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国内新闻)
专栏：
暴乱平息后的沉思
——试析事态的发展为什么走向青年学生良好愿望的反面
郑言实
从极少数人阴谋制造动乱，到平息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首都人民以至全国人民经历了一个又一个焦虑不安的日日夜夜。当６月９日凌晨戒严部队在恢复了本来面目的天安门广场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的时刻，当全国人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军委邓主席精神饱满地接见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时候，人们紧悬了一个多月的心，才开始平静下来，才真正地意识到，我们的共和国又经历了一次两种前途、两个命运的搏斗，中国共产党又一次领导人民取得了捍卫无产阶级政权的历史性胜利。现在，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鲜血擦亮了人们的眼睛，痛定思痛，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青年学生开始了冷静的思索。许多人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事态的发展会走向青年学生良好愿望的反面；为什么看起来是“促进民主、整治腐败”的学潮，会导致一场骇人听闻的反革命暴乱？
可以肯定地说，从起初的学潮很快发展成动乱，最终酿成了一场反革命暴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国际大气候与国内小气候相呼应的必然结果。卷入这一事件的人，情况十分复杂。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有国内国外各种政治势力插手，而且党内党外一些阴谋分子、反动分子也在台前幕后频繁活动。即便在学生中间，也有着迥然不同的情况：有极个别非法组织的头头，本身就是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一些策划者和组织者；还有极少数学生在事态的发展中分化出去，站到了错误的政治立场上，最终与反革命暴徒为伍；而就大多数青年学生来说，包括那些在一段时间内失去了理智、有一些过激言行的学生，却是怀着良好的愿望，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被卷入了这场复杂的斗争。对学生中的极少数坏人，随着斗争的深入，人们会越来越看清他们的面目。而广大青年学生应该从这次事件吸取什么教训，却很值得我们共同反思。
（一）
从今年４月中旬第一批学生被鼓动上街游行开始，青年学生的活动就始终受到极少数阴谋制造动乱的人躲在背后的煽动和利用。党和政府曾经反复地告诫青年学生，这极少数人的政治目的，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企图通过学生搞乱社会，达到在安定的条件下他们所达不到的目的。但遗憾的是，学生们被一种幼稚的政治激情所左右，没有能听进党和政府多次的忠告，不相信这会是事实。直到极少数人公然喊出“拿起武器、推翻政府”的反革命口号，叫嚣“要杀死４７００万共产党党徒”的时候；直到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公安干警为保卫人民共和国流血牺牲的时候，一部分青年学生才幡然醒悟，感到自己的“爱国热情被坏人利用了，深感内疚，痛悔万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
事实上，早在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极少数人就在一些高校内外密谋策划，要借纪念“五四”运动７０周年、建国４０周年、法国大革命２００周年等时机，煽起学潮，挑起事端。他们四处煽风点火，叫嚷“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要“取消党派、解除四项基本原则”，要“打倒共产党、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要“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推翻社会主义制度”。４月１５日胡耀邦同志逝世，这些人认为有机可乘，决心大闹一场，阴谋乱中夺权。他们的基本策略，就是始终把青年学生推在第一线，当成他们制造动乱的工具。我们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敏锐的洞察力，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极少数人制造动乱的实质。４月２６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后，他们在策略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打出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以及党和政府最早提出来的“惩治官倒、消除腐败”的口号，而将他们真实的目的暂时隐藏起来，以蒙蔽群众，笼络人心。“五四”以后，看到形势的变化似乎对他们有利，便又露出真实面目，喊出打倒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口号。５月１９日，李鹏、尚昆同志发表重要讲话之后，他们又把矛头集中指向军队。为了欺骗蒙蔽广大学生，极少数坏人还不断制造谣言，扩大事态。我们看到，每当政府采取措施缓和学潮，广大学生情绪趋向平静时，他们就想方设法进行新的煽动，刺激学生的激情。他们就是运用这些手段，忽儿煽动游行示威，忽儿煽动罢工罢课，忽儿煽动绝食请愿，忽儿煽动拦截军车，甚至不惜把绝食的青年学生作为人质，妄图迫使党和政府答应他们提出的种种政治条件。直到国务院发出戒严令后，他们仍然以种种卑劣手段威胁青年学生，狂呼“要坚持到底”，“在广场组成一个反政府的统一战线”，甚至叫嚣“不见血不算完”。整个事态的发展清楚地表明，这场学潮显然不是什么自发的“运动”，而是极少数人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大多数青年学生被裹挟到这场动乱中，始终受到极少数人的操纵，而又始终缺乏应有的政治警觉。就大多数青年学生来讲，其本心并不是想制造动乱的，他们的初衷也是希望中国尽快地实现现代化，因而始终执拗于自己的许多过激言行。极少数坏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开始并不亮出反动的政治纲领和目标，而是利用社会思潮，将他们的真实目的向青年学生们冲动起来的思想感情中渗透，使多数学生置身于阴谋活动之中而不识极少数坏人的险恶用心。当从无数善良人们的心中涌出的热情，被裹入极少数人掀起的浊浪之中，不仅良好的愿望难以保持，即便是想退步抽身都很不易。结果，青年学生只能自觉不自觉地被一小撮坏人牵着走、推着走，越来越背离自己的初衷，走向善良愿望的反面。最终连自己也丧失了理智，开始意气用事，用错误行为来辩护自己的错误。尽管党和政府一次又一次给了他们台阶，但是千言万语唤不回；有关方面一次又一次同他们达成协议，但却无济于事。他们不顾可能出现的极为严重的后果，不顾全社会安定的大局，不顾大学生应有的文明形象，非要同党、同政府、同人民群众争个高低、输赢。这不禁使人想到，青年学生们所深恶痛绝的所谓“民族劣根性”，恰恰表现在了他们自己身上。
青年学生之所以陷入这样的窘境，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些年来，在广大青年学生包括许多善良人们的头脑中，阶级斗争的观念完全消失了。他们对全党工作重点转移之后，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可能激化这个客观现实，失去了起码的警觉性，甚至连政治斗争这样的概念都觉得刺耳。因此，他们无论是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都不愿意承认学潮被坏人所利用这一严酷的事实。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从暴乱发展的过程来看，一小撮坏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一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躲在幕后煽动策划；一些社会渣滓、地痞流氓，则利用学潮公开搞打、砸、抢、烧等破坏活动。应该说，多数青年学生，对明目张胆的破坏活动是有警惕的，但往往察觉不到躲在幕后的敌对分子。从１９７９年开始，邓小平同志就不断地告诫全党、全国人民，必须看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存在着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要注意研究阶级斗争的新特点。这次发生的反革命暴乱，充分印证了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彻底否定，但绝不能认为从此天下太平了。事实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一直存在，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仇恨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妄图打倒共产党、颠覆人民共和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阴谋和妄想，一直没有放弃。如果青年学生们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头脑清醒一些，就不会被极少数敌对分子蒙蔽、利用很长的时间而不察觉。所以，一切真正怀有爱国热情的青年学生，都应当在这样一个原则问题上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在当前这场严峻的政治斗争中明辨大是大非，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积极地行动起来，揭露极少数阴谋制造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人的罪行，为捍卫人民共和国、捍卫宪法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二）
青年学生们把这次学潮称为“民主运动”。但是他们却采取了破坏社会主义民主秩序的行为，采取了超越法制程序的手段，其结果必然是破坏正常社会秩序，造成社会动乱。这正是极少数妄图乱中夺权的坏人所希望和怂恿的。应当说，学潮一开始就表现出来的反民主和超越法制程序的方式和手段，就已经为随之而来的动乱直至反革命暴乱埋下了一个祸根。
回顾整个事态发展的过程，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有些青年学生们一方面高喊“捍卫宪法尊严”，另一方面却又无视宪法规定，搞“四大”，游行示威，张贴大小字报，制造传播谣言；一方面，他们批评指责种种有法不依的现象，另一方面，他们的每一次游行示威都违反了所在地关于游行示威的地方性法规；一方面，他们要求民主的、平等的对话，另一方面，却要由他们来指定政府必须派什么人来参加，必须回答什么问题，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政府；一方面，他们宣称自己搞的是“民主运动”，要通过民主的手段来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又参与了绝食请愿这种超出民主和法制程序的敌对方式，给政府施加压力，甚至不惜干扰举世瞩目的中苏高级会晤；一方面，他们称自己是忧国忧民，为民请愿，另一方面，又无视民意，在全国各界广泛呼吁学生停止游行、绝食的时候，仍然一意孤行，我行我素，随意剥夺交通民警的指挥权力，任意设路障、关卡，拦劫车辆，盘查行人，还四处串联，鼓动外地学生进京，鼓动罢工罢市……总之，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游行示威、张贴大小字报、散发传单、串联演讲、静坐绝食、拦劫军车等等，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北京已经陷入了类似“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状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整个事态的发展，已经到了不得不动用国家机器，采取强制手段来恢复秩序的程度。
大多数青年学生内心是不愿意国家出现动乱局面的，是不愿去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的；作为有较好文化教养的大学生，最终与地痞流氓、未改造好的刑满释放分子等等混在一起破坏社会秩序，也是他们自己所始料不及的。为什么他们会走到这一步，很重要的一个动因，正是他们自己采取的反民主和超越法制程序的错误行为。极少数搞阴谋的人知道，只有政权和法律的权威遭到破坏，党和国家的形象遭到贬损时，他们才好打出各种混淆视听的旗号进行阴谋活动，才可以冒充群众代表，煽动更多不明真相的人，搅乱阵线，干扰破坏党和政府的工作，才可以践踏宪法和法律，肆意造谣生事、诬陷诽谤。那些流氓地痞、社会渣滓们也懂得，只有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打乱，专政机关无法正常采取强制手段的时候，他们才好去干打砸抢烧杀的坏事，以发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他们在一段时间看到青年学生似乎是无法无天的“特殊公民”，因此他们或是打着“保卫学生”的幌子组织什么“市民敢死队”、“飞虎队”，或是干脆冒充青年学生，明目张胆地犯罪作案。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极少数搞阴谋的人，一大批社会渣滓，在青年学生那里找到了某种共同点，戏剧性地走到了一起，使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更显得鱼龙混杂、泥沙俱下、阵线不清。所不同的是，大多数青年学生的善良初衷在如此复杂的情况下也没有最终泯灭。即便是他们理智的丧失已经到了拿国法军令当儿戏的程度，也仍然能看到他们心理和行为上的矛盾：当戒严部队入城时，他们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与军队对峙，带头拦劫军车；当歹徒殴打、残害解放军官兵时，他们中有的人又设法保护、救助受害的子弟兵。身临其境的青年学生，真正尝到了自己点火又控制不住火势、最终被烧伤的苦果。
现在的大学生都是２０岁左右的年青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对社会动乱会给国家、人民包括青年学生带来的灾难，缺乏切肤之痛。当年许多“红卫兵”也是血气方刚地走向街头，成天搞“四大”、搞串联、搞批斗，结果把我们国家引向“全国内战”的大动乱，使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使青年学生自己成为“被耽误的一代人”。就拿这次北京市出现的混乱来说，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十几亿元。还有许多危害是近期所不能完全体会到的。而且这种动乱的影响波及到全国。青年学生本来想通过游行请愿解决问题，结果是带来了无政府状态的蔓延，对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极大灾难并留下了后患；青年学生们自以为伸出了推进民主法制建设的双手，结果正是用这双手打开了盛满罪恶和灾难的“潘多拉盒”；所谓“唤起民众”的愿望，结果是为邪恶势力、社会渣滓施行暴行，打开了方便之门。
历史经验说明，采用反民主和超越法制程序的手段，不管自己的主观愿望多么善良，其结果必然给整个社会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情大于理”、“情大于法”的传统心态在人们中还普遍存在，那种无视法律权威的思想意识很容易蔓延开来。回想过去的６０多天里，群众或是出于对绝食请愿学生的关注，或是对学生种种要求的同情，或是出于其他目的，而采取了各式各样的声援，其中一个严重的后果是，人们似乎对种种违法的行为习以为常。把反常视为正常，把违法视为“正义”，这种淡漠法律权威的现象，对一个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会带来多么严重的恶果！
广大的青年学生，应当从血的教训中认清这样的道理：推进民主建设决不能采取反民主的方式；加强法律建设决不能采取偏离法制轨道的手段。否则，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还会造成社会秩序的大乱。在这种局面下，什么民主法制建设，什么现代化，统统都会被吹得精光。这就告诉我们：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只能造成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的严重泛滥，造成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彻底破坏，造成“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民族灾难的重演。这些道理，如果有些人过去的认识还不够深刻、不够痛切的话，那么经过这场严峻的斗争，应当清醒了。
（三）
在这次动乱中，极少数人之所以能够在很长的时间里蒙蔽了这么多青年学生，除上面提到的一些原因之外，还明显地暴露了这些学生普遍存在的某些弱点。
第一，他们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究竟应当怎么搞，最基本的出发点在哪里，认识是很肤浅的；他们对中国国情的了解，也仅仅限于书本知识。因此他们对我国现阶段民主政治的设计是不切实际的，还不懂得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是初建民主，距离高度民主的目标还要有相当一段路程要走。他们不理解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那种企图在一个早上就从哪里搬来一套现成的、完美的民主制度，搞移花接木或拔苗助长，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能贻误民主和法制的进程。正因为青年学生们的认识远离了中国的实际，才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主观愿望强加于现实生活，把历史任务强加于现实进程。这种“幼稚病”，在这次学潮中表现得相当充分。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他们大量地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但又“食洋不化”；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泛滥，又加剧了他们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盲目崇拜。比如，被资产阶级学者标榜为“民主橱窗”的多党轮流执政和竞选，以及所谓“最佳统治形式”的三权分立，在一些青年学生的心目中被美化得尽善尽美。加之他们看到党和政府工作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失误，党员干部中确实存在着某些腐败现象，我们的民主和法制建设确实还不够完备。这种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在部分青年学生中产生了信仰上的困惑和无所适从，导致了一些人政治立场发生动摇。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团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显得软弱无力，没能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样一个根本道理，在青年学生头脑中牢固地扎下根子，没能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坚持不懈地搞彻底，致使不少青年学生最终跑到西方民主制度那里去寻求精神支柱。天安门广场那个女神像的出现，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第三，社会、家庭环境和一段时间的舆论环境，造成青年学生一个思想特点，就是自以为是多，自以为非少。应当说，青年学生“以天下为己任”的热情是非常可贵的，新一代青年人也应当有足够的自信心。这完全应当受到全社会的鼓励。但是，赞扬过多，宠爱过多，而真情引导和诚意地指出弱点很少，这就很容易使他们失去自知之明。总以为自己天然就是“民族精英”、“天之骄子”、“社会宠儿”。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抓住了青年学生的这个弱点，以极其险恶的用心，对他们进行“捧杀”。在极少数人的“捧杀”之下，一些青年学生头脑发热，根本无法冷静下来辨别是非真伪；有的虽然已经感到了理亏，但丢不下面子；还有的直到反革命暴乱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仍然执迷不悟。
青年学生上述的一些弱点，使他们在这场动乱中陷得很深而不能自拔。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很深刻的。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一定要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学生，不仅从书本上了解未来的现代化中国应当是什么样子，而且要从中国的现实出发，懂得应当通过什么正确的途径，通过怎样艰苦的努力去逐步地实现共同理想。作为有志于干一番事业，有志于真正成为一代精英的青年学生，则应当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地分析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深入地了解和体察十多亿中国人民现阶段最基本的需求；深入地认识和把握中国人民现有的文化素质和道德水准；深入地调查和参与工人、农民等基层群众正在进行的火热斗争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在政治上、思想上尽快地成熟起来，为中华民族的振兴贡献聪明才智。
当然，社会动乱的产生，还应当深入地思考它的社会历史原因。从社会学的角度讲，一个相对贫困而正在致力于发展经济的国家，都会遇到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一部分人的消费意识超前；另一个是，一部分人的民主意识超前。这两个问题解决不好，都容易造成社会的动荡。青年学生作为社会中文化程度较高的群体，在社会变革时期，他们的不满往往不仅是来自物质生活上的匮乏，而更多的是来自参与政治的迫切要求。这种热情引导得法，是建设民主政治的重要推进力量；引导不当，操之过急，也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对青年学生的这种政治激情，如果缺乏社会的和自我的调节而走向极端，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全面重建社会之外，什么目标都不够劲。如果这种情绪被少数搞阴谋的人所利用，其后果的严重性今天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作为党和政府，一定要尽快地开辟更多的民主渠道，使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能够用积极的、理智的、合乎程序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愿望，以及时调节他们思想上的矛盾，提高对社会变革的心理承受能力。
以上只是集中讲到了青年学生在这场动乱中的教训。当然，民族的灾难只有靠全民族的反思才能真正加以遏制。我们真诚希望党和政府、全体党员干部、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都来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统一思想，和衷共济，以真正地实现我们国家的长治久安的繁荣昌盛。
第2版(国内新闻)
专栏：
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发言人发表谈话
驳斥美联社一则歪曲报道
指出戒严部队军官李之云向外国记者介绍情况时，从未讲过“战士向广场开了枪”
新华社北京６月２０日电 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就美联社６月１６日的一则报道中歪曲戒严部队某部政治部主任李之云的谈话对记者澄清了事实。这位发言人还介绍了李之云向当天采访天安门广场的３１名外国驻京记者所谈的一些情况。
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发言人说，美联社６月１６日播发的稿件中捏造李之云的讲话说：“我们军队中的一些战士，特别是已经出现了伤、亡的那些部队里的一些战士向（天安门）广场开了枪”，李还说：“在北京地区从未发生军队向市民开枪事”，“李没有澄清这一自相矛盾之处”。
北京市外办的发言人指出，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根据１４家驻京外国新闻单位的申请，批准这些新闻单位的３１名记者于６月１６日上午去天安门广场采访。这位名叫凯西·谢诺尔特的美联社撰稿人没有提出申请，因此他并未参加那次采访。不知他根据什么材料进行这种别有用心的捏造。我们经过再次核对现场录音，李之云主任在向驻京外国记者介绍天安门广场清场情况时从未说过“战士向广场开了枪”。
这位发言人向记者介绍了李之云当天答记者问时谈到的以下一些情况。
李之云说，围绕天安门广场清场问题，国外新闻界众说纷纭，有人歪曲事实，有的甚至造谣。我作为戒严部队某部负责人，从始至终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清场工作。我首先郑重说明，６月４日凌晨４点半至５点半，戒严部队清场过程中，绝对没有打死一个学生和青年，也没有压死压伤一个人，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流血事件。
李之云说：我们部队是６月３日晚９点半从公主坟向天安门进发的。当时路的两旁聚集了很多围观群众。途中十多处遇到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和极少数暴徒的拦堵。暴徒用点燃的汽车等等做路障。部队在排除路障过程中，歹徒们用砖头、石块、棍棒袭击我们，也有的从高层建筑上打冷枪，不少战士被打伤，有的当场被打昏、有的被打死。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部队有节制地对空鸣枪以示警告，但决没有向人群射击，更没有向老人、儿童开枪，但也不能排除有的人被误伤。我们部队的干部战士凭着两只手推开了一道又一道障碍。大多数同志是徒步走到广场的，十多里的路程走了４个小时。如果像外界谣传的那样，什么部队用坦克、装甲车压人，用机枪冲锋枪开道，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这么一段路途乘汽车、装甲车，这么一点儿路程用不了４０分钟。我们部队于６月４日凌晨１点半到达天安门金水桥。部队到广场后，人民大会堂广播站反复广播了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的通告，许多学生和群众陆续离开了广场，但仍有不少人聚集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约２时左右，一辆公共汽车突然从金水桥的东南向天安门下冲来，我们立即将汽车堵住并当场抓获车上“高自联”常委、秘书长郭海峰等６人。从车上搜出了两大桶汽油和十几个自制燃烧瓶。经公安部门审查，他们企图烧毁天安门城楼前的装甲车，甚至想烧毁天安门城楼。就是对这样的暴徒，部队也未开枪或用棍棒打他们。约在２点半，有４个人从广场向部队走来，其中一个自称是侯德健的人站在离金水桥不远的地方，双手举起，大声喊叫，要求同解放军对话。戒严部队指挥部派了１名团政委带２名战士去了解情况。据侯德健当时讲，学生准备撤退，但意见不一致，需要给一些时间做工作。戒严部队指挥部立刻表示同意，并通过人民大会堂的广播站广播同意学生自动撤离的要求。部队又在广场北侧金水桥一线等待。部队的观察人员发现，侯德健回去后，学生们经过表决，同意撤离的意见占上风。于是，他们开始烧传单和材料，一些人陆续开始往南撤出。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只要是客观地、公正地看问题，都能看到戒严部队对广场的清理一直是采取等待、克制的态度。
这位解放军大校说，戒严部队在金水桥一线停了３个多小时，广播喇叭一次又一次地广播通告，要在场的人离开。４时半清场开始时，广场上还有不少人，部队开始由北向南缓慢前进，部队和在场的人群虽然越来越接近，但是没有发生冲突，更没有开枪。大部分人撤离后，还有一小部分人手挽着手，滞留在广场东南角不愿意离开。部队这时采取了驱赶的办法让他们离开，在驱赶时也没有发生冲突。可以说，整个清场进行得很顺利。但是，也许有人要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动用装甲车？我认为，使用装甲车，一是为了造成一种威慑的气势；二是防止暴徒用砖头、石块砸伤干部战士；三是为了便于清除广场上的障碍物。装甲车通过之前，部队一一检查了帐篷，确认里边没有人才开了过去。所以，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压死帐篷里边学生的事。装甲车上虽然装有高射机枪，但子弹都装在铁盒里没有启封，更谈不上用机枪扫射。
在清场基本结束后，曾发生过一次鸣枪示警的情况。当广场上人群已撤离，部队到达历史博物馆的南侧时，有人从东南角的一栋高楼用自制火枪向部队开枪，当场打伤一名战士的手。这时部队向楼顶鸣枪示警，但并未打死打伤任何人。
以上事实可以说明，在整个清场过程中，我们决没有向撤离的人群开枪，也决没有用装甲车压死人的事，也没有用棍棒去殴打学生。但是清场之后，“美国之音”却广播说什么军队在广场上用机枪扫射，一会儿说打死了１４００多人，一会儿又讲打死了３０００多人，还讲用坦克车来回压死了许多人，这是无中生有，是造谣。
不用这种强制的手段而采取其它手段能否解决问题？从内心讲，开始我们并不想采取这种手段。但是，极少数制造暴乱的分子，视政府软弱可欺，就变本加厉，由动乱发展到反革命暴乱。他们扬言要用广场的斗争来支持全国的斗争，采取极其恶毒的手段胁迫青年学生继续留在广场，甚至说谁要离开广场就干掉谁。因此，不用强制的手段，天安门广场的清理是难以进行下去的。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对着人群开枪。当我们的战士被屠杀，车辆被烧毁，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才开始对天鸣枪以示警告。在鸣枪不能奏效时，在一些暴徒仍然不中止对我们的袭击时，我们向他们开了枪，也误伤了一些群众。并没有发出什么统一的开枪的命令。
我们的军队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但决不能把混杂在人民群众中的极少数暴徒也看成是人民群众。如果我们对极少数暴徒有百分之一的谅解，我们就得不到北京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军队采取行动是被迫的。我们部队第一次开进来的时候，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由于受到“高自联”、“工自联”的煽动而进行阻止，使我们部队未能到达预定的位置。但是我们部队在郊区进驻时，“高自联”、“工自联”这一伙人却加紧了他们企图推翻共产党、颠覆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活动。尤其是天安门已经成为他们制造动乱、散布谣言的集中场所，如果我们不采取这种手段清理天安门，这样一个动乱源就不能从根本上铲除。
“美国之音”一贯标榜新闻要真实，这一次，我觉得他们的所谓“真实”确实离真实太远了。他们的新闻来源基本上是“马路新闻”，基本上是一些谣言，把谣言作为事实来对外广播。除了“美国之音”之外，确实还有一些别的外国新闻机构，谁作了歪曲事实的报道，谁自己心里是非常明白的。这是由他们自己的立场和想要达到的目的来决定的。究竟“美国之音”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自己内心是非常清楚的。前一段“美国之音”还广播了一条新闻，说我们这个部队同另一个部队在南苑机场发生了火并，打了起来。其实，第一我们这两个部队都没有在南苑机场；第二我们这两个部队是老邻居，关系一直相处得很好，根本就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这完全是造谣。所以，搞新闻的先生们应该通过各种渠道去核实自己的新闻是不是真实，报道一个假事实的新闻，这是要降低或有损记者自己声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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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轮椅和捐款饱含深情
残联慰问受伤子弟兵
本报北京６月２０日讯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怀着对子弟兵的深情厚谊，向戒严部队伤员赠送了２０把轮椅和１０万元捐款。赠送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举行。
中国残联副理事长刘小成代表邓朴方在仪式上讲话，对在平息暴乱中牺牲的伤员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哀悼，对受伤致残的伤员表示亲切的致意问候。他说：受伤致残的伤员是我们中的成员，我们对他们有责任、有义务提供方便，为他们服务。
残联副理事长刘京、林太、总政群工部部长祝庭勋出席了仪式，总后卫生部部长张立平代表总部首长、总部机关讲了话。 （张梅珍 崔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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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八个国际学术活动下半年仍将在京举行
本报北京六月二十日讯 中国科协国际科技会议中心主任吴甘美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到目前为止，经与国际有关组织和专家学者磋商，今年下半年该中心协助中国科协有关学会在北京举行的亚太地区风工程会议等二十八个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仍将在北京举行。
吴甘美说，六月份以来，许多外国专家纷纷来电、来函，询问是否将近期在北京召开的会议改期或改到第三国举行。该中心及有关学会、专家及时介绍北京真实情况，消除了许多外国朋友的疑虑。据悉，在已报名出席今年下半年在北京召开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二千多名外国专家、学者中，只有三百零八人表示不能来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