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战士智救老局长
张响贤 于保月
６月２１日上午，一位年过半百、头发花白的“老公安”来到北京卫戍区某部，点名要找该部战士李促农、孔宪金、左从元。当三位战士跑步来到“老公安”面前正准备敬礼时，他早已把手举到了警帽沿下，面对着三位年轻的战士久久地不肯把手放下，继而把三个战士紧紧地搂在一起……
这纯真、炽热的情感为何这样强烈？只有他——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副局长张惠林自己感受最深……
６月３日凌晨，东城公安分局副局长张惠林办公室。
“叮呤呤……”，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老局长急忙拿起话筒。
“我是苏仲祥，请你们马上派人到长安街了解一下暴徒设置路障和烧毁军车的情况。”电话里传来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市公安局长苏仲祥的声音。
不到５分钟，一辆乳白色小轿车从东城公安分局大院迅速驶了出来。车上，坐着副局长张惠林和三名公安干警。张副局长抬起手腕看了看手表，指针指向凌晨５时５０分。
他们乘车来到长安街，只见原来非常整齐的街心栏杆和水泥隔离墩，早已被拆得东一堆西一堆。老局长在车上边看边用对讲机向上级汇报。
６时１０分，当他们乘坐的小车来到南池子附近时，正在这里煽动群众设路障的一伙暴徒见状，边喊：“截住它！截住它！”边带领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达两千人把车团团围住。
这时，一个暴徒突然认出了车上的副局长，便向人群高声喊叫起来：“这些人是公安局的，老头就是副局长，抓住他们，绑到高自联去！”话音一落，十多个暴徒冲了上来，开始撕拉老局长和三个公安干警的衣服。三个青年干警一看情况不好，急忙把老局长推到车上，用身体护住车门。暴徒们的砖块、水泥块、瓶子雨点般地扔了过来，三个人都受了伤，情况相当危急。老局长连忙向市公安局紧急报告。此刻，一伙暴徒发现车上有对讲机，一拥而上把对讲机抢走了。
几个暴徒刚抢走对话机，一个女暴徒跑到天安门广场领来了几个“高自联”的头头，穷凶极恶喊道：“把老家伙推到广场去作人质！”并动手推车。这时，正在执行任务的北京卫戍区某部三名战士李促农、孔宪金、左从元，身着便衣来到此地。听到喊声，意识到车内肯定是一位领导干部，连忙拨开人群挤到车前。一个暴徒见状，上前猛推战士李促农一把：“你们是哪里的？”“××大学学生！”三个战士机智地回答。暴徒一听便没动手。三个战士分别守在两边的车门旁，三名干警也紧紧地把守在车旁。为了不暴露身份，并让车内的老局长放心，战士李促农握了握车内老局长的手，孔宪金、左从元指了指自己的寸发，进行联络。
车在一伙暴徒的呼叫声中被推到历史博物馆西门，沿途几十个暴徒用石块砸车内的老局长，都被三名战士用身体挡住。一伙暴徒发觉情况不对头，拥上来把三个便衣战士推开，拉开车门，把老局长拖了下来。情况万分危急！三个战士一齐冲上去从暴徒手中抢过老局长，便向天安门派出所方向跑去……
一路上，战士李促农、左从元架着老局长，战士孔宪金在后防护，三名公安干警见是自己人，不顾早已被暴徒打伤的疼痛，奋力在前边开路。在接近金水桥时，一道一米多高的铁栏杆挡住了去路，后面暴徒在紧紧地追赶着，石块、砖头不时地向他们打来。怎么办？“冲过去！”战士李促农、左从元架着老局长跨了过去。战士左从元的左腿被铁栏杆划破了三条一寸多长的血口，李促农的鞋子被踩掉，脚底被扎开了好几处血口子，疼痛钻心，但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保住老局长的安全！
当三个战士架着老局长来到金水桥时，一伙暴徒挡住了去路，拳头雨点般的朝他们打来，三人紧紧地把老局长保护在中间，与三位公安干警通力合作，终于冲出了暴徒的拦阻，冲过了金水桥，将老局长安全地护送到了天安门派出所。
老局长安全脱险了，可在危急关头冒险抢救他们的三个战士却悄悄离去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这三个好战士！”北京市公安局等有关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动地说。
经过七八天查询，他们终于在北京卫戍区某团找到了这三名战士。部队领导此时也才知道，原来这三个战士一直没向人讲过这件英勇救人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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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是军人，是医生”
夏燕
第一眼见到她，我便认定：是她，那个于６月３日晚随戒严部队到天安门广场清场的唯一女性——某部卫生队少校军医王竞。
她身材瘦小，却不孱弱，一举手一投足显得干练、潇洒；她不漂亮，也不年轻，眉宇间却常透出一股英气，自信、好强、倔犟全都写在脸上。我暗想，这是个不难读懂的女人。
“我生性要强，不肯低头示弱。”这次，部队接到执行戒严任务后，领导决定她留守营地。这下可急煞了她，三番五次找领导谈理由、表决心，仍没得到满意的答复，急得她上了火，吃牛黄解毒片也不管用。就在部队临行前几分钟，她最后一次找到领导说：“你们让我去，我要去；你们不让我去，我也要去，反正是去定了。就因为我是女同志？你们有没有想到我首先是军人，是医生！我可以让战士少流血、少牺牲。”话刚落她眼圈也红了。“为了减少麻烦，我可以睡救护车，可以不喝水。”领导见她态度坚决，便答应了她的请求。几天来一直愁眉不展的她终于露出了微笑，扭身回屋，将早已打好的背包扔进救护车里。
“当时你怕不怕？”“说真的，别看我平时像个小伙子，可这种场面从来没经历过。我们的救护车在夜色中尤其醒目，行进中不时听到暴徒‘砸救护车’的喊声，不时有石块砸车的响声，车玻璃全碎了。头戴钢盔的我顾不得擦汗，一手紧握手枪，一手紧按着急救箱，随时准备出车抢救伤员。”
６月４日凌晨１点多钟，救护车随部队开进到天安门西侧，她立即跳下车投入了救治伤员的紧张战斗。被暴徒砸伤头部、面部、四肢的伤员很多，由于时间和条件有限，她只能做简单的止血、清创、包扎处理。看着战士伤口里涌流的鲜血，她心疼极了。止血带、碘酒、盐水、药棉、绷带在她手上高频率地轮换着，一个接着一个，她完全忘记了环境的险峻和身体的疲乏。
忽然，她看见一个高个子的战士正背着一位腿部受伤的战士吃力地随部队前进。她急忙跑过去，示意这个战士将伤员放下，她撕开伤员裤腿一看，一个血窟窿正向外涌血呢，根据多年的临床经验，断定动脉破裂，如不及时止血，危险性很大。只见她迅速摸出一根特粗止血带，使劲扎在伤腿上部，又用棉垫、绷带在伤口处做了加压包扎。“还不行，必须立即送医院。”她随即叫来一名战士，抬起伤员就朝直升飞机奔去，那瘦小的身影在幕色中显得那样轻捷、矫健。事后她对我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有那么大劲儿，如果你当时给我一座泰山，也许我也搬得动。”
刚送走这个伤员，又传来西单方向有伤员需救治的消息，她气没歇一口，抬腿上车朝西单驶去。此时的西单，空中石块横飞。突然，一装甲车司机的右眼被暴徒投来的石块打中了，顿时血流满面，车停了下来，车上７名战士没有１人会开车。见此状，暴徒们渐渐向装甲车围拢，情况万分危急。这时，只见王竞迅速跳下救护车，冒着横飞的石块朝装甲车奔去，一块砖头击中了她的胳膊，疼得她冷汗直冒。接近装甲车，她纵身跃上，取出急救包迅速给司机来了个紧急包扎，又用棉花将司机眼睛处的血迹擦掉，立即跳下车，喊了声“快开”！车上的战士含泪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身影，立即朝指定地域驶去。
我停下笔，静静地看着眼前这位女军医足有１分钟：她那瘦小的身体里涌动着一股怎样的激情？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勇气和毅力？
她还是那句话，“因为我是军人，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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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户籍科长过“三关”
——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李忱的故事
苗红亮 江云洲
在一些人的眼里，公安局的户籍科是一个“油水”很大的地方，掌管“乡进城”、“农转非”户口审批权的户籍科长更是一个“肥缺”。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公安分局户籍科长李忱却不这么认为，他说，“我们的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决不能以权谋私。”
权力关
李忱当户籍科长９年了，一家四口至今仍住在阴暗、没有暖气的两小间“筒房”里。有人不解：“你掌管着几十万人的户口，换套好房还不是一句话的事？”李忱一笑：“让人背后戳脊梁骨的事，咱不干。”
１９８７年夏季的一天上午，大连一工程指挥部的３位工作人员来到李忱的办公室：“老李，我们想帮你改善改善住房条件，你只要帮个小忙就行。”原来，工程指挥部一名工作人员的家属户口在农村，要求办理进城。李忱详细地询问了情况，认为不符合进城规定，他明确地说：“谁都愿意住上好房子，但不是正道来的房子，我住着也不舒坦。你们求我的事，我办不成。”一位工作人员忙转开了话题：“老李，你只要挂个电话给香炉礁派出所立一份户口，房子我们帮你换。”李忱一口回绝：“我是户籍科长，如果我自己不按规定办事，今后哪有脸教育别人？”
“要用权为公”，这是李忱的座右铭。对违反政策的权力，他从不滥用；对居民的疾苦，他努力帮助解决。
西岗区日新街道有一名老工人，因为常年在海上作业，患有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依靠双拐才能走路，身边需要人照顾。李忱在走访中了解他爱人户口仍在农村，立即让派出所的外勤民警进行户口调查。不久，派出所将户口申报手续和调查结果报到了户籍科，经过复查，李忱很快作了批复。那位老工人拿着爱人的户口迁移证，激动地说：“要是政府干部都像李科长这样关心百姓，那该有多好！”
金钱关
多年来，一些人为了办理户口，送给李忱的金钱和各种各样的礼物应有尽有，但他坚持“不义之财不可沾”的原则，始终保持着清正廉洁的作风。
初春３月，一居民找到李忱家，述说在农村患有疾病的爱人，提出进城的愿望。送客归来，李忱发现桌子上放有一盒没开封的石林牌香烟。打开一看，竟装着二十张面额５０元的人民币。第二天一早，李忱和一位民警一起找到那位居民，把１０００元现款交到他手中，并严肃地说：“公安局办户口从来不是以钱的多少来作为是否批准的条件。”
经过调查，那位居民的爱人符合进城条件，并很快得到批准。事过几天，那位居民又来到李忱家，再次拿出了那１０００元钱说：“老李，当初户口没批，你不收这些钱；现在你收下，出了事儿算我的。”
李忱诚恳地说，“我只是按国家政策做了应该做的事，你的心意我领了，钱决不能收。”
人情关
李忱掌握着审批户口的大权，几年来，一些亲属、朋友和同事，先后有１００多人为他们的亲朋好友来找李忱求情。然而，经他审批的１９００多份各类进城户口，没有一份违背政策的。
春节前，有两位和李忱相处了２０多年的老干部找上门来，要求他给一份乡进城户口，李忱明确指出办户口的人不符合进城条件。谁知对方一听就火了，“老李，你不要跟我们打官腔，要是够条件就不来找你了。”李忱回答得很干脆：“不够条件，就是亲娘老子的也不批。”
李忱坚持原则，得罪了不少人。有人说他“死心眼儿”，有人埋怨他“不开面儿”，也有人讥讽他“握着‘金疙瘩’不会使。”但是，党和人民却给予了他公正的评价，居民群众说：“李忱这样的户籍科长，越多越好。”西岗区委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他领导的户籍科，曾两次被评为大连市文明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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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过俭朴日子的市委书记
新华社记者 孟宪俊 吕风坡
“国家还不富裕，自觉地过俭朴日子，是八十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应有的觉悟。”这是河北沧州市委书记张震环的一条坚定信念。
张震环是１９８４年任中共沧州市委书记的。他只身到沧州市后，一直坚持在机关职工食堂用餐，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他拒绝对他个人的任何特殊的照顾，认为生活上理所当然要和职工相同。上级来了客人，他不陪客吃饭。到基层工作，不吃招待饭，并按标准付钱和粮票。一次，他到沧县北桃杏乡检查工作，饭后付款时乡干部执意不收。回到机关后，他让随行的工作人员如数寄去。他说：“我们在上边开针尖大的孔，下边就会起斗大的风。”
沧州市的工农业生产近几年发展较快，经济日趋繁荣。去年国务院又将该市列为沿海开放城市，南来北往的客人很多。市委机关打算更换一下３０年前的办公桌椅，洗一洗机关里的乡土气。张震环得知后，提出可维修的桌椅要维修、漆新，继续使用，并先从自己做起。仅此一项，市委机关就节省财政开支１０万元。有心人做过一个有趣的小统计，市委机关现有桌椅柜橱等设施１３３０件，使用过２８年以上的占４１％。
张震环到沧州后，同市委、市政府其他同志一道，为改善城市的水电供应和道路状况，做出了贡献，还先后为教师和科技人员盖起了栋栋漂亮的宿舍楼。可是，他自己住的却很简陋。１９８５年机关为他安排了一个单元的楼房，他主动让给其他同志，自己与身边的一个孩子住进了机关一间低矮的库房里，去年春因基建拆迁他又搬进了两间西厢房里。最近才搬到机关办公楼。
己身正，不令而行。己身不正，虽令不行。张震环过穷日子的自觉意识，使市委勤俭办事业蔚成风气。市委机关现有６辆小车，３辆已接近大修年龄。近３年时间，市委没有购置一辆豪华轿车。
张震环清政廉洁的作风，受到当地干部和群众的好评。去年９月，中共河北省委办公厅通报全省，认为沧州市委保持自身清廉的经验，贵在自觉和心安。今年３月，河北省委又对张震环提出表扬。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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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羌寨新歌
本报记者 贾昭全
沿着岷江河谷，我们前往汶川县的龙溪乡。
龙溪乡是个羌族人口占全乡总人口９９．９％的羌族聚居乡。当高山上那些直入云端的用片石砌成、形似古堡的羌寨映入我们眼帘的时候，不禁使人想起了“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唐诗来。继而又想，当年在西北哀怨过生活疾苦、环境荒凉的羌族同胞，今天他们的日子过得又如何呢？……遐想中，车到龙溪乡。
阳春三月，岷江河谷的天还是亮得晚。上午九点多了，乡党委书记余德志（羌族）家还在做早饭。我们说明来意后，直爽的主人就在他那间干干净净、亮亮堂堂的厨房兼“会客室”里，一边照看电炉上的大米粥，一边向我们摆谈起羌寨的新生活。他指着通红的电炉和案桌上的电炒锅、电饭煲，自豪地说：“今天，我们乡的羌族群众不仅丰衣足食，而且很多人家还同我一样用上了连许多城里人都还没用上的电气化炊具。对了，你们还不知道吧，我们乡还是四川省第一个达到初级标准的电气化乡哩。”
羌寨实现了电气化！奇迹，真是奇迹！
感叹之余，我们不禁又问：“古老的羌寨是怎样同标志着现代文明的电气化结缘的呢？”问题把年轻的党委书记引向了对往事的回忆。
龙溪乡有条龙溪河。由于岷江河谷雨量充沛，山高谷深，使得龙溪河水流急，落差大，水能蕴藏量有４万多千瓦。但是，多少年来，龙溪河水空自流，有时还泛滥成灾。如何使龙溪河水造福龙溪人民？龙溪的干部群众一直在思考着，探索着。１９７８年下半年，在国家和县里水电部门的支持下，龙溪乡的干部群众开始在龙溪河上修建水电站。几百名羌族青壮年在龙溪河畔安营扎寨。他们顶烈日，冒风雪，奋战了两个冬夏，到１９７９年１１月，装机容量为４８０千瓦的龙溪电站就建成了。
在主人的陪同下，我们来到离乡政府只有二三百米远的龙溪电站。放眼望去，一排排水泥电线杆错落有致地矗立在危崖峭壁；一行行电线随着电线杆依山而上，通往白云深处。进入机房，只见三台发电机一字排开，其中一台正在运转发电。电流从这里通向羌寨，通向工厂，通向学校和医院，通向地面卫星接收站……县水电局的同志告诉我们，现在龙溪乡人均装机达１７９瓦，去年人均年用电５０３度，１００％的农户安上了电灯，８０％的农户利用电热烧水做饭，这些都远远超过了国家规定的农村电气化第一步人均装机１００瓦、人均年用电２００度的标准。
龙溪的羌族同胞用双手修起了小水电，小水电又帮助羌族群众解放了双手，提高了生产力。龙溪河畔的大山中蕴藏着丰富的金刚砂矿。过去人们靠手扒水冲的土办法采矿，劳动强度大，产量低，经济效益差，年获利仅万把元。１９８１年，他们安装了１１台电动粉碎机，金刚砂产量大大增加，经济效益显著提高；最高的１９８３年，利润达１８．７８万元。有了电，乡里的粉厂、粉条厂、磨面厂、木柴加工厂等乡办企业相继办起来了。电力提灌，结束了靠天吃饭的历史，为农业增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今天的龙溪乡，工农业总产值同１９７９年相比，已经翻了两番，全乡４４００多羌族同胞再也不为吃穿发愁了。
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这是电气化给龙溪带来的又一深刻变化。龙溪乡有７５６户人家。现在家家有电灯，户户有喇叭，很多家有收音机、录音机，不少家里有电视机。乡里还成立了电影放映队，巡回到羌寨放映电影。逢年过节或喜庆之日，男女老少还在灯光下跳“锅庄”，唱山歌。电气化使羌族同胞改变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生活方式。同时，现代化传播工具传播的新事物、新思想和先进科学文化知识，把羌族群众的观念更新了，眼界打开了；他们正从古堡式的羌寨，从闭塞的岷江河谷，走向世界，走向未来。
（附图片）
图为龙溪乡的羌族妇女在使用电气炊具做饭。王振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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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信念的力量
——记优秀共产党员董树森
彭怀
在河北省隆化县，不少人说，在全国和省级劳动模范、隆化县承德高压阀门厂原厂长董树森身上，可以深深感觉到共产主义信念的力量。
１９７９年秋，患有多种疾病的老董，在做第８次鼻息肉切除手术时，突然发现了癌细胞。那张不同寻常的“通知单”告诉他，今后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时间不多了。但是，他想到的是不能被癌症吓倒，活一天也要活得充实，有意义。
在北京住院的４３天，他刚能下床就帮医护人员搞卫生，扫厕所，护理病友，做思想工作，一刻也闲不住。为保证病友和医护人员早晨喝上开水，他每天５点钟起床烧水，连出院那天也没忘先烧好开水。
１９８４年，组织上安排老董退到二线，他又主动要求负责总务和基建工作。这原来是一名副厂长的全部工作，事务繁杂，责任重大。锅炉坏了，暖气不热，水房的水不开，食堂的伙食不好，直至施工中出了问题，他都尽力解决，不怕麻烦。他每天早来晚走，一般工作１０小时以上。
工人们说，老董是个只要站得起来，就躺不住的人。
１９７９年以来，老董除了在北京治疗和在家休息一个月外，基本上没有离开工作岗位。他常说，自己是在和死神争夺时间，说不定哪天突然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为使别人好接自己手里的事，每项工作他都做得条理清楚，有详细的记录和档案。
几年来，由他直接负责兴建的理化办公大楼、新厂房、大门厅、假山石，改变了厂子的办公、生产条件，美化了环境，并在施工中为工厂节约了不少资金。年年评选县级优秀党员时，全厂党员异口同声——“老董！”
这几年他经手百万元的物资，有人认为这是“大有油水可捞的美差”，“趁机盖三、五间房子也不显山露水”。可他仍住旧房子、睡大炕，院墙还是老伴捡砖头垒起来的。
有人问老董，在你主持的工作中，你就不留退路和后手吗？
他用实际行动回答：在自己说了算的公家事情上，决不拿权力和金钱做交易。
１９８４年他接管基建工作后不久，查出工程质量多处不合格问题，坚持按合同责成工程队返修，赔偿损失。
十年来，老董没有在癌症面前屈服，更没有在不正之风面前退却。他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本色。中共承德地委和隆化县委分别授予他优秀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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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他们为何辞职
罗盘 王锦昌
“我不干了！”袁美胜把辞职书往桌上一放，转身就走。广东东莞市东文磁带音响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樊池陷入了沉思。袁美胜已经是第十五个提出辞职的党员干部了。这些昨天还在赤脚犁田的农民，一夜间跟着他扯起大旗创办农民企业，或当车间主任，或当厂长、副厂长，职位和每月几百元的工资，都未能吸引住他们。这是为什么？
樊池调查发现，车间主任唐锦辉的辞职，是不适应工厂的紧张节奏。手袋厂负责人唐浩坤的辞职，是因为一批货的交货时间晚了一天，硬被人家退了回来，受到公司的批评。刚递辞职书的袁美胜，是因为他负责生产的录音带出了质量问题，受到了客户的批评，咽不下这口气。这些过惯了牧歌式悠闲生活的农民们，对现代生活的快节奏，既陌生而又惶惑，既力不从心而又难以适从。
樊池召开了党支部会议。会上，他只说了一句：“退下去就是孬种！谁愿意当孬种，我决不挽留！”随后，他要求这些昔日的农民们讨论。大家清醒地认识到，要适应现代企业的管理，关键在于提高人的政治、业务素质。于是，厂里从山东大学聘了三名教授，开办了技术培训班。在资金困难的情况下，公司出钱选送了近百人到东莞市和广州等地学习。有位正在外地学习同志的妻子生病了，他获知后，给妻子写信说：“你病了，住院去治吧！我也在治身上的‘病’，无法脱身！”党支部还决定把被客户退回的货压下来，放在全厂职工都能随时看到的地方，以此教育大家。
经过一年多的严格训练，一批中层干部开始适应现代企业的要求，百分之七十的中层干部通过自学考试，获得了大学文凭。一度想辞职回家的袁美胜，担任录音带厂厂长后，把现代化管理纳入企业，工厂在设备人员没有增加的情况下，不仅提高了产品质量，而且月产量也增加了十倍。对此，樊池感慨地说：“从农民到现代企业家，人的素质的提高是最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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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度失去生活信心的残疾青年谢长山，在武警北京10支队16中队干部战士的热心帮助下，成为修鞋专业户，并同青年女工张明明喜结伉俪。图为新婚夫妇为武警官兵送来感谢信。
李树春 张明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