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拨乱反正立丰碑
——胡耀邦同志领导平反“六十一人案”追记
吴林泉 彭飞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胡耀邦同志过早地去世了，但他那嫉恶如仇、勇敢无畏的赤子之心，却永远为人所敬仰。特别是他出任中央组织部长期间，冲破重重阻力，为平反冤假错案，为解救那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付出毕生心血，而被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关入牛棚，惨遭迫害的成千成万的老干部、科学家、知识分子而呕心沥血为之昭雪的动人事迹，至今仍历历在目。在采写平反“六十一人案”中，我们有幸接触这方面的情况，现在整理出来，以兹悼念。
就从中组部门前的鞭炮声讲起吧：
那是一个罕见而动人的场面。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５日８时，在西单商场旁边中央组织部办公大楼的前院里，鞭炮轰鸣，硝烟朵朵。他们不是不谙事的１０来岁的孩子，也不是十七八岁的青年人，而是一群三四十岁乃至五六十岁的成年人，在相互竞放爆竹。聂荣臻元帅夫人张瑞华同志，一人就买了１０多元的鞭炮。噼啪叮咚的“交响乐”，不仅使街上的过往行人驻脚相望，连西单商场的顾客也纷纷跑来踮足围观，看到院里干部们那种欢腾振奋庄重的神色，人们互相询问道：“这些老小子们在干吗？有什么大喜事啦？！”
大约人们都浸沉在鞭炮的乐章里去了，胡耀邦和他的秘书梁金泉穿过正在欢闹的人群，矫健地登上了二楼，立即通知召开处长以上干部开会。人们闻讯一呆：怎么？来啦？胡耀邦来啦？呼啦一下子人们都连忙奔上大楼，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院内空留下一片冒着蓝烟的爆竹的碎屑。实际上，这些爆竹就是为欢迎胡耀邦来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而点燃的。这天，胡耀邦向到会的干部说：今天只是向大家报个到，见见面。中央党校有些工作还需要交代一下，过几天来正式上班，和大家一道工作。
欢迎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长的爆竹声，不仅使中组部的干部们振奋欣喜异常，也惊醒了那一大摞一大摞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申诉书。长期以来，它们被镇锁在文件柜里，或者像垃圾一样被弃置在阴暗的墙角……
被康生、“四人帮”借党中央的名义判定的“叛徒集团”冤案的申诉书，像骡驮车载一般，不知道有多少了。康生及其追随者们一口咬定，这个“隐瞒”了几十年的“叛徒集团”，是“永远翻不了”的“铁案”、“钢案”，对于被诬陷的人，采用各种卑劣的手段，进行威逼利诱。
然而，坚持真理的人始终没有低下他们高昂的头——
１９６７年夏天，薄一波在被揪斗胁迫的监狱中，曾写长达近两万字的申诉，说明了他当年在草岚子监狱中英勇坚持斗争的真相和１９３６年在北方局和党中央指示出狱的经过。
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周仲英以及所有被诬为“叛徒”而还健在的人们，没有不据实申诉的。他们在申诉中写道：“１９３６年，从伪北平军人反省院出狱的绝大多数同志，是经过５年多同国民党反动派及监狱中各种反党政治派别的复杂艰苦斗争中，经过多次淘汰后的一批革命骨干，绝非贪生怕死卖身媚敌之徒。”“狱中党支部将党中央的指示，提交全体党员，经过激烈严肃的讨论，是服从组织纪律，执行中央的指示出狱的。”“出狱后，向各级党组织作了多次的报告，从未隐瞒过。”
１９３６年春，向狱中党支部传送党中央指示的当事人孔祥祯于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１日再一次恳切地向中央写信说：“为了给国民党统治时期的监狱送信一事，我受了八年监禁，二年下放，身已瘫痪，现犹未痊愈。幸由叶副主席批准我今年回京，现在北京医院治疗。在此九死一生之际，常有一事，使我耿耿于怀，日夜难忘者，即对北平军人反省院一些干部出狱的事实，不能使组织上和群众彻底明了当时的情况，实在心常戚戚。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张闻天早死，柯庆施去世，徐冰身亡，殷鉴早殁。而亲身经历其事者，只我一人。我若不说，谁还能详细说出来这件事件的经过呢？”“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而是事关几十个干部政治生命的大事，若不及早报告中央，一旦个人命尽，真会使我死不瞑目，遗憾九泉了。”孔祥祯在这封报告中，把１９３６年北方局如何提出，党中央如何批准，柯庆施如何布置给徐冰，徐冰又如何通过他，两次给狱中党支部传达中央指示以及后来出狱的经过，都作了详细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贺致平得知胡耀邦任中组部长后，曾两次向他写信说明出狱真相，揭露“四人帮”伪造的９６号文件，用移花接木的手法，将毛主席对谭震林关于农林口文化革命情况报告的批示，伪造为对９６号文件的批示。
那些惨遭冤狱迫害死者的家属子女，为要求给他们的亲人平反昭雪而写的申诉，就更多了。
但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康生、“四人帮”作威作福的年代，申诉就等于“翻案”，就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当事者本人申诉，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灾难，如有实事求是者出来仗义执言，也会被戴上“右倾”、“翻案”的帽子，以致老的冤案未平、新的冤案又起……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９日，胡耀邦到中组部正式上班工作。他在召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上，明确而紧迫地提出，从现在开始，由陈野平副部长负责，贾素萍、倪书林等同志参加，成立一个老干部接谈组，认真作好接待老同志的来信来访工作。年老体弱走不动的，可以用车接来，患病躺在床上来不了的，应该登门拜访，到他家里，到他病床前，倾听意见。要拨乱反正啊！只有拨乱反正，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才有希望。胡耀邦的心和千百万受迫害人的心和全国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参加会议的许多干部，激动地淌下了眼泪，胡耀邦说出了他们多少年来想说而未说出来的话，提出了他们想尽该尽而不许他们尽的工作职责啊！
然而，尽管“四人帮”被粉碎一年多了，但“左”的霜冻仍然僵化着人们的头脑，麻木着人们的手足。各种申诉案件和干部问题，仍然由脱离党和群众监督的中央专案组的三个办公室把持着，不许实事求是地平反冤假错案，不许拨乱反正。
胡耀邦遇到的阻力远不止此。中央专案组的某些人为胡耀邦到中央组织部后进行拨乱反正的工作震怒异常，大发脾气，说：“现在的翻案风如此猖獗，都翻到我头上来啦！”
胡耀邦面对着那僵化而狂怒的面孔，下定决心，要发挥中组部的职能，直接向党中央负责报告，不再受中央专案组的牵制。
１９７８年６月初，胡耀邦在中央专案组挨克时，对六十一人案的复查工作就开始上马了。他深知中央专案组不仅不会赞同，不会提供他们掌握的片言只语，而且不许他们到中央档案馆查阅任何资料。面对着这重重的阻力，胡耀邦首先取得叶剑英、邓小平的支持。他在向当时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工作时，反映到“六十一人案”中许多人和死者的家属要求复查的强烈愿望，提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
取得了几位中央领导的支持和同意后，胡耀邦决定由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４人对“六十一人案”进行复查工作。耀邦叮嘱他们，此案关系重大，为了减少阻力，先不宜声张，要认真负责，审慎、精细、踏踏实实地进行调查研究，珍惜每份资料，抓紧时间，争分夺秒，争取三个月复查完毕，写出复查报告，能在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拿出来。
从此，贾素萍四人便开始了拨乱反正的奔波。他们决定先向申诉的当事人调查访问，倾听他们的意见。第一个访问了住在西直门国务院招待所的薄一波。在传达室一见面便亲热地问候：“薄一波同志！你好。”１０多年来，不少的红卫兵、专案组，多次地向他调查审问１９３６年出狱的问题。来者从来不称同志，不通姓名，更没有好的结果。而这次中组部派来的贾素萍四人，不仅１０多年第一次亲热地称他为同志，还说明了胡耀邦部长派他们来进行调查研究的决定。薄一波听了很是激动。贾素萍说：“今天我们是先来看看您，联系一下，请您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定个时间，我们再来听您的意见。”薄一波高兴而急切地说：“我的身体很好，不必另约时间，今天就谈行不行？”他把中组部派来的四位亲人，请到他住的房间坐下，一口气谈了７个多小时。
在炎热夏天，贾素萍４人在北京到处奔跑。他们先后找到周仲英、孔祥祯、马辉之、刘有光、朱则民，和他们逐一座谈，倾听意见。孔祥祯在被访问时指着他的已经残废了的腿说：“过去红卫兵、专案组来调查的人可多啦，说是调查，比审讯还凶，我说的真实情况，他们又不相信，还要逼着我在他们已经写好的诬陷的结论上签字。我不干，他们就整我，把我的腿也整残废了。所以后来他们再调查时，我就不同他们谈，请他们吃闭门羹，你们来了，我衷心欢迎。”
８月初，贾素萍一行４人来到安徽合肥，一下飞机就像掉进蒸锅里了，中原的炎夏闷热得他们喘不过气来。他们不顾一切，立即前往安庆。在一间小平房里访问了刘澜涛。刘澜涛从西北被揪到北京，被关押审讯了８年，１９７５年５月２８日，他从监狱被开释出来了。但专案组仍把“叛徒”的帽子扣在他头上，不许他有自由，在不许和任何亲属和朋友见面的情况下，把他强制下放到安庆。他曾写过一首小诗，抒发当时的情况：“一九七五五二八，十年幽禁总作罢。云海苍茫君何往，党是亲娘神州家。”管你往哪儿发落，刘澜涛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永远是坚贞的。现在见到中央组织部派来的亲人，倾听他申述当年在狱中同敌人斗争的事迹，和他一家人在“文革”中的遭遇。坚强理智的刘澜涛，这时也止不住激动的热泪滚滚了。他热诚地要用自己在院里种的菜豆角，亲手作菜，招待客人。但贾素萍、倪书林任务紧迫，婉言谢绝刘澜涛的盛情后，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淮南。
被下放幽禁在淮南的安子文听说中组部派人来调查，他乡遇故人，自然是格外亲切的。回想“文革”中，他被揪斗、被踢、打、拧、掐，遭受那许多的迫害和被康生强加在头上“叛徒”的罪名，他以为人们早把他忘了，会歧视他的。谁知贾素萍不仅带来部里同志们亲切的关怀问候，还带来平反冤案的希望。安子文像被委屈了的孩子似的，呜呜呜地痛哭不已。在访问时，为了更真切地把握情况，研究时又能更好地集思广义，贾素萍、倪书林、周曦和、张汉夫４个人同心协力，一块调查访问，一块研究分析，一块整理材料，起草报告。
他们在安徽访问结束后，又马不停蹄的到天津、到山东、到吉林，１０月中旬又折到西安，去访问年过７０的唐方雷。
贾素萍４个人到处奔跑、调查访问，夜以继日地查阅档案，研究材料，还要冲破阻力，付出了多少辛劳啊！累得贾素萍心房纤颤，犯了心脏病。当他们越是深入调查访问，越是客观地分析研究情况，便越是发现康生等人对６１人诬陷的荒谬和不可容忍。有些问题甚至不用调查，仅用康生指使专案组调查掌握的材料，便可以作出同那些诬陷完全相反的正确结论。
贾素萍、倪书林一行４人每次调查访问回来，胡耀邦都亲自听汇报，认真阅读批示他们写的每份调查材料。肯定这些材料“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送中央常委阅”。“根据这些充分的复查材料，可以起草报告提纲啦！”大量的事实彻底否定了康生“四人帮”的谎言，戳穿了他们栽赃诬陷制造冤案的阴谋。随后，他又抓紧同贾、倪等一起研究起草了中央组织部向中央的那份《关于“六十一人案”的调查报告》。众所周知，这份著名的“调查报告”，得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充分肯定。“六十一人案”这件长达１２年之久的大错案，终于得到了平反昭雪。
为了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政治路线，胡耀邦多次在中组部说：“解放后，我们对地下党，对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对起义人员，对侨属人员，都有不少失误”，都“必须坚决纠正过去的错误”，“建国以来的冤案、假案、错案，不管是哪级组织，哪一个领导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他多次向各级党委和党的组织部门提出：“要站在党的立场上”，为那些在冤假错案中受害的同志奔走，“必须旗帜鲜明，坚决冲破阻力，一件一件地办到底。”批评那些在落实政策中“推”、“拖”的官僚主义作风。他要求党的组织部门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中，要“做驱逐官僚主义的模范”，要“警惕每天在我们身边游荡的官僚主义的幽灵”。他告诫人们，做好落实政策工作，是事关“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促使整个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好转，调动积极因素，迎接新的历史任务”的大事，是能否“任用人才”，“留住人才”和“实现四化希望”的大事，要“破除知识分子不能当党委书记的陈腐观念。”他要求各级领导认真负责的处理群众来信。他自己以身作则，每天都认真阅读处理群众写给他的信，作到了件件有着落。
总之，胡耀邦以他的远见卓识、惊人的气魄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投入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为在“文革”中被打成的各种各样“牛鬼蛇神”和一切冤假错案平反；为解放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为１９５７年数十万被错误地划成右派分子平反；为１９５９年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平反；为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和地主富农子女的成份问题作了正确的决定。在从１９７８年以后的短短数年中全国平反了３００多万件冤假错案，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解救了我们民族中的精英，使亿万人们解脱了精神的枷锁，轻装投入四化建设。是他开创了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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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爱的丈夫——马海德
苏菲
去年１０月我亲爱的丈夫马海德突然离开了我们。共同生活了４８年的夫妻忽然分手，这是多么令人难以忍受啊！８个月过去了，然而他的音容笑貌始终伴随着我，他对中国人民事业的献身精神永远激励着我。
１９４０年在延安，我们冲破了种种传统观念的束缚，终于结合在一起。４８年的共同生活给我带来了多少欢乐，多少幸福，多少鼓舞，多少力量啊！
（一）
马（在生活中我一直这样称呼他）出生在美国纽约州水牛城一个钢铁工人的家庭里。他的祖籍原是黎巴嫩人，他的父亲由于生活所迫１４岁就到美国作童工，后来成为一名炼钢工人。那年头，一个钢铁工人的日子可不好过啊！马的家庭出身，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培养了他对被压迫人要求解放的意识。在他２３岁那年，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事业，他排除万难，越过重洋，来到中国。后来由于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决心投身中国革命。经过宋庆龄女士的介绍，终于在１９３６年参加到中国工农红军的行列。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同中国人民同舟共济，经受了多少个风风雨雨啊！
在陕北，他的足迹踏遍了每个地方，为陕北军民治病４万余人次，他曾经就陕北的医药状况给毛主席写过一份详尽的调查报告。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问题并提出如何改进的方案。毛主席十分赞赏他这份实事求是的报告，随后便任命他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卫生部顾问，可他不论走到哪里，都以普通一兵自居，谢绝了特殊照顾，更没有半点官架子。
由于他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忠诚，在１９３７年２月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开始了生活中的新篇章。进城后他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他除了从事医疗方面的工作外，还经常运用自己在国际上的影响，向全世界宣传新中国的成就，为我们赢得了许许多多的朋友。
不论是在顺利的时候，还是在困难的时刻，他对中国人民的事业总是满怀信心。在１０动乱中，他受到严重的冲击。他被误解了，受了许多委屈。当时也有些华侨和外国朋友承受不了这种压力，含着热泪离开了中国。我也曾悄悄地问过他：“现在情况这么乱，你动摇过吗？”他问指的什么？我说对党的信念。他坦然地说：“没有过，也不会有的。”他坚信党是伟大的，一个政党能认识自己的错误，并能纠正错误，这就是伟大之所在。“文革”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他说：“你等着看吧，将来一定会被纠正的。”当有一些外国朋友被“保护”起来的时候，有一位朋友跑来劝他，带着老婆孩子离开吧。他气愤地说：“干吗离开呀，我热爱这块土地，我热爱这里的人民。”朋友说：“你爱中国，中国并不爱你呀！”他更生气了。瞪起大眼睛质问：“这是谁说的？胡说八道，那只是一小撮坏人搞的，他们才是真正不爱中国人民的坏蛋，我想他们的阴谋一定要失败的”。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到房里，严肃地对我说：“万一也把我抓走‘保护’起来的时候，你不要伤心，我没有做过半点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我的心是坦然的，你可要放心，早晚会放我出来的。”马的性格是非常乐观，开朗的，而且很幽默。在１０动乱高潮时，到处揪叛徒，把人的名字倒着写，并打上×，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进门叫我，苏菲，我又长学问了！中国字倒着写，打上×我也能认识了。说完看我脸色很不好，他也马上收起笑容：“是呀！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哪里来这么多叛徒啊？”这是值得思索的问题。当四人帮倒台时，他迅速地把消息去告诉路易·艾黎和米勒大夫，他们３人讨论到半夜。回到家里他还在不断的思索着，这一事件的意义，使他３天３夜不能安眠。
（二）
他是一个把工作看得比自己生命还要重要的人，他常说，我现在必须争分夺秒啊！要充分利用自己有限的生命。所以，这些年来，他一直抱病工作，在他看来，只有工作才能给他带来快慰，当他身体情况恶化的时候，他依然念念不忘处理防治麻风病的有关工作，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他还忍受着病痛，召集云南、贵州等省负责麻风病工作的同志开会，研究同国外合作问题。在病床上，已经是病危的时刻，他还要求我为他读各地寄来的有关麻风病的材料和信件，当我把一封广东省的一所麻风病院患者联名写给马老反映他们每月只有１２元生活费、天天吃白饭、连下饭的盐水都没有的信件念给他听时，我发现他的热泪在眼圈里转，既伤心又气愤，要我立即起草一封信致广东省叶选平省长，请他妥善处理。这时他正发着高烧，他用颤抖的手在信上签了名。其实此刻他的病情已经非常危急了，可他想到的还是别人，想到的还是麻风病患者，他像春蚕一样，要为中国人民的事业吐最后一根丝，把明亮洁白的茧留给人间，而后才肯休息的。
（三）
他在工作上，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别人的要求都十分严格，然而在生活上他从来也没有提过什么要求。他经常回忆在延安时那些既苦又甜的日子，对现在的生活感到十分满足。进城后，长年来他生活极为简朴，他很喜欢吃中国菜，馄饨、饺子、面条都是他常用的饭食。至于穿着更是随便，要想给他添一件新衣服或买一双新鞋真是太困难了。直到他去世前，他常穿的几件衣服也都是美国家里的弟弟妹妹们强迫给他添置的。他不但自己一贯俭朴，也十分重视教育子孙节约，他经常要小孙子把寄来的书刊包皮纸保存起来，然后稍稍加工，就可以成为有用的纸了。在他看来，这样不仅是废物利用，而且是对孩子很好的教育。他总是以身作则，言行一致，所以他的身教和言教对孩子养成俭朴的习惯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马不但自己生活俭朴，而且十分注意为国家省钱。他经常出国活动，绝大部分的资金是外国提供的。去年１月底，印度邀请他访印授予他甘地国际麻风防治奖，全部费用都是由对方提供。可是当时他的身体已很虚弱，一个人单独出去是很不适宜的，但他仍坚持要只身前往，不要我陪他随身照料，无非是想为国家节约一点钱，直到组织上决定我必须陪往时，他才同意。
（四）
以权谋私，搞特权这些为当前中国人们所痛恨的社会现象，也是马最痛恨的。
近年来马为发展中国麻风病防治事业，以抱病之身在国外四处奔波，筹募了大量医药器械、药物、汽车等。有人对汽车分外眼红，从遥远的地方，带着大量的礼物，以汇报麻风病工作为名，来探望马。当他弄清楚这些人来的目的后，勃然大怒，素来待人温和厚道的马，霎时间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厉声地对来访者说：“该给你们的汽车，不送这么多东西也会分给你们的，不该给的，送任何礼物都没有用。”说罢，就下了逐客令，并亲自送他们出大门，怕他们在大门里留下礼物。这些别有目的的来访者只好灰溜溜地走出了大门口。
马把各国捐赠的汽车都分给了最需要用交通工具的基层麻防站。当一辆崭新的汽车分给某县麻风病防治单位时，被那县的某领导利用手中的特权把车子扣下了，这件事传到马的耳朵里。他在盛怒之后，感到一种痛苦，他决心要斗争，绝不容许一些手中有特权的人胡来，最后他胜利了。然而伴随着这一切，给他带来的却是一连串的不愉快的思索。他是一个忠实的、正直的老共产党员，他容不得这些丑恶现象。
（五）
马不仅是一位好同志，而且是一位好丈夫。４８年，他始终如一地爱着我，关心着我，体贴着我，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非常愉快的时光。
同他在一起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在一起讨论政治、文艺、国际问题，虽然在有些具体问题上，各有各的见解，但在所有大问题上，我们的观点每每是一致的。
他在事业上非常支持我，记得我们的儿子幼马刚刚五岁时，我因为要去东北拍摄《中华儿女》电影，需要八个月到一年时间，当时我是很想去的，因为那是我的工作。可说心里话，我又舍不得离开丈夫和孩子。但是马的决心很大，鼓励我去工作，要我尽管放心，他会把孩子带的好好的，并要每月给我寄一张孩子的像片。有一次他给我寄了一张孩子的像片，那已是深秋的季节了，可孩子穿的很单薄，长袖衬衣外又套了件短袖衬衫，衣服穿的很零乱。我看了照片心里很不安。正在这时我又接到马寄来的第二封信和孩子的像片。他说前信寄的像片是早已拍摄的，那时天气还不太冷，怕我看了心里不高兴，因此赶快补寄了一张活泼可爱穿戴整齐的孩子像片给我，他好像已经意识到了我当时读家信的心情。也许是电波的作用，不管相隔多么遥远，我们两人的心总是相通的。当然，任何人的家庭生活中总难免发生一些这样和那样的矛盾，这原是很自然的，每当我们闹小别扭的时候，他总是勇于做自我批评。所以不到一小时，一切就都烟消云散了。４８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非常融洽的气氛中，像蜜一样地度过了漫长的岁月。
谁能料到，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３日９时２５分，他终于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倾注毕生精力和满腔热忱的中国人民的事业。他留下了遗言要我们全家更努力地为四化献身，说这将是对他最好的纪念。鲁迅先生说：“俯首甘为孺子牛”，马就是具有这种精神的人，他像一头牛似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都献给了中国人民的事业，虽然他去了，然而我相信他的精神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安息吧，亲爱的！中国人民不会忘记你。国际进步人类也不会忘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