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抓”的析义
郭启宏
“抓”的本义是用手（或爪）取物，也引伸为捉拿。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抓”的含意大大拓展了，搞活了，什么“抓”革命，“抓”生产，“抓”思想……神龙见爪不见身，无处不“抓”。于是，众多的表演艺术单位，层层叠叠的文化主管部门，也出现了“抓”剧本创作的长官。久而久之，大家习以为常，觉得剧本创作本来就靠领导来“抓”嘛！
否！剧本不是哪位领导“抓”出来，而是剧作家“写”出来的。看一看戏剧史上的杰作，谁“抓”过汤显祖的《牡丹亭》、孔尚任的《桃花扇》？曹禺的《雷雨》、老舍的《茶馆》又是谁“抓”的？道理其实简单：剧本创作是剧作家个体的、创造性的劳动。不远的历史记载着，有过那样一段时间，出现过那样一股“抓”的狂热：在所谓“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的“三结合”模式指导下，“抓”出了一些应节上市的“鲜货”；然而，断烂惨败的记录不正是艺术规律的报复吗？！也许，遗风犹在，诸如定要剧作者服从领导意图，婆婆铁嘴钢牙小媳妇不敢犯葛之类，甚至还有粗通文墨的长官定要捉刀代笔之类，后果当然是“西望长安”！
那么，负有专门职司的领导就袖手不管了吗？当然不是。一些领导者或许会谦恭地说：“我没有擅权，也没有袖手，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来发表意见，你们可听可不听。”我们相信领导者虚怀若谷，礼贤下士吧；然而，倘真超脱，事情同样糟糕，也许更糟。既负有专门职司，毕竟拥有专门权力，不必混同于小老百姓；戏剧的生产（合成）更不同于文学，环节复杂得多，人力、财力以及日后的宣传、评论，大概都离不开这些领导（我们不可能闭着眼睛否认现实生活中的“官本位”）。领导者积极的态度似乎应该是为剧目的编演做些实事。做些什么？也可以说“抓”些什么？我以为主要抓两点：
一是提高自身的鉴赏能力。领导者至少要达到一个称职的评论家的水平，才能获得对作品的发言资格，才能面对办公桌上的剧本初稿作出“有没有基础”、“有没有苗头”之类的判断，才不至于老眼昏花、睡眼惺忪、醉眼朦胧，而不辨朱砂黄土。与此同时，领导者要对属下的剧作者的素质有深切的了解，“不成熟”的剧本有没有闪光的亮点，“有苗头”的剧本能否“更上一层楼”，都需要领导者对剧作者的才能和潜力有着正确的估计。说真格的，“拍板”亦非易事。
二是提供创作上的方便。一般说来，剧作者不会拒绝修改意见，更热望得到各方的支持。领导者的责任在于把扶植创作的良好愿望变为解决困难的实际行动，最重要的是善于运用手中的权力，把案上的剧本付诸舞台实践。这里，包括创作和排演所必需的物质条件，也包括排除干扰、宣传鼓动等等精神支援。
“抓”创作的领导倘能做好第一点，剧作者将心悦诚服；倘若第二点也做好了，剧作者将感激涕零——为劳动受到尊重、价值得到承认。
那就“抓”吧！
第8版(副刊)
专栏：
也算寻梦
张玲
我从小爱做梦。我们这一代，童年没赶上好日子。日本统治下８年，天天跟着大人提心吊胆，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极匮乏。做梦就是一种高级享受。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现实中得不到的东西，梦中都能尽情享用，及至醒来，我那童稚之心早已得到最大的补偿。
父亲展看他的画册、图片的时候，我最喜欢站在一旁。浙派的山水、八怪的竹石、拉斐尔的圣母、透纳的风景、米勒的农夫、凡·高的静物……当时虽辨不出国别从属，却都一律新奇有趣，但在我那童稚的眼中，这一切都不及那一叠英国印制的彩色儿童画明信片精彩。——仙境般的花园，花草铺盖的楼台，一排排跳舞的小兔子，一队队飞行的小精灵，安睡在蜘蛛网中的胖婴儿，长着透明翅膀的仙女妈妈……以后很多年我才知道，它们是英国著名儿童画画家玛格丽特·泰伦特、莫里·布雷特等人的作品。从我第一次看见这些精美奇妙的画片开始，我过去总是黑白色的梦有时着上了鲜亮的彩色。３１年前的夏天，在我遭睥睨，受唾弃，令亲长痛惜、忧慽的日子里，这些小兔子、小精灵、小婴儿、小仙女却对我依然脉脉含情。一年后，我背负沉重的行囊走向大西北，行前要求父亲允许我带它们同行，他少有地拒绝了我。父亲以他那当时毕竟较我涉世略深的眼光看到，它们也许会加重我的负担。等到横扫一切那场风暴过后，我回京省亲，得知它们早已连同父亲辛苦半世精心搜集的许多书画一起化为轻灰，心头骤然沉重了许多。
我终于有机会出访英国。我的计划十分具体：访问和我同行的英国学者，收集有关资料，为我承担的研究课题和编辑工作进行准备。但我自始至终没有忘了我给自己私下安排的重要任务：尽可能收集那些曾经失落的画片。
刚到英国，我的搜集收获不丰。但我却在相当范围内浏览了这个国家丰富多彩的儿童读物。我所到过的城市，处处有儿童书店和出售儿童读物的儿童用品商店。在伦敦的福尔斯、狄龙，剑桥的赫弗斯，牛津的布莱克威尔，爱丁堡的詹姆斯·辛等著名书店和其他书店，似乎都有儿童读物部，陈列有适合各种年龄儿童的各种读物，包括文学、音乐、科学、历史、地理等各种内容，开本、装订各式各样。有一类盒式古典作品图书，装订考究、纸张优良、插图精美，是专供作为礼物送给儿童的书。英国儿童吃穿用的物价一般相当可观，唯独儿童读物相对而言都较便宜。这也可以说是他们重视后代教育的一个侧面。而在所有这些书中，占比例最大，也最吸引我的，还是那些童话，因为其中传统童话故事中的插图，正与我所要找的那种属于同一风格。
然而我最大的收获却在爱丁堡！在这里繁华的乔治街一家书店地下室，我发现了久索而不得的那类画片，真像找到了失散数十年的童年之梦！小兔子、小精灵、小姑娘、小羊羔……线条准确明晰，细腻入微。颜色为淡粉、鹅黄等浅暖色和青、紫等中性色。我不停转动货架，将它们从一叠叠明信片中一一挑出，总共得到二十余种。这一天，心情格外愉快，仿佛仅因找到这些小小画片，我已不虚爱丁堡之行了。
回到北京，还赶上一位整日伏案的年轻编辑同行即将临产。我悄悄走近她身旁，把一个薄薄的小信封递给她，她抽出内装的两张画片一看，高兴得叫起来：“多可爱呀！”——那是玛格丽特·泰伦特的牧羊女和雪孩子。
我轻声对着她耳朵说：“也许会有利于你的胎教”。
这是我衷心的希望，希望我那些未来的同胞在母腹中躁动之时吸收到美丽、纯真的梦之素材！
第8版(副刊)
专栏：
中国电影呼唤发行家
——记江苏电影发行公司经理杨庆丰
张弦
《晚钟》获西柏林电影节银熊奖之前，国内拷贝只发行了一个。这唯一拷贝的买主引起我莫大的兴趣。我想，他绝无预料此片必将获奖的先见之明，也一定知道此片上映绝不卖座。为什么他敢于一意孤行呢？
于是，我专程走访了江苏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经理杨庆丰。他很年轻，都喊他小杨，一副老实敦厚模样，使人担心他是否有足够的魄力领导遍布全省的两万多人的发行放映队伍。我的担心后来转为敬意，原来江苏有这样一位有胆识、善经营、堪称电影发行家的人物。
“订购有特色的探索影片，是我们公司的一贯主张。《盗马贼》全国只卖了７个拷贝，《大阅兵》只卖了６个，我们都买了。当然，都赔了钱。《大阅兵》全省发行收入只有６００元。这没什么，我根本没指望赚钱。”
杨庆丰认为，电影面对的是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审美趣味和不同消费心理的观众。电影发行公司作为电影市场的独家经营者，起码应该具有多样化的经营观点和长远的经营眼光。电影市场好比百货公司，货柜上应当什么货都有，任你挑选。不能因为多数观众看不懂、不爱看，就不买拷贝，不上映，剥夺了少数观众的看片权。
我们往往习惯地在观众前面加上“广大的”这个定语。过去，这表明一种政治态度；而今又包含着实际的经济利益。于是“观众是上帝”、“观众是我们衣食父母”之类的口号便喊得震天价响。其实，对数量的尊重，对票房的尊重，未必是真正尊重观众。如果一味迎合、迁就，反而多少有点愚弄的意味。杨庆丰说：“我们不是千方百计去掏观众口袋里的钱，而是千方百计提供各种类型的影片，满足观众多样化的需求。”
发行影片当然要赚钱，但重要的是钱怎么赚？杨庆丰说，任何商人都不能每笔生意都赚，总得有赚有赔。光赚不赔，是经营上的短期行为。影片发行不能只盯着一时一片，要有长远眼光。比如武打片、惊险片赚钱，你电影院一个劲儿放映，势必将文化层次较高的观众拒之门外，久而久之，他们就根本不注意你放什么影片了。而那些喜欢看武打、惊险片的观众也渐渐会厌倦起来。这就败坏了两方面观众的胃口，自己把自己的牌子砸了。即使从单纯经营的角度来看也是不明智的，更何况电影是一种精神的产品，有其不可忽视的社会效益和提高观众审美水准的责任呢？
那年《海滩》、《黄土地》相继出台，影坛争论激烈，而普通观众却反映看不出什么名堂来。江苏省公司在省电视台的支持下，请了几位知名教授、影评家，在电视屏幕上展开评议，有贬有褒，各抒己见，并穿插以影片的画面。第二天，全省各城市影院门前都排起了长龙，连日爆满。这两笔钱赚得很光采，很舒心。
他也有担风险的时候。《芙蓉镇》试映时风声正紧，杨庆丰与公司内几位有经验的老同志一起商量后，顶住巨大压力，发挥了一次经营自主权，第一次就订下了七个拷贝，又转买下邻省退掉的拷贝，先后共买了十六个。这笔钱，他却赚得心中忐忑，只怕突然来个停映通知。当谢晋、刘晓庆、姜文登台领奖的时候，杨庆丰呢？没有得到半个字的夸赞。
然而杨庆丰是乐观的。他１９８５年上任，１９８６年发行收入就以５０１６万，跃为全国之冠。此后一连三年，年年大幅度增长，年年保持全国冠军。
第8版(副刊)
专栏：
雨夜
舒红琦
无数次寻觅
回答的眼睛
等待这一刻
心已憔悴
久久困在暮色中
黑夜是无际的旷野
星星发出微弱的暗示
答案在没有遮栏的王国流动
可是没有归宿
总是不能原谅自己
却又找不出过失
希望碰见一双含愁的眸子
那怕在瞬间中交流心境
蓝色的海湾很遥远
那里一定有叶小舟
安静地候着疲惫的旅人
第8版(副刊)
专栏：
龙灯与民俗文化心态
章方松
随着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的温州人，民俗文化也趋向于丰富多彩。作为民俗的龙灯、龙舟在温州地区仍然具有不衰的魅力。在瓯海县永中镇一个数百户的地方，仅滚龙灯就要花费十万多元。仅仅正月初三晚上，为迎接滚来的龙灯，永中镇放掉的鞭炮、火花费就要五、六万元。当我目睹着楼房前、街心中，滚动着辉煌绚丽、腾云驾雾的龙灯时，这种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和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新生活糅合在一起的现象，激起了我深深的思索。
作为一种祈求社会与人的生活祥瑞的象征，带着朦胧宗教意识和原始审美情趣的滚龙灯活动，使人们在繁忙了一年后，享受应得的娱乐，无疑会起到文化精神的调剂作用。但这里面还蕴涵着深层文化的意味：当人们还没有控制自己命运的能力时，龙作为调云行雨的神明，自然成为受崇拜的象征物。农民们虔诚的祈求和善良的心愿使滚龙灯的民俗代代相传。
龙灯的形象也随着社会文化的变革有了新的变化。披锦挂缎的龙身，遍体光彩耀眼，彩绸飘飞，舞姿翩翩，起伏旋转。这与生活渐富节日过得火热的农民笑脸相辉映，那龙头也隐退了往昔气势汹汹，威武吓人的神态，流露出喜气洋洋、温和甜蜜的美感！可是，当现代精神文明还没有完全渗透到人们的头脑中的时候，如潮猛涨的商品经济已冲击到温州人的身边。而农民们把命运生存、发家致富依赖于神明保佑，恩泽布施人间的传统观念还没有得到融解。在商品生产经营繁荣的永嘉桥头镇和乐清柳市，专业户和供销员们把生意的兴隆，寄托于神明，决事往往是跪拜在神明面前，求签照应。传统文化毕竟受到了强大的现代文化的冲击，现代商品生产中的农民毕竟重视商品市场信息，经营管理方式，商品质量提高，社会信息的沟通等。其实，今天的农民也明白龙作为一种崇拜的宗教象征符号，即使法术、神威再大，终难以保佑永远注定他们发财致富的门路。崇拜龙，只能作为内心善良愿望的一种寄托而已。
可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龙灯、龙舟、佛门庙宇，墓坟陵园作为一种传统民俗文化的表现形式，在温州地区趋向于高消费的生活方式面前，成为人们维持心理天平均衡的一种东西，它能和现代文化一起在温州农村受到欢迎、吸收并交融，却成为现代文化发展的一股惰力。从文化学角度认识，文化是一个整体，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和民俗文化的价值，必须重视人的观念重构和社会文化建设的整体效应。今天，我们处于改革、开放的年代，需要的是健康进步的民俗，促进人们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点的构建。使民俗文化在传承中得到优化，导人民俗进步的轨道。唯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发展相适应的协调发展，才能达到农民民俗文化与社会整体文化的同步前进。
第8版(副刊)
专栏：
蜚声世界歌坛的西班牙女歌唱家蒙塞拉·卡巴耶四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独唱音乐会，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肖引章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