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转移——跨世纪的选择
本报记者 陈华 胡跃平
提要：中国农民走出黄土地是农村改革的结果。民工潮引发出诸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应该在深化改革中建立新秩序
走出黄土地
１６岁的姜桥花是去年底离开自己的家乡——四川邻水县光和乡来到重庆当保姆的。
“哪个不想去广东？我春节回家晚了，人家都买好车船票走了。村里的女娃儿都想去，有的还给包工头送礼求着带出去呢！”姜桥花说到这里，那充满稚气的眼中扑闪着羡慕，也夹杂着几分遗憾。她告诉我们，二哥和姐姐都在外地做工，村里的３００多个女孩子今年正月初二、三就跟着包工头去广州了，说是去打毛线，一个月能挣３００多块。
带着与姜桥花一样的梦想，一样的希望，来自四川、湖南、贵州……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先后开始了他们的寻梦。
起初，寻梦悄悄地进行着。基本建设规模今年陡然压缩，这才水落石出，人们看到城市里涌动着蔚为壮观的民工潮。
中国社会的乡土性，决定了以农为生的人们，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则是变态。时光流转，当８０年代中国大地上农民面向城市的大流动发生时，这意味着什么？
１９８７年初春，贵州的正安县首次组织了一支３００人的娘子军远征广东番禺。生于山沟，长于山沟的姑娘们，在经历了最初的惊奇、兴奋之后，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城里的生活方式，观念、文化、节奏的快慢与沿海差异甚大，不少人产生了挫折感，不到两个月，就有近１／３的姑娘又回到山沟。
在番禺县坚持下来的正安姑娘们，通过两年多的勤劳进取，不仅扎了根，还从家乡正安引来了１０００多名姑娘。她们把外出劳务看成进入商品经济的大学校，她们学技术，学管理，想着将来回到家乡办工厂。
如今，在广东番禺越华造纸厂，一群衣着打扮与城里人无别、走出黄土地的务工姑娘，嘴里哼唱的都是流行歌曲。
人口最多的四川省，早已感到膨胀的人口对土地的压力。１．０６亿人口，人均耕地不足０．９亩。实行责任制后，全省４６００万劳力，如按每个劳动力平均承担４．５亩计，则土地上只需２１００万劳力，其余的人成为了剩余劳动力。更令人担忧的是土地还在迅速减少，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８７年，３０年间四川耕地净减２０１９万亩。
也许是迫于人与土地尖锐矛盾的压力，四川把农村输出看成是“一场历史性的劳动变迁”。到１９８７年底，全省有组织和自发出省从事劳务的人数已达２３０万。“川军入黔黔军动”，一向闭塞落后的贵州省这两年也输出了约７万人。湖南也不甘人后，１９８７年该省省长考察广东后感受最深的就是劳动输出是无烟工业，要广辟渠道，去年这个省有组织输出的劳力达３５万多人。
骤然开启地域流动的闸门，流速是很快的，然而与急待转移的庞大劳动力数量相比，却又如同龟兔赛跑。中科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测算，下世纪初，农村潜在失业人口大体在３—３．５亿之间。能否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不仅是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更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选择。
在严峻的挑战面前
谁也不曾料到挑战的来临几乎是转瞬间的，而且势头迅猛。百万民工引发的社会系统性颤动，一下子就把转移的挑战摆到了人们的面前。
铁路在呻吟。粮价在暴涨。社会治安受到威胁。深圳今年一季度外来人员作案占全市总发案数的７８．２％。
据广东省劳动服务公司统计，目前有组织来广东做工的农民已达８５万人，加上自发来的，数字还要翻番。
宝安县却在为“女儿国”的婚恋问题一筹莫展。宝安县本地人口２７万，外来人口５０万，其中女工３０多万，一些来自贫困、边远山区的女青年不愿再回去找对象。先前打算让她们回去找对象，然后设法将其爱人也招来做工，一举两全。可一算细帐，一个女工再加上她的爱人、孩子，不要几年，宝安这弹丸之地得增加上百万人口，这显然不行。让她们回去吧，宝安少不了她们，这事怎么办？
贵州在抓劳务输出中，深深感到这是一条扶贫的有效途径，这些年向省外输出了不少的民工。贵阳人一方面感到川军来后带来的生活上的便利，脏、累、活苦川军干；另一方面，又抱怨着管理是个隐忧，要把川军赶回去。
人们都从生活中感受到了民工到来后的利与弊，也看到了城市和乡村之间并没有一个流动的“第三空间”，当城市缺乏基础设施，当现有的产业结构排斥密集型劳动而注定民工在企业只能拾遗补缺，当原有适应静态管理的城市体制缺乏对流动的反映时，流动一旦启动，便陷入无序。
不流动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说流动有好处，而当流动真的到来，全社会都对此严重准备不足，于是又恐惧流动。一位理论工作者认为，这种“叶公好龙”的心态阻碍了我们去主动适应流动。
在贵州省劳动局，劳务输出管理处负责人吴克容告诉我们，民工潮已在各地初落，但问题并不像一些人想的已平安无事。不能认为靠行政手段把民工清退，便万事大吉了。
民工潮呼唤改革
流动带来的挑战令人深思。
流入广东的几百万人每年要消耗议价粮约７．５亿公斤，加上当地自身的消费，缺口４０多亿公斤。邻省湖南，１９８４年起农业持续徘徊，人口却以每年等于多一个大县的速度增长，全省每年能支持流动的粮食仅１．５至２亿公斤。
流动速度越快，粮食短缺越严重，在一个浩荡的民工潮背后却是一个脆弱的农业。“农村劳动力无法转移是当前农业存在的隐患之一”。中山大学副教授何博传认为：“在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上，如果中国的农业不过关，是绝对不会有出路的。农业的大发展，关系到未来的现实选择。”
经历了民工潮冲击的城市体制也面临着改革的选择。如在劳动就业制度方面，我们在贵阳一家毛巾厂看到这样的现象：机修车间里一向吃得开的各种技术工种，几乎全部由外省来的临时工替代了，其他车间的挡车工也有相当部分是外地来的农村姑娘。而那些一旁闲着的正式职工照样捧着铁饭碗。经济学家称此现象为“结构性失业”。据测算，全国目前有１５００至２０００万人的在职失业队伍（隐蔽性失业），同时全国有３０００万个岗位工种空缺。这种结构性失业反映出城市、企业缺乏合理流动。理论界人士就此谈了他们的看法——
罗小朋（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理事）：我们现在在用工制度上实际还是“两种身份”，不同的身份规则也不一样，如不突破，将来可能还会有很多活没人干。
周其仁（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应该在流动中求发展，把农民工这个力量转化为改革原有的全民所有制劳动制度、就业制度的一种积极力量，保持一种适当的压力，没有这个压力，他不会改革，要减少固定工，扩大合同工，包括优化劳动组合。这不能动摇。
作为“蓄水池”的乡镇企业，是目前找到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途径之一。但是，面对庞大的劳动大军，“蓄水池”的容量却显得太小了。以贵州为例，到１９８７年乡镇企业已发展到４０．６万个，从业人员１１６万人，而吸纳量只占全省农村总劳动力的１／１０。
周其仁反思这１０年来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认为民工潮与我们政策的预见性有很大关联：“中国农村的吸收系统是有限的，每个村都办工厂，这本身就带来很大问题。‘离土不离乡’的口号后来证明是有局限性的。以后又注意到城市化，注意到流动，但是当农民开始大批地流动时，却没有拿出相应的对策来”。他认为，这次转移规模之大，以及转移之无序，都是我们始料不及的。当民工浪潮席卷而来时，难免束手无策。说明我们还缺乏政策预见性。
一位理论工作者用物理学中的“共振现象”对民工潮作了进一步分析。一方面允许农民流动，一方面又要把他们清理出城，这头推，那头砍，两种措施一配合，很容易出现冲突性的共振，这种现象一旦形成是很危险的。
理论工作者们呼吁：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引发出诸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应作一种综合的反映。我们要改变原有的体制、观念和思维方法，从过去那种习惯于“少了赶，多了砍”的误区中走出来。改革本身就是一场变动，我们要学会在变动中求发展，在变动中建立新的秩序。
中国农民走出黄土地这一跨世纪的选择取决于我们未来能否创造更多的机会。
民工潮呼唤着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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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人才开辟“特区”
——访北京市民政工业公司经理白锋
张忠武 李丽娟
在北京，赵章光——“１０１”；武宝信——“大宝”，名扬万家。北京市民政工业公司经理白锋则是为他们事业的成功架桥铺路、开辟“特区”的人。
１９８９年５月８日。在北京市政府召开的“三优”表彰大会前，我们采访了刚刚荣获北京市优秀经理称号的白锋。
这位中等身材、机敏稳健的企业家开头便讲：“是改革开放的大气候造就了武宝信、赵章光等一批企业的杰出代表。我认为：认才识马是重要的，但当前更为迫切的是如何为他们的驰骋创造最佳条件与最佳环境，使之发挥最大的潜能。”
１９８４至１９８７年，北京市民政局和民政工业公司通过各种渠道传递的信息，分别从石家庄、浙江乐清县“引进”了武宝信、赵章光，千方百计为他们开辟“特区”。
这个“特区”，包括生活、工作、政策诸方面。白锋介绍道，在“１０１”厂、三露厂创业初期，公司领导带领他们选择满意的厂址；选派强有力的干部配合武宝信打开局面；为提高工作效率，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白锋把公司领导办公用的小车交给武宝信、赵章光使用；在公司系统住房较为紧张的情况下，专为赵章光腾出并装修三间卧室和办公室，为武宝信特购一套新房，并通过种种努力，把武宝信全家４口人的户口迁入北京……
对武宝信三次提前超额完成承包利润指标，在民政局召开千人庆功大会上，白锋宣布给予万元重奖。
面对这块“特区”，有人不服气，打电话、写信质问白锋：“你们凭什么这样特殊照顾他们？”
白锋明确告诉这些不解者：“武宝信是在特殊条件、特殊情况下请来的一位特殊人才，我们必须用特殊办法，给他们提供一些特殊条件，创造特殊环境，让他们发挥特殊作用。凡能够做出特殊贡献的人，我们就应该给予特殊政策，开辟‘特区’。”
“特区”政策，使武宝信、赵章光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按照民政公司调整产品结构的战略方针，三年来，武宝信救活了两个微利厂，开发研制新产品４０多个，创利近４０００万元；赵章光领导的“１０１”毛发再生精厂走向世界，产品远销日本、马来西亚、美国、香港等３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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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漫笔
旅游断想
杨泓
是商品，顾客就得选择
国际旅游业是风景出口和劳务出口。当然，它还是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旅游正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１９８８年我国接待有组织的海外旅游者４３０多万人，收汇２２亿美元。一般来讲，这种非贸易外汇收入，比之通过出口商品换取外汇，费劲小，投入少，产出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均好。
既然是商品，作为顾主的国际旅客，当然要用国际标准来选择，来评判。诸如你的旅游方式、旅游路线、旅游项目、旅游服务，人家都要用国际水平来衡量比较。所以，旅游行业要求自己的标准，不是我比过去提高了多少，而是我比国际先进水平如何。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有竞争力。
“旅游搭台，经贸唱戏”
１９８８年有个比较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旅游搭台，经贸唱戏”。一项旅游活动带来几亿元的经贸成交额。这说明旅游业与国民经济有关部门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关系。现在，一座山富裕了一个县，一个湖富裕了一个乡，一个洞富裕了一个村是常有的事。可见，开展商贸旅游，是大有文章可做的。
不用花钱的服务
交通梗阻，游客进得来，出不去，一直令人头痛。解决交通问题事关多方，不能一蹴而就。但是有些事情并不是需要花钱才能做到的。如国务院定下的国际旅游者优先的原则，贯彻得如何？这里不含丝毫轻视国内旅客之意，而是出于创汇的需要，也是一种礼让。此其一。其二，国内航班经常误点，有的误点时间很长。总该表示一下歉意吧，必要时总该妥善安排误点旅客的食宿吧？可惜，有的机场不理不睬，态度冷漠，不能不使旅客恼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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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投入不落实 农业难升温
王健政 刘经平
“靠投入”——这是农业自１９８４年跃上一个较高台阶之后，连续几年出现徘徊换来的一条重要经验。当前农业投入的现状究竟如何呢？据湖南省常德市的调查，尽管各级作出了很大努力，但由于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目前农业投入存在着种种障碍，以致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
一、农业生产资料大幅度涨价，农业税上调，抵消了粮棉提价给农民带来的好处。由于粮食平议差价太大（市场粮价一般高于合同定购的８０％，甚至１倍），农民的商品粮有６０％—７０％作定购上交，造成种粮比较效益低，粮棉提价抵不了生产成本的涨价，致使农民无法承受。
二、部分农产品实行专营后，造成一些地方粮食流通不活，农民手中的粮食在价值上得不到实现。
三、国家扶持农业的资金被克扣挪用。今年，全市计划用于粮棉生产的贷款共１５００万元（不含开发性贷款），粮棉定金７８９３万元。据桃源和汉寿两县的不完全统计，目前，２４．２％的粮食定金被克扣和挪作他用。
四、实行田土租赁承包，部分地方则把是否交租赁费作为是否给予田土租赁的先决条件，在提留绝对额上增加，在交款时间上也提前，从而颠倒了投入与产出的客观规律，挖空了农民本来就非常有限的一点资金投入。桃源县佘家坪乡实行田土租赁承包后，把国库券、卫生院修建费等一律囊括在田土租赁费之内，结果使人均租赁费高达９９．５元，高于全县标准的５０％。
五、家用工业生产厂家和农业生产资料部门资金严重不足，困难重重，难以保证足够的物质投入。安乡县氮肥厂今年１月份分配１１００吨平价煤指标，由于资金短缺只调回６００吨。由于煤炭等原材料缺乏，造成开车不足，当月生产碳铵１５００吨，只占生产能力的１／３，亏损２８．３万元。
以上问题，如果不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尽快加以解决，今年农业能否升温是可想而知的。我们说，农业问题，说到底其行为主体还是农民。如果农民处于“想投入而无力投入，有投入得不到投入、有产品而不能转化为投入、有钱而买不到物质投入”环境之中，很难想象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是很高的。落实投入问题，应当从保护农民利益角度入手，既要注重于眼前，又要注重于长远。具体说来，必须采取以下措施：坚决控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迅速落实农业贷款和粮棉定金；实行定项限额，严格控制农民负担；适当放开粮食市场，搞活资金流通；尽快建立农业发展基金，制定农业投入法规，确保对农业的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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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咨询之窗
子女教育、婚嫁金保险
问：子女教育、婚嫁金保险是怎么回事？
答：这是一种带有储蓄性质的人身保险。所谓储蓄性质，就是像银行存款一样，保户定期向保险公司交一定的保险费，到时可连本带息领回这笔钱。保险公司以年利百分之七点五付息。
它的保险保障有五个方面。第一、被保险人在保险期满，保险公司负有给付子女教育、婚嫁金的责任；第二、如被保险人在保险有效期内，因意外伤害而致残废，保险公司负有给付部分或全部保险金的责任；第三、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而致身故，保险公司负有给付全部保险金及死亡退保金的责任；第四、如被保险人在保险期内病故，保险公司负有给付死亡退保金的责任；第五、如投保人在交费期间身故，可以免交未到期保险费，但保险公司仍负约定的保险责任。
问：如被保险人遇到意外伤害事故致残或身故，保险公司能给付多少保险金？满期偿付教育、婚嫁金多少？
答：如只投保婚嫁金责任的，意外伤害保险金给付额为人民币二千元。约定投保教育、婚嫁金责任的，意外伤害保险金给付额为人民币三千元。教育、婚嫁金的满期给付额则按被保险人的投保年龄、交费标准而确定。
问：哪些人可以参加这项保险？如何交纳保险费？
答：凡年满二十一周岁至五十周岁的身体健康者均可为其一周岁至十七周岁的子女或有抚养关系的儿童投保这项保险。
保险费交纳多少由投保人自行选定，但至少不得低于五元，多交多得，可按月、按季、按半年或一年缴纳。如为一周岁的孩子每月交五元保险费，交至孩子二十二周岁，累计交一千二百六十元，到时可领取二千六百零八点六九元。
（沈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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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突破徘徊
来自田头地边的声音
——乡村干部和农民谈“徘徊”
陈秋中
本报开展如何突破农业徘徊的讨论后，受到了乡村干部和农民的广泛关注和热情支持。一些常年与土地打交道的干部和群众踊跃来稿，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发表了许多好的看法和意见，但由于版面有限，不可能一一刊登，现综述如下：
加强对土地的保护和管理
加强对土地的保护和各项管理是来稿中比较一致的观点。河北省乐亭县沙铺村方惠文和浙江、湖北等地的农民认为，要尽快制止农村中出现的滥占耕地建房、建窑的歪风。这几年，各地农村毁地建房、建砖瓦窑的情况惊人，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使有限的耕地不断遭到蚕食、破坏，农业生产直接受到影响。现在，一方面要领导重视，提高农民为子孙后代着想、惜土如金的自觉性；另一方面，不能让土地法长期成为摆设，对于严重的滥占耕地事件，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决不能手软。同时，对已经毁坏的耕地，要创造条件复耕。
不能频繁地调整承包土地，这是山西省临县安业乡李东等农民的看法。他们认为，频繁调整土地弊多利少。这种做法淡化了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影响了他们对土地的投入。一位农民说，今年我种这块地，谁知过几年谁种？于是，一些地方出现只种地、不养地的掠夺性经营倾向，导致地力下降，水土流失日益严重。最终结果自然是粮棉产量下降。
山东省昌乐县平原乡党委书记陈会欣提出了以发展林业保护土地的思路。林业发展后，不仅可以防风固沙，而且可以增加降雨量，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
尽力从内部挖掘潜力
农业出现徘徊，不仅有外部的原因，也有内部的原因。这些原因中蕴藏着多种潜力。
不能再忽视水利工作了，这是河北省丰润县农民卢单昌等人的呼声。在一些乡村中，水利设施老化日趋严重，效益越来越低，常常是旱难灌，涝难排。有的地方浇地，一个村民小组浇一遍需要１０天，甚至半个月，贻误农时农民干着急。
刹住消费攀比风，增加农业投入，这是江西余江县农民洪巧俊和北京通县农民韩枫的建议。他们在来信中反映，这几年，在婚丧、生日、节日等活动中，农村消费攀比风盛行，一些人毫不顾忌地大把花钱，以致债台高筑，无钱投入生产。因此，要根据各地的情况，创造一些青年人和老年人都容易接受的新的喜庆形式，做到既热闹又节俭，刹住攀比消费风，把钱用于增加农业投入。
江西省分宜县文江村农民董思光认为，要使农业生产尽快走出低谷，关键之一就是认真整顿乡村两级干部队伍，提高他们的素质。现在，部分村干部，无力领导农民科学种田，却有劲“领导”农民抹牌赌博、开展宗族活动。只有尽快采取培训、撤换、精简等办法，建立一支精干的、与农民休戚与共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农业才有希望得到进一步发展。
要建立乡村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这是山西临猗县大阎乡副乡长李峰的看法。首先要做好乡农技员的归队工作，不能拉他们干一些与专业无关的杂事；其次，要多办农业技术推广培训班，培训骨干，带动全面。
全社会都来为农业升温“添柴”
供销社不能只姓“钱”，更要替农民着想，这是浙江省湖州市农民程荣祥的心里话。供销社本来是农民自己办的，但有些供销社却专门琢磨如何赚钱，把农民的利益丢到了一边。
江苏省射阳县兴桥镇农民左玉华认为，一定不能让假农药、假化肥流进市场。用了假农药，虫儿照样跳；用了假化肥，禾苗照样黄又瘦。这不仅把农民坑苦了，而且把农业也坑苦了。今后，对于干这类坑人勾当的工厂、公司，不仅要依法制裁，而且要责其向农民赔偿全部经济损失。
按价值规律办事，实现等价交换，这是河北省昌黎县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张汝明和另外一些省市十几名农民的共同观点。他们认为，“城市倾斜”政策越来越厉害，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和扶持逐年减少，使农产品和工业品的比价不合理，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另外，在农业内部，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种粮种棉经济效益低，难以致富，是一种牺牲。于是，农民纷纷转向种收入高的经济作物，致使粮棉种植面积有所下降。仅靠农民作出“牺牲”来发展粮棉生产不是长远之计，随着农民商品经济意识的增强，这种办法越来越不灵了。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必须按价值规律办事，逐步理顺价格关系，以此调动农民种粮种棉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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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牡丹江市百货大楼，每天有一位经理挂牌在商场监督服务质量，现场处理顾客来信来访，受到消费者欢迎。
张军荣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