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已非寂寞开无主
——首都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所采访札记
黄传芳 张德华
1984年底，中国文化书院成立了，此后，一个个民办社会科学研究所似雨后春笋，纷纷在首都破土而出。有人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迎接商品经济挑战的“集体下海”；有人说，这是社会科学在传统体制外的“绿色革命”；也有人说这纯粹是那些当事人的“娜拉式出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评价似乎并不重要，实际上，从它的第一声啼哭，到日后的每一步踉跄和每一分成长，都应视作中国改革洪流中令人激越的一束浪花……艰难的选择——从“庙堂”走向民间
数千年中国思想史表明：除了官学，未有能流传深远者。
传统产品经济模式下的社科研究，除了“旱涝保收”的生存惰性和演绎注经的思维定势，知识分子之独立见解很难发挥作用。
一旦民办社科研究所试图走出这一“误区”，它的创始人几乎都是那个象征着旧体制全部束缚的恼人的“单位”叛逃者——
张宗厚：中青年法学研究者、原法制日报评论部主任。在安稳的工作中，他无法摆脱做“遵命文章”的角色，无法平息“独立的学术研究”与“按指令思考”的冲突，于是他抛官弃职，走出来创办了首钢研究与开发公司法制研究所。
曹思源：人称“曹破产”，以首倡“破产法”而闻名。他竟然在自己最红的时刻，离开了中国最高智囊机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作为学者，他难以接受“你在什么单位，就只能做什么样的事、讲什么样的话”的行政约束。
21世纪学院：萌动于一个文化沙龙，继之为《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当成员们在官方的出版社外，走出由专家学者自己创作、编辑、出书的知识社会化新路时，谁也不愿离开这个冲破“单位”体制束缚、跨地域、跨学科的学术群落，遂组成目前这个最年轻的“民间所”。
当然，谁也不是轻易就能离开“单位”的房子、位子等诱惑，去做一根毫无遮拦的出头椽子——这得有大彻大悟；谁也不能保证走出“单位”，得到的就是期望得到的——这得有大义大勇。
邓正来：北京少数几个自由职业者之一、“文化个体户”。他曾几度陷于困境。凭着那世界上最小的事务机构，他办起北京社会文化研究所，但为了维持它的生存，从他这个所长到全部兼职人员，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必须奉献出自己为这个所工作的所有稿酬。
从依附于“庙堂”，到独立于社会，个人利益的牺牲有时也是“民间所”学人们的一种选择。
协作与矛盾——企业家与学者握手
1988年某月，曹思源走进四通发展公司总裁万润南的办公室。
万：“我读过你的书，也听过你的演说，喜欢你的思想……如果曹先生愿意到四通来，我们由衷欢迎！”
曹：“万总，我并不想成为某一家的研究人员，我想自己创办一个独立于企业的研究所。”
万：“你拟一个筹建计划，让我看一下，好吗？”
几天后，万润南与曹思源第二次会面。他当场拍板：资助曹思源创办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
历史应当记住这一场面——企业家与知识分子紧紧握手。
一个社会要想健康运行，大抵离不开一批置身于行政管理体制之外、具有独立见解和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而这些知识分子的存在，除了政治的宽容，还必须保障其经济地位。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就出现像万润南、周冠五这样富有远见的企业家。
但是，我们不想为这一场面喝彩，它不过是“民间研究所”的一种生存方式。尽管这种联合不是“桃园结义”，而是商品经济社会里的契约关系；企业需要决策智囊和文化代表，而知识分子需要新的存在空间和“第一推动力”，然则毕竟一方是物质生产者，另一方是精神生产者，两者在价值目标、操作方式及管理程序上的差别，意味着矛盾的必然。
首钢研究与开发公司文化研究所副所长李勇锋告诉我们：这里的报批制度和为企业服务的宗旨常常与该所的长期性宏观研究项目相抵牾，解决的办法有时还是一如旧体制下的“人治”。
因此，我们热望的是更多有能力的知识分子去办实业，让更多的“民间所”成为真正独立的经济实体。
也因此，我们期待中国的商品经济更加繁荣，让学术研究依靠多元的社会集团，走向更广阔的
“民间”。
法学家呼唤——思想自由
亟需法律的“资格认定”
一个值得思索的现象：在“民间所”创办人中相当一些是从事法学研究的学者，为什么？莫非他们迫切感到思想自由及其表达必须有法律的“资格认定”并受到法律保护？可是至今中国还没有一部《社团法》，“民间所”的诞生活像增加了一批精神的“流浪者”。无怪乎这些学者痛心于“民间所”的生存有时还得仰仗哥儿们义气！
一位学者指出：我们离开旧体制的“慈母”怀抱，并不是想再找一个“婆婆”，学术理论的探索不能仅靠政策的“优惠”，而必须纳入法律保护之下。
1989年3月，张宗厚在预感到要做又一次选择的前夕对记者说，“民间所”这只雏鸟能否发育成为一只搏击长空的雄鹰，将取决于四个因素：学者个人独立人格的确认，宽松的学术环境，强大的经济实力后盾和人才的自由流动。而这些又统统取决于这个……
一位法学研究者的手势，我们当然明白是指什么，因为我们也同样在呼唤“这个”。
声播遐迩，意味深长
——民间所崛起后的思索
在令人瞩目的“全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活动中，我们发现最活跃的身影是“民间所”。敏锐的触觉，踏实的调查，这标志着一种新的学术理性之光。
当“现代化研究”这样一个既非“条”内，又非“块”中，横跨诸多学科、纵贯历史长河的课题热潮汹涌时，1988年春，北京京丰宾馆内举行了第一次由民间团体主办的全国性“中国现代化理论研讨会”，声播遐迩。这标志着一种新的学术中坚力量。
曹思源的四通研究所刚成立，就整日价喊宪法研究，有同仁一开始以为这是故作惊人的“公关术”，不免有相轻之意，后来喊得久了，人们方愈来愈感到这的确是个很重要的研究课题。这标志着一种新的学术价值取向。
在搞基础性研究绝对赔本的今天，邓正来的“民间所”却“较劲”地组织近百位专家翻译出版《牛津法律大辞典》（该书被誉为中国法学发展的里程碑）、《布莱克法律辞典》、《国际社会科学全书》等巨型工具书。这标志着一种新的学术开拓精神。
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所长李盛平告诉我们：短短两年时间内，该所已完成19项与改革密切相关的课题，同时翻译或编著6套丛书，目前已出版128本。这标志着一种新的学术繁荣景色。
“民间所”带给我们的一切是崭新的。
“民间所”带给我们的思索是深沉的。
我们在想其中的一个问题：当代中国改革的决策很大程度上还是单独依赖于官方体系内的智囊机构，而“民间所”没有“正统”地位，来自民间的大量的思想学术成就在决策机构之外流失了。一个国家，如果缺少一个多元的尤其是来自民间的独立的社会思考，其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很容易变成虚应故事。学术的繁荣，需要把一切积极因素，包括民间的智力因素都调动起来，否则，我们便难以排遣那繁荣下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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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燃烧的魔棒
——写在第二个“世界无烟草日”
张彦林 陈杰
最新公布的数字
1988年，我国卷烟产量突破3000万箱大关！（5万支香烟为一箱）
1978年以来，我国的卷烟产量每年都以200万箱的速度递增。
这是中国烟草总公司主管生产的官员马文明在5月24日透露的信息。
同一时间，在北京后海沿一座古老的建筑里，全国爱卫会主管烟草与健康项目的官员田丰淳说：
目前，我国吸烟人数已经达到近三亿人，吸烟的人数每年都呈递增的趋势。
据医学专家预测，不远的将来，我国每年死于与吸烟有关的疾病者，将超过百万。
烟草的数量和发病率同时在增长。
面对香烟对人体的危害，这场比战争、瘟疫、饥荒更残酷的灾难，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苍凉的疾呼：禁烟！
然而，一年前全球第一个戒烟日的劝告，并没有唤醒沉溺于烟云中的烟民，袅袅烟雾依然升腾。香烟这支荡人心神的“魔棒”，仍在向人类施放着淫威，为什么吸烟现象屡禁不止？它的魔力何在？
瘾君子的种种心态
吸烟有害健康，已成公理，无需赘言，然而瘾君子的心态又各不相同。
交际型。不少吸烟者认为，吸烟是人际交往的需要，是联络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纽带。出门办事，探亲访友，要靠香烟铺路，因此，不愿放弃吸烟。
炫耀型。吸烟表明一种风度、气质，尤其抽外烟能显出自己的身价，实现自我满足。
盲从型。以中、小学生和女青年为主，吸烟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与西方文化的传入有一定关系。
消遣型。把吸烟作为一种娱乐，寻求感官的刺激，达到心理和生理满足。
有助思考。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多以此为借口，他们认为吸烟可使人产生灵感。
解除疲劳。据1986年全国吸烟抽样调查分析表明，有30.5％的人认为吸烟可以解除人体的疲劳。
上述种种心态，导致我国吸烟人数不断增加。
来自政策的困惑
吸烟现象在我国的泛滥，不仅来自烟民的需求，还来自国家政府受到经济财政的制约，国家虽在主张戒烟，但却表现出对烟草工业的留恋。
去年，我国烟草税利收入高达210亿，比1978年增加了40个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10。倘若失去了这个收入，国家的财政就会出现难以想象的困境。
在卫生部门看来，这种数字无法让人容忍，据统计，因吸烟而导致的疾病治疗费用以及因吸烟而引起火灾、误事等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高达上百亿元。尤其是对人体的危害，是难以用经济账来计算的。
面对这种状况，政策应作何选择呢？
各界人士如是说
六届、七届人大代表、南京医学院教授朱思明已经七次上书，力陈吸烟的危害，他在《七论严禁在公共场所吸烟》中写道：吸烟严重地危害了人们的身体健康，送烟、敬烟已成为社会腐败现象的媒介工具，必须严格控制烟草的生产。全国政协13位委员也提出过同一内容的六份议案，可惜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著名心理学教授高汉生说：人类选择了吸烟，不管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应该说，香烟对人类还是有吸引力。香烟犹如一剂兴奋药，一旦形成一种无意识的习惯便成为烟民的一种生理需要，从中得到快感和愉悦。不吸烟者是无法体会和感受的。从心理学的角度讲，倘若不从情感上憎恨香烟，就有可能染上吸烟的习惯，最终也会践踏人的生理和心理要素。
江苏省社会学会副会长宋林飞说：吸烟反映了社会文明的程度，可以肯定地说，吸烟是个不好的生活方式。它已成为一种“现代社会病”。有人把它同性病、酗酒等同起来，它给人带来双重危害，一是身体，二是心灵。要治理烟害，必须综合治理，双管齐下。
出路在哪里？
烟草与健康，众说纷纭，它的出路在哪里？
一、积极进行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教育，尤其是在老、少、边、穷地区和文化不发达地区进行持久的宣传，利用各种形式，如幻灯、电影、图片等对中、小学生进行教育，从小抓起，提高全社会对烟草危害的认识。
二、尽快进行立法工作，使戒烟纳入法律化的轨道。
三、在现有状况下，挖掘潜力，生产安全型香烟，降低焦油含量。使之达到15毫克国际标准以下，减少危害程度。
四、开发新产品，多生产混合型和过滤嘴香烟。
五、改变以烟待客的社会习惯。
六、整顿不合格的烟厂，杜绝低质量、危害大的产品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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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库
农业困境将制约中国的发展
现在就要为下个世纪做准备
瞄准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
本报记者 何黄彪
范云六，女，1930年生，1960年获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1980年后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及美国西北大学工作两年。现任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她发表过70多篇关于分子生物学及基因工程的学术论文。
记者：我国耕地逐年减少，而人口逐年增加，如果这样发展下去，就会带来食物短缺。你认为除了缓解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外，还有什么好的办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
范云六：办法是有的。随着科学技术逐步取代土地和劳力，农业正在从单纯依靠资源转变为依靠科学。技术促进了这种转变，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了解决今后食物短缺，除了继续重视发展传统的常规技术外，还应该采用新的技术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在这里，国际上蓬勃兴起的农业生物技术，将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上起着重大的作用。
记者：什么叫农业生物技术工程？为什么要放到重要的位置？
范云六：生物技术是一种新技术，属于高技术。农业生物技术是以生物为基础，用来发展商业性加工和生产农产品的技术体系。它包括重组DNA、遗传物质的转移、动物胚胎操作和转移、植物再生、细胞培养、单克隆抗体、生物加工工程等技术。
农业生物技术对于改进作物生产、畜牧业都有巨大的潜力。在作物生产方面，它能使我们掌握一些新方法以培育高产、高营养的作物品种，提高作物抗病害、虫害以及抗不良环境的能力，减少肥料和其它昂贵农药用量，减少对环境生态平衡的破坏。在畜牧业方面，它的最大、最直接的潜力是畜病的治疗和病的防治，加速优质食物的培育。
记者：现在，国内外好像都在注意抓生物技术，其情况如何？
范云六：是的。生物技术的巨大潜力已引起了世界范围的重视。欧洲共同体国家联合组织了生物技术发展的中长期“尤里卡”计划，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巴西等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计划，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雄厚的科研力量，来迎接这场有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挑战。我国也及时制订了“863”高技术发展计划，生物技术被列为第一发展的领域，农业生物技术则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记者：到目前为止，农业生物技术这门科学本身取得哪些进展和成果？它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是不是很遥远的事情？
范云六：目前国内外农业生物技术，特别是作物生物技术在基础研究和应用方面进展很快。
在基础研究的进展上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在不到10年时间内，大量的决定植物有用性状的遗传基因从植物大量的基因背景中分离出来，如决定水稻、玉米、大麦、大豆等种子蛋白质含量以及组成的特定基因都已分离出来，为这些蛋白质含量的增加以及蛋白质中的营养成分的改良提供了重要的基础。决定这些作物的某些与抗病有关的基因，决定光合作用的基因、决定豆科作物固氮作用的基因等等，也相继得以分离。到目前为止，已有上百个植物基因得到分离，使这些操作的作用正在从幻想向实际转化。二是1983年科学家第一次把细菌基因转移到烟草的单细胞中，并进而从单细胞再生完整的植株，这样的植株表现了细菌基因的性状。这个实验的成功，标志着人类可以对植物进行遗传物质精细操作，使它按人类的愿望而变异。到目前为止，已经可以把外源基因导入到水稻、大豆、棉花、玉米等许多种作物。在我的研究室里，水稻单细胞成株已经成功，并得到了有外源基因的水稻植株。对小麦的外源导入这个难题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三是对决定作物性状的遗传物质如何表现为性状这个复杂过程进行了研究（如种子形成过程，种子贮存蛋白基因的遗传信息表达等）。这些研究为精细地控制作物有用性状、增加有效产物以及提高产量等提供了控制基础。
记者：在实际应用方面有何突破？
范云六：在实践方面，已开始了抗虫害、抗病毒、抗除草剂等方面的工作。美国一些遗传科学公司和研究单位，相继报道了抗虫的基因工程植株、抗病毒的基因工程植株、抗除草剂的基因工程植株。我的研究室，最近把杀水稻的二化螟和三化螟害虫的基因转移到水稻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国外及国内的一些单位在作物营养品质改良、作物抗病、抗干旱方面也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一批令人瞩目的成果。因此，农业生物技术给农业发展带来了很好的机会，但确切地讲，农业生物技术特别是作物改良的生物技术要到21世纪才能形成产业。
记者：根据我国具体情况，你对农业生物技术有什么建议？
范云六：我觉得，首先必须从现在起发展农业生物技术。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得到的成果，而需要大量的基础研究、知识储备和技术储备。目前国际情况是，商业竞争使得在世界范围内技术保密严重，没有自己的成果和技术准备，是很难在将来与国际竞争农业生物技术的市场。农业生物技术人才的培养也是当务之急，没有足够的精明强干的人才作后盾，就不行。其次，国家要制定长期稳定的发展政策。农业生物技术作为一门科学，有它发展的客观规律，需要政策的保证，使得它健康持久地发展。要避免两种倾向，一种是急功近利，要求作物改良的生物技术一朝一夕就要有品种，而忽视技术的储备和知识的积累，另一种是低估农业生物技术的巨大作用和潜力，认为既然不能在近期内得到品种，就不应该高投资搞这项新技术。此外，还要注意发挥我国资源特点，从我国国情出发，着重解决温饱，增加营养的农业生物技术的研究，借鉴国外的经验，但切忌盲从。只要我们扎扎实实从现在抓起，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就会前途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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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烟民世界第一不是光荣
北京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杜明达 杨芳
从去年开始，我国也在世界戒烟日前后对吸纸烟的危害作了不少宣传，个别的生产车间、办公室、病房实行了比较严格的禁止吸烟规定，但总的情况叫人并不乐观。中国不但在纸烟生产上，而且在吸烟人数上都是世界第一。但这个第一并非光荣，而是耻辱的标志。我们是个法制不健全的国家，吸烟在侵犯他人正当权利、危害国家财产安全等方面的问题，还不曾做为一个法律问题正式讨论过，虽然部分全国人大代表曾提出过这个问题。
在宣传上，首先应把生产烟与吸烟的各方面危害全面地、有根有据地加以论述。例如，种烟占用本来为数不多的耕地，与粮棉油争地；烤烟消耗大量木柴；产烟容易得利，从而妨害了对其它生产的安排；吸烟引起疾病的统计性数字及机制；吸烟引起的社会关系矛盾与侵犯他人权利问题；吸烟引起环境污染、大量火灾；吸烟与现代高技术生产的矛盾；吸烟的经济账与个人及国家的得失；吸烟年轻化与犯罪年轻化同步的事实和调查资料等等。
其次要针对吸烟者的心理及诡辩术作出科学的分析和判断，使其能够勇于承认吸烟不但有多方面危害并且是一种不文明行为。
对电影、电视、摄影展览等宣传媒介要认真清理，尽量不要拍正面人物的吸烟镜头，如公安干警在要案面前要靠一支接一支的香烟来思索；有些作家也是一篇稿子几个烟头，硬把灵感归因于尼古丁的刺激，实在没有道理。
在社会规范及法律方面，必须先肯定吸烟是社会一大公害，这样才能产生有步骤地推进戒烟活动。
我们不妨制定一个几年之内的全国戒烟计划，既照顾到多数吸烟者的转变有一个过程，也使烟农烟厂、烟草公司来得及转轨变型，可以五年或十年为期。
要严格限制外烟进口及销售，对非法贩卖及走私者要重罚。
要硬性规定何种职业、何种年龄、何种场合、何种时间不得吸烟，并分别情况处理。例如，林区草原、仓库、古迹附近、医院、幼儿园、多数实验室、学校、国家机关、阵地哨位、各种运输工具中、食堂、大多数工厂……绝对禁止吸烟，对违者进行处罚。
在有不吸烟人或年不满20岁人在场情况下，亦不得吸烟，否则作侵犯他人权利处治。
从时间上说，第一年实行国际戒烟日，第二年每月7日为戒烟日、第三年实行戒烟周（戒烟日所属周）、第四年实行戒烟月……在此期间吸烟者均受处罚。
除行业、职业性戒烟外，要建立无吸烟团体、无吸烟区，但不应是虚假的、形式主义的、应付上级的。因为有些职业（如医生、炊事员、食品及药品生产者……）及有些行业（如高精尖工业）需要戒烟是很明显的，但如果不创造一定社会环境，往往使首先主张戒烟者的模范行为成为他人攻击取笑的内容，而这些人也成了鸡群之鹤。最后不是相安无事便是被同化而前功尽弃。
在以医学界及科技界为主体的党派中，如果能率先成为无吸烟团体，亦可一新耳目，表现其言行如一，给人以可信赖的感觉。
要树立以不吸烟为荣的新风气，消除把旱烟改纸烟、中烟改外烟认为是现代化、是时髦的误解。
总之，如马克思所说，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我们需要从立法入手，辅以宣传等措施，逐步戒烟，坚决戒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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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声
影视界要带头“戒烟”
当前，青少年吸烟问题日趋严重，尽管吸烟有害的宣传从未间断，有时声势还很大，但青少年吸烟人数仍然有增无减。其实，社会上除有反对吸烟的宣传外，还有鼓励吸烟的宣传，而且这种宣传比反对吸烟的宣传更形象、强大。这种鼓励吸烟的宣传，主要来自影视界。
现在许多电影电视里，凡是反映现代生活的，几乎都有敬烟、点烟、吸烟、扔烟头的镜头，不但详细地、多次地重复吸烟的全过程，吸烟者还要摆出一副吸烟的“风度”和“派头”。如领导干部思考重大问题时，都要猛吸烟、踱方步；客人来访或朋友见面时，也是先敬烟，后谈话；一些穿着入时的青年人吸烟的时候，还要悠闲地向空中吐几个烟圈。在新闻节目中，也经常出现吞云吐雾的现象。
影视中不仅经常出现吸烟镜头，而且对吸烟者的哲学也进行了发挥，把吸烟看成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交际场合中“讲礼节”、“讲风度”、“摆派头”的一种手段。许多青少年开始吸烟时，也正是想摆一摆这种“派头”，以显示自己具有成年人的“成熟”和“风度”，即使被烟呛得难受也不肯罢休，而后则逐步上瘾变成烟民。
当然，不能把青少年吸烟的责任都归咎于影视界，但在影视相当普及的今天，对青少年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我希望影视界的导演们要担负起宣传戒烟的社会责任，改变“戏不够、烟酒凑”的不良作风，减少污染社会的镜头。
中国煤炭工业技术经济咨询中心
沈家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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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靠劳动致富的山东省章丘县三涧村农民、共产党员马世昆今年捐款五点八万元，为村里建了一座幼儿园。这是他与孩子们一起做游戏。几年前，他还出资十多万元帮助本村学校建了校办工厂。他说：“每当我看到孩子们高高兴兴去上学，心里就乐滋滋的。”陶峻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