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从杯子、孩子、房子抓起
——涟水县廉政建设纪事
4月8日，江苏省涟水县委领导接到一个举报电话。电话说：县里有几个中层干部到方渡乡检查工作，中午接受招待喝了酒。这个县委领导当即责成监察局前往调查，经核实后，作出四条处理决定：（1）责成有关单位领导对当事人进行批评教育；（2）按规定罚款，既罚喝酒的，也罚备酒的；（3）通报全县；（4）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对此，群众拍手称快，称赞说：“县委抓廉政建设真是言必行，行必果，取信于民。”
涟水县抓廉政建设不在“条文”上做文章，而在行动上讲实效。他们从群众普遍关心、反映强烈的杯子、孩子和房子抓起，把廉政建设的制度和行动紧密结合起来，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以前，这个县的吃喝风比较盛行，县里也下过这样那样的条文，但是由于抓得不力，总是收效不大。今年3月，县委、县政府重申廉政的意义，对违纪者要重罚。明确规定：无论是县里干部下乡，还是乡里干部到村，任何人都不得喝酒。违反者，下去喝酒的，每人补交酒菜钱20元；备酒招待的，罚款50元。任何人发现违反规定的，都可以向县纪委或监察局反映，并可直接向县委书记、县长打电话、写信，县里保证有一件查处一件。为了发动群众进行有效监督，县里将这一“规定”通知到全县包括村党支部在内的所有单位，还在发行量达8.5万份的《涟水科技报》上刊登，并通过有线广播向全县多次播出。由于县委、县政府抓“杯子”问题态度坚决，查处有力，久禁不止的用公款吃喝之风现已刹住。
不久前，上级下达给该县招收50名乡镇合同干部指标，按1∶3的比例，要求各乡镇集体研究确定150名对象参加招干考试。但在后来考试时又悄悄安插了41名“关系户”。在接到干群反映后，县委常委立即研究，决定对后排上的人一律除名；将考试名单公布于众，接受群众监督。在这以后，没有一起人民来信反映这方面的问题。今年初，县劳动局负责招收230名全民、集体合同制工人，报考人数达2200名。考试分数出来以后，劳动局把名单张榜公布，并要求大家进行监督。几天内，县劳动局先后收到人民来信74封，其中揭发冒名顶替参加考试的39人，经查实的19人，都被坚决地退了回去。有位领导干部的亲属虽然成绩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违反了招工简章有关规定。这位老干部找到劳动局想“拉弯子”，劳动局长说：“现在靠大家监督，违章的事谁也不能办。”
机关少数干部职工在县城规划区内非法占地违章建房，是廉政建设中群众反映强烈的又一个问题。今年初，涟水县委、县政府专门成立了由一位县委副书记和一位副县长负责的清理调查组，进行了为期46天的调查清理工作，对清理出的1987年以来的不符合用地条件或没有批准手续的300多修房户，分别不同情况都一一作了处理。县机关有个双职工家庭，除了占公房以外，又占了两份宅基地。在这次清理中，受到严肃处理。
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还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县城规划区土地管理的暂行规定》和《关于解决驻城机关干部职工住房问题的意见》，明确了私人建房的条件、标准和办理程序等，向群众公开。为了防止某些干部利用职权在县城占地建房，该县对股级以上干部建房，作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除按一般人所必须经过的正常程序办理外，属于党委序列的要经纪委审查，属政府序列的要经监察局审查。审查内容，一看手续完不完备；二看资金来源合不合理；三看建筑材料来路正不正当；四看承建单位负责人与建房人之间有无私弊。三十六名被冲散的官兵陷入围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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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十六名被冲散的官兵陷入围困。
危急中，八名党员挺身而出——
这里有“临时党支部”
在戒严部队某部党委表彰的先进党支部行列中，有一个事实上已不存在了的党支部特别受到表彰。她就是这个部队6月3日奉命进京时，被冲散的36名官兵（其中8名党员），在同大部队失去联系，陷入围困时，临时成立的党支部。这个临时党支部，虽然仅仅存在两天，但她的事迹在这个部队官兵中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6月3日，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向城区开进，徒步行进中，部队一路受到拦阻、殴打、冲击，许多官兵被冲散。6月4日凌晨一时许，在天坛公园北门，有36名被冲散而聚集到一起的官兵，被成千上万的人群团团困住，石块、酒瓶雨点般地向部队砸来，官兵们一个个伤痕累累，情势十分危急。由于电台和步话机被砸坏，同上级的联络中断，听不到上级指示。
危难之际，官兵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依靠党组织。根据官兵们的要求，8名党员聚到一起，开了一个紧急党员会，成立了临时党支部，推举团参谋长朱永和为支部书记，组织股长刘启才、保卫干事杨想亮为副书记，两名连长，两名参谋为支委。临时党支部认真分析了眼前的形势，确定了在失去上级指示的情况下的工作方案，成立了在临时党支部领导下指挥、宣传、群工、内部动员、救护等工作小组，积极开展工作。共产党员，团参谋长朱永和头部，腰部多处被石头击伤，他忍着疼痛，召开支委会，分析形势，研究行动方案，整整两天没合眼。共产党员、组织干事王黎行进中头部被大石击成重伤，至天坛公园时已瞳孔放大，生命垂危，经救护组苦口婆心做工作，在群众中找来医生抢救，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他醒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拿起喇叭做宣传。他对让他休息的朱参谋长说，我是宣传员，现在正是发挥我作用的时候，我怎么能躺下。他们的行为感动了一些群众主动前来护卫解放军，一位名叫潘根的青年工人领着他们上公园联系，终于使公园打开了大门，让部队进入公园，摆脱了冲击、挨打的险境。共产党员、组织股长刘启才，忍着难熬的饥渴，把背带的水和干粮让给战士们吃。在公园被围困的两天时间里，临时党支部成了36名被围困官兵的主心骨。
官兵们从临时党支部和党员们的身上汲取了精神力量，大家团结一致，坚持不懈地开展工作。经过两天的艰苦工作，在部队的接应下，他们终于突破了围困，胜利回归大部队。
（高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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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坦白自首是犯罪分子的唯一出路
刘恩启
在平息北京的反革命暴乱、制止其他一些地方的动乱之后，在党的政策感召和国家法律的威慑下，不少犯罪分子投案自首，有的还揭发检举了其他犯罪分子。他们这种认罪悔罪、立功自赎的表现，必将或已经获得司法机关的从宽处理。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们党和国家处理一切刑事犯罪分子的基本政策。当前，在依法处理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的反革命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时，仍然要坚决贯彻这一政策。一方面，对那些制造暴乱、动乱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幕后指挥者，各种非法组织的骨干分子和进行打、砸、抢、烧、杀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反革命分子和其他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要及时依法从严惩处；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自动投案自首、坦白交代违法犯罪行为、有检举立功表现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犯罪分子，则必须依法从宽处理。
所谓自首，是指犯罪分子必须做到三点：第一，自动投案；第二，主动交代罪行；第三，接受审查和裁判。这三点缺一不可。有些犯罪分子虽然主动投案了，但交代罪行时避重就轻，或隐匿重大罪行，或对审查采取软磨硬顶的办法，不肯交代犯罪同伙。这些人的所谓“自首”，实际上是出于无奈，并非真的想主动认罪。
所谓坦白，通常是指犯罪分子作案后，其犯罪行为已被政法机关或单位组织怀疑、察觉，在公检法机关对其传询、拘留，或单位组织找其传话后，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尤其是交代了公安司法机关事先没有掌握的罪行。坦白和自首的区别，在于坦白不具备自动投案、主动交代罪行、自愿接受处理等自首情节，在认罪悔罪程度上不同。坦白和供认也有严格的区别，罪犯被逮捕以后，在确凿的证据面前，被迫承认并交代了自己罪行的，属于供认，不是坦白。
犯罪分子在投案自首以后和坦白交代的过程中，不仅如实交代了自己的罪行，而且揭发检举了其他犯罪分子的重大罪行，经查证属实，从而得以侦破其他重大案件，或者协助公安司法机关缉捕其他罪犯的，属于立功。
现在，还有一些犯罪分子对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不甚了解，还在犹豫、观望、徘徊，没有下决心坦白自首。他们或者因为自己犯罪较重，或者因为过去曾被拘留、劳教、劳改过，而怀疑能否得到宽大处理；或者懊悔未能及早出来自首，现在坦白交代是否为时已晚。这些疑虑都是多余的和有害的。如上所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或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是党和国家受理一切刑事犯罪分子的一贯政策，并不是只有对一般罪行的犯罪分子适用，对罪恶重大的犯罪分子就不适用；也不是只对新的犯罪适用，对时过已久的犯罪就不适用。党和政府是会给一切可挽救的犯罪分子以坦白自首的机会的。犯罪分子既然知道自己罪恶深重，知道隐瞒总是不能持久，就更应该痛下决心，当机立断，及早坦白自首。否则，就是坐失良机，一误再误，自食恶果。
投案自首，彻底坦白、检举立功，争取从宽处理，是一切刑事犯罪分子的唯一出路。还在心存疑虑、尚未坦白自首的犯罪分子，都应迅速抉择，走这条悔改自新之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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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中全会开在咱心坎上”
“七一”前夕，我们来到江苏省东台市广山乡胡西村。这个村党支部正在组织党员学习讨论中央十三届四中全会公报，他们谈得热火朝天，一下子就把我们吸引住了。
党支部书记余韶海正在谈他的体会：“我看中央全会作出的决定太好了！过去我讲走社会主义道路，讲党的原则，就有人说思想老化，跟不上形势。我就想不通！现在才明白，原来中央的总书记思想观念就不端正。”老党员韩庆来“霍”地站起身，声音像打雷似的：“前些日子，我听广播，看电视，北京竟有人呼口号，要打倒共产党。这还了得，简直要翻天了！你说，要不是共产党，能有我们今天吗？我们胡西村，十年前是什么日子，现在是什么日子，大家都清清楚楚，我们不能吃了果子忘了树！十一亿人口的大国，复杂难搞，除了共产党还会有谁领导得下去？”一直没有开口的女党员夏俊英也打开了话匣：“一些坏家伙为了要打倒共产党，想把全国搞乱。太反动了！你看那帮坏家伙打解放军，挖眼珠子，吊尸体烧，简直比过去的日本鬼子还毒！不狠狠打击得了吗？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我们都知道的，再乱下去，我们就别想过好日子了！比如一个家庭，一家大小天天吵架，还能过日子吗？”坐在一旁看公报的中年党员罗金淦拿下老花眼镜，慢条斯理地讲开了：“我一直在想，这次动乱，教训在哪里？我看啦，这几年国家好像也不提阶级斗争了，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了，现在是只要抓到钱就是好人，做一百桩好事也没用！”青年党员郑华山说：“教训多的是，但我觉得，我们党员不但要在口头上总结教训，更重要的还是要夺回损失！当前最要紧的是带动群众把生产搞上去！”“对！”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多打粮棉，繁荣经济，气死那些坏蛋！”……
讨论会越开越热烈。啊！多好的共产党员！有他们在，有新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来领导，咱们还怕什么呢？ （仇家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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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带针线包的少校
广州空军航空兵某团机务副大队长张仁忠，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山东大汉，一个慓悍威武的空军少校，但他偏偏却像个老太太似的，老带着个针线包，经常在机场上盘腿一坐，飞针走线。他常对战士们说：“咱们搞机务的，要对自己的飞机有感情，不能让飞机穿破衣服。”
为了给飞机“穿”好衣服，每次飞行结束，张仁忠都最后一个退场，要把最后落地的飞机都检查一遍，把每一块蒙布都盖好捆紧才放心。特别是飞机垂直尾翼上的那块，盖起来爬上爬下特别费劲，第二天脱蒙布又费事，所以不少中队都不给垂直尾翼盖蒙布。可张仁忠却非要盖上不可，走了也将把你叫回来盖上。他说这里虽然不是主要部位，一天两天不盖也确实没事，但时间长了传动轴就会长锈，操纵起来就不灵活，影响飞行安全。还是在张仁忠当中队长时的一天夜里，突然狂风大作，大雨瓢泼，他一骨碌爬起来，抓起手电筒叫了两个新战士就往机场跑，说要去看看蒙布。两个新战士奇怪地问：蒙布不是盖好了吗？张仁忠说：“这么大的风，蒙布说不定会掀开，还是去看看保险。”等把所有的蒙布重新盖严捆牢时，他才发现自己身上没盖“蒙布”——出门时心急忘了穿雨衣，大雨把全身都浇透了。这两个战士后来发现，夜里只要突然刮风下雨，张仁忠都要往机场跑一趟，以致住在中队部附近的几个干部战士，每到这个时候干脆先起来穿好雨衣水靴等着。
干部战士们说，张仁忠爱飞机，就像爱他那35岁才得来的宝贝女儿。他今年38岁了，吃了20年的地勤饭，光机务中队长就当了6年，按理说业务已经相当熟练了，可他为了更好地维护飞机，现在每次从机场回来还要翻翻业务书，写写心得体会，有关的飞机故障及排除方法就记了5大本。结果，他虽然只念过4年小学，却成为全团唯一的航空工程师，被大家誉为“排故大王”，先后排除各种疑难故障440多起。
在张仁忠的带动下，他当过中队长的二中队有了几十个针线包，出现了一批“排故小王”。在全团三个外场机务中队里，二中队连续6年飞机出勤率、优质率最高。飞行员们说：“二中队的飞机飞起来最放心。”
不久前，张仁忠当了副大队长，但他的针线包还是没有放下，他说：“我要趁这个机会使全大队的人都养成带针线包的习惯，使全大队的飞机都让飞行员飞起来放心。”
孙传文 黄日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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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身正气
对送礼者概不接待
——记牡丹江市市长刁家运
刁家运当选为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市长后，颁布的第一条“禁令”是“提着礼物来的人概不接待”。不久前，刁家运原来工作过的一个单位，派人给他送去一麻袋大米，他不仅自己遵守“禁令”，硬是把来人拒之门外。他还要求秘书、家属子女协助他严格遵守。
前些时，市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卖给每个职工5斤鱼，管理局的领导看刁家运很忙，就派人把鱼送到他家门口。刁家运的爱人一看来人提着鱼，赶紧又关上大门，硬是没给开门。
一些单位在奖励会、庆祝会后送给他的纪念品，也都让秘书挡回去了。他到外县和基层检查工作，饭后都让秘书主动交饭费。对友好城市、外国友人赠送的纪念品和礼品，他都交给办公室处理。去年秋天，刁家运率市政府代表团到苏联访问，苏方赠送他一台电冰箱。他回国后，把这台冰箱送给了市政府机关幼儿园。
刁家运同志常说：“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要尽全力为人民办事情，绝不能滥用职权干违背民意的事。”他在牡丹江工作近40年，老同事、老上级、老部下很多。一些人在他当市长后，有的写条子，有的直接带礼品找上门来，要求他帮助解决住房和子女的工作等问题。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都耐心地解释，不批条子，不开后门。他当市长一年多来，从未往机关或企业安插一个人。一次，一位与他共事过多年的老同志来找他，要他帮忙到某局疏通一下，把自己的儿子安排到那里。他让来人先把礼品带走，然后耐心地说：“我现在是市长，说话写条子让人家办事带有命令的性质，人家有困难也不好说。我常在会上讲领导要带头廉洁，要打破关系网，如果表里不一，以后还怎么说别人。”来人只好放弃了原来的打算。
前段时间，牡丹江电冰箱厂生产的“北冰洋”电冰箱在市场上很受消费者欢迎。一些与刁家运熟悉的人纷纷找他，想让他批个条子，到冰箱厂买个出厂价。但他总是耐心地说服来者，从未批一张条子。
“安贫乐道，是共产党人的本色。”刁家运这样说。他一家老少三辈至今还住一套两室半的厢房。去年和今年，市政府机关两次盖房，按条件他应分配新房，房管部门和有关领导也做工作让他迁居，可都被谢绝了。今年春天，四川省德阳市的领导到牡丹江访问，了解到刁家运同志的住房情况后，感动地说：“刁市长真是两袖清风！” （简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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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在藏族发祥地
本报记者 冯媛
在那白云的下边，“果谐”（藏族民间歌舞的一种形式）流行的山南，就是藏族及藏文化的发祥地，如今，这里居住着27万多藏族同胞。
120多万平方公里的西藏自治区版图上，占2／3面积的羌塘草原高踞于北，巨大的弧形山系环绕于东，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屏障于南，其间则是西藏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平均海拔3500米的藏南谷地。
山南行署驻地泽当镇，就在这雅鲁藏布中游谷地、藏族的母亲河雅砻河流域。雅砻河沿岸的先民们在这片土地上耕耘、定居、立国，创造了藏族史上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本经书和第一个国王。经过29代藏王的经营，第30代赞普开始冲出雅砻河、统一全西藏，第32代藏王松赞干布完成了这一伟业。尽管其后迁都拉萨，但藏王们还是回到故地和祖先相守长眠。今天，琼结县境内的13座藏王墓还有9座依然矗立在野，历历可辨。对藏文化影响至深的藏传佛教，留下诸多圣迹，西藏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便是在这里建起的。即使是式微之后远遁阿里的吐蕃王族，也有一支又回山南，在拉加里重新称王，直至1959年民主改革……
和藏王墓遥遥相对的青瓦达孜宫的断墙残垣，俯瞰着琼结县城边的村庄琼结雪：民居崭新，经幡猎猎，人欢狗跳。村长多吉顿珠介绍说，全村95户人家有91户这几年盖了新房，丰衣足食。其余的三、四户人家有的是因为孩子多，有的是因为连年收成不好，也有的是生活欠计划。他自己家里原来较困难，12口人挤在一间三根柱子宽的屋子里，放宽政策后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1985年盖起了上下二层有10多间房的新居。我们在他家里喝着浓浓的鲜油茶，参观藏柜上叠放的一摞藏被和他女儿们织的氆氇、缝的新衣。他说还想买一台手扶拖拉机，在致富的路上再跑快些。
琼结县曾经是西藏有名的“大寨县”，但那时人均基本口粮只有350斤左右，人均收入200余元，超支户比比皆是。近几年政策好，虽然天不帮忙，但人均收入去年仍有388元。全县80％的农户搬出了“学大寨”时统一盖的住房，盖起了富有本民族特色、可心可意的新房。
曲松曲城南面山上，耸立着拉加里王冬宫的遗址。我们走近遗址附近的一户人家。一进门，就看见一位重残的老人，他已被这家人收养了36年。男主人旺堆罗布62岁，他的8个孩子已有3个自立门户，现在家里有7口人，18亩地和20头牲畜。这户民主改革前是农奴，去年人均纯收入达7000多元，超过当地平均水平一倍多。我们问老人有什么致富秘诀，他笑了：“这几年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几乎家家都添置了新家具。我们讲究藏柜、藏桌上的绘画装饰，但绘画的人不多。我就想到送两个儿子学画。自己学了手艺，对大家也有好处。”他的两个儿子，罗布和朗姆赛，现在都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画师。23岁的朗姆赛，4年前学画，现已画了300对藏柜、150对长藏桌和200个方藏桌，25座经堂，还打算学绘唐卡（一种绢画）。
34岁的曲珍和32岁的次仁琼达姐妹俩，经营着一家生意兴隆的卡垫（藏毯）厂。在拉萨我们就耳闻其名，在泽当则眼见其实。这个厂的前身是1974年成立的乃东居委会卡垫组，有15个工人，但只有他家的父女3人会织卡垫，连年亏损。1986年，她们的父亲临终时说：“实在困难就别干了，因为你们是两个女的。”但姐妹俩决心把厂子办下去。她们完善厂规、整顿厂风、厂纪；实行承包、奖惩制度，经济效益提高了，去年完成10万元产值。山南地区“多种经营管理局”包揽了她们的产品销售，还有国外顾客从拉萨专程赶来订购。
望着国家民委、轻工业部1988年奖给卡垫厂的锦旗，记者问姐妹俩还有什么蓝图。她们交换了一下眼神后，姐姐曲珍说：“去年新建了厂房，今年又招了批工人，现在全厂已有毛纺、染线、织毯等4个车间，70多工人中熟练工有20多个，我们今年打算织190对卡垫，完成20万元产值。
西藏从8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藏胞的生产热情和创造精神被政策激发了出来。山南地委书记布穷告诉记者，去年山南地区向国家提供了1300万斤商品粮，全区民族手工业和工业总产值达1500多万元，民族手工业产品有近400种。在报喜之后，布穷书记话锋一转：“山南历史上号称西藏粮仓，现在我们担心粮仓搬家，日喀则地区年楚河流域三县的农业上去了‘威胁’着我们！”
曲松县36岁的县长索朗，据说是西藏年轻的县长之一。在介绍了县里有关情况后，他说：“发展的制约因素主要是教育经费不足和缺乏人才。群众送子女读书的要求也比较强烈。如果我们不加紧发展教育，提高人的素质，长此下去，对藏民族是一个犯罪！我们不能总过烧牛粪、点酥油灯的日子。但是，如果没有人的素质的提高，现代化也化不起来！”
在灿烂丰富的历史遗产和30年建设的成就面前，山南人却强烈地感到了在历史的加速度面前自己面临的挑战。我相信，危机感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定能使吐蕃的传人以新的成就屹立在世界屋脊。
（附图片）
乃东卡垫厂的曲珍和次仁琼（右）在织毯车间研究卡垫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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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特大贪污犯的下场
6月27日，湖南省怀化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在新晃侗族自治县公开审理了该县工商银行发生的38万多元的特大贪污、挪用案，依法判处胡、吴二犯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主犯胡启林，男，23岁，原是中国工商银行新晃县支行干部。主犯吴文波，男，22岁，原是新晃县狮子岩电站职工。他们狼狈为奸，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共同窃取新晃卷烟厂等20家企业在县工商银行的23笔货款，共计38万多元，先后15次伪造转款凭证，假冒新晃木材公司等6个单位的名义，将其中的28万多元汇往广州、怀化等地领取，并挪用十万多元填充作案窃取的部分货款，以掩饰罪行。案发后，县委、县政府很快组成以县检察院为主体的专案小组，并挤出一台吉普车和必需的油料给检察院专案组用。在各地党政部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下，只用了二个多月时间就侦破此案，将胡、吴二犯抓获。到法庭判决之时，此案已经追回经济损失近18万元。涉及此案的其他6名违法犯罪人员也已作另案处理。
（黄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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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新泰市武装部部长魏丕斌带领职工创办企业，以劳养武，成绩突出。他被授予全省先进工作者称号。图为少先队员给他系上红领巾。
李建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