸钟表，同时讲解钟表的历史、作用、构造和原理。为破除迷信，用事实说明神鬼全是人造出来的。
实行基本学生制，是新安小学打破传统教育体制的又一个创造。他们在正常的学生班级之外，将少数优秀的贫寒农民子弟、革命烈士子弟集中食、住，依靠自己的劳动，和教师们共同过集体生活。这些基本学生年龄从十一二岁到十九岁，文化程度从小学一、二年级到高中三年级，过集体民主生活，自己管理自己，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先进小集体。在老师教课之外，还以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办法组织学习。再以他们为核心，带动全校学生。
解放学生的头脑、眼睛、耳朵和嘴巴，把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扩大到学校以外，经常带领学生到社会上去学习。1933年秋天，他们把七个学生组成了中国第一个儿童旅行团体——新安儿童旅行团，没有一个大人带领，跋涉700里，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在这个当时被称作“冒险家的乐园”、中国和远东最大的城市里，经历了50多天，亲自耳闻目睹，领略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凶残侵略，工人的痛苦生活，工厂里紧张的劳动，人民和学生反抗侵略、反抗压迫斗争的热情……这些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他们又通过沿街卖报，到工厂、学校、机关演讲的实践，锻炼提高生活和工作的能力。所得到的收入又解决了这次旅行的全部费用。这是一次收获极为丰富的大胆尝试。它轰动了当时的上海和全国教育界。陶行知为此兴奋地讴歌：“一群小光棍，点点有七根。小的十二岁，大的未结婚。没有父母带，先生也不在。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
过了一年，汪达之在经过两年的筹备之后，亲自带领14个孩子组成的新安旅行团，正式从江苏淮安出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进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大课堂。
迎难而上，艰苦奋斗，教师以身教带领学生前进。抗日战争爆发前，在新安小学工作过的教师先后十几位，个个都是团结勤劳，大公无私，积极向上的青年。他们只有每月8元的伙食费，再无任何报酬。1930年4月，南京晓庄师范被国民党政府强行封闭，陶行知遭通缉。他们最起码的伙食费也失去了着落。逼得他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两件大衣拿去典当。陶行知处境艰险，仍千方百计从经济上帮助他们。他们经常只能喝玉米稀饭来充饥。陶行知高度赞扬他们为人民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1930年4月30日，他给新安小学教师们题词：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
抗日战争中，新安小学毁于日本炮火。后来先后在广西桂林致和村、苏北涟东长蒲河复校，改称“新安学校”。在大后方，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下，继续贯彻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为革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
淮安解放后，新安学校迁回淮安复校。几十年来，又做了大量的工作，也走过曲折的道路。50年代初，陶行知和他的生活教育思想遭到“左”的错误批判和打击，新安小学也失去了生活教育的光泽，和许多普通学校一样，去追逐高分数和高升学率。近几年来，陶行知和他的生活教育学重新得到肯定，新安小学又逐渐恢复昔日的光彩，发扬光荣传统，从教学做和学校的多方面贯彻生活教育思想。
陶行知倡导的生活教育学说，内容十分丰富，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在劳力上劳心，手脑并用；以教人者教己，教学相长；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教育为公，即知即传人；提倡小先生，不做守知奴；组织工学团，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培养学生成为追求真理的小战士，自觉觉人的小先生，手脑双挥的小工人，改造社会的小主人。……这一些，60年来，在新安学校都取得了许多成绩。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和一系列的教育方法，是我们中华民族教育事业的一笔宝贵财富。我们要发掘它、研究它、实践它、运用它，使它在我们社会主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发出新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