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总政领导会见十位烈士亲属
杨白冰说要把平息暴乱进行到底以告慰烈士英灵
新华社北京６月２２日电 今天上午，总政治部主任杨白冰，副主任郭林祥、周克玉、周文元，会见了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牺牲的现已到京的１０位烈士的３０位亲属，向他们表示亲切的慰问，对烈士的牺牲表示沉痛的哀悼。
这１０位烈士是：刘国庚、崔国政、王其富、王锦伟、李强、杜怀庆、王晓兵、马国选、李栋国、徐如军。
杨白冰首先感谢烈士的父母为人民养育了这样的好儿子，感谢烈士的家乡为军队输送了这样的好战士。他赞扬烈士们为捍卫社会主义祖国而死，为捍卫共和国的首都而死，为捍卫千家万户的安宁和幸福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他们不愧为党和人民的好儿子，不愧为新时期雷锋式的好战士，不愧为共和国的忠诚卫士。对在这场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亲人们不会忘记他们，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们，共和国不会忘记他们，人民解放军全体干部战士不会忘记他们，他们的功绩将永存史册。
杨白冰说，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是一场特殊的战斗，部队经受的考验比在战场上还要严峻。我们的干部战士为什么挨打，你们的亲人为什么惨遭杀害，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自卫能力，干部战士手中都有武器，完全能够保护自己。只是因为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和一小撮坏人混杂在一起，我们的干部战士为了不误伤群众，因此一让再让，忍辱负重，直至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他们的壮烈牺牲，不仅揭露了一小撮暴徒的凶残，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同时也表明了我们这支军队真正是人民的子弟兵，是真心实意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军委邓主席对解放军这次的表现给予了很高评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都很满意。广大人民对我们这支军队表示热情拥戴，对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烈士们无比感激。杨白冰说，党和国家对做好烈士的善后工作非常重视，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会见先期到京的烈士亲属时，专门作了重要指示，我们总政治部也作了认真研究，决心同有关省、市一起，安排好烈士亲属的生活。杨白冰说，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已经取得重大胜利。我们要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乘胜前进，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把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以告慰死难烈士的英灵。
烈士的亲属们在发言中表示，自己的亲人是为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保卫人民共和国而牺牲的，他们死得光荣。作为亲属，一方面十分悲痛，同时又感到非常自豪。他们对反革命暴徒妄图推翻人民共和国，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残害人民子弟兵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怒，希望党中央对这一小撮暴徒要除恶务尽，绝不能手软。他们对党、政府和军队的关怀表示深切感谢，并请总政领导转达对军委邓主席的衷心问候，希望他保重身体，健康长寿。在会见过程中，烈士王其富和徐如军的妹妹都表示要参军入伍，接过哥哥的枪，为保卫祖国贡献力量，两位烈士生前所在部队的领导当场表示同意接受。
总政领导向烈士亲属赠送了《邓小平画册》和慰问品，还转交了社会各界给戒严部队和烈士亲属的部分捐款，并同他们一起合影留念。
参加会见的有戒严部队领导同志刘振华、曹芃生，烈士家乡的省市有关负责同志。
第1版(要闻)
专栏：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
邓小平
编者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是我们立国之本。一个时期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之所以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人中颇有市场，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之所以发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学习、宣传、贯彻四项基本原则不力。今天，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在学习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重要讲话时，认真学习和领会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一贯思想，对于提高对这场斗争意义的认识，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提高贯彻执行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自觉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报征得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意，从他们编辑的《邓小平同志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一书中摘登部分论述，包括第一次公开发表的最后四段，供大家学习。
我今天要说的是思想政治方面的问题。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大家知道，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粉碎“四人帮”以至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一直是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的。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
总之，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央认为，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这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许可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
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这不行。中国要搞现代化，绝不能搞自由化，绝不能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且触犯了刑律的人，不严肃处理是不行的。因为他们搞的这一套无非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出非法刊物，实际上是一种动乱，是“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作风。不能让这股风刮起来。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理想是不行的，没有纪律也是不行的。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政治动乱，不安定，就不可能从事社会主义建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开放政策，同时也要求刹住自由化的风，这是相互关联的问题。不刹住这股风，就不能实行开放政策。自由化的思想现在也有，不仅社会上有，我们共产党内也有。要搞四个现代化，要实行开放政策，就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总之，一个目标，就是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一切都谈不上。治理国家，这是一个大道理，要管许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许有道理，但是没有这个大道理就不行。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１９８５年５月、６月）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的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这种自由化实际上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粉碎“四人帮”以后，全国人大在１９８０年通过一个议案，取消宪法中的关于“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一条。为什么做这件事？因为有一股自由化思潮。搞自由化，就会破坏我们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搞建设。
自由化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的，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自由化，自由化本身就是对我们现行政策、现行制度的对抗，或者叫反对，或者叫修改。实际情况是，搞自由化就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所以我们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提法。管什么这里用过、那里用过，无关重要，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在决议中写这个。我主张用。
看来，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你们注意看一些香港的议论，一些外国资产阶级学者的议论，大都是要求我们搞自由化，包括说我们没有人权。我们要坚持的东西，他们反对，他们希望我们改变。我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实际来提问题，解决问题。
（《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１９８６年９月２８日）
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２０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要搬那一套，非乱不可。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我特别强调有理想、有纪律，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再来一次折腾。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脱离了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一个凝聚力，就丧失了战斗力。那样的党连个群众团体也不如了，怎么领导人民搞建设？
（《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３０日）
少数知识分子煽动学生闹事，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还会发生严重的就业问题。中国的麻烦就在于人太多，每年新就业的青年有７００万到８００万，按资本主义方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当然，我们现在搞开放也吸收了一些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行之有效、可以同样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营方式。我们开辟多种门路，给青年就业的机会。但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１９８７年３月３日）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人们往往把民主同美国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的民主制度。我们不能搬你们的。我相信你会理解这一点。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三权鼎立、普选（我们没有这个条件），中国肯定是动乱局面。今天这个上街，明天那个上街，这个日子还能过吗？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所以不能从你们的角度来看待中国的问题。
（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的谈话，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９日）
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使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是不行的，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那就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如果允许这部分人那部分人上街，中国十亿人口，一年３６５天，天天都会有事。中国有中国的实际，这点我相信我们比国际朋友了解得多一些。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发展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年要有理想，守纪律。
（会见美国前总统卡特时的谈话，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９日）
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我们国家要改革，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这一点，什么都搞不成。我们已对历史事件、人物做出了迅速的、恰当的评价。评价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一个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自己国家的一段历史。中国处于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国人多，各有各的看法。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３６５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总的来说，中国人民是支持改革政策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稳定的，他们知道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我们的最终目标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美国有一二百年搞选举的经验。如果我们现在搞十亿人的选举，一定会出现与“文化大革命”一样的混乱局面。年轻人各执己见就会出现毛主席所说的那种“全面内战”。内战不一定需要枪炮，动拳头、木棒也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
（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的谈话，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６日）
我们最近十年的发展是很好的。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了，教育发展不够。最重要的一条是，在经济得到可喜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情况下，没有告诉人民，包括共产党员在内，应该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有了这个传统，我们就能抗住腐败现象，老干部就能管好他们的子弟。我们经过冷静考虑，认为这方面的失误比通货膨胀等问题更大。
（会见乌干达总统约韦里·穆塞韦尼时的谈话，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３日）
第1版(要闻)
专栏：
国防工业部门负责人会议强调
确保完成国防科研生产外贸任务
新华社北京６月２３日电（记者许志敏）国防科工委日前召开机电、航空航天、船舶、核、兵器等军工部门和总公司负责人会议，强调将动乱和反革命暴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确保今年国防科研、生产和外贸任务全面完成。
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主持了这次会议，各部门负责同志在会上发了言。会议认为，虽然今年１至５月份完成了全年国防科技工业总产值的３８％，产值与利润同步增长，但由于前一段时间国内的动乱，导致本来就很紧张的资金、能源、原材料配套件、交通运输等更加困难，全面完成今年国防科研、生产和外贸等任务相当艰巨。
当前国防科技工业的首要任务是抓好重点科研生产，特别是确保新型武器装备的重点型号、作战急需装备的完成。资金、能源、原材料、运输要优先保证承担重点任务和经济效益好的企业。
会议认为，国防科技工业必须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与各国的合作，极少数国家政府企图用停止技术和经济交往来压我们，只能促使我们更加振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会议要求进一步开展军工技术转民用和民品生产工作。今年上半年国防工业民品产值已占工业总产值的６７．８％，要重点发展技术密集、附加价值高、保证有效供给的民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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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江航运畅通无阻
５０天运客５００万人次运货９００多万吨
新华社武汉６月２３日电（通讯员游进）５月以来，长江轮船总公司１０万职工坚守生产岗位，使泸州到上海２６４８公里的长江水上运输大动脉畅通无阻，秩序井然。
这段时间内，这个公司职工的出勤率一直保持在９８％以上。在３０多条客运航线上，１４０余艘营运客轮和旅游船都做到准时准点。６月初，当大量旅客弃公路铁路走水路时，公司及时调整和增加航班，保证旅客走得了，走得安全。
从５月到６月１９日的５０天内全公司完成客运量近５００万人次，客运周转量１１亿人公里，完成货运量９００多万吨，为满足沿江六省一市工农业生产发展和人民生活、外宾旅游的急需，确保国家重点物资的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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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１２６名非法组织头头成员等到上海公安机关登记或自首
新华社上海６月２３日电（记者陈毛弟）记者从上海公安机关获悉：从６月１５日至６月２１日，已有１２６名上海“高自联”、“工自联”等非法组织头头、成员和其他违法犯罪人员前往登记或自首。
２１日是上海市公安机关规定违法犯罪人员登记、自首的最后一天。据上海公安部门介绍，在７天中前往登记或自首的人中有非法组织市“高自联”头头３人，市“高自联”成员和校“高自联”头头、成员６０余人。还有“工自联”等其他非法组织成员。这些登记、自首的人员中，许多人对自己前些时候的所作所为及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示后悔，认为自己的违法行为造成了动乱的局面。
一名姓陆的大学生前往公安机关登记时，沉痛地说：“我之所以参加了‘高自联’这个非法组织并参与活动，主要是受到一些谣言煽动而头脑发热。现在才认识到自己所干的事是错误的，一定要反省”。另一名大学生登记后说：“６月５日这天，学校贴出大字报，说北京死了多少多少人。又说上海马上要实行军管，昆山有部队开入市区等，我感到吃惊，也跟着去设路障，从事违法活动，并参加了非法组织。现在，我已明白了事实真相，我们的热情被人利用了，而且是‘自愿’被利用的。这只能说明我们头脑太简单，太容易冲动，太容易听信谣言。”
一名宾馆工作人员前往公安机关投案自首时承认，自己发表了煽动性演讲。他后悔地说：“现在看了首都反革命暴乱的电视后，使我大吃一惊。这些真实镜头，根本不像‘高自联’所宣传的‘血洗天安门’那样。这些事实使我猛醒，再不能听谣信谣，受骗上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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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晓波参与动乱被拘留
新华社北京６月２３日电 据北京市公安局提供的消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刘晓波去年１１月去美国访问讲学，在美期间与反动组织“中国民联”头目胡平等人关系密切，曾为“中国民联”起草《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支持煽动学潮。今年４月２７日，刘晓波从美国回北京直接参与并煽动动乱，已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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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错误估计大陆形势 派遣特务插手动乱
台湾当局掀起一股反共浪潮
新华社北京６月２３日电 本社记者综述：在北京发生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过程中，台湾当局错误估计形势，认为他们等待４０年之久的“反共复国”时机已到，在岛内外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国民党中央发表了声明煽动大陆同胞起来“迫使中共放弃四个坚持，并进而推翻中共”，同时宣布要募捐１亿美元来“支援大陆民运”，以促进“民运”目标的实现。
台湾当局的喉舌《中央日报》等报纸在这期间连篇累牍地报道了许多所谓“大陆新闻”，用谎言覆盖了版面；台湾国民党官方的“中国广播公司”增加了四个短波频率对大陆进行全天２４小时播音；台湾三家电视台也延长了新闻播出时间。台湾的谣言制造者们不但集“美国之音”、香港报刊谣言之大成，而且作了许多发挥。例如６月５日《中央日报》等台湾报纸分别以“血在流，肉在飞，万人殉难天安门”、“北京腥风血雨伤亡超过两万人”、“天安门前碧血成河”等醒目通栏标题编造了耸人听闻的谣言。有的报道甚至说，在天安门广场“当坦克轧上帐篷时，部分学生还在睡梦中”，忘掉了当时竟然还有什么人能在天安门广场上处于“睡梦”之中。
据台湾报纸报道，在北京动乱期间，国民党当局曾多次召开中央常委会和高层会议研究反共策略。特别是反革命暴乱被粉碎之后，台湾当局公开声言“光复大陆指日可待”，要“鼓励大陆同胞更勇敢地起来反抗共产政权，以政治反攻摧毁中共”。同时台湾当局策划了一系列的反共活动，如邀集岛内一些反共学术团体举办所谓“关怀大陆学生民主运动座谈会”，成立“文宣研究设计小组”强化台湾新闻界的反共宣传，台湾“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组织了有１００万人参加的所谓“手拉手、心连心”的反共示威活动。在６月初召开的国民党十三届二中全会上，有人发起成立“１亿美元支持大陆民主自由运动基金”，并以国民党中央名义设立了专户。在海外，台湾当局通过其驻外机构煽动一些华侨社团频频组织反共游行，并策动、资助形形色色的反共分子回大陆从事非法活动。
特别值得警惕的是，台湾特务机构在此期间指示其潜伏在大陆的特务分子并临时派遣特务来大陆加紧活动，插手动乱。６月１１日，国民党中央大陆工作会主任萧昌乐直言不讳地说，“大陆地区的民运，就是因应我们对大陆工作的绩效最好证明”，因此中共“将箭头指向台湾，我们没有必要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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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美化首都迎接“七一”，戒严部队一些官兵顶着炎热从天坛公园向天安门广场运送鲜花，布置在毛主席纪念堂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刘选启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