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加强改善党的领导 正确执行文化政策
孙家正
加强和改善党委对文化工作的领导，贯彻执行好党对文化工作的方针政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十三大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保证文化工作的正确方向，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也就是说，要从政治原则、政治方向上加强领导。这是实行党政分开后党委在领导文化工作方面应当明确的主要职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一贯地、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只有把这两个基本点水乳交融地渗透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在改革和建设事业的各个方面，才有希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既是我们新时期奋斗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保证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因此，坚决地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是社会主义文化工作的本质要求。党委在党政职能分开以后既不能去代替政府管理文化的职能，去包办群众文艺团体的活动，使自己陷入具体事务之中，影响了政治领导；也不能撒手不管，放弃领导。党委集中力量于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就能在宏观上保证文化工作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那么，党委怎样加强对文化工作的政治领导呢？从这些年的实践看，有几个关系要认真处理好。
一、“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的关系
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体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质的规定性，是整个文化建设的大方向。忽视文化“二为”的根本方向，就可能导致社会主义文化自身价值的失落，造成精神产品的变质。社会主义文化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这就决定了其必须满足各个层次的人民群众在精神生活上丰富多样的需求，即要求文化工作者以其独特的个性创造出各种题材、各种风格的精神产品，用美好的精神食粮去丰富我们的文化市场，去陶冶人们的情操，激发人们建设新生活的热情。这也就是说，只有实行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才能有真正的繁荣，也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文化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一花独放，冷冷清清，就会窒息文化艺术的生命力。所以，坚持“二为”方向，实行“双百”方针，二者缺一不可。离开了“二为”，“双百”就失去了方向；离开了“双百”，“二为”就是一句无法实现的空话。
对在文艺创作中提倡“主旋律”的问题，一直有争论。提倡主旋律，这是否与执行“双百”方针发生矛盾呢？我认为是不矛盾的。我们讲的“主旋律”，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11亿人民遵循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同心同德，艰苦奋斗，积极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这个“主旋律”是现时代中国社会的客观存在，并不是哪个人主观臆造出来的。文艺要反映时代、反映客观生活，就不能无视这个主旋律的存在。“主旋律”决不是单调的，它包含了丰富的内容。文艺工作者当然有表现自己内心世界的自由，但是，文艺工作者不能没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文艺工作者应该深入生机勃勃、纷纭复杂的现实生活，了解、熟悉、体验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自己创造性的艺术实践，表达人民的心声，让自己的脉搏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我国改革开放正处于新旧体制交替的大变动时期，社会生活、民族心理都处于迅捷、复杂、丰富、斑斓多姿的变化之中，这是时代给予文艺工作者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倘若文艺工作者们能把握并深刻揭示这一变化，就一定能创作出发人深思、激人奋进的优秀作品，就有可能出现大的传世之作。如果远离生活、淡化生活、与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失之交臂，将会后悔莫及。提倡文艺创作反映时代的主旋律，并不排斥其它题材的作品，一切健康有益以至某些无害的作品都可包容于社会主义文化宏大的交响乐之中。提倡主旋律，也不是要文艺家们只唱“赞歌”。实质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歌颂还是揭露、微笑还是皱眉，重要之点在于是否真正把握住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方向，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时代前进的步伐。歌颂也好、暴露也好，都应该以推动社会的进步为出发点。总之，提倡主旋律，并不是要搞行政干预，更不是不要“双百”方针，而是希望文艺工作者不失时机地把握历史机遇，写出各具风采的无愧于时代的大作品来，这与文艺家们孜孜以求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二、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文化是全人类共有的财富。无论任何一种有民族特色的文化，都可以说是对人类社会的一项贡献，我们必须尊重它、学习它。我们必须珍惜时代赋予的历史性契机，坚持实行开放政策，认真吸取外来文化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丰富我们的民族文化。但是，目前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有些人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采取一种轻视，竭力贬损、一概否定的态度，这不仅极大地伤害了同胞们的民族自尊心，还有可能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建设引入歧途。文化的根基和主流应该是本国的富有民族特色的东西，引进外来文化只是为了丰富、完善和壮大自己。在对待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上，不能陷入任何一种盲目性。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敢于和善于批判、否定、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坚持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敢于和善于批判、否定、摒弃外来文化中落后腐朽的东西，吸收其进步的、有益的东西。从而，在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批判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促进中华民族社会主义的新文化的发展和兴旺。
三、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精神产品的基本功能是对人们的精神产生影响，它与物质产品是有区别的，因此，不能不十分重视它的社会效益。我们不能要求文化工作者只是为经济效益生产精神产品，不能笼统地用经济效益的高低去衡量文化部门工作的好坏。如果把商品经济规律和商品交换原则简单地照搬到文化艺术的生产中，在金钱的逼迫和诱惑下，社会主义文化艺术事业势必要走上邪路，势必导致艺术产品自身价值的失落、变质，一些对社会无益甚至有害的东西势必会迅速繁衍。这已不是危言耸听，而是触目惊心的现实。当然，在文化工作中确实有一个经济效益的问题。文化部门由于经济上的困难而严重影响了精神产品的生产，于是不得不把一部分注意力放到经济效益方面的现象也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在提倡重视文化工作的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应当重视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科学地研究文化经营方面的问题，提高文化工作的经济效益。但是，当着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发生冲突时，应该毫不犹豫地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决不能以牺牲社会效益为代价来获取经济效益。四、改革与管理的关系
文化工作的改革，包括体制改革、制度改革、改革业务等，对于文化事业的发展来说都已经是十分紧迫的任务。比如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可以说到了不改革就难以生存的地步。文化工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充分解放文化领域的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几年来，文化改革的舆论造的不算小，但改革的步子十分艰难。与此同时，文化管理处于一种相当混乱的状态。因此，坚持改革和加强管理，成为当前两者缺一不可的紧迫任务。旧体制存在严重的弊端，新体制有许多优越性，这是无容置疑的。但是，新旧体制交替要有个过程。如果一心只想等体制改革好了以后再来加强管理，再来繁荣创作，那我们的队伍就会越带越散，我们的事业就会被贻误。所以，文化体制的改革要坚定不移，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走；文化工作的管理要加强，一点也不能放松。体制是重要的，带根本性的，但体制并不能代替一切。好的体制必须有严格的科学的管理。才能充分发挥出优越性。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新的问题，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也必须加强管理，没有严格的管理，不仅改革不能有秩序地进行，而且还会使一些钻改革空子的人有机可乘，从而毁掉改革的成果，耽误甚至葬送一批很有才华的人才。科学管理，既是改革赖以顺利进行的保证，又是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要把改革与管理辩证地统一起来，通过改革促进管理，通过管理保障和深化改革。当前在文化市场上出现许多混乱现象的情况下，加强管理尤为重要。具体来说，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抓重点，对那些乌七八糟的刊物、图书、音像制品，不仅要查摊点，更要查禁来源。二是依法管理，以法治文，以法护文，把文化管理逐步纳入法治轨道。三是各部门明确分工，各司其职，齐抓共管。
总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对文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给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带来了许多新的课题。党的各级组织都应该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认真研究文化工作特有的规律，实现科学的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文化工作中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党的领导要密切与文化工作者的联系，倾听他们的呼声，关心他们的疾苦，增进文化界的团结，充分发挥他们的智慧和创造性，出作品，出人才，为人民提供更多优秀的精神产品，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
1989年5月中旬
（本文作者为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当心自己也漏下去
马畏安
（一）
鲁迅在《透底》一文中，批评过一种“透底”的理论。比如，“从前反对卫道文学，原是说那样吃人的‘道’不应该卫，而有人要透底，就说什么道也不卫”；要反对八股，于是乎“要知道地球是圆的，人人都要环游地球一周；要制造汽机的，也要先坐在开水壶前格物”。鲁迅认为，这种理论“不见得高明”，因为这种理论“透底”是“透底”了，可惜连它的主张本身也“漏掉”了，“只剩得一个无底洞”。
我觉得我们的一些文学理论和评论文章，“透底”气不少，也就由“透”而“漏”了。下面举一些例子，希望引起注意，别连自己（这“自己”当然也包括我自己）也漏下去。
（二）
有人说：“千万不要读‘文学理论’。”
我想：“千万不要读‘文学理论’”，这本身就是文学理论。真正主张“千万不要读‘文学理论’”，就应当一句文学理论的话也不说，一篇文学理论的文章也不写。说了，就是让人听；写了，就是要人读的。莫非只有自己这一家的文学理论才是不带引号的文学理论，应该读；其他的“文学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都是带引号的伪“文学理论”，都不能读？真有这么霸道吗？
有人说：“要作家事先想好一个主题才写，不符合创作规律。”
我想：“事先想好一个主题才写”，这样的创作，失败的的确不少（尤其是在为了完成当前的直接政治任务的时候），然而，也有成功的，中国的就有《子夜》（而且绝非仅仅一部《子夜》），外国的也有《毁灭》（也绝非仅仅一部《毁灭》）。因此，假如不是别人“要”，而是作家在生活和创作实践过程中自己“事先想好一个主题”，然后才写，这样的创作，最好不要打入“另册”。
有人说：“说通过一部影片能改造观众，我不信。提出这样的功能，就是对艺术施加了过重的负担，是不科学的，违反规律的，不利于电影艺术的发展。”
我想：是的，我也不信。我相信稍有一点文艺常识的人没有几个相信。不过，最好也标明是谁、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说”过“通过一部影片能改造观众”这样的话，怎么“说”的。不然的话，也要被看作是垫高自己的“石头”。这是一。二，一部影片，还真的能在不同方面（如思想、感情、道德、意志、情操、旨趣、文化教养，等等），对观众起着多多少少的、点点滴滴的、程度不同的作用，这就是潜移默化；倘不是这样，完全不承认一部部影片的作用，也就彻底否定了整个电影艺术的作用，这样一来，电影这劳什子，哪值得花那么多钱去搞？究竟哪一种理论“不利于电影艺术的发展”呢？
有人说：“文学和人总是联系在一起的。没有人，也就无所谓文学。因此，文学的发展进程和人对自身的发现是密不可分的。”
我想：没有人，难道可以有人类学、心理学、医学、社会学、历史学？没有人——作为研究主体的人，难道可以有天文学、矿物学、物理学和化学？最好证明一下，没有人可以有上述这样那样的“学”，不然，“没有人，也就无所谓文学”，就显得空空洞洞，等于没说，算不上什么理论。
有人说：“永远不奢望绝对真理。”
我想：不知道这“永远不奢望绝对真理”是不是“绝对真理”。如果是的，那么，“绝对真理”便已经站在这里了，用不着“奢望”；如果不是，那么，我们就不必服膺，还是不妨“奢望”一下好，“奢望”人类在“实践——认识——实践”无限反复的过程中，不断认识绝对真理的某些成分，从而逐渐接近绝对真理。
有人说：“我怀疑现在还有什么见解还能吸引我。”
我想：这很好。不过，我倒不怀疑这位文学理论家在下这个断语的时候，已经被“没有什么见解能吸引我”这个“见解”吸引住了。
有人说：“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是毋庸置疑的。”
我想：完全正确，要补充的只有一丁点儿：最好把“没有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理论是毋庸置疑的”这个理论也包括在内。这样才完全，才彻底。
有人说：“听到人们要概括新时期的文学的时候，似乎有一种忧心忡忡的情绪。因为在多种多样的文学现象面前，几乎每一种概括都是以牺牲其它角度、其它侧面的观察，或是牺牲其它事实为代价的。如果一篇很好的理论文章概括了一百篇小说里的五十篇的特点，那么，也是以牺牲另外五十篇小说为代价的。如果一篇很好的文章概括了一个作家的一篇作品里边的最主要的成就和缺陷，那么，也常常是以牺牲这个作家的虽然次要、但不见得不重要、有时也许更重要的那些方面为代价的。”“理论家未免带几分呆气。”
我想：把这段话也看作是一种“概括”，大概是不会错的。那么，这个“概括”是以“牺牲”什么为“代价”的呢？看来，有了这个“概括”，就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对新时期文学作任何理论概括了。“牺牲”对新时期文学的其它一切理论概括，就是这个“概括”的“代价”。这个“代价”着实不小啊！“概括”了一百篇小说中五十篇的特点，就“牺牲”了另外五十篇。那么，如果全国有两千个作家，“概括”了这一千个，就“牺牲”了另一千个，“概括”了小说，就“牺牲”了诗歌，“概括”了文学，就要“牺牲”“也许更重要的”艺术；你就是“概括”了地球，也许就“牺牲”了月亮，“概括”了地球和月亮，又
“牺牲”了“更重要的”太阳！这怎么得了！“理论家未免带几分呆气”。是的。作出上面这一大段“概括”的什么什么家，是不是也带“几分”什么“气”呢？什么“气”？有“几分”？一时还想不清，也说不准。
有人说：“没有什么事物是毋庸置疑的。”
我想：不知道1989年1月，宇宙中存在着一个叫做地球的行星这件“事物”是不是也可以“置疑”，不知道地球是围绕太阳旋转的这件“事物”是不是也可以“置疑”。为了反对八股，论证地球是圆的，就要人人都环游地球一周，这固然烦难，倘若绕了一周回来以后，对地球究竟是不是圆的，还要“置疑”，那日子可怎么过？
（三）
说话写文章，最好不要不顾事实地信口开河，也不要走极端，或者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我们吃过这种思想和方法的大亏。用这种思想和方法，可以论证一件事物（或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十恶不赦，也可以论证它（他）完美无缺。人们习惯称这种思想和方法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
凭着主观随意性，用片面性对待事物，不过说的时候痛快罢了，也许还能产生一时的“轰动效应”，但是却探索不到真理，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不仅如此，还常常漏洞百出，连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又怎么能说服人呢？
还是唯物辩证法好，还是实事求是好。说话要有事实根据，要接受实际的检验，同时也要力求全面（说“力求全面”，是因为片面性在所难免）。只有采取这样的思想和方法，才能在探索中发现和发展真理。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新诗的凝练与散文化
——从李白的飘逸诗风谈起
吴奔星
曾听画家或摄影家如此争辩：“我画我所不能摄者”，或“我摄我所不能画者”。他们表明要发扬各自的主体意识，探索创新的独特的题材与风格。
诗家闻而大喜：他既能吟咏画家所不能画者，又能吟咏摄影家所难于摄者。
如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这是李白听说王昌龄贬谪龙标（在今湖南乾阳）尉时，所抒发的无比友好与深切关注的内心世界，展现出一幅辽阔的动态的立体的月夜思友图。
又如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面向如此情景，画家与摄影家只能画出或摄取李白与孟浩然在黄鹤楼头饯别或孟夫子登上孤舟，扬帆东去，而李白则翘首遥望的情景；诗家则能连同空间、时间（包括季节）、近景、远景、静态、动态一揽子概括无遗，达到了令人惊奇的精练地步。
杜甫是李白的诗友，曾称赞李白的诗：“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后人据此把李白的诗风归结为“飘逸”。这种诗风究竟如何形成，前人尚未触及。读了李白这两首七绝，似可恍然：所谓“飘逸”实际是李白诗中的行动感与立体感（特别是诗的三四两句）所给予读者的空灵超脱、潇洒出尘的美感所形成的。这种“飘逸”的风格不仅一般画家或摄影家的产品所难于显示，也是与李白同时或其后的许多诗人的作品所罕见的，这是李白所独创的诗风。
如果再谈谈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便更能巩固读者对形成李白“飘逸”诗风的立体感与行动感的整体印象，确是画家所不能画，摄影家所不能摄的。
李白这三首七绝，头两首写友人，抒发关怀和惜别之情；第三首写自己，抒发喜出望外之情。这两种感情，是古今诗人所经常触及的，然而像李白这样写得如此有行动感和立体感而又活泼自然不留斧凿痕的，却不多见。
向来评李白者，认为他所擅长的是五七言歌行，这自然是切合实际的，但对李白以他写歌行的笔法写绝句，却未之前闻。李白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歌行，是充满行动或与立体感的给人以天马行空、潇洒出尘的印象。盛唐诗人贺知章初会李白便称他为“谪仙”，后人又进一步呼之为“诗仙”，都不是随心所欲地加给他的诨名或绰号，而是与他歌行绝句中的行动或与立体感的构成的飘逸诗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唐人的歌行相当于新诗中的自由诗，而近体诗（唐人律绝）则相当新诗中的格律诗。诗人要把自由诗的歌行写得飘逸，比较容易一些；要把格律诗的律绝写得飘逸，就比较难。但在李白的笔下，无论歌行或绝句，都显得空灵活脱，而无板滞、拘泥之弊，却有一种清新、自然、洒脱流畅的散文美，以显示他独特的飘逸的诗风。新诗中的自由诗，因语言欠精练，往往出现散文化的毛病；而写得精练的自由诗，却能避免散文化而转化为散文美。至于新诗中的格律诗，大多显得呆滞，具有散文美的更为难得，虽有行动感或与立体感都难于构成美感。在这一方面新诗人是不妨消化李白的一些绝句，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