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学术著作出版难面面观
石峰
作者们在愤愤然:出版界为什么如此“势利”?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年近古稀的学者,写成了一本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出版社惠允出版,但全国征订数只有300册。于是出版社要求作者自己去书店兜售,凑足3000册,否则不能付印。这位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书生不得不到书店沿门求情,订数仍不足1000册。无奈只得拿出全部私蓄订了2000册。书是出了,可是小小一间居室如何堆得下2000册书?真是倒贴本钱活受罪。
复旦大学昆虫学专家忻介六教授在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的信中说:“科学出版事业出现一件很使人担忧的事,就是由于科学出版物,特别是较高层次的科技书籍,科学出版单位均大批退稿,这不仅会影响科学事业的发展,也关系到工业化的基础,可能关系到子孙后代的事。”他请求“人大代表赴各地考察之时,把这个问题作为考察题目之一,在人大开会时提出一个正确的解决办法。”
    出版社也苦不堪言,他们在利润的勒索下,赔进血本出版学术著作
据上海市新闻出版局的报告:上海科技出版社近年出版267种学术著作,亏本达800万元左右。其中由钱信忠主编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亏本200万元,《中国医学大成》共16卷,亏本40万元,出版社因承担不了过于庞大的亏本,现仍有60余种学术著作不得不推迟出版。
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学术著作72种,其中51种亏本,共亏本20余万元。目前已投印的学术著作有30余种,都只能印一二千册。
指责出版社赔钱的书就不愿出,仍欠公允。
    征订工作困难重重,研究单位买不起,新华书店存不起,真是无可
  奈何
学术著作尽管读者面窄,应该说发行工作还是有潜力的。我们这么大国家,全国那么多图书馆、科研单位,除少数书以外,征订到三五千册应该不算难。确有这样的事实,一本书因书店征订数少,难以出版,出版社就自己重新征订,或作者亲自去推销,结果订数成倍增加,很快领到了“出生证”。这与发行渠道不畅有关系。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书作为一种商品进入市场,是不能想当然的。有的读者需要这本书,但不一定买这本书。高等学校图书馆是订购学术著作的主要对象,但近几年来,购书能力逐年下降。首先是购书经费紧缺。黑龙江大学图书馆,1986年拨给购书经费54万元,1987年减为42万元,1988年只拨给31万元。另一方面书刊定价大幅度提高,与1984年相比,提高了一至两倍。据说,武汉大学图书馆1984年以前,每年购书10万册左右,1987年只能购5万册,如果还是那点钱,1989年可能还购不到3万册。同时图书的出版量1984年只有4万余种,1988年已增加到6.5万余种,其中学术著作的出版量也相应增加,每一种书的购买量自然下降。有的同志会说,书非青菜萝卜,书店应适当储备一点。这话不无道理。不过储备书得占用资金。根据目前书店贷款利率,一本一元钱的书,在书店存放一年,所得折扣还不够付利息。何况目前出版社、书店的流动资金也是捉襟见肘。有个惊人的数字,1988年底,全国新华书店库存达20亿元,其中有不少是有价值的学术著作。
    评职称靠专著,于是著作家蜂起,出版社被压弯了腰
由于实行了专业职务聘任,著书立说蔚然成风,这自然是好事,但也带来了出版承受能力问题。而且有的书平心而论,质量并不高,似无必要出版,由于有没有著作是评聘高级专业职务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书写出来以后都急于出版,给出版社造成很大压力。
对此,出版社采取了两个“绝招”。
一是对征订数太少的书,要求作者负责推销或包销一部分,以达到起印数。很多学术专著都有特定的读者对象,在书店发行比较困难,而作者往往比较熟悉。况且作者写了书,能不能销得出去全然不管,在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今天,也不见得合理。但作为是否接受出版的前提条件,也确实太苛求了。
二是对亏损较多的书,要求作者筹款资助,并且也作为接受出版的一个条件,对此作者十分恼怒。这对他们来说,确实比写本书更伤脑筋,此法似“不得人心”。
    出路之一:改变出版的税收政策,松一松利润这个紧箍咒
首先出版社要重视学术著作的出版,要通过改善经营管理,增强以盈补亏的能力,尽最大努力多出学术著作。
其次在税收政策上给出版社以特别优惠。目前我国大部分出版社要交纳数量可观的所得税,加上能源交通重点建设基金,实际负担达45%左右。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对出版物的税收都采取优惠的政策,如英国、葡萄牙、日本、摩洛哥、巴西、哥伦比亚等,都实行零税政策。据说英国、日本政府都曾试图改变出版物零税政策,结果遭到公众舆论的强烈反对。苏联对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科技、学术专著和儿童读物,不但在税收上照顾,而且还给予必要的经济补贴。欧洲共同体成员国对图书征税率平均为8%,最低的如意大利只征收2%。
在讨论我国出版业的经济政策中,不少人对实行差别税率颇感兴趣。从理论上讲,实行这一经济政策可以抑制出版社出版平庸的书,支持优秀学术著作的出版。但实际上由于学术著作一般没有盈利,因此也无税率可言。目前出版社赖以生存的畅销书,有一大部分将被列入高税率,使出版社以盈补亏的能力降低,结果反而导致学术著作出版更难。
    出路之二:依靠社会资助,特别需要大企业向出版界援手相助,帮
  度难关
设立学术著作出版基金时下是个热门话题。山东科技出版社设立“泰山科技出版基金”,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赞誉。继而重庆、上海、浙江等省市也设立了不同形式的学术著作出版基金。基金来源多为从出版社利润中切出一块,这实际上是用基金的形式补贴学术著作出版,即由过去的暗补改为明补。重要的是,这种补贴在基金使用委员会的监督下,把有限的钱补贴到有学术价值、迫切需要出版的著作上。但是由于基金来源是出版社,羊毛出在羊身上,实际上学术著作的补贴资金并没有增加,因此要缓解学术著作出版难,国家要拨款设立出版基金,应该向社会各方筹集出版基金,依靠社会的资助。
社会资助,并不一定非搞基金不可。现在一些大型企业为国家分担困难,资助办教育,办体育,当然也可以资助办出版。据人民卫生出版社反映,目前具有出版价值并宜尽早出版的医学学术专著有87种,估计将亏本300余万元,由于经济困难暂时难以安排出版。其中有黄家驷的《辅助循环》,王一飞的《生殖医学》,陶正德的《耳鼻咽喉科理论与实践》。笔者冒昧地提议,像北京制药厂这样著名的企业,能不能出资出几本医学方面的学术专著呢?谁资助出版了学术著作,应在书的显要位置为其“树碑立传”,承认其对社会的贡献。听说首钢正在开展企业文化活动,而冶金出版社目前就有50余种较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因亏本太多而无力出版。双方能否搞个协作,使这批学术著作早日问世呢?(附图片)
五十年代进藏的西藏社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黄文焕写有《“活佛转世”问题》等多部专著。图为黄文焕(中)和藏族研究人员探讨问题。
新华社记者 索朗罗布摄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思想库

  冲出困境发展旱地农业
本报记者 何黄彪
信乃诠,男,1936年生。中国农科院科研管理部副主任、副研究员。他近年主持并撰写过《旱地农业水份状况与空调技术》、《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等著作,还发表过数十篇有关农业方面的论文。
记者:当前农业形势严峻,粮食趋于紧张。如何使农业冲出困境,登上新的台阶,需要一种新的科学思路。
信乃诠:转身打开中国农业区划图,指着沿昆仑山脉、秦岭、淮河以北的地区说:我一直在思考着这个问题,除了继续重视东部地区的农业之外,还要把目光投向广大干旱、半干旱地区,大力发展旱地农业。如果能把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业搞上去,我国农业就可以冲出困境,得到一个新的发展。
记者:为什么把发展旱地农业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
信乃诠:首先,我国的旱地农业面积大,增产潜力也大。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16个省、市、自治区,741个县,现有耕地5.7亿亩,约占全国耕地面积38%。目前的粮食单产水平比较低,平均亩产只有200~300多斤。其次,我国是一个季风气候的国家,降水季节变率大,地区分布很不均匀,干旱的威胁是长期的。再次,从国内外的经验来看,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自然降水来发展旱地农业,增产潜力是很大的。像美国中西部干旱、半干旱地区,由于发展旱作农业,现已建成农牧业商品生产基地,小麦总产量占到全国的63.7%,牛肉产量占到50%;像苏联中亚干旱地区的开发,棉花总产跃居世界首位;像澳大利亚南部干旱、半干旱地区,推行粮草轮作制,谷物产量占到全澳96%。像印度、埃及、沙特阿拉伯,大部分是干旱、半干旱地区,它们已由缺粮国变成基本自给或自给有余的国家。我国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取得高产的成功典型也不少见。比如陕西境内位于渭北的合阳县,50万亩小麦平均亩产超过400斤,实现了1个毫米的降水生产粮食0.5公斤,达到先进水平。由此可见,在我国广大干旱、半干旱地区,增产潜力还相当大。
记者:近年来,各国科学家都在警告由于温室效应地球气候变暖的问题,干旱恐怕会越来越突出。
信乃诠:是的,像1988年,干旱席卷北美,使美国谷类作物减产30%。加拿大减产23%。又据世界气象学专家预测,到下个世纪中叶,全球气温将增加1.5至4.5度,水旱灾害、特别是干旱就更为突出。
记者: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农业发展有何对策?
信乃诠:这个问题要分两种情况来说。一种情况就是旱区的灌溉农业。这个干旱地区主要分布甘肃的河西走廊,青海的柴达木盆地,新疆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宁夏、内蒙部分地区。它年降水量都少于250毫米,可以说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该地区农业的发展,主要靠高山雪水和地下水。一方面水资源十分短缺不足,另一方面水的利用很不合理,浪费又十分严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水资源,是发展该地区农业,建设高标准高产、稳产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国内外经验来看,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主要途径有这么几条:一是搞好渠道补砌防渗;二是推广节水灌溉技术,比如地面小溪灌溉,在条件适宜的地方发展喷灌和滴灌。三是抓好作物关键期的灌水,即根据各种作物需水的临界期进行灌水。
另一种情况就是发展旱区的旱作农业。这个地区分布更广。主要包括华北、西北和东北西部地区。除了有一部分灌溉条件之外,主要是依靠自然降水来发展旱作农业。这方面我国有过丰富的传统经验,近几年来,经过探索又取得了新的经验,那就是一要搞好农田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抗灾能力;二要进行作物合理布局;三要选用耐旱作物和抗旱品种;四要广辟肥源,培肥地力,提高肥料的利用率;五要精耕细作,蓄水保墒,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等等。总之,就是要把以上措施组装配套成适应旱作农业技术体系。
还要指出的是,近几年各地又把传统耕作技术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在旱区推行残茬覆盖、少耕免耕技术等,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值得重视。
记者:你刚才说,要进行合理布局,选用耐旱作物和品种,难道在这些方面存在什么问题?
信乃诠:从总的情况来看,这个地区的作物布局和在耐旱作物品种选用上是比较好的,大都能从本地的资源条件、生产特点出发进行作物合理布局和选择耐旱作物。
但是近些年来,随着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人想吃细粮,小麦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而一些耐旱作物,如谷子、糜子、高粱、杂豆、薯类等的种植面积在缩小。这不能不引起注意。因为小麦作物需水量比谷子、糜子等耐旱作物要大得多,大体上每生产1克干物质的需水量,谷、糜只要300克,高粱320克,而小麦则需要540克。可见谷子、糜子、高粱耐旱,更适于这个地区的种植。再有,从产量看,谷、糜、豆类、薯类作物在干旱条件下产量比较稳定,而小麦则产量低而不稳,波动比较大。此外,从营养价值看,谷子、糜子、豆类的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都比小麦高。因此,在干旱地区盲目扩大小麦面积,压缩耐旱作物面积是不适宜的。
记者:在人们的习惯中,都把谷、糜这些旱作物当作“粗粮”,不太喜欢吃,您认为该怎么办?
信乃诠:也不一定是这样。像城市里的许多人都想换换口味吃一些杂粮。一方面解决食物单一,膳食结构不合理;另一方面,这些作物营养价值也高啊。从国外的发展来看,我曾访问过中东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他们在干旱地区发展耐旱作物,对于谷、糜、豆类是十分重视的。
现在,在中东的叙利亚、约旦、埃及,发展豆类已成了城乡居民获取蛋白的主要来源之一。特别是他们深加工的一些食品,适口性好,营养价值很高,不仅大家都爱吃,还成了外销创汇食品。
记者: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你对发展旱地农业还有一些什么设想?
信乃诠:要真正把我国旱地农业发展起来,除了靠政策、靠物质投入之外,更多的要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
从“七五”开始,国家已经把旱地农业列入了国家重大攻关项目。建议在“八五”期间,重点开展保水保土耕作制度、种植制度和轮作体系、施肥培肥制度、节水灌溉技术等研究,争取有新的进展和突破,为旱地农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科技成果。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商品经济中不能放松“双基”教育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袁小华
有人提出,过去提倡的使学生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作法,应该改为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教给学生“感兴趣的”、与求职谋生直接相关的知识。这就不仅仅涉及教材的改革,而且涉及对教育功能的认识问题。
不可否认,只有剔除那些陈旧、落后、重复和脱离实际的内容,增加反映科技新成果和与实际联系紧密的知识,才能使我国教育焕发活力,适应时代的发展。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削弱基础知识的教学。
本世纪初,在商品经济影响下,美国曾出现放弃传统的书本教学、让学生多参加实践活动,在“做中学”的现代派教育理论。那以后,美国出现了风起云涌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进步学校”中,不但有工厂农场,还有商店、邮局、银行作为学生学习的场所,学生就在这些“课堂”里,学习社会最实用的知识。由于完全忽视基础知识的学习,造成了美国教育质量的大幅下降。实用主义给美国教育带来的消极影响十分深远,直至今天,美国人仍承认:“在理科和数学方面,美国学生在世界上排列的位置接近于最底层。”
自50年代以来,美国历次教育改革运动始终没有放弃加强基础教育这一宗旨。今年2月23日,美国一些科学组织宣布的庞大教育改革计划,仍然以强调改革美国学生的理科和数学基础教育为目的。
美国是实行分权制教育管理的资本主义国家,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教育受商品经济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但他们并没有把教育内容看作是只受市场规律支配的就业需要的晴雨表,而是从未来国际竞争、国家战略利益出发,全面规划教材和课程的改革,特别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我国实行的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更不应该只把教育单纯限制于培养谋生本领这一层次,而应有更为长远的目标。
遗憾的是,近年来一些文章片面指责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派不上用场,说这只是为升学教育服务的,主张以职业教育代替普通教育。这种只注重短期效应和眼前利益,缺乏远大目标的认识,很容易得出“双基”教育无用的结论。
初、中等教育就其性质而言,是普通教育,任务是为高等教育或职业教育打好思想品德科学文化各方面的基础,使学生身心得到全面的发展,而不应要求其直接为生产建设服务,更不能因为将来学生不一定上大学就不打好科学文化基础。否则,就会改变普通教育的性质,造成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
还应指出,认识到教育要受到经济法则制约是正确的。但是,市场价值规律并不是决定教育发展方向的唯一规律,人的全面发展才是教育的最终目标。基础知识的教学,不但能在知识和能力方面给学生打下牢靠的基础,而且具有训练智力思维的作用,使在今后的学习中易于触类旁通,终身受用。
我国的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劳动力市场并未充分发育,因此市场传达的某些信号如“手术刀不如剃头刀”等等,实际是一种暂时的、失真的干扰,并未反映真实的价值规律。而教育是一项长远的事业,周期长、有滞后性,受教育本身内在规律的制约。因而,教学内容的改革既要反映时代的特色,又不能受这种虚假干扰信号的左右。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我们需要理解
常德师范专科学校 王本南
时下,说“厌学”、写“厌学”之风一浪高过一浪。报纸上,杂志上“厌学”二字屡见不鲜。于是乎,在某些高明作者笔下,在许多人心目中,一提起大学生就与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以及扑克、麻将、谈情说爱等联系起来,以为我们书本没摸过,上课不听讲,不知羞耻地辜负了祖国、学校及家人的殷切期望。这委实太冤枉了!
“厌学”之风,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冲击,在高校也确实存在过。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像报纸、杂志上讲的那样严重。有些简直是瞎编,如说什么现在中国的大学生50%有过性经验、大学生宿舍肮脏不堪等等。
就拿我们常德师专来说吧,由于学校制定了严格的规章制度,更多的是同学们不甘落后的求学之心,学习风气相当浓厚。图书馆、自修室,即使在平时,天黑不久,就座无虚席了。绝大多数同学都在那儿孜孜不倦地学习。教室里的同学也聚精会神地阅读,钻研和写作,校园里很少有无所事事、“压”马路的,根本就看不出半点“厌学”风的痕迹。我想在高校加强了管理的情况下,其他高校与我校也差不多,这可以从我的同学来信中得到证实。
我真不明白那些自以为在为“厌学”严重性而担忧的作者们为什么总爱夸大事实。一位“天之骄子”无意间发明的考场秘诀,被那些捕风捉影的人引了又引,嚼了又嚼,似乎不说那“学不在深,作弊则灵”的名言就不足以反映大学生风貌和证明他的独到见解。其实,随着高校考试制度的加强,大部分院校现在这种现象根本不像有人夸张的那样。去年期末考试,我校两千多学生仅发生了一例,中南工大这么多学生也只有20几例,怎么就能证明高校考试作弊成风?十个指头不一般齐,吃饭也有碰到谷粒的时候,怎么能这样吹毛求疵?我敢说,绝大多数大学生是不想错过这段学习的黄金时代的,不愿读书的肯定是少数人。
我们渴望理解。大学生富有理想、渴求知识且生活丰富多彩。因此,我们再不应该走从早到晚死气沉沉学习的老路。周末搓搓麻将,摸摸扑克,跳上几曲以消除一周紧张学习的疲劳,这也天经地义,无可厚非,与赌博有本质区别。我们不是渴望大学生成为各方面都健全的人吗?
我们渴望,这种比“厌学”风更盛的说“厌学”、写“厌学”风不要再刮下去,众口铄金,自古就有先例。现代的杞人们何必小题大作、主观臆测、闭门造车呢?
我们在默默地求索中,我们无愧于大学生称号,我们需要理解。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搞计划生育不能靠参观
黑龙江省的富裕、克山两县是计划生育工作的先进县,中宣部、国家计生委曾转发了该县的经验,许多报纸也作了详细报道。
本来这是一件好事,岂料,报纸一宣传,这两个县的计划生育工作差一点要冲垮了。参观、学习者成群结队而来,从去年8月到现在,这两县已接待来自全国19个省,23个地市,64个县的参观者,人数已超过7000人。接待用去的饭费、车费已超过3万元。参观的客方单位耗资也很多,关内一个县11人来一趟的旅差费就花去两万元。这还不说,因整天忙于接待工作,克山县有个先进镇的计划生育干部无暇顾及日常工作,出现了90例计划外生育。
据5月3日贵报五版报道:四川省旺苍县城关镇因500元活动费落实不了,致使计划生育工作无法开展,看来计划生育工作的经费是相当紧张的。在经费如此短缺的情况下,大批计生干部还南来北往忙于参观学习。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计划生育工作既无轰轰烈烈的场面,也无“一学就会”的镜头,它是建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自觉只生一孩。你只要深入细致地做工作,总会收到一些效果,根本不必千里迢迢去参观。
如果真要是靠参观能把计划生育工作做好,那现在中国的人口决不会超过11亿。去富裕、克山的参观者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请看地图:富裕、克山附近有镜泊湖旅游区、齐齐哈尔扎龙自然保护区(鹤乡),沿途还可以看到兴安岭的风光。
如此参观下去,中国人口真要爆炸了。
                  黑龙江省 刘原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教师盼准时发工资
进入四月份已经十天了,河北省固安县大沙垡乡二百多名教职工仍未领到工资。在春耕生产的紧张时刻,教师们人心惶惶,互相奔走相告:本月工资被乡银行强行作为“自由”存款处理,且不能当时领取。
乡文教办公室领导、学区领导多方做工作,终未有结果。不少教师表示强烈不满,还有的主张干脆辞职,一个即将影响到三千多名学生停课的“炸弹”,即将爆炸!
就在这紧要关头,四月十日固安县委副书记沈秀阁同志闻讯赶到,二话没说:当即发工资!他不仅批评了乡银行这种强行扣压教师工资的错误,还指出:以后不准再出现类似现象。
四月十二日,广大教师领到了四月份的工资。幸亏我们县里的领导关心教师,亲自过问,如果他不过问,有的教师家生活将陷入困境。有的教师罢课罢教,后果不堪设想。现在国家有困难,教师也能体谅,也愿意分担国家的困难,但求上级部门能准时发工资,而绝不能采取停发工资的简单办法来解决问题。
               河北省固安县大沙垡乡
           商家营学校教师 董占灵 (附图片)
谁说我不关心教育事业?冯贵波画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呼声

  课本——千呼万唤不出来
谁想知道学生没有课本的滋味?那么,就请听我们说说这几年因缺少课本带来的种种苦恼吧。
我校高三年级第一学期共缺课本近21套,高二年级英语课本也差了几十本。高一更倒霉,上学期到9月10日,每人仅发3本新书:历史、代数、物理。10月15日才发了英语、语文、政治课本,而化学教材4个班才发了21本,几何也只发了50多本。这学期开学10多天后每人才发一本历史书。尽管我们全年级224人等了一个月,姗姗来迟的只有120本语文、150本政治。
请再看我们缺少课本的后果。上学期,在头一个半月内,由于没有政治书,我们只写了一篇社会调查。书到后老师又闪电般地将课本讲完,学生听得晕头转向,学得糊里糊涂。语文也是新编教材,未到书之前,老师盲目地上了几课,而这在新教材中又多被删去,无形中增加了学生的负担。数学老师上半学期不得已不上几何课,到了临考时见书等不到才忙乱地讲了一章。
我们曾多次向书店询问,但得到的答案只有一个字:等。
由于课本迟发,我校同学落到了欲学不能、欲罢不忍的境地。3年时光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再这样等下去,我们能学到多少知识呢!
             四川省苍溪县歧坪中学
               高一年级学生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