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却说北京的公厕
本报记者 艾笑
名声在外
一年多以前，记者走进距湖北省委、省政府办公地不远的武昌水果湖公厕。不料，只几秒钟就逃了出来。因为里面满溢着粪尿，蝇蛆横飞滥爬，臭气让人窒息。一位附近居民说：“我上过北京的公厕，和我们武汉的比，真是天上地下呢！”
此话倒使北京的公厕管理者着实惭愧。市环卫局薛宝义处长告诉记者：实际上目前北京的公厕，８０％以上可以让人“跟着感觉”找，走近时则需掩鼻而过。市内还好，城乡结合部和郊区的公厕，像“水果湖”那种状况的，也有不少。
一位曾身受其苦的外宾，写过一篇记述去八达岭途中在滚天沟上厕所的经历。他总结的四步曲是：“哭”——沿途一直找不到厕所，已憋得够呛，但见厕所还得排队等候，急得想哭；“笑”——入厕者共济一堂毫无遮挡，彼此对视十分可笑；“叫”——稍没警惕大尾巴蛆便爬上脚来，吓得大喊大叫；“跳”——厕内地上粪尿东一堆、西一摊，使人难以放心下足，只好跳着走。所以，有的国外来客为避免难堪，提出“在故宫参观到北京饭店上厕所”、“去首钢访问回香山饭店寻方便”的活动计划。
内在压力
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２日，来京参加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会议的包玉刚先生到总书记胡耀邦那里奏了一本：“我从首都机场下飞机，走近厕所，就闻到臭味。我那个九龙仓，人也特别多，有１００多个公共厕所，没有一个有臭味的，而且都有手纸。我说的是管理，一有空我就去走一走。”
１９８９年１月２０日，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给北京市市长陈希同、副市长吴仪写了封信：“……外国人几乎天天在抱怨中国的厕所太脏。从１９８４年我到科委以后，听到国务院无数次会议上都讲到这个问题。然而，我们却没有办法，太窝囊了。建议：我们共同发起一个运动，把厕所治好！北京先引导一下这个潮流，全国就会跟着学。北京已有了一批较好的厕所，有相当基础。……关键是要有切实的办法，建议由环保、科委、卫生部门联合作战，干它两年。如果连这一点陋习也改不过来，还谈什么现代文明！敬请斟酌，科委愿为此出力，舍命相陪。”
几天前，一个家住大北窑的居民电话打到北京市副市长的办公桌上：“今天早晨，我在公厕里遭到３只大老鼠的围攻，屁股被咬破。你管不管？”副市长能回答什么？除了慰问和表示抱歉外，只得向这位居民保证，一定尽快整治好公厕。
目前，全北京市共有公厕５．７８万多个。其中属于单位内部的５万多个，旅游点和大型公共场所管理的１０００多个，环卫系统管理的６８００多个。确实够这位副市长管的。
解决有望
最近这５年，北京在公厕建设上没少花力气。投资２０００万元，新建翻建公厕１３００个、改建通下水道的溢流粪井１０００个，原先较严重的渗漏问题基本都解决了。日前，市环卫局麦绍在副处长领记者看了几处北京的公厕。
第一处：位于天安门广场历史博物馆西门旁。３００多平方米，半地下式。休息厅里有假山、喷水池，还有游弋的金鱼、鲜花、沙发和悠扬的音乐。地面和ＰＶＣ塑料板隔开的马桶擦得光亮照人。自然，这里没有臭味。留言簿上对这里的服务和卫生状况赞美的很多，有的写着：“进来一次花３角钱，值得。”但有１２％的留言者认为上这样的厕所“财力不够”。这种“豪华”型公厕，目前北京已有４０个，均分布在各旅游景点上。
第二处：位于中山公园南门西侧，就是本文开头那位武汉居民曾赞扬过的那间。去年３月开始，由６１岁的西城区环卫５队退休队长刘兆民夫妇承包，厕所里清清爽爽，厕所外有针线。开水和存物等免费服务。以前这间厕所每年亏损２．５万元，群众和管理者都怨声载道。现在靠“收费３分”（老弱残和学生不收），不仅一些小修、服务设施的添置和管理费都不用国家操心，老两口每月还有八九百元收入。这种模式的，北京现有１７个。
第三处：位于西直门立交桥下。它使用了航空航天部第四规划设计研究院一项已申报专利的新发明——自动冲刷水循环处理装置。这套可实现无人管理的系统，用处理过的循环污水冲洗大便器，用自来水冲洗小便器和洗手，省电并节水９０％，极利环保。改建投资仅１．４７万元，现已使用７个多月，预计一年可回收全部投资。像这种样子的，北京市今年要改建二十几个。
还缺什么
薛宝义认为，当前北京公厕的主要问题是“两缺两低”。即缺建公厕的地方，缺建缺管公厕的资金；绝大部分公厕建的标准低，绝大部分公厕管的水平低。
记者捉摸，他提的这些“硬件”还和一些“软件”有因果关系。这就是现代观念和社会公德。
中国人的吃喝，世界公认是第一流的。拉撒虽也是人之不可遏制的需要，但我们的祖先却对其忌讳得很，认为那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事。这一传统观念遗传至今，就在到处呼唤“全方位现代化”的时候，也不能和其它生活要素相提并论、配套安排。因此，开放搞活以后，大批外国人涌进中国，作为人类文明进步标志之一的厕所，就出尽了“洋相”。除了为外宾服务的“窗口”，普通百姓的厕所也应当走出脏、臭、凑合的窘境，因为这是公共卫生的需要，是社会大卫生系统的需要。
最令人头痛的是那些公共设施的破坏者。新刷的厕所内白墙，转眼间涂画了污言秽语。改成塑料的不易涂画了，他就用点着的香烟烧。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他非要干这些损人不利己的事情？人们多讲些社会公德，就会增加管理人员管好公厕的信心。厕所，确是社会文明的一个窗口。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知识界纵横谈
父母们何以爱“瞪眼”
李泓冰
儿童节到了，四处可见小孩子们在爹妈的手中装了弹簧似地蹦跳着，怀里是色彩鲜明的变形金刚或椰菜娃娃；大孩子们则依旧脚步匆匆，沉重的书包坠走了他们的节日，也坠走了他们的笑容；至于更大的孩子们……
于是我就不合时宜地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话：“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多的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这些孱头们！”这街上来去的孩子们有几多不是在瞪眼中长大的呢？今天的长辈固也成长于“瞪眼”之中，但又在“爱”的金字招牌下、在“瞪眼”中，把自己今生今世无法达到的人生目标狂潮般地倾泻到孩子头上：你要当陈景润！你要当帕瓦罗蒂！你要当徐悲鸿！你要当爱因斯坦！——末了总会甩出悲哀的一句来：“你老子娘这辈子算完了，你可得争口气！”接着，便会从那瞪圆了的眼睛中射出一丝希望来。
从这话的余音缭绕中还听不出那“孱头哲学”来吗？这些“小帕瓦罗蒂”、“小爱因斯坦”的父母们也不过三四十岁的年纪，便早早地对自己的命运缴械投降，把成功的赌注押在儿女身上。深深的自卑感转为对孩子殷殷的希望，在单位里最低眉顺眼的人往往在家中对孩子“瞪眼”最甚。
这些“瞪眼父亲”或“瞪眼母亲”们首先是否定了自己在社会上的应有价值，包括否定了自己在社会上的职业角色，只剩下做“爸爸”或做“妈妈”。因而，这爸爸和妈妈便集中其余已消失角色的数重压力，自然就做得格外沉重：工作好赖无心顾及了，业余爱好束之高阁了，爬山玩水早成昨日黄花，连对配偶说句亲热话亦觉多余。您说，他们除了是“爸爸”、“妈妈”而外，还有什么呢？
另外，在他们瞪起的眼睛中，也完全不把孩子当人——孩子决不可以有自己的爱好、有自己的选择，甚至自己的情感，他们命中注定是父母梦想的寄托物。孩子一生下来，便纳入“瞪眼父母”安排妥当的人生轨道之中，你反抗，他便瞪眼。北京一个女孩子，因为哥哥偷看了她的日记，她忿然的指责哥哥不该侵犯她的权利。但她那瞪眼爸爸在一旁听见了，便冷冷地说：“你有什么权利！”这女孩不平地倾诉道：“我是人呀，我为什么没有自己的人格、权利？”
儿童节年复一年地过，却少有瞪眼父母的幡然悔悟。他们也有满腹委屈，他们也是被“瞪”大的一代。那么，只有社会上每个人都懂得尊重别人的人格、权利，“瞪眼父母”们才会真正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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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孩子们课外无处娱乐
最近辽宁省及本溪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就少年儿童文化娱乐活动场所情况，在２６０名街委干部中进行了一次调查，反映如下： 一是少年儿童活动场所少，大多数儿童进不了活动班。本溪市有１７万少年儿童，很多家长希望自己的子女课外活动丰富多采，从小培养子女情趣，而现在却很难得到满足。一些家长说：“孩子平时上学，节假日偶尔去一趟公园，其余时间呆在家里或脖子上挂一串钥匙到处野跑，一是不安全，二是很难学到课外知识。”
根据街委干部及家长们的反映，我们又走访了市少年宫的工作人员，他们说：“群众的反映符合实际情况，目前我市仅有两所少年宫（一所是区办的），都建于五六十年代，各种设施都很落后。市内最大的一所少年宫面积仅有２４００平方米，宫内三层楼，一层被团市委占用，一层住满了家属，成了宿舍。现在少年宫每年举办的学习班，只能有３．７％的少年儿童参加，绝大多数儿童进不了学习班。
二是基层少年活动站少，无法更多地组织儿童参加课外活动。据调查，目前本溪市少年儿童活动场所仅有３６处。其中：街道少年之家１４个，活动站２０个，活动面积仅有７６００平方米，全市少年儿童人均０．０４平方米。这些活动场所的文娱活动设施也相当简陋、陈旧，而且数量极少，根本满足不了孩子们渴求知识、增长智慧的需求。
三是没有少年儿童专用的影剧院，很多家长反映：近１５０万人口的本溪，竟没有一个少年儿童专用的影剧院。现在影剧院秩序很乱，再说一些影剧也不宜少年儿童观看，家长不放心自己的孩子到影剧院去。
对此我们希望，全社会都要关心少年儿童的文化娱乐活动场所，使他们能健康地成长。
辽宁省本溪市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 张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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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来函照登
人民日报５月２０日第五版刊登的《愚昧在向科学挑战》一文中，提到学苑出版社也出版了“星相”一类书籍。经查，我社从未出版过这类书。今年３月我们发现有一种叫《手相与命运》的书，封面盗用“学苑出版社”名义，书号都是别的出版社的，属于非法出版物，与我社无关。 学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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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声
通信自由应当受到保护
编辑同志：
我是山西省大同一中高三文科班学生，是学生会主席。我在这里向你们反映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学生的信件长期不被重视，丢失、被撕、被拆现象严重。
在当今信息时代，中学生已不再是“死读圣贤书、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他们要和同龄人进行信息交流，因而中学生间的信件交往越来越频繁。但是，在我任学生会主席的两年里，不断有同学反映信件丢失、被撕、被拆的情况，他们要求学生会处理这个问题，以维护他们的正当权益。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呢？我利用课余、节假日时间，在近两年的时间里对全市２０多所中学进行了调查，其情况如下：
一、长期以来，学校对学生信件收发工作管理不善。多数是在学校传达室的窗前钉一个长木槽子，把学生的信放在里边。有的学校干脆就把收到的学生信件放在传达室的窗台上，任凭学生自选自拿。可想而知，这种办法本身就存在很多漏洞。夏天遇雨，信件被淋湿，字迹无法辨认；冬天下雪，信件被雪花掩盖，雪融后字迹洇水，也无法辨认。有时遇到一阵狂风，常有信件被刮走丢失。
二、由于上述欠妥的管理办法的普遍存在，给一些法制观念淡薄的学生创造了可乘之机。有些集邮的学生，见到别人信件上有好的邮票，便撕下一角或干脆将信拿走。有些平时爱搞小广播、好打听别人隐私的学生，为达到无聊的目的，便猜测着偷看别人的信件。还有的因同学间有成见，一见有对方的信，便拿走撕掉，以泄私愤。
上述学校对学生信件不负责任的管理办法，给学生造成了一定的精神负担，影响了学生的正常学习。我在调查中曾目睹过这样一件事：某校传达室前立着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谁拿了××的信件，里面有为其母亲治病的药方，急等着用，望归还，重谢！”可以想象，一个学生遇上这种事情，学习能安心吗？
鉴于此，我开始履行我的职责：
我曾就这个问题多次找校方商议，但一直得不到解决。学校或说顾不上，或说一人说了不算，需在会上研究研究。但始终没有结果。于是我想起新闻单位，希望他们能向学校、社会呼吁，解决这个问题。我也曾多次投书电台、报社，他们也曾派记者来调查过，但过后杳无音信，学生的信件还是依旧丢失，被撕毁、被拆看。以求保险，信要用挂号，或寄到学生父母单位，这就增加了许多麻烦。
坦率地讲，我作为一名高年级学生干部，在即将毕业离开中学前，没能为学生做点切实的事情深感有愧，为无力维护学生的利益而遗憾，也为社会上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而感到痛心。
我怀着最后一线希望，借贵报一角，向社会、向学校发出呼吁：保护一下学生的通信自由吧！
山西省大同一中 张文光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文科：挑战与机会并存
本报记者 毕全忠
人们突然发现，威严、高雅、深奥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统称“文科”）除少数科目变得时髦以外，其它都在逐渐失去往日的光彩。高等学校的文科教师危机感最强烈：曾几何时，青年人报考大学文科还趋之若鹜，现在有些专业却门庭冷落了，费多少年之功写成的著作，却很难出版，因为读者少，出版社赔不起。最使他们感到危机的是文科毕业生分配工作难。
文科面临的形势究竟如何？出路又在哪里？记者请教了一些专家、学者，并进行了专题座谈。
文科面临严峻的挑战
记者：对文科的处境，说法不一。有的说当今是“否定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虚无主义”盛行，有的说尽管有种种问题，但目前文科仍是“空前繁荣，硕果累累”；有的说文科碰到的困难是暂时的、偶发性的，是一些问题没有处理好；有的则说文科陷入困境是必然的，因为不适应时代的发展，很多没有用的学科必然要淘汰，这未必是坏事，文科要“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等。各种意见大相径庭，又都有一定道理。
金开诚（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科面临的问题是严重的，说“危机”也不为过，至少是陷入困境，事态的发展是越来越严重。以北大中文系为例，“三古”即古典文献、古代汉语、古代文学是多数学生都不感兴趣的。本来学生是爱听现代文学的，现在连这也不感兴趣了。他们觉得学了没有用处，都想学些“切实有用”的知识。
向景洁（北京大学副教务长）：构成文科的基础的学科是中文、历史、哲学，而恰恰是文、史、哲困境最严重，而带“外”字的专业则很吃香，如外语、外贸等。文、史、哲招生越来越难。北大中文系教学力量、水平是众所周知的，以往招生总是先由中文系挑，别的系拣剩下的，而近几年倒过来了，第一志愿考中文系的上分数线的很少。去年文学专业在北京招４名学生，第一志愿上分数线的就只４名，没有挑选余地。“文革”结束后的头两年，报考古典文献专业的很多，当时人们的心理是“离政治远一点”。可是这几年报考的越来越少，去年上分数线的考生中，竟无一人报考古典文献专业。教师也不安心。
牛晓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师）：我开的课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听课学生应该有五六十人，但每次只有二十多人来，其中有些还是出于给教师“面子”。其它一些课也是如此。
记者：国外的情况如何？听说发达国家人文、社会科学很发达。据我所知，美国有人仅根据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史料研究中国清初与荷兰的关系史，出了书，得了博士学位。
冯志伟（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副研究员）：我去过好几个国家，在国外呆过三四年。据我了解，文科工作者在哪个国家都不很吃香。我国目前文科的境况，发达国家都已先后发生过。在联邦德国，最有才能的人是去办企业，到银行工作，搞工业，搞计算机，或者当医生，其次是搞法律，研究自然科学。搞文科的就不太行了。当然，你当了教授，有地位，人家也尊敬你，但收入肯定没有办企业的人高。那里对文科感兴趣的人也不多。我跟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德国人谈过，我问他们知道不知道黑格尔、康德、费希特、歌德。知道歌德、黑格尔的人还不少，但康德、费希特，知道的人就很少了。他们还问我：“你怎么知道的？”感到很奇怪。
当然，联邦德国有些社会科学也很发达，如经济学、管理学，但搞的人也不太多。
姚礼明（人事部行政科学研究所编辑）：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很富裕，资助文科研究的个人和基金会很多，不少学者也都有产业或其它职业，所以文科研究很发达。
文科危机同时又出现“文化热”
记者：事情比较复杂。你说文科危机，可是这几年又出现了“文化热”，人文科学出的书也很多，说“空前繁荣”也有道理。
包遵信（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这几年文科确实有很大成绩，不少人兴趣很大。１９８３年起社会上出现了“中国文化热”。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中国文化研究函授班的学员已达１．３万人，高级班办了５期，不少人自己掏钱来学。我到昆明面授，听的人就有４００多人，桂林也不少。
李凤鸣（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这１０年来社会科学成绩是不小，出现了不少新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也深入多了。社科院有一批年轻人，刻苦研究的劲头很大，也很有成绩。
金开诚：“文化热”也存在，文科危机也存在，而且危机是主要的。文科不受重视，造成了两个后果：一是解决社会问题不重视运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结果是老“交学费”，老学不会；二是全社会文化素质下降，浅薄、庸俗之风日盛，目光短浅，成了全社会的一个问题。
文科面临困境的根源何在
包遵信：文科不受欢迎最主要的原因是脱离实际。一搞研究，就跟现实生活拉开距离。为什么有“文化热”？原因就在于讲的内容、研究的问题是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离开了现实生活，是“热”不起来的。
姚礼明：对文科的挑战来自现实生活本身，是对文科中教条主义的体系、学风和旧的内容的冲击，这些东西早就该淘汰了。文科要发展，就要能面对现实，跟生活接近一些。这几年经济学就很繁荣，有很大的发展，原因就是它敢于面向现实，敢于研究现实问题。
张化本（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办公室主任）：文科的问题从高等学校的情况看，有以下几方面：一，不重视应用人才的培养，而是以培养研究和传播人才为主要目标，追求高层次，专科升本科，大学又要办研究生院；二，专业设置以学科研究为主，不是根据社会需求为主；三，培养方式以灌输为主，不引导学生去研究实际问题。这些都是产品经济的模式，不管人才市场的需求状况。这是大学文科最大的脱离实际，是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向景洁：有些文科专业设置太多，实际上不需要那么多人。如哲学系，全国就有３０多个，在校生常年在七八千人。哪儿需要这么多研究哲学的人？历史系、中文系更多。
严绍?（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科应当成为国家决策的智力和改造社会、民族精神的智力，这是文科的主要作用。但是我们的文科没有起这样的作用，而是在作政策的图解。国家也没有把文科作为正确决策和改造社会民族精神所依靠的宝贵财富。所以文科在社会生活中地位不高。其次，文科不少学科本身缺乏生命力，很多学科还保持着几十年、上百年前的状况，因循守旧的力量很强，青年人不感兴趣。
机会与挑战并存
姚礼明：挑战总是与机会并存的。社会的变革和人们观念的改变向文科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文科的调整、变革和发展提供了选择的机会。根本的出路是接近现实、接近生活。
李凤鸣：学科专业设点太多，队伍太大，要下决心像压缩基建规模那样压缩，才能保留一支精干的、高质量的队伍，集中力量办好一批社会需要的学科专业。
向景洁：学科专业设置、分布一定要调整。同样的专业设置过多，学生毕业就改行，浪费很大。要对高校各文科专业组织专家评估，保留一批重点专业，国家重点维持。有些学科、专业尽管用处不大，如梵语，也要保留。有些专业要缩小规模。哲学系，全国只要保留几个就行了。
严绍?：多数要搞应用文科，我主张很多大学本科改成２年或３年制专科。
金开诚：文科人才的培养要分类型、分层次。文科人才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一，文化创造型，顾名思义是能够在文化领域中有创造性的人才，能开拓新天地、创造新文化；二，文化复制型，就是复制、传播原有的文化，缺乏创造性；三，高级应用型，能应用文科知识为国家、社会重大课题决策起参谋作用；四，一般应用型，就是大家所说的应用文科人才，如秘书、文书、公共关系人员等。这四种都需要。第一、三种人才非常重要，但难以培养，要求高质量，国家应当着重扶持。第四种人才是大量需要的。第二种人才主要是作文化传播工作，数量不必很多。可是实际的情况却是第二种类型的人才在大量培养，其他三种类型人才的培养很薄弱。这种状况要改变了。现在文科面临着困境，也确实为文科的调整，使之结构优化提供了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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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衢州市柯城区待业女青年何晓琴自筹资金3000多元，于今年4月1日在市郊开办了一家“比家乐”幼儿园，入托的幼儿年龄放低到二岁半，既解决了一些职工、农民子女入托难带来的后顾之忧，又开发了幼儿的智力，受到群众的欢迎。图为幼儿老师在教小朋友搭积木。 董 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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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不是好事 梁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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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钱呀，过点紧日子嘛！” 王荫华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