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市民眼中的市长
——记烟台市市长俞正声
于德
每次到山东省烟台市，都能听到一些对市长俞正声的议论。
１９８７年３月，俞正声出任烟台市长。他上任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城市住房改革，在全国第一个推出房改方案。民意测验表明，６０％以上的居民拥护这项改革，３０％以上的人持反对态度。有人说：“偏要搞这种试点，出什么风头！”
正是从这项改革开始，市民们开始赏识自己的市长了。特别是方案出台时市长的电视讲话，可说是一炮打响。他那篇一个多小时的讲话，把一件复杂的事讲得清清楚楚，表现出市长解决高难政务课题的才能。
俞正声注意并善于与各界人士对话，把对话作为推行政务公开化的重要渠道，以取得群众对政府工作的了解、信任和支持。去年以来，光是物价问题就举行了３次对话。
今年春节前，俞正声就市场供应问题答记者问，电视台实况转播。为什么粮食要限量供应？蜂窝煤为何供应紧张？食盐为何也有人抢购？为什么平价火柴每户每月只供应５盒？今年春节的供应情况怎样？等等。对这些问题，市长都即席一一作答，简捷明了，连有关数字也准确无误，不需周围的人帮腔。
当时，记者正在一市民家中作客。年轻的家庭主妇放下家务，聚精会神看完这个９０分钟的电视节目。我问她对市长的谈话有什么意见，她说：“这样讲一讲很好，有什么困难，我们也好有个准备。”
后来见到俞正声，我告诉他这次答记者问效果不错。他说：“我的想法是，对群众要讲老实话，不要唱高调。要承认工作中的问题，越不承认群众越反感，承认了群众反而能体谅你。要把困难告诉群众，是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群众觉得我不行，可以另打主意。我就这么大本事，做不到就是做不到，不能打肿脸充胖子，你们记者写报道，也最好多讲点市长的苦恼。”接着他又补充说：“当然，老是叫苦也不行。”
市民们从市长身上还有许多新的发现。
一位离休干部曾就俞市长和群众一起排队买豆腐一事向我发表评论说：“这看起来微不足道。但它说明市长吃的豆腐和咱吃的豆腐是一样的价钱。”用专家的话来说就是：市长与市民一样都接受市场评价。
有一次，在一位朋友的家宴上议论起俞正声，一位在市政协工作的同志说：“逢年过节，下面有些人便拟好一个名单，派人到市里来，按照名单给领导人送礼。然而，在这样的名单上，绝不会有俞正声的名字。”据他说，有一次俞正声到县里检查工作，有人送他海米、海参各一斤，放在汽车后厢中。回到烟台被俞正声发现，便立即要秘书将原物送回，并要问那人一个“你想干什么！”常言说：“官儿不打送礼人”，连送礼人也不放过的官儿，自然便无人再敢给他送礼。
公众舆论对市长并非只有赞美之词，市民们对市长本人、对烟台市政府的工作，一直是有褒有贬的。但这似乎正是俞正声所期望的。去年，他在一次市政府全体会上说：“要努力形成一种使各种不同意见、不同见解，特别是批评意见顺畅发表的环境和气氛。这是民主政治建设有较大进展的重要标志。”他要求他的同事们改变旧的思维方式，学会将自己的行为经常地置于群众监督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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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脚屋哨兵
新华社记者 曹国强 孙茂庆 新华社通讯员 白煜章
赤日、碧海、银塔；国威、军魂、虹霞、国之最南人家。卫我南沙，守礁人乐天涯
在祖国南沙群岛的一些礁盘上矗立着一座座高悬于波涛之上的银灰色塔状建筑，人们形象地称它们为“高脚屋”。它如同老山的猫耳洞，熔炼出一批批钢铁战士，也记录着热血男儿们的辛苦与欢乐，情操与信念。
年饭
华阳礁。１９８８年农历除夕。
由于来的匆忙，没带日历，唯一一块带日历的手表也“罢了工”，战士们已有好几天不知确切的日期了。刚才大家还为哪天是春节争得面红耳赤。正争着，收到了上级的春节慰问电，大家才知道今天就是除夕，忙高兴地赶海去了。
大海是慷慨的。不大功夫，战士们就提着一桶桶石斑鱼、章鱼、海鳝、海蚌和螃蟹回到高脚屋。大伙七手八脚忙着作年饭。顷刻，高脚屋便飘出浓郁诱人的海鲜味。
菜一个个摆上桌，战友们围坐在一起准备吃年饭。“报告，有情况！”不等大家动筷，哨兵跑进住舱高声呼喊。礁盘东侧，３艘越南武装渔船正鬼鬼祟祟地朝礁盘驶来。船靠近礁盘后，从上面跳下几十个越军便往礁盘上爬。“不能让越军上礁！”礁长颜俊良一边向上级报告情况，一边命令打信号弹向越军发出警告。一发发绿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在礁盘边蠢蠢蠕动的越军见状慌忙转身溃逃，爬上船向远方逃去。
战士们见越军逃远了，便回到住舱。谁知，礁长的年饭祝辞刚开了个头，哨兵跑进来说越军又来了。战士们不等命令，又呼啦啦跑到住舱外。此时天近傍晚，暮色苍茫中越南武装船只在波涛间幽灵般晃动着。战士们在掩体内怀抱钢枪，枕戈待旦。黎明时分，几十名越军又从船上跳下，向高脚屋方向摸来。战士们按着预定方案，立即迎头驱赶。
太阳出来了，海天间一片辉煌。战士们忘了疲劳，又一次围坐在一起，以水代酒，举碗相庆，为粉碎越军的偷袭，也为这难忘的年饭。
思念
艰苦的环境，极度的寂寞，使这些生龙活虎般的年轻人越发思念祖国，思念亲人。
这里远离大陆，看不到电视，看不到报纸，唯一可连接战士和祖国感情的是广播。但为了省电每天只能听半小时新闻节目，一到早晨６点半，战士们都要围坐在收音机旁。此时，大家不仅要了解祖国，也想从播音员清脆、悦耳的话音中品味出些什么，以慰藉心底对祖国强烈的思念之情。
他们也牵魂萦梦般思念着亲人。华阳礁指导员谢长明，格外思念远在家乡的妻子。几个月前，当护士的妻子给病人打针时被药物感染患病，单位给了她半年假，她带着３岁的女儿来到部队。谁知来队第二天，谢长明便接到赴南沙守礁的命令。妻子没有半句怨言，淌着泪，默默为丈夫收拾行装。离别时，妻子抱着女儿吃力地挥动着那只感染未愈的右手含泪道了一句：“好好干，别想家，多保重。”当时，谢长明这位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带着腰伤一夜穿插１００多里不皱眉的钢铁汉子，也禁不住掉了泪。这样的好妻子怎能不让他思念？
新战士陈祥松在家是老么。一年前还在母亲身边撒娇呢。今年正月初十是他１９岁的生日，往年过生日，母亲总要为他作长寿面，煮鸡蛋亲手剥了皮看着他吃下去。上礁后，他想母亲想得好苦，多么希望在南沙过个快乐的生日。但为了不给战友添麻烦，生日这天他照常上了岗。他持枪站在哨位上，遥望北方心里默默呼唤着：“妈妈，您的儿子长大了！”
心愿
如果有人问高脚屋的哨兵们有啥心愿，他们会不加思索地回答：“洗个澡，吃一盘青菜足矣。”这些生活中最平常的需求，对高脚屋的战士们来说却是难得的享受。
南沙气候炎热、潮湿。白天骄阳似火，礁盘就像盛满沸水的巨锅，高脚屋仿佛是锅上的蒸笼；夜晚，浓雾四合，高脚屋又变成水晶宫，到处湿漉漉的，被褥仿佛能攥出水来。这里远离大陆，新鲜蔬菜奇缺，严重影响了人们的食欲。为了保持体力，战士们想尽办法增加运动量。东门礁指导员游建国编导的《南沙哨兵舞》最受战士们欢迎。大伙学会的第一天便想跳个痛快。谁知刚刚跳了几分钟，人人热得汗水四溅。游建国只得高声宣布：“淡水有限，舞会停止。”想到每人每天仅有的半脸盆淡水，大伙的情绪才低落下来。
于是人们盼望下雨。但老天像有意考验这些新到的主人似的，不但雨少，而且每次都来去匆匆。常常是不等人们洗完，便雨过天晴了。最难堪的是，你刚打上肥皂，雨却停了，弄得你哭笑不得。
苦吗？是苦。但苦中有甜、有乐。每当战士们看到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商船从礁边驶过，看到来自祖国的捕鱼船队一天天多起来的时候，他们会从心底觉得自豪、欣慰，仿佛全部心愿都得到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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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青年热门话题
话说“爱好”
殷双全
一位朋友来信说，他有很多爱好，譬如：打球，拉二胡，写剧本，跳舞……可是到头来一门也不精通，一事无成。
没过几天，一位同事自卑地对我说：“除了上班外，什么爱好也没有。一旦同事们利用业余爱好搞出一些名堂来，就觉得自己失落太多。”
一个人一旦有了业余爱好，并有目的的一直爱下去，生活就显得充实而又富有得多，工作和事业也得心应手。
“爱好”是很有迷力的，譬如；跳舞，打球，侃大山，创作……常常迷得人废寝忘食，心神不安。
“爱好”中也有“混”的成份，有的人今天“爱好”这；明天“爱好”那。一年３６５天，就有３６５个“爱好”。到头来，只落得个“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下场。
从某种意义上讲：“爱好”是一个人选择职业和生活方式的序言，是事业进程的开端。如何处理好“爱好”与本职工作的关系呢？我想：只要把“爱好”与本职工作紧密联系起来，以“爱好”促进工作。这样做，不仅能取得顶头上司的支持，而且还会给生活增加乐趣，事业上还会搞出一点“计划外”的成果来。
朋友，还是多一点“爱好”吧。
（此征文由团中央、华北制药厂和本报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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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她的周围充满爱
李天印
一个从小失去双臂的小姑娘，在社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学生活，学文化，终于成了一个生活自理的孩子，成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少先队员、三好学生。先后出席了省、地区和县的优秀少先队员表彰大会，被共青团中央命名为“全国少先队好队长”。
她叫张俊英，是河北省临漳县张村乡小学四年级学生。四岁那年，她不幸被无情的电流夺去了双臂。从此，张俊英成了无臂儿童。８岁了，同龄的小朋友们都背着书包去上学。她看了心里很着急，多次哭着央求：“娘，奶奶，我也要上学……”母亲含泪捧着她的小脸说：“英子，不是妈不送你上学，咱没有胳臂咋写字啊？学校不要咱。”英子听了哭得更厉害了。
负责招收一年级学生的李书梅老师知道后，来到张俊英家里，主动接英子去上学。她对小英子的家长说：“我一定负责把英子教育好，照顾好，让她和其他孩子们一样，长大成才。”
上课前，老师给她把铅笔削好，把书本打开；课堂上，老师注意观察她的表情、动作，铅笔掉了，就给她拾起来夹好，写字要领不正确，就亲手帮她纠正；课间休息时，领她上厕所；放学了，老师再把她留下来，特意给她“吃偏饭”，辅导她把作业完成；回家的路上，老师专门安排同学们护送；雨天路滑，老师就亲自背着小英子回家。
在老师的影响下，同学们也都像亲姐妹一样照顾张俊英。李志英、贾树芳、吕秀玲等７名同学自动组成护理张俊英小组。放学回家的路上，下雨天，课堂上，为张俊英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四年来，护理小组的同学们照顾张俊英从没有间断过。
张俊英的情况，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重视。省内外３０多家机关、学校和工矿企业向她伸出了温暖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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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刻苦训练 为国争光
——共和国礼炮部队战士生活剪影
赵宝玉
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８日，共和国的礼炮部队重建５周年。５年来，这个部队鸣炮迎宾１４０次，荣立集体二等功，国家主席杨尚昆为他们题写了“刻苦训练，为国争光”，以示勉励。
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盛夏，烈日当空，宽阔的操炮场上无遮荫之地，火辣辣的阳光照射在战士们身上，从训练场下来，警服全被汗水湿透了。严冬，寒风刺骨，为了练就一身强硬的操炮本领，他们每天坚持训练十几个小时。
有一次礼炮兵们在执行迎宾任务中，当指挥员的一声“就位”的口令下达后，国家领导人和外宾因故没有准时到达，尽管气温高达摄氏４０度，烈日蒸烤得天安门广场上的水泥方砖腾起阵阵热浪，战士们仍然跪在地上待命，汗水湿透了他们的警服，却没有一个人擦擦汗，歪歪头。
礼炮牵着战士的心
５年来，这支部队的新老战士们在这５米长的炮位上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
战士李发红，双手捧着３等功奖章，站在已经长满了青草的未婚妻坟前，默默地流泪。此时，他已经复员了。入伍前，他就是个孤儿，未婚妻是他的唯一亲人。１９８４年国庆前的一天，正当部队为迎接国庆３５周年大庆而进入了最紧张的训练阶段时，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把他推向了痛苦的深渊，两天之中，他先后收到当地政府连续发来“未婚妻病重、病危、病故”３封加急电报。支队领导得知此事后，硬逼他回去料理后事，此刻，他多想飞回家去，哪怕最后再看未婚妻一眼，可是，他终于没有回去，他想：３５周年大庆迫在眉睫，自己又是一名二炮手，要万无一失地完成３５周年大庆鸣放礼炮任务，怎能在这个关键时刻离开呢？于是，他又把悲痛融化在紧张的训练之中。
他们为礼义之邦添光彩
鸣放礼炮的武警战士们，在庄严的天安门广场，用礼炮声迎接四海宾朋，他们熟练的技术，无私奉献的精神受到了党和人民以及外宾的高度赞扬！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６日，国家主席李先念曾委托吴学谦外长在钓鱼台国宾馆设宴慰问礼炮中队和其他迎宾官兵。
在礼炮部队，干部战士都忘不了这样一段经历。１９８４年３月１日党中央、国务院委托外交部，将恢复鸣放礼炮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给武警总部之后，几经酝酿，才使这一任务正式落在他们肩上的情景。当时，刚刚重建的这支礼炮部队２０天后就要执行迎宾任务。在困难面前，这支部队却表现出了一种顽强的作风。１９８４年３月２４日，是这支部队重建以来首次在天安门广场鸣放迎宾礼炮的一天，面对各国记者的拍照、录相，他们忘记了寒冷，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日本前任首相中曾根访华时，当他亲眼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消声匿迹１８年后的迎宾礼炮，又在天安门广场上，被这支身着橄榄绿警服的武警战士们再度鸣响时，他激动地伸出大拇指说：“中国的礼炮打得真好，把我的五脏都震荡了！”
啊！国歌奏响，礼炮声声，礼炮兵们在这里扬国威，壮国魂，为礼义之邦添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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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不讳
不能只是谴责和呼唤
陈秋中
前不久，青年工人孙富君与四名歹徒搏斗被刺成重伤后，洛阳市第一人民医院认钱不救人，致使孙富君在剧烈的痛苦中离开人世。
报纸披露此事后，人们纷纷谴责这家医院缺少起码的人道主义精神，呼唤人性的复苏，呼唤同情心，呼唤正义感。
类似谴责、呼唤时有所闻。去年，救火勇士常德工人刘作发烧伤面积达６０％，为了治伤，他负债累累，陷入困境。对此，人们谴责过、呼唤过。为了保护国家财产，浙江工人朱国安被歹徒刺瞎一只眼睛，无处给他发放残废证时，人们也谴责过、呼唤过。
但是，昨天的谴责和呼唤并没有避免孙富君悲剧的发生；那么，今天的谴责和呼唤也未必能使明天的“孙富君悲剧”不再重演。这就是说，如果人们仅仅只是谴责和呼唤，那么道德滑坡、灵魂被扭曲的现象是难以好转的。
因而，面对着行凶作恶的歹徒，面对着被烈火吞噬的国家财产，面对着落水的遇难者，将是看客越来越多，见义勇为者越来越少。
做了好事无好报是一种不该在我们社会中出现的怪现象，应尽早予以杜绝。所以，除了谴责某些人的冷漠、呼唤人性的复苏外，在对见义勇为者进行精神鼓励的同时，迫在眉睫的是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物质上的保护制度。例如，建立见义勇为者保护基金，为那些为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挺身而出的勇士们提供物质保障，解除他们后顾之忧，从而激励更多的人见义勇为。
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质保障，既需要社会投资，又需要群众出力，不能停留在讲空话、造舆论上。
通过努力，在我们的社会中建立这样一种机制：凡是为社会为人民作出牺牲的人，都可以得到“善报”；相反，那些危害社会的不法之徒，随时受到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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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凉山的渴望
本报记者 贾昭全
早春二月，我们冒着纷扬的雪花，驱车从大凉山腹地的昭觉城出发，访问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铜选厂。
昭觉县铜选厂建于５０年代末，曾经四起四落。直到１９８７年下半年才绝处逢生，时来运转，成为大凉山上赫赫有名的赢利大户。
“铜选厂起死回生，原因何在呢？”我问县长。
“唉，翻身娃子办工业难啊！”县长施正华（彝族）先叹了一口气，然后接着说：“我们彝族缺少文化，更不大懂技术、管理，怎能办好企业呢！？前年，我们从外地请了几位能人来，铜选厂当年就扭亏为赢，去年居然赚了８３万元！所以我说，铜选厂‘死’与‘生’的原因，关键是个人才问题。”
在凉山，我们还到过喜德、盐源、金阳、普格、冕宁等县和西昌地区，参观访问过一些工厂、企业、医院和学校，所到之处，人们和施正华一样地感叹：“我们缺乏人才！”地处小凉山上的金阳县，全县３６个乡镇中，有１６个乡的医院没有一名正式医生！这个县的教师也奇缺。县里６所中学共缺教师１３０多名；现有的教师里，也只有４８％达到大专学历，其余都是中学生教中学生！以农业为主的盐源县，全县４６个乡镇，至今还有２２个乡没有农业技术员。凉山钢铁厂建厂时，本想就地物色技术干部，可找遍全州也没有合适的人选，只好从外地引进人才，连厂长也是借来的。凉山由于缺乏人才，这里的彝族同胞和各族人民尽管守着金山、银山，却过着“要饭吃”的日子。
凉山渴望人才。因此，他们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在盐源县，我们听到一个恰似肖何追韩信的故事：那是１９８５年９月的一天，当时在盐源工作的县委副书记陈其中，突然听到在盐源中学任教的杨某不辞而别的消息。陈其中想，杨老师大学本科毕业，年富力强，又是县里第一流的数学老师，这样的人才走了实在可惜。于是，他立即出发，撵了６０多公里，追上了杨某。和他促膝谈心，交换意见。杨某被感动了，第二天便回到了学校。金阳县的同志说：“凉山不‘凉’，凉山人民对待知识分子的心是滚烫的。”这话是真的。有一年，上面决定分配给金阳县一名医科大学生。县里的领导听说后，高兴得像得了宝贝似的：人还未到，就给他腾了一间住房，来的时候，卫生局长和一名副县长亲自迎接……
尽管如此，凉山人才“留不住，调不进”的现象仍很普遍。前面谈到的那位杨老师，后来还是下了山；金阳县的那位大学生，一个月后竟不辞而别！对于一些人来说，凉山简直成了“荒凉”的代名词。有位农大毕业生，当领导宣布她被分配到大凉山时，当场休克了。某师范学院一位大学生，毕业考试７门课程不及格。学校和他协商：如果你去凉山工作，就给你毕业证，否则休想毕业。为了拿到文凭，那位大学生只得逼上凉山。
凉山州提供的材料表明：凉山人才外流大大超过引进。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６年６年间，全州外流的人才４２９６人，而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７年十年间引进的只有１２６２人；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７年凉山州考入大专院校的学生约６０００人，而同期分配到凉山州的大专毕业生仅３８６７名。截至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凉山州共有知识分子４０７３０名，其中具有大专文凭的才６７５７人，后者仅占全州总人口的１．９‰。
凉山人才“留不住，调不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尚未完全落实和自然环境比较艰苦、交通比较闭塞等因素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知识分子在其子女的升学和就业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后顾之忧。一些五六十年代来到凉山的知识分子伤感地说：“对凉山，我们是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在凉山州的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县里，离县城较远的厂矿大多无力兴办子弟学校，多数区乡没有中学，职工子女上学困难很大。布拖县有位教师，在区乡任教３０多年，４个子女无一人就业。凉山的广大知识分子要求尽早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以便安下心来为凉山做贡献。他们反映，那些基本“少数民族化了”的汉族子女却享受不到政策的优惠。他们要求改变这种事实上不大公平的待遇。凉山一些党政干部也希望国家在倡导大学生毕业分配“双向选择”时，要充分考虑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保留一定比例的国家统一分配，否则是没有多少人自愿选择到像凉山这样艰苦落后的地方来的。
凉山缺乏人才，凉山呼唤人才！
（附图片）
图为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工农兵学校彝文班学生在上课。
王振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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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京兆饭店新入团的青年在“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主题团日活动中，向老干部授予“京兆老年之友”荣誉证书和团徽。 赵曙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