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青年热门话题
机关干部的“忧患”
姚峰
我是一名机关干部，妻子也在机关工作。两人每月工资加上洗理费、物价补贴零七碎八满打满算二百多元。加上一个孩子、一个保姆，生活之难可想而知。
收入上不去，支出压不下来，其结果必然是“财政赤字”。闲暇时，我不愿逛商店，尤其不愿和妻儿一起逛商店。面对那琳琅满目的商品，孩子那孜孜以求的目光，妻子探询的眼神，我受不了。七尺男儿、三十岁的汉，实在惭愧！
有人说机关干部是“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混半天”。这种干部不能说没有，但以此为由证明机关干部劳动强度低，收入少点理所当然，就不一定对了。且不说复杂劳动等于简单劳动倍加的理论，反正笔者在机关六年中，还没有过过清闲的日子，倒是经常加班加点，却没有多得分文。
嫌穷你不会跳槽？这当然可以，而且也有人跳了。眼热吗？有点，效仿吗？不想。再者，干这差使这么多年了，甩下不干，还有些舍不得。
有没有“创收”的门路？“门”是有的，而且洞开着。但不一定人人愿走这条路。机关多少有点权，像某些干部一样搞“权钱交易”，不费多少力，钱就来了。但这需要“转变观念”，放弃原则，无视法律。说真的，一般人还没有这个“勇气”和胆量。半夜三更爬格子，巧立名目拉父母“赞助”，也是“创收”办法，只是有些苦涩。还有那些爬不起格子，搞不到“赞助”的人怎么活？我真有些替他们担忧。
依靠父母终有止日，爬格子也并非易事。我常问自己，还能坚持多久？现在时兴“忧患”意识，我们青年机关干部眼下的忧患是：往下怎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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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雷锋式战士”乔文清
罗盘 秦淑文
去年１０月，《战友报》记者在北京军区某坦克团１００名战士中做了一次战士心态问卷调查。在“你身边最佩服的人是谁？”这一栏里，被调查者竟无一例外地填写了同一个名字：“乔文清”！
最近，北京军区授予乔文清“雷锋式战士”的光荣称号。
“连本职工作都干不好，还谈干这弄那？”
１９８４年１１月，苦闷的乔文清被当志愿兵的三哥的一张立功喜报激活了心，来到了军营。他决心像三哥那样，当个汽车兵。他干了３个月，在全团新兵军政考核时，取得两个第一、一个第二的优异成绩，受到了嘉奖。正在这时，连里却通知他到坦克训练基地学开坦克。冬天像冰窖，夏天似锅炉的坦克，使他的心凉了半截。他后悔当了兵，不然早成了“万元户”。指导员的劝导，才使他心里燃起一丝亮光。
只上过６年学的乔文清，到坦克基地后，对一些复杂理论弄不明白，他暗暗责骂自己：“连本职工作都干不好，还谈干这弄那？”他每天起早贪黑挤时间，反复背理论，练操作。８个月时间里，乔文清只是在训练结束时经领导主动提示后才回了一次距基地仅５公里路的家。
到家后他没坐稳，二哥就哭了起来。原来，打他这位能干的“烧窑师傅”当兵后，二哥一人难掌二窑，辛苦一年，不但分文不挣，还亏了１０００多元。前几天，刚把两座窑卖给了别人。乔文清原来的对象，见他当了兵，穷了家，也不愿再同他来往。亲邻好友劝道：“别傻气了，干脆回来吧！”
乔文清咬紧牙关干下去。在同一年参军的兵中，他第一批成为坦克一级驾驶员。
按规定，教练车驾驶员在训练期间必须到场，但不需随车。可他不论哪个驾驶员开车都一直随车观察。１９８６年４月中旬的一天，乔文清跟了一天的车，已经累得腰酸腿疼。当最后一名未经训练的驾驶员开车时，他突然发现油压表指示异常，便让立即停了车。经检查，发现油管老化破裂。坦克技师说，如晚一分钟发现，就要造成烧坏发动机的严重事故。类似这样较大的故障，他先后发现３次，避免经济损失３８０００余元。
他本想上前线当英雄，却干起了不起眼的小事；认为能给别人带来方便，才觉得快慰。
他曾多次找领导报名要求上前线都未获准，便转而将一腔热忱点点滴滴洒在了生活中的小事上。他数年如一日，每日提前起床为连队打扫环境，替战友洗衣、刷鞋、打洗脸水，还经常到炊事班帮厨。连队的厕所、猪圈、门窗、菜窖乃至营区的花草树木，处处留下了他劳动的痕迹。他常利用节假日推上小车，带着铁锹，到机关办公楼、礼堂、招待所、家属院等营区的各个角落打扫卫生。由于小车轱辘没有胶皮，推起来咯吱咯吱响，经年累月，不论大人还是小孩，一听到响声就知道乔文清来了。
１９８６年１月７日，朔风凛冽。乔文清看到连队洗漱室脏水溢了一地，便带几个战士去清理。污水井内臭气呛人，污泥黏稠。他抢先脱掉棉衣棉裤，跳下去用手抠淤泥。别人要替换他，他不肯，说脏一个人就行了。管道深处的淤泥抠不到，他就钻进直径只有４０多厘米的管道内，一点点往外抠，一气干了４０多分钟，直到晕倒在里边。
正如他入伍前曾将整窑砖瓦送给急用的乡邻而不顾自己盖房子急用砖一样，为了他人的快慰，他不计自己劳动的价值，马虎得犹如一些势利村人背后指戳的那样：“乔家又多了一个残疾人——疯子。”他到部队后，却精于过紧日子。以前，进行坦克换季保养时，每年得消耗１００多公斤擦车布，用脏了就扔。从前年开始，乔文清和他的学雷锋小组，主动把脏布捡回来，先用废柴油浸泡，再用碱水反复漂洗，继续使用。
“你就是一块石头，他也会把你捂热。”
乔文清为这么一件事抱憾至今。他有一位同时入伍的老乡，虽然家境贫寒，却喜欢和别人比阔。入伍时间不长，就借了一屁股债。后来，为了弄钱，上街行窃，被部队除名，遣送回家。乔文清多次替这位老乡倾囊还债，也屡劝节俭。由这位老乡的失足，思想互助的分量渐渐在乔文清心目中加重。
战士任洪友，大伙称为“惹不起”。当乔文清第一次找他谈话时，他头一扭，撇下一句：“乔文清，你其他方面我服，但你想做我的思想工作，没门。”乔文清未灰心，仍然一次次和他“磨”。
后来，小任拍着胸脯说：“从今往后我一定改。”但就在这句话说过不到１０天，小任又和炊事员打起架来。这一来，有人直截了当地对乔文清说：“任洪友生来野性子，和干部也敢顶嘴，就凭你那两下子，想治住他，太天真。”乔文清说：“做通他的思想工作是不太容易，但不能看着他往下滑呀！”乔文清劝周围的同志不要歧视他，要主动亲近他。在战友们的密切配合下，任洪友有了明显进步，参加了连队组织的学雷锋活动。战士们风趣地说：“和乔文清呆在一起，要想落后可不那么容易。你就是一块石头，他也会把你捂热。”近两年来，乔文清先后帮助３２名战友甩脱了思想上的包袱，其中大多数人有了明显进步，有７人还被评为各类标兵。朝夕相处，手足相抵，战友们都把他当知己，有些事不好给干部讲，却愿意找他掏心窝子。
“带动大伙一块干，‘小人物’也能造成‘大气候’。”
１９８７年３月，乔文清和战友白广威、王利成立了学雷锋小组。他说：“带动大伙一块干，‘小人物’也能造成‘大气候’。”他们３人经常到营区内外做好事，吸引了周围的战友。本营入伍前有一技之长的“小老板”、“缝纫师傅”、“木匠”、“修表师傅”等，也主动找上门，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乔文清学雷锋小组活动的范围由军营扩展到了驻地粮站，街道和车站等处。
驻地金沟屯粮站存放五六百万公斤粮食。从１９８６年开始，乔文清经常主动上门找活干，帮助倒库、晒粮或搞卫生。夏天在库里倒粮食，又热又闷又呛，不一会儿，人就成了“面人”、“泥人”。粮站每天出十几块钱雇临时工，也难以找到人。粮站保管看到乔文清连水也不喝一口没命地干，以为他是来挣钱的，就在墙上画“正”字记帐。几个月下来，老张催乔文清领工钱，乔文清说啥也不要。几年来，乔文清为金沟屯粮站义务劳动１３０多次。
在乔文清影响下，坦克团共成立２５个学雷锋小组。团党委连续两年破例给这个非建制集体的学雷锋小组记了集体三等功。乔文清本人也先后荣立２次三等功，７次受嘉奖，５次被师团树为“学雷锋标兵”和“优秀义务兵”，并被集团军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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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一身正气
“面条局长”
本报记者 景险峰
安康这个贫困地区的行署机关，出了个“吃喝专员”魏明生。这里介绍一位“面条局长”，他叫杨占山，现任郑州铁路局安康分局局长。
杨占山是１９８４年４月担任分局长的。两年来，不论是外出开会，回家探亲，还是现场办公，他经常乘坐本分局的列车。按照有关规定和惯例，分局领导乘车，列车长首先要汇报工作，同时要安排招待饭，标准一般是“四菜一汤”。开始时，端上四个菜，杨占山让撤下三个。他说：“我一个人，四个菜吃不完，都浪费了！”后来，他一上车就交待：“吃饭越简单越好，不要麻烦餐车，一碗面条就行了。”记者访问了几位列车长，他们都说：现在谁都知道，杨局长乘车只吃面条，大家称他为“面条局长”。在杨占山带动下，安康铁路分局几位领导乘车用餐，大都是一碗面条了事。
安康分局有几位领导（包括杨占山），与爱人两地分居。过去在别的分局时，个别领导吃饭时，有喝一两杯酒的习惯。到安康以后，又拎着酒瓶上小灶。杨占山耐心陈述利弊：“咱们在小灶吃什么饭，职工每天都看得一清二楚，你喝的酒是不是自己买的，别人怎么知道呢？有酒还是在自己房子里喝好。”他一再叮嘱分局生活段的领导：“外面职工食堂卖什么，里面小灶就吃什么，做得清淡可口一些就行，不得搞特殊化，只图个方便。”
分局办公室负责同志告诉记者，１９８７年，杨局长退回奖金１６００元；１９８８年，退回奖金８００元。记者追问：“退的奖金为什么都是整数”？答：“发的都是整数呗。”杨占山认为，分局长负责全面工作，不要每个部门发奖金全都去伸手，如春运奖、节能奖、杜漏保收奖、劳动服务公司奖等等，这些奖金自己都不能拿。今年１月２８日，安康铁路分局实现连续１０００天无行车重大事故，安全生产跃居全路先进行列。郑州铁路局在奖励决定中明确规定，奖给分局长杨占山１００元，他连这笔奖金也没有拿。
杨占山不仅严格要求自己，而且能管好家属和子女。他当局长两年多，家属子女没有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和“油水”。今年５月１３日，他在铁路部门工作的爱人陪他到宝鸡看病，两个人同坐软卧席。杨占山告诉列车长，他爱人按规定不能享受软卧待遇，他如数补交了硬卧与软卧差价２６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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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民主评议 纵横监督
——保定地区“支部升级党员争优”活动纪实
河北省保定地区曾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党的活动一阵风，刮过以后无影踪”。如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使“党的活动”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前不久，保定地委认真总结近年来党的建设实践，在全区开展了“支部升级党员争优”活动。实行民主纵横监督，年终总评，表现好的评为先进或优秀，对党纪不严的，党风不正的，该调的调，该撤的撤，该处理的处理。
此项活动中，全区每个党员认真回顾近年来的思想、工作、作风等方面的情况，做出自我鉴定。然后由党支部组织召开党小组生活会，进行党内互评。为了避免党员互评中出现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现象，各基层党组织采取许多切实可行的有效方法，既有面对面评议，又有背靠背评议，有的还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分别填写评议票。
党员表现如何，群众心里有一本公正帐。一些县为了尽可能多的吸引群众参加评议，在全县普遍设立了群众评议箱。
经过评议，全区共评出先进支部２４７２个，一类支部６３２７个，二类支部２７７８个，三类支部２４７个；共评出优秀党员５０５９０名，合格党员３０３６４６名，基本不合格党员６０４１名，不合格党员９３１名。不仅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受到了一次党性、党员标准和党的观念的再教育，并且使先进党员有了荣誉感，中间党员有了压力感，后进党员有了危机感，所有党员都有了责任感。
“升级争优”活动中，通过自评、互评、党内评和群众评，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沟通了思想，交流了感情，解开了疙瘩，消除了隔阂。定兴县小北头村副支书王振水评议前认为，村干部整天搞计划生育、征购、提留、集资、清理宅基地，这些都是得罪人的事，让群众评议肯定好不了。但在评议中，大家都投了他的优秀票，使他感叹不已，感到党员和群众是能够正确理解和对待村干部的，表示今后要加倍努力工作，多办实事，感谢党员、群众的鼓励和信赖。
蠡县城关镇有１０名党员因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评为基本不合格党员，受到黄牌警告，并限定在１０天内作节育手术，结果这些党员３天就全部做了手术。东丹村一名党员抢占宅基地被评为不合格党员后，支部劝其退党，他痛哭流涕，当即退出抢占的宅基地，恳求支部给他改正的机会。对此，支部作出暂不除名的决定。
在“升级争优”活动基础上，一些县委开展了“双向评议”，使不少阴暗面得到曝光。阜平县委经过双向评议，从县直机关抓起，建立了清廉施政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先后没收了违章购买的小汽车２辆，对手续不全的２０辆小汽车给予单位罚款。吊销了３８个行政性公司的营业执照。县委从自身做起，狠刹吃喝风，今年１至４月，减少招待费１万多元。
对不合格党员，特别是党内腐败分子，保定地委坚决清除或处置，决不姑息。蠡县司法公证处主任魏喜孟，趁工商业户贷款之机，低息贷入高息放出，从中牟利。１９８７年３月，他通过各种关系，贷款２００万元，从中得息差款１３２４０元，构成了投机倒把罪，被开除党籍。
成福 霍林 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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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祠堂变成“老人之家”
今年初，著名侨乡福建石狮市坑东村，村头巷尾流传这样一段佳话：咱村干部带头移风易俗，破封建除迷信，改祖宗的祠堂为老年协会和老年娱乐中心。
安度晚年、娱乐身心，是老年人的渴望。去年重阳节后，坑东村党支部、村委会决定将几年前建造的一幢造价２９４６００多元的祠堂，改修成老年协会会址，改为老年娱乐场所。这一决定，起初有人不同意：祠堂是敬神敬祖的地方，堂内一直安放着４００多座灵位，让列祖列宗易位，这怎么行！经过干部们耐心细致的疏导，村民们很快改变了陈旧观念，并纷纷捐款捐物，几天之内捐款２５００多元，有的还捐赠了电视机、录音机、凳椅、乐器等，使改修计划得以顺利进行。
坑东村老年协会在一片锣鼓声、鞭炮声中成立。一座列祖列宗安放灵龛的大祠堂，变成了爷爷奶奶们的娱乐之家。石狮市、石狮镇人民政府特地派人前来祝贺，并赠送了“老年之家”的金匾。
黄海生 张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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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渔民遇险之后
范奉东 丁元沛
一位普通的渔民兄弟在异乡海上捕捞时，不幸被起网机把右腿绞成三截，肝破裂成两半，生命垂危。然而，他竟奇迹般地活了……
这一消息霎时从美丽的崂山县传到了日照市涛雒镇，顿时数千名干部群众悬着的心立刻放下了，人们相互议论着、传告着……
遇险的渔民是谁？怎样脱险的？为什么牵动着这么多人的心？笔者带着疑问，于５月４日启程奔波在崂山县、日照市寻找着答案。
４月２０日，风和日丽，山东省日照市涛雒镇的海员村和栈子三村的两条渔船正在远离大陆２００多海里的１０３海区捕鱼。１２点２０分，随着突然“咯吱”一声巨响，正在收网的叶京亮的右腿被起网机上的钢丝绳绞到稳车上，船长李永平也被推倒了。机手见此情景，迅速按下关闸，然而年仅２９岁的叶京亮还是被稳车绞了三圈，摔在船上，顿时昏死过去。渔船仍以最快的速度行驶着。经过长达８个小时，船才靠到崂山县工大海军码头前边。
此时，已是晚上８点多了，码头破例让他们靠了上来。两位值班的年轻海军战士跑上来帮着把叶京亮抬到了卫生所。止血、打针，卫生员小刘动作利索地包扎完毕，又打电话把情况向大队长作了汇报。
大约３０分钟后，汽车就从３０多公里外的团部奔驰而来。１０点多钟，叶京亮被送进４０９野战医院。
挂号、交押金、办住院手续，一切免减。救人要紧！
检查结果，小叶右腿骨被绞断三节，内脏出血，急需做手术。不到一个小时，军医们全到齐了。医务处卫主任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研究了一系列抢救措施，分成了抢救小组，郭新志、张荣奎等主任领着分头行动。主任郭忠昌亲临现场指挥，拿起了轻易不动的手术刀。开刀检查，发现小叶的肝破裂成两半，内脏积存约有１３００毫升血块。只有一根动脉血管没有断裂，生的希望眼看不大了。然而，军医们丝毫没有动摇挽救的信心。只要有一分希望，也要做十分努力。清吸血块，接血管，用针缝肝……豆大的汗珠布满了军医们的额头。
急需输血！１３个住在此地的外来的临时工和数名干部战士闻讯后赶来了。他们纷纷伸出了胳膊：“我是‘Ｏ’型血，抽我的……”“……”
１３００毫升来自五湖四海兄弟的热血，一滴滴地流入了叶京亮的血管里。两个半小时过去了，手术顺利完毕。也许是注入新的热血的力量，叶京亮睁开了双眼。
肝缝合手术１５天后，他们又给叶京亮右腿作了手术，用钢筋穿扒固定，用高超的技术接治腿伤。
在医院里，女护士不仅给他擦身子、洗衣服，还送书、送杂志，从精神上关怀他。
当叶京亮遇险的消息从崂山县传到日照市涛雒镇后，海员村和栈子三村的数千名干部群众非常着急，他们纷纷涌到叶京亮家，有的带着钱，有的带着营养物品，你１００，他５０，最少的２０元，他们把深厚的感情化作了实际行动。小叶出事后，妻子小郑不在家，责任田、菜园里的活儿，邻居和青年们主动帮助干了起来。海员村的党支部书记、栈子三村的村主任分别带着３０００多元钱和营养物品来了。他们带着数千群众的心意来了。
一人遇险，牵动着多少人的心呀！从那一件件平凡而又不平凡的事情中，从那一双热情的双手上，我得到了一种慰藉，同时也看到了人们闪光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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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碉楼夜话
本报记者 龚金星
四川茂县白溪乡，在大山深处。为识羌族独特的碉楼真面目，我们在这里停车。从乡政府出发，爬山半小时，即入白溪寨。６７岁的羌族老人周巷成把我们迎进了他家的碉楼里。他告诉我们，这座碉楼相传好几百年了。
羌族人民“依山居业，垒石为室”。以石块石片作原料，黄泥为粘合剂，建造碉楼碉房，是每个羌民的拿手好戏。施工时，他们不绘图、不吊线，也不用柱架支撑，而是凭艺术想象，信手而来。这种房子不仅坚固耐久，而且经多次地震不塌。碉楼通常分为三层，底层关牲口，中层住人，最上层储存粮食、物品等。
一日白溪游，流连忘返，不觉暮色苍茫。此时，山雨点点。两个多小时的山路，也有些腰酸腿痛了，我们便在一个名叫“下杜”的寨子里歇下。
赶巧，寨里的杜洪全家新碉楼完工。晚上，村里的男女老少到杜家饮“咂酒”，以示庆贺。杜洪全来请我们。作为远方客人，在男女老少边歌边舞中，我们饮了第一口酒。
饮完咂酒，在火塘边坐定。村民们围着我们聊了起来：
陈开宇，３５岁。作为一村之长，他和我摆的第一个话题，是寨子里的那所小学。显然，这是村民们关心的热点。他说——
下杜，１９７４年开始有学校，１９８３年撤销，原因是上边认为学校太多了。从此，寨里的小孩只得到１０里外的乡中心小学读书。小孩走不了１０多里路不说，还要过两座吊桥，家长也放心不下，读书的在寨子里快绝迹了。我是铁了心，逼老二去上学，可是读了两年，识不下２０多个字。原来他并没有在学校上过几天课，每天只是走到中途，就往回赶，边走边耍，太阳下山时，刚好回到家里。寨子里百几号人，没个读书的，急呀。大家一咬牙，凑钱，第一次凑５００元，用来做了课桌２０多张。不久，又凑起了第二个５００元，为聘来的老师添炊具，修理教室门窗。１９８６年终于恢复了学校，１０多名学龄儿童，放下羊鞭，背上了书包。到现在，有学生２２名，分一、二两个年级，一位老师上课。
我们山里人认准一个理，不读书，跟山外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为争取学校合法，我跑了好几趟县文教局，就是得不到承认。因此，学校的每一分开支都靠几十户村民自筹。尽管我们在尽最大努力，但总是有些难以承受。
陈聪莲，３５岁，五个孩子（四男一女）的妈妈。在下杜，像她这样年纪，有五、六个孩子的为数不少。我和她说起计划生育的好处。她说——
我也不想生这么多，儿多母苦呀。但我们这里天高皇帝远，没有几个儿子，是要受欺负的。若有个什么争执吵闹，腰杆子也硬不起来。再者，没有几个儿子，也富不起来。这上山下山是没路的路，一年少说也有好几千斤东西背上背下，没有男人也不行啊。虽然地少，山上有的是荒可开。你讲的这些道理，我们这里这两年也在说。
杜洪江，２２岁，读过小学五年级。我和他搭话时，几个小伙子打岔，说他父母正在给他找媳妇。上午，乡党委书记告诉我，这里父母包办婚姻还占相当大的比例。于是，我问起了杜洪江的婚姻观。他说——
结婚，还是要靠父母。一是经济上要靠他们。我们这里的年轻人一般只有结婚后，才有可能经济独立；二是不靠父母也很难找到对象，原因是平时与外界交往很少；三是父母物色的对象，不能不愿意，否则就是不孝顺。父母把我们养大不容易，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是父母给的，怎么能不听他们的？我的父母已为我备齐了一切结婚费用，我除了把家里的生产搞好外，很轻松。
坐在一角不吭声的是陈开福，５０岁，家在另一座更高的山上。下午，我们在往山上爬时，他在我们前头，在不成其为路的山道上，背着几十公斤马铃薯种，一步一步往山上挪，中途休息时，我们就认识了。此时，他因天黑路险，留宿在此。我和他拉起家常。他说——
家里８口人，６个小孩，最大的女孩１７岁，最小的１岁。承包了１２亩地，主要种马铃薯、玉米、胡豆。马铃薯一年收３万多斤，除留足口粮外，余下全部喂猪。每年养猪１５头，没办法运下山来，即使运下山了，卖的钱，还不够运费。１５头猪只能杀来吃，一年到头没什么蔬菜，只是马铃薯加猪肉。此外，能收千把斤胡豆，可换回将近６００斤大米，平常吃个新鲜。
夜１１点多了。山雨越下越大，山涧流水，越来越响。有些耐不住疲倦的羌胞已悄悄离去，毕竟走了一天山路，我也困顿不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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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省锦县高峰乡党委在抓好农村改革、开放的同时，十年来不放松政治思想工作和对党员、农民进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
最近，高峰乡乡党委又通过所属各村的十九个党员活动室，开展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伟大祖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三热爱”活动，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稳定农村各种秩序。图为达志岭村党员活动室在开展教育活动。
李铁成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