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蔷薇带刺留真香
——读《中国百家讽刺诗选》
孙重贵
收到罗绍书选编的《中国百家讽刺诗选》，读后细细品味，果真是“蔷薇带刺留真香”。
这本书选入一九一九—一九八六年一百○一位诗人的讽刺诗佳作二百三十九首，是现代近七十年讽刺诗的一幅缩影。
所选的讽刺诗，短小精炼，生动活泼，风趣幽默，刺锋犀利，通俗而不寡味，含蓄而不晦涩。
写诗难，写讽刺诗更难，写好的讽刺诗更是难上加难。何谓好讽刺诗？诚如编选者在《后记》中所述：“应是讽刺与幽默两重属性，并多以揭露、鞭挞、嘲讽有碍于社会发展的丑恶现象而见美。”有人把讽刺诗誉为蜜蜂，既有刺，又有蜜，笔者颇为认同。
编者罗绍书先生是位写讽刺诗的中年诗人，他在选编此书时，态度严谨，既选入了一定时期影响较大之作，又选入了诸家所无，一家独创的作品，同时注意风格的多样性，无论是自由体、格律体、歌谣体，有韵无韵的，运用传统手法、新手法的，皆择优入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以诗选诗，不以人定目。因此，读这些诗作，而鸟瞰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讽刺新诗发展的概貌，可听到诸家不同凡响的心声。
书中附有每位作者以讽刺诗创作为主的情况简介，特别令人耳目一新的是载入了一批诗家的创作论见，如鲁迅、臧克家、公木、公刘、流沙河、雁翼、易和元、边国政等，令此书的内容更加充实。
诗人臧克家特地作序《讽刺诗这朵花》，画坛奇才黄永玉为该书书名题字，而书中插画分别为华君武、廖冰兄、江帆、刘雍四位漫画家所绘，令此书大为增色。 “笑忌假情味，刺须真笔锋。诗家凝血处，读者有心通。”信也！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时代面貌的真实记录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评介
殷白
《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１２００万字，１０编，２０集，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４０周年前夕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当代文学史和人民文化生活的一件大事。加上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延安文艺丛书》、部分解放区的文艺“选集”，我们有了一部（除了长篇小说外）大体完备的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文学大全。这对于保存文学史料，研究、继承传统，和对子孙后代的爱国主义教育，都有重要作用。
“书系”依次分为文艺运动、理论和论争、小说、报告文学、散文与杂文、诗歌、戏剧、电影、通俗文学、外国人士作品等１０编，选编作品的时限为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芦沟桥事变起，至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止，个别作品有适当的上延和下延。“书系”范围的“大后方”，基本上为除解放区、沦陷区外的国民党统治区，并依据对抗日时期文学所起的实际作用，包括香港在内。
首编“文艺运动”，为大后方抗战文化、文艺的指导性文献，既选了周恩来、郭沫若、茅盾的文章，也选了张治中、张道藩、王平陵的文章；既选了《抗战文艺》发刊辞等史料，也选了《文艺春秋》发刊辞等史料。只是在“书系”总体的量和质上不可能对等，这主要是由历史实况所决定。
“理论与论争”编，选编了抗战时期大后方文艺理论建设和有关文艺问题争论的著述。值得提出的是，选辑了抗战８年中发生在大后方的６个文艺问题的争论材料，即：“文艺大众化问题”，“暴露与讽刺”问题，“与抗战无关”论，“民族形式”问题，“战国”派问题，“主观论”和“生活态度”问题，主编蔡仪写了长篇序言，对这些争论及其历史背景作了归纳和介绍。
现实主义，贯穿整个抗日时期的大后方文学，处于无可争议的地位。文学的战斗性被提到首要位置，文学的认识功能和美学价值，交织在这一时期的作品和见诸评论。抗战文学正是从这些方面产生当时的社会效益，取得读者的赏析和承认。
在民族敌人血腥的屠刀面前，作家与人民同命运，共患难，其生死相依的关系，从来没有抗战时期这样密切，正如小说编序言中所说：“我们要教我们今天的年轻人知道我国近代史上还有８年抗日战争的灾难，他们的老一辈人是怎样过着流离恐怖的日子，……作家中有的人亲身到前线或去敌后参加了抗日战争，有的在流亡途中尝尽了逃难的苦头，有的处在后方，也在炸弹声中惊魂动魄，不得安宁……”。诗歌编序言也回忆了当年情景：“不管江南塞北，不论男女老少，田园家室，安宁温馨，一切都在苦难、破碎之中，啊，山河无处不烽烟……”。岁月抹不掉历史的记忆，作家与人民休戚相关，产生着战斗的文学——“它为着痛苦的民众，呼出悲怒的叫号，它为着神圣的祖国，争取前途的光明！它号召着战斗，他报告着未来的希望，像一道光华的长虹，划破了世纪的晴空，像一群勇敢的海燕，冲击着时代的阴霾。”
作家与生活的关系，在当时的大后方，尽管还受着人为的和物质的种种限制，但是战争驱使大批作家离开沿海城市，走向内地和农村，前线和敌后，开阔了生活的视野，激发了创作的活力。
政治，这个在八十年代被宣称要疏远冷落的字眼，在抗日战争年代，却是作家很自然的朋友，作为生活的普遍内涵，进入作家的主体意识，因为抗战的成败，系着民族的生死存亡，决定人民做主人还是为奴隶的命运。作家们自觉服从“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准则，熔铸于自己的生活和艺术之中。关于这一历史和文学的客观进程，夏衍有一段很好的说明——“马克思读了《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之后对作者海涅说：夜莺和百灵鸟的歌声是很美的，但今天，德国更需要有时代的诗。抗日战争时期是战争和革命的时代，当时在大后方的作家，除了郭沫若、叶圣陶、闻一多、朱自清、茅盾之外，绝大多数人都还是二三十岁的热血青年，在这种主客观条件下，希望或要求大后方文学能达到用优美的形式来表现急剧变化着的时代，要达到政治内涵和美的形式的高度结合的境界，还是难以实现的理想和责备求全的苛求。抗战时期的大后方文学是‘时代的诗’，是洋溢着爱国主义热情的文学。”（《总序》）
正是作为“时代的诗”，大后方抗战文学发出了那个时代的巨响和沉吟，慷慨悲歌，哀怨决绝，似雷似鼓，如泣如诉，组成了一部中华民族决死求生的战斗交响乐——“日本侵略军在屠杀，中华民族在拚搏，中国人民的血在迸溅，中华大地的火在燃烧。”（《报告文学编序言》）
我们暂且不以艺术论先后，不妨从易于直窥内涵的报告文学、诗歌和外国人士作品中随意摘出几组篇目来：——《芦沟桥畔》、《血战台儿庄》、《保卫黄河》、《血染的军旗》、《当南京被虐杀的时候》、《成都，我把你摇醒》、《夜夜梦江南》、《一九四三——蒋介石开始失去民心》、《到敌人后方去》……这难道不是——铁与火的历史、血和泪的诗篇！它牵连着全民族生死荣辱的感情，躁动着千百万死难同胞不安的灵魂，难道不应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记不忘！这是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包括大后方和解放区）中国文学生命力之所在，是这个文学永存于文学史册的价值之所在。
它又是一部时代的备忘录，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见证。可以作为深受这场战争之害的中国人民、日本人民的暮鼓晨钟，可以作为日本国内少数人企图篡改历史的军国主义者的黄牌警告。
这里特别值得感谢的是外国人士写中国抗战的作品，更加具有客观的公正性和道义性。据选编者林亚光同志介绍，这一编是从２０００多万字的资料中选出的６４万字，有４０位作者的７０篇（题）作品。选编者认为：“由于作者渗透在写作中的文化意识，比照眼光和真知灼见，这些作品具有文化历史反思的价值和现实意义，至今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们对于研究者及文学创作和欣赏者，特别是对于人们探讨文学作品生命力之谜，也具有借鉴作用。”（该编《后记》）
在全民团结旗帜下的中国抗战文学，其主题的生命力来自抗日和民主。抗日和不抗日，民主和反民主的斗争，险象环生的矛盾的尖锐性和复杂性，益增文学的悲愤感和时代价值。夏衍指出：“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和无党派作家可以在一起开会，座谈，可以搞集体创作（如武汉时期的《国家至上》、广州时期的《黄花岗》），乃至可以同台演戏，可是１９３９年之后，要这样做就不容易了。”（《总序》）而八年抗战大后方文学的优秀之作，大多数产生于抗战的中期和后期，如艾青的《火把》、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寒夜》、郭沫若的《屈原》、茅盾的《腐蚀》、曹禺的《北京人》、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沈从文的《长河》、张恨水的《八十梦》、沙汀和张天翼的短篇小说、马凡陀的山歌……可以列出一长串《书系》编入的或存目的当代名家的优秀之作，正是在文网森严的高压下产生的，特别是杂文的崛起和历史剧的大量涌现。戏剧选编者石曼在《后记》里提供的历史剧《天国春秋》和《屈原》演出的实况，具有现实和文学的规律性——“阳翰笙的《天国春秋》写于１９４１年９月，这时正值皖南事变之后，作者借太平天国的历史教训谴责顽固派同室操戈、破坏抗战的罪行，当年１１月１６日即由中华剧艺社在重庆国泰大戏院上演。每当剧中人洪宣娇在醒觉后深自忏悔地喊出：“大敌当前，我们不能自相残杀！”观众席中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在校订中，发现１９４４年群益版的《天国春秋》，竟无前面提到的洪宣娇那段烩炙人口的台词，显然当时是为了通过检查的关系，这次已经恢复。”
“看过《屈原》演出的人，听到《雷电颂》的每一句诗，都像在心里添了一把火，全身热血都会沸腾起来，那‘爆炸吧，毁灭吧！’的吼声……这本是郭沫若借屈原之口，喷发出自己的愤怒，当时人们到处响应着诗人对现实的愤怒，它像冲破阴霾的生命之火，传播在广袤的大后方。”
与戏剧相比，当时大后方电影是薄弱的一环，其原因始末，张骏祥在该编序言中有所论述。难能可贵的是，由于选编者的艰苦努力，在有关方面的大力协助下，克服文字资料奇缺的困难，终于选出２１部电影成编。其中有几部是从仅存拷贝中，依据影片还原为剧本的，填补了空白，又重新获得了文字资料。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编者们在《后记》里说：“如果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中电影成为空缺，我们将愧对前辈和后人。”这种心情，也是全体参加选编者的心情。通俗编的沙里淘金，诗歌编的新旧体并蓄，都是工作繁难的创举。“书系”１０００余万字，篇目盈千，除了电影编，都是从十倍几十倍资料的“普查”基础上筛选出来的，“普查”的深广度各编都有差别，但选编态度的严肃认真却是一致的。
在纸张昂贵，出版界竞争经济效益，严肃书籍出版困难的时候，重庆出版社卓具胆识，毅然担负起这套浩大《书系》的出版重任，赢得出版界、文艺界的赞佩。《书系》编委会勉力完成编务的欣慰之余，在揭诸卷首的《编辑的话》里，写了如下一段寄托心愿的文字：“‘书系’作为一个时代的重要文学史料的初步汇成，还有待于读者的批评，有待于出版界的批评和继续完善。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后方和解放区之分，是历史的产物，犹如今天还存在大陆与台湾之分一样。文学是属于人民，属于祖国，属于时代的，但愿不久的将来，有一部分区域的统一的更完备的中国‘抗战文艺’的巨卷面世，作为一个伟大时代的苦难历史的见证，永远留给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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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陨落的流星
——舞剧《西天的流星》观后
赵国政
一队面朝黄土背负青天的唢呐吹奏者们，在旷远寂寥的高原上行进着。在那绵绵缕缕的曲调中，有呜咽，有啜泣，有辛酸，有血痕，有坚毅不拔的抗争，有无可奈何的叹息……这队唢呐吹奏者们有如阅尽千古沧桑的历史老人，通过那绵绵缕缕的曲调，为人们讲述一个可歌可泣、警世铭心的故事：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女战士们在奉命西征中，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战殁于河西走廊。她们从精神到肉体受尽了敌人的百般凌辱，但对革命的信念矢志不移。不幸的是当她们逃脱敌人的虎口后，却遭到了自己人的怀疑和拒绝，不得已使她们流落于民间。三十年后“红卫兵”又将她们提押到“革命”的审判台，作为“叛徒”进行无情地摧残和辱诟。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辉驱散了荒谬的雾障，被历史封尘了四十余载的沉冤才得以反正；备受磨难和委屈的女战士们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虽已垂暮之年，但她们变得年轻了……这就是由青年舞蹈家左青编导，潘引红、王文蔚、段剑平领舞，兰州军区战斗文工团演出的舞剧《西天的流星》的剧情梗概。
不错，舞剧是以恸人心腑的悲剧面貌出现的，但当人们透过其悲剧的氛围，深入领略它所揭示的内涵并咀嚼其余味的时候，不难发现，它不是在揭疮疤以示脓肿，寻苦涩以使人颓丧；相反它却以充沛的情感和坚定的信念向世人昭示：在革命的进程中，无论是凯歌频传也好，还是暂时的受挫与失败也好，都是彪炳史册的辉煌业绩，都是为共和国的大厦奉献上的基石；而作为革命者个人，是英雄式的凯旋也好，还是一时地忍屈含辱也好，只要胸中那盏信仰的明灯不灭，终究要燃爆出无比的光明来。这就是这部作品通过它的悲剧效果，撼动观众心灵的艺术力量之所在。它的意义恰如《西天的流星》这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剧名一样：披着英雄的光泽，闪着真理光芒的流星，在历史的夜空虽然消失了，但她没有被烧毁，也没有被撞碎，而是牢牢地落在了人们心灵的土壤上，继续演奏着她那英雄的交响。既警醒着来者，也启示着后人。
当前，在舞剧剧体的营造上，不难发现存在着这样两种难以协调的两极：要么是循循相因，剧式陈旧，引动不起观众的新鲜兴味；要么是盲目超前，使观众在迷茫中无动于衷。《流星》的作者却力求避免这种各执一极，使观众造成欣赏上的困惑；而是力求达到叙事与抒情、抽象与具象、深藏于古老土地中的审美取向与伴随着时代而来的新鲜的艺术情趣较好的谐调与熔合。这种追求尽管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是面对现实，从大多数观众的文化层面出发，因而是可贵的。
作品中有的地方似乎缺乏节制，如表现敌人奸淫女俘的场面，在分寸上应有更好的把握；有的地方又显得模糊含混，如“梦魇”的场面在深化剧情上尚感推动力不足；有的双人舞很精采，有的则感平淡。但剧中不少地方的确闪耀着很有创造、很能引人入胜的亮点：如红军女战士在“红卫兵”的胯下受辱，剧情闪回后又在敌人胯下受辱的舞蹈，搅动得观众真想为这些女英雄们的命运放声一哭的效果。战斗场面也别出心裁，大幕只提到人物的腰部，有如电影手段的大特写，弹尽粮绝的女战士们被扼制在地上做着最后的撕拚，敌人铁骑肆无忌惮地疯狂践踏，烟雾中配以强烈的反投光，更显出战争之惨烈以及敌人嗜杀成癖的残暴性格。这种处理完全跳出了因袭已久的“武打”式的套路，为战斗场面的舞蹈辟出了一个新的景观。前面提到的面朝黄土、背负苍天吹奏着唢呐的人们，先后三次穿插于剧情中间，既起着故事叙述人的作用，还起着“音乐帘幕”的间隔作用，更有如调动着苍天厚土为我华夏女儿的赤肝烈胆昭示千秋的见证作用，使舞剧愈加悲壮，使题首愈显深远。
（附图片）
舞剧《西天的流星》中的一个场面 田宗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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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比较研究的新收获
——读《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
黄侯兴
张恩和的《鲁迅与郭沫若比较论》（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对于在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有过重大贡献并且可以代表发展方向的两位文豪，作了较系统的比较研究。比之过去某些简单化的类比或自挟成见的批评，它在立论的态度和比较的方法上，都有明显的进步与突破。
《比较论》在对作家进行纵横比较时，注意到了多层面的历史考察，即顾及作家的全人、他们的全部作品及其生活的客观环境。它将全书分为“总体比较”、“平行比较”、“交叉比较”三篇。既从总体上把握了鲁、郭生活的时代、环境、家庭、经历的差别，从差别中分析他们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想形成的过程，他们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培育的因素；又从平行上阐释了他们的政治观、哲学观、文艺观及各种文学创作等的异同，从异同中论证他们在文化事业上对中华民族作出的奉献，比较了他们在创作思想与艺术追求上的差异。
恩格斯说：“任何一个人在文学上的价值都不是由他自己决定的，而只是同整体的比较当中决定的。”《比较论》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全面考察了自“五四”以来各个历史阶段鲁迅、郭沫若的不同业绩，从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大背景中把他们与同时代人进行“整体的比较”，从而论证鲁迅、郭沫若是新文学灿烂群星中的“双子巨星”。这种整体比较，是在单项比较的基础上作更广泛、更深层的开掘，把研究工作引向深入。《比较论》在这方面作了许多有益的尝试。
在交叉比较中，就鲁迅与郭沫若的关系，他们之间发生过的龃龉，《比较论》避免了过去存在的“抑郭扬鲁”或“责鲁袒郭”的倾向，力求用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反思。作者没有就他们之间是否属于宗派主义、小集团主义的矛盾性质进行辨析，而是多视角地比较了他们之间由于经历、思想、性格、气质、情趣迥然有别，加之“左”的社会思潮、文艺思潮的影响形成的种种纠葛，以及由此出现的失误或误解，因而更令人信服。总之，该书在双向比较中注重本质的分析，即鲁、郭在革命大目标方面的一致性，从他们内在的联系和发展去作出合乎事实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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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文学论》出版
肖云儒的《中国西部文学论》已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国西部文学研究丛书”中的一种，书中评述了西部文学的美学风貌，文化结构，以及西部文学精神。作者把西部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完整的文学现象来研究，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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