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从“跳槽”看就业动向
本报记者 赵兴林
被单位除名，这个一向刺人的字眼和令人难堪的境况，８０年代已闯进人们的生活。
“给我一条生路吧！”一位在棉纺厂工作２０多年的熟练工竟然要求除名，像是哀求又似乎是最后“通牒”。之前他已多次请求单位除名而未成。
“我要求辞职”，一位青年工人递来厚厚的一沓人民币，作为向单位交纳的培训费。
“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反正我得走人。”
１９８８年，北京市自动辞职，或采取“主动”被单位除名的有１４０００多人。他们中多数是企业的生产骨干、熟练工，也有走上工作岗位不久的大学生、研究生。
人们怎样看待这些“跳槽”者？他们现在的境况又如何呢？
“就业职工中途‘跳槽’，使企业生产和管理人员出现了断层。”人员流失严重的北京棉纺二厂领导对这种不甚平等的“人才竞争”发出惊叹，却又找不到对策。原来这个拥有９０００多名职工的国营企业，近年来人员外流达１０００多人。从年龄结构看，３０岁左右的居多。有挡车工、电工、汽车司机。
企业界人士认为，“跳槽”，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满本单位现状者有之；个体户的暴富，合资企业的较高收入，也是很强的吸引力。有些申请辞职者，事先已找好门路、衣袋里揣着已经联系好接收单位的调令。这种人横下心要走，拉也拉不住。北京某国棉厂计算机室有位助理工程师，“跳槽”到一家公司，马上被晋升为工程师，基本工资随之上涨。厂领导挽留不住，采取“冻结”调出措施无济于事。接收单位提出不要工资关系、人事档案，这位技术员不辞而去。
不是所有“跳槽”者都能马上找到合适单位，有的把自己的档案材料，暂时寄存街道办事处，尽管每年交纳１８０元保管费，也在所不惜。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首都的劳务市场，那儿没有“人情”、“关系”干扰，给每个求职者以公开、平等的机遇。一些有业务专长的人在市场上非常吃香，在去年西城区举办的劳务市场上，一个小伙子名叫周杰，会驾驶、电工和司炉，在场的４个单位争着要。这天上午，另外有５０多位有技术专长的电工、焊工，也都找到了比较理想的职业。
而那些无业务专长的“跳槽”者，却成了“困难户”，他们四处碰壁之后，想回原单位的也不乏其人。
“厂长，开开恩，让我回来上班吧。”记者在一家工厂采访时，就遇上一位哭哭啼啼的青年女工。原来这位女工看到从本厂“跳槽”出走的人，有的找到了轻松活计，有的增加了经济收入。她动心了，去年８月，向厂部递交了辞职申请书。厂领导考虑到她的实际情况，没有答应她的请求。但这位女工却采取旷工手段，一连３个月未露面。她被除名的目的达到了。可事与愿违，在家待了半年多，仍未找到合适去处。家人埋怨，邻里风言风语，在家待不下去了。今天，她第５次找厂领导。
“跳槽”进入流通领域的，则是另一番景象。在首都摊群市场一隅，一位身穿深灰色西服，脖子上系红色领带的“老板”说：“我真后悔离开工厂太晚了……”旁边一位身着牛仔裤，上身赤膊、满头卷发的青年接过话茬：“老弟，在街头摆摊售货，冬冷夏热、风吹、雨淋、日晒，还有许多麻烦事，看来你该多尝尝这些滋味罗。”接着，他用嘴噜了噜旁边一个空摊位说：“那哥儿前几天悄悄回到一家国营商店，重端铁饭碗了。”这真是，扔掉“铁饭碗”，又想“铁饭碗”呀！
“跳槽”者，并非都是为了钱。东安市场宣传干事姜冠军就是其中的一位。她从军十多年，从部队复员回京后，先后在市日化一厂任团委书记、厂办公室副主任，之后又到车间担任党支部书记。对她来说，在工厂仕途光明，并且每年还有两次向上浮动工资的机遇。问题是家离上班地太远，每天上下班路上至少４小时。今年２月，她来到东安市场当科员，经济收入减少了一大截。她心甘情愿。图什么？“每天上下班路途省时间，就等于延长了生命”，她坦然地回答。
王秋霞，快人快语。她来东安市场前是北京商业学院教师，夫妇已在商学院分到了住房，执教也有４个年头了。去年春季，王秋霞和部分学生来东安市场实习，她深深被名声日震的东安集团公司吸引。她说：我是学商业经济的，但一接触实际，就感到自己所学得的知识苍白。所以才来东安市场的。
大学教师来商场当办事员，连原单位分到的住房也退掉了，是不是有点吃亏？她爽朗地答：“我要求的是个人事业上的满足。”
究竟如何看待“跳槽”现象？经济界有关人士认为：这是对多年来的劳动分配制度的冲击，表明他们开始注重自身价值和竞争意识。
面对这种形势，如果采用“命令式”、“封闭式”手段，已无法解决商品经济发展中必然涌现出来的人才流动问题。
对策，只能从深化改革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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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突破徘徊？——农业发展问题讨论
“局外人”谈“徘徊”
——各界人士来稿综述
许宝健
本报开展如何突破农业徘徊的讨论以来，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撰稿，坦陈己见；同时，自称为“局外人”的机关干部、军人、教师、学生等也踊跃提出意见，献计献策。他们的意见虽不算系统，但内容广泛、实在，不应忽视。
实行保护性政策 调动农民积极性
发展农业有“三靠”，第一就是靠政策。许多来稿也把问题集中在我国的农业政策上。
四川重庆教育学院刘朝明老师提出转变农业政策的问题。他说，纵观世界各国的农业政策，可分为保护性和歧视性两类。前者对农业实行经济上的资助，后者对农业实行经济上的剥夺。刘朝明认为，我国农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取决于政策转变，具体包括：价格保护、生产保护、经营保护等一系列政策。
农业要上去，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的积极性从何而来？湖北省京山县委宣传部何永斌说，农民是粮食生产的“源头”，开源壮流，首先要让农民成为既有生产自主权、又有经营自主权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空军指挥学院徐东平认为，农业为什么徘徊？粮食为什么上不去？问题再简单不过，粮价低，种粮不赚钱，就不在上面下功夫。
确立农业主体 提高农民素质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张明琼撰文分析了农业陷入徘徊的原因。他认为，除了政策等原因外，还应下大力帮助农民提高素质。
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体。然而，占我国人口１／４的文盲绝大部分是农民。广东化州县合江中学的袁胜海说，一批批素质较高的农民务工、经商去了，种田人的素质越来越差。有不少只满足于种得下、收得起，根本谈不上科学种田，精耕管理。
也许，更令人忧虑的是下一代农民。铁道部第二设计院的刘云认为，农村中的青少年务农意愿日益低落，已成为农业发展所面临的最大危机。上海市某农业学校对在校学生搞了一次志愿调查，结果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学生只占２％。
湖北洪湖燕窝高中教师杜贵汶在来信中写道，突破农业徘徊要“治本”，本就是人，就是农民。在强调科技兴农的今天，农民素质不提高，农业很难上去。
天津师大的夏建海的文稿中还提到了农村干部的素质问题。他说，目前我国许多地区农村干部远不能适应要求。一些农村干部连最基本的法规和政策都不懂，根本起不到领导作用。而农业生产搞得好的地方，基层干部的素质一般也都比较高。
增强服务观念 建立服务体系
为适应农业经济发展的新形势，必须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社会服务网络。这是河北省赵县宣传部刘先宗的呼吁。他认为，加强社会化服务，就是抓住了当前农民最关心和农村发展中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广东省罗定县科委何松新在来稿中谈到，要搞好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都要加强服务。如产前的落实承包、农田基本建设、良种的引进推广、农药肥料的组织调运；产中的病虫防治、田间管理、技术指导；产后的产品销售、资金保证等等。可是，目前大多数地方的“服务”，还仅停留在催耕催种上。有关职能部门也由于过份强调经济效益而放松了服务。
四川省华蓥山矿务局一中谢仕聪老师建议，组织非经营土地农户，建立农民所需的产前、产中及产后的服务系统。
加速成果转化 发挥科技潜力
根据我国国情，农业发展首先要寻找的是土地替代品，而不是劳力替代品。而农业机械化的主要作用是替代劳动力。在我国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机械化对提高土地生产率、饲料报酬率的作用，远没有农业科技推广明显。据此，许多同志主张大挖科技潜力，用先进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和产量。
开滦矿务局王俭建议要加强农业基础科学研究。一方面加快研究、试验适应我国生产条件的高产粮食作物品种；另一方面要积极引进推广国外优质粮种。我国某些高寒地区地域广阔，被视为“不毛之地”，其实与北美自然条件类似。如果注意引进先进的农业技术、优良品种，开垦和发展这些地区，效益是可观的。
完善承包制度 加快土地改革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讨论中一个比较热的话题。解放军技术学院讲师濮小金提出，要发展多层次长期土地租赁制。具体步骤为：由包到租——变承包为租赁；由短到长——变短期承包为长期租赁；由少到多——变以户为单位的单一承包形式为集体租赁、专业租赁、联户租赁和农户个体租赁等。
实行“耕地兼并”，是河北省张北县政府办公室李志宏来稿的主题。他认为，解决农业后劲不足的问题，关键在于打破小农经济生产方式，逐步实行耕地的规模经营。随着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那些种田能手可以得到更多耕地。其结果，农村劳力将进一步分化，生产要素得到优化组合。当然这是一个长过程，急了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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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再谈“奖金效应”
陈前生
读《“奖金效应”谈》（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３日《人民日报》第５版），颇有同感，但觉意犹未竟，需再续上几笔。
奖金，顾名思义，是用于奖励的金钱。它和奖状、奖章、奖旗等都是为了调动人的积极性而设的。所不同的是，奖金用金钱作为奖励的载体，它是思想政治工作和物质利益原则的结合，既蕴含着精神动力，又蕴含着物质动力。奖金作为激励手段，如果运用得好，是会有效果的。
当今“奖金效应”之所以不理想，主要是相当多的人对奖金的认识失之片面。不少人只看重了奖金的“金”而忽视了“奖”。有些人甚至认为，荣誉不能当饭吃，只有“金”最实惠。这些人在拿奖金的时候，毫不悭吝地把“奖”作为“金”的包装扔掉了。既然只注意到“金”，一个月十块八块钱何足道哉？奖金对这些人能有什么激励效应？
还有，如今一些发奖金的人也只注意到奖金的“金”，忘掉了“奖”。他们说，现在一个月十块八块钱职工不在乎，用不着在这上面多花工夫。结果把发奖金纯粹当成分钱，排排坐，分果果，见人一份，甚至长年不上班者，一个子儿也不少。这种“奖金”还有什么荣誉可言？哪能刺激出积极性来？
有些人之所以觉得奖金效应不理想，还因为对奖金的期望值过高，结果未能如愿。须知，奖金就是运用得好，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发奖金如同其他奖励一样，是调动积极性的一种方法，但不是唯一方法，也不是根本方法。根本方法还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职工的思想觉悟，这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有人主张，奖金数额应由低到高逐年增加，逐步加大刺激，这样可以保持甚至提高奖金效应。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单位之间互相攀比，越发越多，有的奖金已超过工资许多。奖金效应呢？却越来越小，以至刺激出“不给奖金不干活的毛病”来，这就事与愿违，适得其反了。这样的教训是应该记取的。这不是说奖金不需要，而是说不能单靠，或主要靠这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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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家画廊
乡镇企业中的“明星”
——记马永道创办上海汇达针织总厂的经过
张国宝
他、马永道，上海奉贤金汇乡的一位普通农民，竟把一家乡间小厂办成了全国乡镇同行业外向型大户：一年创产值３７０３万元，在全市乡镇同行业首家上了国家二级企业。
７年前初春，乡里借拨给６０万元资金，要他创办一家新工厂。怎么建、上什么产业等都由他定，但务必在数年内发展成能挑起全乡工业经济大梁的企业。向来乐呵呵的马永道沉默了。
一个月后抉择作出：办针织服装厂，产品上外贸的。一时间，异议、责备、劝阻接踵而至：“你疯啦！现在‘内贸’针织服装正‘热’得上劲，好赚钱。而外贸的，撇开质量要求高与赢利低不说，拖了交货期限可得赔老本！”“哼，肥肉不吃挑骨头啃，准翻船！”马永道的回答是：“内贸针织服装业是虚热，外贸还没有多少人问，钻进去能占天地！”
二年后，全市内贸针织服装业猛跌，一批乡镇企业随之关门散伙。马永道创办的这家上海汇达针织总厂异军崛起，当年投资当年见效，产品陆续进入国际市场。
１９８５年初，马永道又与市针织进出口公司联营，这在当时上海乡镇针织服装业还是破天荒，厂里的干部职工忧心忡忡。但不久，他们深感马永道的这一步“棋”走得高。
联营后，马永道从市进出口公司请来一位“老外贸”作高参，请１０多位外销员为本厂长年业余信息员。厂里一年开发了走俏的３０多种新产品。４年来，全厂产品扩销至五大洲的１８个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量平均递增达３０万打，是创建头年的２０倍。
１９８７年深秋，马永道作为全市乡镇企业的代表参加市外贸代表团赴日本访问。日本大坂市的一家针织服装厂，职工仅１５０名，但与自己拥有８００多名的职工企业相比，人均产量高一倍多，企业经济效益还高出一截。“回厂后大刀阔斧上管理！”他说。
先是一系列“软活动”，如职工们参加厂里的“国际商场”模拟活动，车间主任以上干部则学习起企业管理学，使全厂干部职工迫切要求推进改革上科学管理。此后，马永道推出大动作：全面实施质量奖罚制、物耗奖罚制，全面实行全浮动工资制，严格厂纪厂规……
反差是强烈的！仅职工的经济报酬，按照工作效率两极高低相差一倍多。然而这一切的推行，风平浪静，即显成效。某车间加工一批销往澳大利亚的服装，质量稍出差错，共４００多名职工被扣除当月工资１０％，没有一人吵闹，发奋努力，后来居上，成为全厂产品生产难度最高的日本服装专业车间。漂染车间一位青工提出一条“统筹配料法”建议，年节省漂染助剂价值２０万元。
企业再次腾飞！在全市乡镇企业第一家获得市企业管理优秀奖、荣获全国乡镇企业出口创汇“飞龙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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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金杯人的意识
新华社记者 刘欣欣
“七五”期间，沈阳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改造投资４亿元，按国家规定可以拿出２０％即８０００万元的资金用于住宅等生活设施的建设，这意味着可以使几千人改善居住条件。可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百分之百的资金用于技术改造，生产的轻型货车和旅行车在全国同行业评比中连续４年夺魁，产量增长了两倍多。效益在全国汽车行业和全市各行业中都是一流的，但职工的收入始终控制在全市中等水平。总经理赵希友说：“从企业的前途和增加个人收入着想，不能只图眼前。我们还要勒紧裤带，先把技术改造搞上去。”
然而，“金杯人”这种“勒紧裤带”的奋斗精神，有人认为不合时宜；摆阔、讲享受、攀比消费成为一种“时尚”。有的企业、单位以各种名目想方设法多发钱物，效益不太好的企业也不甘落后。还有不少企业不惜挪用生产基金和技术改造基金给职工建宿舍。
“金杯”人始终没忘一个令人汗颜的数字：目前我国１００多家汽车厂５０万台的年产量，仅相当于美、日的一家中小型汽车厂，这个巨大的差距绝非短时间能消除的。再看全国，虽然经过１０年改革开放，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没摆脱穷国的地位和被开除球籍的危险，我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世界各国中的位次仍排在１００名以后！
国运待兴，危机尚在。切莫“暖风熏得游人醉，错把中国当美国”，以穷国之身，去同富国攀比消费。学学金杯公司，有点长远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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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良性循环怎么来？
——濮阳市连续３年巨额投资兴修水利的启示
何永增
这是河南省濮阳市一组发人深思的比较数字：
１９８６年，水利建设投资２０００万元，当年粮食增产６万吨。
１９８７年，又投入２０００万元，又增产９万吨。
１９８８年，再次投入２０００万元，再次增产５．８万吨。
如果考虑到这个有２８０多万人口、３９０万亩耕地的新建市本是个老灾区，就会看到水利在粮食增产中所占的份量。
早投入早受益
濮阳所辖的５县１区，仅沿黄线就有１６３公里，更不用说几经改向的黄河故道和背河洼地了。这里过去是出了名的老灾区。
濮阳市改变贫困面貌的首要条件是提高粮食产量，而增加粮食产量的突破口选在哪里呢？１９８６年新的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凭着不投入就不会大产出的抓石油工业的经济头脑，提出了“治水兴农”的战略思想。要实施这一战略，就要加大对农业的投资，而这对濮阳来说尤其困难？新建城市还是一纸蓝图，从书记、市长到一般干部住的还是寝办合一的简易房子，工业、商业、文教卫生、市政建设，百业待举，急需用钱。尽管如此，市领导还是从地方财政挤出了２０００多万元集中用于拓宽第一条濮清南引黄抗旱补源骨干工程。
２０００万元，约占濮阳市当年地方财政支出的１４％强，这需要下多么大的决心！在这项工程中，市长、市委书记还分别担任工程指挥长和政委。指挥部就设在工地上，各县、乡、村，抽调得力干部到第一线包投资，包任务，包质量，包工期，并立下军令状，根据完成情况兑现奖罚。广大农民听说要挖渠引水，踊跃参加，施工高潮，参加的有４万多人。
投入要顺应自然规律
濮阳市贫困的主要因素是水。建国３０多年来，党和政府曾对沿黄滩区和背河洼地进行过多次治理，投入了不少资金，但大都事倍功半。
钱没少花，事没少做，为什么效果不佳，教训在哪里？濮阳市的当家人反反复复地思考着。他们一次次深入调查，还组织２００多名科技人员深入实地勘查比较，请来专家教授论证。最后，决定一改过去撒胡椒面的投入形式，将资金集中使用，科学投放，重点开发，投资重点由挖河修渠转向高台密封井，兴建移动提灌站。新的开发方针一经确定，市里就集中物力、财力，动员了沿黄１５万群众大干了一个冬春，打高台密封井２５０眼，新建桥涵闸门２０３２座，改建引黄闸门４座，扩大有效灌溉面积１７万亩。接着，改土试种水稻１０万亩，取得了平均亩产粮食３００公斤的好收成。初战告捷使人们看到了光明，老光棍村王窑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将一袋透净的大米背到了市长的家里以表感谢脱贫之情，他们说：这可比政府拿钱买粮送给我们高兴。
花钱就要花到地方，濮阳市近几年对每一笔投入项目都严格把关。为了避免盲目投资造成浪费，坚持了对所投资项目先搞试点，再由点到面加以推广。
濮阳县梨园乡组织１４个行政村搞科学投入综合治理，一年实现粮食总产、亩产、人均产、人均收入４个翻番。他们的经验很快在全市加以推广。
各式各样的投入形式
人们用投１增３或投１收５来比喻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效益。既然如此灵验，那么人们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各式各样的投入形式也应运而生。
市里兴建一座纺织厂，他们采取工人带资就业和动员社会集资的办法，使工程很快开工；比较大型的农贸市场，以及商店旅馆也大都由商户们自己投资，市里统一组织等形式，资金竟源源不断。这些乍听起来似乎与农业的投入没有关系。怎么没有关系呢？市府的领导同志说，这几项就减轻了市里近千万元的压力，省出的钱又用来投入到农业上了。这叫“迂回投资”。市里是这样，县里、乡里、村里也主动得很。范县是有名的穷县，在水利投资上却是不遗余力，开挖大小渠道２００多条，全长４００多公里，相当于范县到北京的路程，这些工程迅速扭转着贫困的局面。
台前县的姚邵村，通向黄河的干渠，需占用邻村６亩耕地，几经协商，他们以每亩一年１５０公斤小麦、１００公斤大豆的租用报酬，与邻村签订了３年合同，一下扩大灌溉面积近千亩，使全村的全部耕地７天即可普浇一遍水，当年小麦每亩增产１００公斤，大豆增产５０多公斤，人均收入一年增加１２４元。他们说这叫车到山前必有路。
还有党员干部带头集资自办水利的，国家职工捐资办水利的，几户联办的，几组联办的，几村联办的。以经营服务为主的农民专业打井队，旧井维修队等活跃在整个田野。
据统计，１９８６年以来，全市共开挖、整修沟渠４６７０多条，新打机井近７０００眼，机井总数达到４．１万多眼，配套近４万眼，有效灌溉面积达２９２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７５％，形成了遇旱能浇，遭涝能排，遇碱能治的水利工程体系，大大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因而才有了前面所说的连年增产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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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为方便渔民在海上作业，江苏东台市水产公司驻港收购站最近在海上配备服务船，船上设有40多种渔民急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对患病的渔民免费供应药品。这是渔民正在该船选购物品。
张光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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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棉花 哈笑（原载《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