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国际新闻)
专栏:

  西德成功发射一颗通讯卫星
本报波恩6月7日电 记者江建国报道:西德自己的第一颗通讯卫星“哥白尼”昨天在中欧时间零时37分从法属圭亚那的库鲁宇航基地发射成功,现已按预定计划进入东经23.5度、距地球36000公里的赤道上空的轨道定点,8月中旬将正式启用。
“哥白尼”重1.4吨,将用于电话通讯、电视及广播节目的转播。1987年11月西德曾发射了一枚广播卫星“TVSatl”,因太阳能电池板未展开而归于失败。
这颗“哥白尼”卫星是由“阿丽亚娜4型”火箭的改进型“阿丽亚娜44L”送上太空的。同时发射的还有一颗日本的卫星。“阿丽亚娜44L型”火箭是第一次使用。


第3版(国际新闻)
专栏:

  朝鲜《劳动新闻》发表文章
谴责卢泰愚法西斯集团
滥杀无辜的学生与市民
本报平壤6月7日电 记者徐宝康报道:朝鲜《劳动新闻》今天发表题为《杀人凶手逃脱不了惩罚》的署名文章,强烈谴责卢泰愚军事法西斯集团滥杀无辜学生和市民的法西斯暴行。
文章说,南朝鲜警察最近不仅残酷地杀害青年学生李哲魁,而且4日凌晨又杀害了一名无辜市民和一位20多岁青年。南朝鲜人民和学生对法西斯警察的这种暴行义愤填膺,声讨浪潮不断高涨。
文章指出,当局杀害无辜后为掩盖其罪行,造谣说“没有拷问致死的证据”。文章说,不要以为“死者不会说话”,就可以“掩盖和逃脱”杀人罪行。
文章揭露说,南朝鲜警察屠杀无辜并非偶然。这充分暴露了卢泰愚政权的法西斯本质,他们不仅把要求祖国统一和社会民主化的青年学生和民众视为“左倾运动”分子,而且任意将他们逮捕入狱。
文章说,事态表明,如果不推翻卢泰愚军事法西斯集团,南朝鲜人民就无法摆脱流血和死亡。文章最后指出,目前,南朝鲜人民正以极大的愤慨,决心以无畏的斗争,向杀人凶手讨还血债。


第3版(国际新闻)
专栏:

  尼沙诺夫当选苏民族院主席
新华社莫斯科6月6日电 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尼沙诺夫今天在苏联最高苏维埃民族院的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民族院主席。
民族院和联盟院同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平等的两院,联盟院的主席已于本月3日选出。
今天在选举尼沙诺夫为民族院主席时,与会者未提出其他候选人。200多人的表决结果是5票反对,11人弃权。发言者在讨论他的候选资格时,称赞他政治上有进取性、务实、为人谦和。
戈尔巴乔夫在会上说,民族院任重道远,其成员应当齐心协力,善于听取各种最不同的意见。
63岁的尼沙诺夫毕业于塔什干国立师范学院,去年1月任乌兹别克党中央第一书记,同年5月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


第3版(国际新闻)
专栏:

  阿拉法特对记者说
巴解当前斗争重点
是以占区人民起义
本报大马士革6月7日电 记者吕志星报道:昨天下午,正在科威特进行访问的巴勒斯坦国家元首阿拉法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巴解没有停止武装斗争,他没有要求任何人停止军事行动,但当前的斗争重点是放在被占领土人民的起义上。他提到,在使用武器对付以色列占领者问题上,他曾遇到巨大压力,但最后在巴解领导会议上决定不使用武器。
阿拉法特指出,叙利亚同意巴解组织目前所提出的一切政治倡议。在阿拉伯特别首脑会议上,阿萨德总统放弃了保留意见而赞同巴勒斯坦倡议。
阿拉法特说,星期四美巴将举行第三次对话。巴解在美巴对话中不是处在弱者位置。


第3版(国际新闻)
专栏:

  中苏签订科学合作协议
新华社莫斯科6月7日电 中国社会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今天在这里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和1989—1990年科学合作计划。
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和苏联科学院副院长兼社会科学部主任库德里亚采夫在文件上签了字。
由胡绳院长率领的中国社科院代表团是5月22日抵达这里进行访问的。6月3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梅德韦杰夫会见了胡绳和代表团部分团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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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阿丽亚娜火箭
再次发射成功
本报巴黎6月5日电 欧洲阿丽亚娜火箭于今晨零点36分在圭亚那发射中心再次发射成功,这是它们第31次发射。火箭把日本和西德两颗通讯卫星送上了地球轨道。
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原定发射日期一再推迟。负责这枚新型超大功能44L型火箭的有关人员怀着焦急不安的心情期待火箭升空。这次发射的特点是,火箭起飞中的噪音问题解决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并超过了其设计最大载重量的3%,阿丽亚娜火箭自1987年9月以来的连续12次发射成功。


第3版(国际新闻)
专栏:

  钱外长结束访问厄瓜多尔
新华社基多6月6日电 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6日结束了对厄瓜多尔的4天访问,启程去古巴继续他的美洲之行。
在厄瓜多尔逗留期间,钱外长会见了厄总统博尔哈,同厄外长举行了工作会谈。双方还签订了4个双边合作协议。


第3版(国际新闻)
专栏:

  七嘴八舌
——访苏见闻
徐熊
我们在苏联17天,广泛地接触各界人士,从头到尾无一人对我们的提问说过一声“无可奉告”,尽管提出的有些问题相当尖锐,“敏感度”极高。我就曾向《莫斯科新闻》编委布罗杰茨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为什么不喜欢《莫斯科新闻》。
“不管是你们,还是我们,还是西方记者,都对分歧感兴趣。”布罗杰茨基不由笑了起来。“他不喜欢我们的周刊当然是有原因的。他是政治局委员,而政治局的看法对全国是有‘法律效果’的。不过,我们也可以保留我们的意见。”
我们访问《星火》杂志总编辑科罗季奇时,向他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苏联举行党代表会议或最高苏维埃会议时,有没有让记者退席的情况发生?这时记者怎样进行报道?”他本来可以“打官腔”或者不回答,然而他却坦率地说:“有这样的情况,在这次大会上就发生过。但是,记者同样可以了解到想要了解的情况,同样可以报道想要报道的事情。”事实上,苏联新闻界及时报道了这次会议的重要发言,特别是有不同看法的言论;决议的表决情况,包括投反对票的具体人数,甚至包括有209位代表对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一项建议——区以上党委第一书记兼任同级苏维埃主席,最高苏维埃主席“应享有足够广泛的国家权力”投反对票等内幕性情况。
现在,苏联即使在平时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什么问题都可以提,从来没有“无可奉告”。对外国记者提出的问题,一时回答不了的,如数字记不清了,主持人在下次会上仍予回答。据了解,这在3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现在这种做法,已波及社会,成为风气。
苏联朋友说,苏联在三年多改革进程中出现的最突出的变化,就是一直坚持实行和不断扩大公开性。访苏期间,我们与苏联各界人士广泛而深入的接触中,深深感受到苏联的政治生活已开始活跃起来,那种长期形成的死水一潭的政治思想局面已被打破;人们敢于讲真话、讲心里话;哪怕是“异端”的看法也敢“摆在桌面上”。我们到达莫斯科后,临时前来接待我们的是一位20多岁的苏联青年,初次相识就直言不讳地评说时政,提出“我们不再需要伟大领袖,不需要‘神’,我们只需要凡人中的实干家”。一次,我们与一些新闻界朋友一起乘车去农场访问。在3个多小时路途中,苏联同行们一直毫无顾忌地当着我们的面“侃大山”,评论苏联各个时期的大人物,连对“契卡”和“克格勃”也曾涉及。据我们观察,苏联人对公开性的看法虽然是大相径庭的,但是有一共同点,即公开性使他们心情舒畅,不再感到精神压抑。
时代的飞跃发展,向苏联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面对挑战,就需要改革。可是当今的苏联改革遇到来自三方面的阻力——苏联人称之为“三角形的障碍”,即官僚主义的抵抗,思想领域的干扰,群众的疑虑。苏联对此的作法是对第一个障碍进行批评,对第二个障碍进行辩论,对第三个障碍进行解释,而做到这一切就要勇于对历史做出实事求是的反思和勇于对现实做出正确的评估。《莫斯科新闻》编委布罗杰茨基向我们谈了这样的体会:现在一些新的原则很难一下为群众所掌握。有些支持旧观念的人,经常给杂志来信表示反对改革、反对公开性。这是可以理解的。许多人在旧的轨道上走惯了,一下很难改变嘛。正因为这样,现在我们的刊物很注意宣传新概念、新观念、新思维。
今天,苏联人都在思考,整个社会舆论都参与论辩。一代不为权威所束缚、不为定论所拘禁、敢想而善想的新风气,正在逐步形成。
在一次招待会上,当我提到公开性问题时,塔斯社一位政治评论员坦诚发表他的意见:“公开性好是好,但是必须有个约束,有个范围。现在有些别有用心的人就利用它,认为公开性就是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想通过公开性达到自己的目的。”“有的人在重新评价历史时,缺乏分析,否定一切。”10多天后,当我们访问《星火》总编辑时,他的看法跟上述观点几乎是针锋相对。他说:“实行公开性就是实事求是。可是有人说,把斯大林搞镇压的错误端出来,是对我们理想的破坏。那么这是不是说,要保持理想,就得搞大镇压?还有人认为对历史重新评价是否定成绩,否定一切。难道有了历史成就,就不能评判?”有时,苏联朋友还当着我们的面十分激烈地互相辩论起来。例如,有的认为,斯大林有斯大林时代的背景,他的历史功绩不能一概抹煞;有人表示,评价历史不是要抹煞历史,而是要搞清事实,分清是非。有人讲,现在苏联处境比较困难,人们思想比较动荡、比较混乱;有人则认为恰恰相反,现在众说纷纭,正是国家充满勇气和信心的表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没有难题,政治家的本领就在于认识它,并且解决它。
现在打开苏联报刊,就会感到有争鸣气氛。无论是对共产主义中理论的探讨、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是对政治、经济、科技、文艺、教育问题的研究,都有各种不同意见在争论。《真理报》还开辟了新的专栏——“争论论坛”。其他一些报刊也设了争鸣阵地。辩论带来了变化。舆论界一扫过去那种千篇一律唱老调的现象,不断刊出有新观点、新见解和新思想的文章。
苏联坚决进行公开性是接受过去半个世纪的沉痛教训,面临艰巨的改革任务,权衡利弊而采取的重大抉择。
随着改革逐步展开,就必然涉及对苏联70年所走过的道路的深刻反思。眼下,在苏联人心目中所出现的问题是斯大林如何确立延续至今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为什么出现“个人迷信”;赫鲁晓夫的改革的局限性和失败的原因;勃列日涅夫当政18年,社会经济为什么出现停滞和危机,等等。
“批评没有禁区”,这是苏联实行公开性时明确的指导思想。这里当然有个社会承受力的问题。在开始,有人担心苏联社会承受不了各种政治力量和思潮的冲击。这种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也有人认为,这种承受力要经过各种风浪锤炼,这种承受力反而日益增强了。
据苏联朋友介绍,公开性、民主化在苏联改革深化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当然,它也有个合理的限度,那就是不能触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与现行的法规。


第3版(国际新闻)
专栏:

  调整中的阿拉伯产油国海外投资
李绍先
七十年代石油两次大幅度提价,阿拉伯产油国手中积聚了巨额石油美元。这些石油美元除用于国内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外,很大一部分被投放国外。1982年后,阿拉伯产油各国为弥补财政赤字,纷纷从海外抽回资金,其海外投资额出现连年下降趋势。但近两年,由于各国采取有力措施防止海外资本骤减,同时石油出口收入也有所回升,阿拉伯产油国海外投资总额已基本趋于稳定。
规模和分布 据阿拉伯金融界的统计,当前阿拉伯拥有的各类海外投资(包括银行存款、各种有价证券、不动产、直接投资、贷款等)总额在3500亿美元左右,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阿拉伯海湾产油国,特别是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三国。这些海外投资主要分布在西方发达国家,其中美国和英国共占约30%(美国略多一点),除英国外欧共体国家占20%,其它西方发达国家占17%,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占8%,以上共占约75%;其余25%分散在海外其它金融中心和发展中国家、地区。
主要投资形式 (1)银行存款和短期有价证券。长期以来银行存款和西方国家短期债券一直是阿拉伯产油国海外投资的主要形式之一,比例最高时占其海外资产总额的2/3以上。进入80年代,随着投资多样化,银行存款及政府短期债券在阿拉伯产油国海外投资中的比重不断下降,但估计目前仍占其海外投资总额的40%左右。(2)各种中长期证券投资。这是阿拉伯产油国海外投资的又一种主要形式。阿拉伯产油国政府普遍在国外设有各类投资公司,它们广泛收购信誉较好的、由外国政府发行或保证的中长期有价证券;购买由官方机构(如世界银行)或与政府有关的机构(如欧洲投资银行)所发行或保证的中长期证券;参与西方各大股票交易所的交易,在各行业中取得不同比例的股权。(3)官方援助。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仅沙特、科威特和阿联酋三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官方援助累计已超过500亿美元,其中近一半提供给了非阿拉伯的亚非国家,中国也在受惠国之列。(4)直接投资。阿拉伯产油国在海外投资上注重“避险保值”,同时由于它们缺乏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因此在直接投资方面一向谨小慎微,投资数量也很小。与直接投资相比,银行存款风险较小并可随时抽回,各种证券投资也较易于把握,坐收红利,故阿拉伯产油国海外投资多采用银行存款和间接投资等形式。此外阿拉伯产油国有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以捐助等形式投放在一些重要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国外还拥有一定数量的房地产。
动向、特点 近年来美元疲软,金融市场动荡,特别是1987年10月西方股市暴跌,使阿拉伯产油国海外投资蒙受较大损失。在此情况下,阿拉伯产油国海外投资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⒈东来意向增强。亚太地区活跃的经济形势早已引起阿拉伯投资者的注意。1986年后科威特开始有计划地将其一部分海外投资向亚太地区,特别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南朝鲜等地转移。同时阿拉伯产油国还密切注视中、苏及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表现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寻找理想投资场所的兴趣。今年初,拥有数百亿美元海外资产的科威特投资公司总经理拉希德表示,“东欧和中国正在成为科威特考虑进行投资的场所。”
⒉两伊停火重建给阿拉伯海外投资回流阿拉伯世界,特别是海湾地区以新的刺激。同时阿拉伯金融界也在积极活动,努力建立阿拉伯金融市场,为阿资回流创造适宜的环境。
⒊海湾产油国,特别是科威特近年在强手林立的美、欧、日金融市场上的投资活动被公认为日趋成熟。1987年10月西方股市暴跌时各产油国趁机大量收购美、欧大石油公司的股权和加油站,特别是科威特在收购英国石油公司股权中,获利颇丰。
⒋阿拉伯海外资产管理阿拉伯化的呼声日高。通过阿拉伯银行渠道或由阿银行管理的阿拉伯海外投资在其海外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一向很小。在投资活动日益走向成熟的今天,“如何增强阿拉伯银行在阿海外资产管理中的作用”已经提上阿拉伯金融界的议事日程。阿拉伯海外资产管理阿拉伯化将有效地促进阿资的回流。
⒌官方开发援助日渐萎缩。1982年后由于石油收入骤减,阿拉伯产油国官方援助金融日渐萎缩。据经合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的统计,阿拉伯国家(主要是产油国)的官方开发援助由1982年的57.8亿美元下降到1987年的32.9亿美元。
目前我国大量利用阿产油国资金的可能性不大,但也应看到,近年来阿产油国向经济发展势头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分散海外投资的意愿确实在加强;我国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是公认的世界最有前途的尚待开发国家之一;我国在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影响在不断扩大等。所以,看准时机,采取得力措施逐步引进一部分阿拉伯产油国资金还是完全可能的。


第3版(国际新闻)
专栏:

  西德第一季度生产增长百分之三
本报波恩6月7日电据西德联邦统计局公布,西德今年第一季度国民生产总值在排除价格和季节变动因素之后,与去年第四季度相比,增长3%,与去年同期相比,实际增长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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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塚4博新外相表示
日本不做军事大国
新华社东京6月7日电 新上任的日本外相三塚博在接受《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是个经济大国,但不做军事大国,我想根据这一目标推进外交。”
《朝日新闻》今天刊登了这位新外相的答记者问。
三塚博表示,日本外交的支柱之一是以日美为轴心,这一方针没有发生变化,日美协调和友好这一基本格局今后也不会被破坏。
在谈及日苏关系时,这位外相说,苏联是日本的重要邻国,如果解决了北方领土问题,缔结和约,就可以建立起真正的友好关系。他表示今后要进一步扩大日美之间的政治对话,努力改善双方关系。
三塚博还表示将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直接对话。
当记者问及怎样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战争责任时,三塚博说,他作为日本的外相、一名政治家,将向中国、整个亚洲、朝鲜半岛以及西伯利亚作出深刻的反省,并以此为立足点来推进外交。


第3版(国际新闻)
专栏:

  美国银行降低优惠利率
本报华盛顿6月6日电 美国几大主要商业银行昨天将优惠利率从11.5%减至11%,这是1988年2月2日以来的首次下降。据分析,商业银行之所以降低优惠利率是由于经济指标表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正明显放慢。
然而,商业银行降低优惠利率在纽约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引起反常现象,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37.13点,跌至2480.70点,但美元对其它西方主要货币的汇价则上升。


第3版(国际新闻)
专栏:

  印查获14吨走私白银
新华社新德里6月6日电 印度保安官员5日向记者透露,印度海岸保卫人员最近截获了价值590万美元的14吨走私白银。
他说,这些白银是印度缉私部门2日在安达曼斯的一条阿拉伯独桅三角帆船上查获的,船上的10名人员已全部被捕。


第3版(国际新闻)
专栏:

  西哈努克离华抵朝
本报平壤6月7日电 记者徐宝康报道:民主柬埔寨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一行,今天下午乘专机从中国抵达平壤。
朴成哲副主席及夫人等朝鲜有关部门领导人到机场迎接。
机场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军乐队奏两国国歌。西哈努克在朴成哲的陪同下检阅了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第3版(国际新闻)
专栏:

  苏联调整对拉美的政策
王玫
今年4月,苏联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在访问古巴时,阐明了苏联对拉美政策的立场:苏联愿意和拉美大陆建立公平互利的关系;反对向拉美输出革命和输出反革命,支持和平解决中美洲问题;无意在拉美部署火箭、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建立军事基地;支持拉美各国的减债要求并建议联合国讨论拉美债务问题等等。他的这番表态博得了拉美国家的普遍好感。
这表明,苏联的拉美政策已经作了调整。回顾苏联同拉美各国关系的历史和现状,人们可以看出这种调整的几个方面。
主张拉美各国独立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苏联已不像过去那样,在拉美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1988年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提纲》称这种作法是“教条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指出“各国人民都应当拥有选择自己发展道路的权利,苏联还表示将对选择不同发展道路上的包括拉美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给予支持与合作。
主张对话,促进缓和。在世界局势趋向缓和的情况下,苏联批判过去利用拉美与美抗争的作法是“冒险主义,不是政策”。对于地区冲突,提出要通过联合国的国际会议或双边、多边合作以求得公正地政治解决。1987年11月在苏美双方关于中美洲问题会谈时,苏提出苏美双方同时减少和停止向尼加拉瓜敌对双方提供武器,促进政治解决。
主张经济合作,互利发展。过去苏联只侧重发展同拉美国家的政治关系,经济联系也多是同政治目的有关的苏联单方面的经济援助。而今,出于减轻经济负担和国内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注重开发第三世界的经济潜力,主张发展互利的经济关系。同样,正在以争取经济独立来巩固政治独立的拉美国家,也需要同苏联发展经济关系。近年来,苏联已同25个拉美国家开展了贸易往来,同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经济大国分别达成了建立双边经济合作关系的协议。
淡化意识形态,广交朋友。长期以来苏联同拉美的关系多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除古巴、墨西哥等少数国家外,苏联同众多拉美国家的关系常常由于国际气候和拉美国家内部的政治形势而时好时坏。近年来苏联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广泛地同拉美国家建立了关系,同拉美许多国家频繁互访。
目前拉美各国面临经济困难,它们欢迎苏联调整对拉美的政策,希望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春风”吹到拉美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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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几次商展的启示
本报记者 杨汝生
自去年年初至今年四月,我国的山东省、沈阳市和上海市接连在阿比让举办了商展。参展公司共有五十余个,观众达十几万人。有的以展为主,有的以销为主,但不管哪种,都达到了较好的效果。中国商品已开始走进科特迪瓦的千家万户。
“我们太不了解这个市场了”,“真不知非洲还有如此繁华的城市”,“带来的东西太少了,多带些中高档的商品就好了”,不少参展的同志这样对记者说。几次商展,使更多的中国产品与消费者直接见面,给中国公司提供了认识非洲市场的机会;同时也使中国公司实地考察了进口科特迪瓦产品的可能性,以扩大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
在这几次展销会上,中国服装、丝绸、工艺品、抽纱、浴巾、布鞋、运动鞋、地毯、自行车、茶叶、足球、假发丝、床单、日用搪瓷和不锈钢器皿等价格看好,供不应求。在不久前举办的上海出口商品展销会上,还成交了一批拖拉机和十四英寸金星牌彩电,这是中国农机和家电首次进入科特迪瓦市场。
几次展销给人的启示是:
搞好市场调查,是办好商展的关键。在非洲举办展销会,一定要考虑非洲的特点,适应非洲人的需求。如非洲人都喜欢踢足球,而有一次商展摆出来的多是篮球和排球。非洲人从小爱打赤脚,普遍脚大,大号鞋子很快售完,中小号鞋子无人问津。非洲人衬衣爱花色,地毯喜蓝色。阿比让是个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城市,而我国办的几次展销都是大众化商品多,中高档商品少,未能满足收入高的人的要求。
选派精干的人员,是办好商展的保证。纵观几次展销会的情况,不少公司派出的人员懂业务、会外语、能胜任展销会的工作。但也有一些公司的派出人员业务素质较差,不会讲外语,缺乏外贸常识。一位展团的副团长对记者说:“若是我们来的人都懂外语,买卖就做大了”。
展销时间选择得当,可增加商展的效益。沈阳市今年一月在此举办展销时,许多顾客都说,他们非常喜欢中国商品,但因去年十二月份节日太多,钱花光了,现在只能望物兴叹。根据此地情况,若是以销为主,最好在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举办;若是以展为主,以三月至四月为宜,因商人多爱在这时订货。
一次性定价,以保中国商品的信誉。商品定价要参照当地同类商品的价格,一旦贴上标签后,展销期间切莫更改。在一次展销会上,商品价格随便更改,顾客很有意见。临近闭馆时又将剩余商品普遍削价,给人一种大甩卖的感觉,有损中国商品的信誉。上海举办的展销会上,价格从始至终保持一致,商品不但全部售出,在顾客中亦留下较好印象。
科特迪瓦人欢迎中国商品,发展对科特迪瓦乃至对非贸易仍有很大的潜力。能否搞得更好,这就要看我们的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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