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林重庚谈：
企业效率主要取决于竞争
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林重庚博士说：企业的效率主要取决于竞争，有竞争就可以提高效率，一个公有制企业，如果是在一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它也会达到高效率；一个私有企业，如果处于垄断地位，它的效率也会很低。因此企业改革主要是加强竞争和充分利用市场机制，而不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问题。他还认为，承包责任制最多只是一个过渡的办法，在短期内可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能提高企业经理和工人的积极性。但从长远来说是不可取的，应尽快过渡到能够根本解决企业行为问题的方法，包括股份制在内，股份持有者可以是个人、集体、地方政府、机构等。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国近代的人口问题
行龙
近代人口是现代中国人口发展的基础。
今天，人口问题不仅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全球性问题，而且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面临的严重现实问题。对中国近代人口问题进行历史的探讨，不仅有助于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而且对于解决新时期的人口问题及制定新的人口政策，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是近代中国人口的特点
清代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据文献记载，自汉代有正式的全国人口记录以来，直至明代，我国人口总数一直在四千万到六千万之间停滞徘徊。明末清初近二十年的社会动乱，致使社会经济破败凋残，人口总数在明代的基础上又有所下降。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封建统治者实行“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摊丁入亩”的经济政策，并进一步整顿户籍制度，大大刺激了隐匿户口的出现，人口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猛增趋势。乾隆六年（１７４１年），我国人口一举突破有史以来的一亿大关，接着突破两亿，三亿，到鸦片战争爆发的１８４０年，全国人口总数达到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余万（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进入近代以后，全国人口的发展大致经过了三个时期：从鸦片战争到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的十年是缓增时期。此间由于清代中叶实行的一系列刺激人口增长的经济政策仍在继续起着作用，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也尚未深入内地，人口的发展依然保持着乾嘉道以来继续增长的势头。咸丰元年，全国人口总数达到四亿三千一百八十余万，是近代人口增长的最高点。太平天国活动的十余年属降减时期。这一期间，南方的太平天国战争，北方的捻军起义，西北及其它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前后连绵十余年，波及范围十余省，其间清朝反动武装及外国侵略者的残酷镇压与杀戮，致使全国人口总数锐减，“册报每缺数省，其可稽者，只二万数千万口不等”（《清史稿》卷一百二十一，食货二）。清末的三十余年及北洋军阀统治的十余年是人口发展的起伏时期。这一期间，经过广大人民长期的艰苦劳动，战后破败的社会经济又逐渐开始复苏，人口总数也在缓慢地回升，二十世纪初曾恢复到四亿二千余万。但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毕竟到了它最后崩溃瓦解的阶段，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频仍不断的自然灾害，此起彼伏的农民暴动，这些都成为严重威胁清朝统治的社会因素，同时也加剧着人口再生产的起伏性，直到清末民初，全国人口总数也未达到咸丰初年的水平。
中国近代的人口发展就是经过了如上这样一个降而复升的大周期，就其发展速度来看，它不仅比清代中叶大为减慢，而且大大落后于同时期世界人口的发展水平，这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具有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高——高——低类型的人口再生产。
从人口的自然变动来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取决于人口的出生率与死亡率。在自然经济为主体的近代中国社会，通过增殖人口以获得大量劳动力，仍是这个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它内在的经济要求；加之传统的早婚早育、“多子多福”观念的束缚，致使近代中国人口的出生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但是，人口的高死亡率也始终伴随着这种高出生率，其结果是人口的增长速度十分缓慢。诚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生产方式是近代中国人口发展出现大起大落和缓慢的根源，但战乱、灾荒和鸦片则是主要和直接的因素。战乱与灾荒对近代中国人口消长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曾国藩占领南京后，三天之内杀死十余万人。海兰泡事件中，俄军杀戮中国人民二十余万。太平天国战争后，许多地区出现“杳无人迹”、“十不存五”的现象。晚清各种自然灾害后，死亡人口达三千七百多万（邓云特：《中国救荒史》）。这都是人口出现高死亡率的明显例证。鸦片对近代中国人口消长的影响则是无形而持续的。鸦片战争前后，一部分官吏兵士就已开始大量吸食鸦片。咸、同之后，清政府采取“寓禁于征”的政策，公开承认鸦片输入合法化，后又实行“寓禁于种，驰禁开种”，致使吸食鸦片，种植罂粟之风日甚一日，“城镇村庄，尽为卖烟馆，穷乡僻壤，多是吸烟人。约略计之，吸之者十之七八，不吸者十之二三。”（刘大鹏：《遐想斋日记》鸦片烟说）如此众多的中国人吸食鸦片，不仅“耗精血、涣志气”，而且严重摧残体质，缩短人口寿命，影响到人口的繁衍能力。
近代过剩人口产生的根源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
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近代人口的发展，虽然速度十分缓慢，但过剩人口却有增无已。
所谓“过剩人口”，并不单指人口数量的多寡，而只是一种相对于一定生产条件而言的“过剩”人口，即一种相对的过剩人口。
无疑，中国近代过剩人口产生的根源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一方面破坏了中国原来可以容纳较多劳动力的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布局，加速了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瓦解，从而造成了日益庞大的过剩人口队伍。另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与剥削，中国资本主义一直像蜗牛爬行，发展缓慢，根本无法吸收数以万计的过剩人口，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过剩人口不仅以其庞大的数量存在，而且会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同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剩人口相比，中国近代过剩人口又有其两个明显的特点。其一，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过剩人口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才日益突出起来的，而中国近代的过剩人口则是在封建社会末期人口猛增的基础上再现的，鸦片战争前四亿多人口是它发展的历史前提。其二，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及机器的使用，使雇佣劳动者队伍日益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却在相对减少，马克思把这种现象概括为“生产力压迫人口”。中国近代则恰恰相反，生产力的长期停滞状态使过剩人口队伍日益扩大，而过剩人口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这也可以说是“人口压迫生产力”。
那么，中国近代的过剩人口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着呢？我们认为，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存在的三种形式同样适合于近代中国。第一，流动的过剩人口。这部分人口存在于城市，由产业中的失业人口构成。由于近代中国工业的发展极其有限，产业工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极小，因而这种流动的过剩人口也毕竟属于少数。第二，潜在的过剩人口。这部分人口存在于占全国总人口８５％的农业人口中，多因农业的衰落和重大自然灾害所形成，是近代中国过剩人口的主要形式。第三，停滞的过剩人口，存在于农业和手工业人口中，由自然经济结构的不断破坏而产生。
过剩人口问题曾给中国近代带来过严重的社会后果。早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夕，马克思就明确地指出：“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７卷第２６４页）。在中国近代，除东北之外，耕地面积的扩大已基本停止，生产力的发展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而封建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沉重桎梏，它与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结合起来，使得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不起来，这就使得过剩人口问题成为始终不能摆脱的包袱。经济发展的落后，粮食价格的高涨，频仍不断的灾害，生态环境的失调以及遍布各地的“民变”，都是与严重的过剩人口问题分不开的。
中国近代人口分布和迁移经历了一个复杂过程
从人口的机械变动来看，中国近代的人口分布和迁移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迁过程。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也是全国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汉代以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迁，人口重心逐渐向东南地区转移。进入近代以后，人口分布的最大特点是，在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之后，内地人口不断向东北、塞外及西北地区流迁，沿海人民或迫于生计，或被侵略者拐卖，也大量出洋定居，这就使得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东西两部人口分布的悬殊差距逐渐缩小。
咸丰初年，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四亿三千余万的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人口分布的重心不仅明显偏于东南，而且呈现出了由沿海向内地递减的趋向。之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东南各省人口大量耗减，江苏、浙江等省甚至减少１／３多，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人民，迫于生计以更大的规模向海外迁移，帝国主义侵略者又拐卖了大量的“猪仔”出国，这些都使得东部地区人口总数增长减慢，人口密度也相对下降。另一方面，由于广大内地“土狭人满”、“田不足耕”的严重矛盾，清政府从维护封建统治的利益出发，相继对东北、塞外、西北等地实行“开禁”，鼓励人民“移民实边”，这就使得西部地区的人口总数不断增加，人口密度也在逐渐提高，东西两部人口分布的差距有一定的缩小。但是，在整个中国近代历史上，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即东西两部人口分布的悬殊差距一直十分突出。
从人口的城乡分布来看，中国近代农村人口一直占人口的８５％以上，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即人口的城市化过程也在缓慢地进行着。在长期的封建社会历史中，中国的人口城市化，无论是城市的规模，还是城镇的数目都是居于世界前列的，近代则远远地落伍了。１８世纪下半叶开始，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经过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中大机器的使用及农业的资本主义化，使众多的农业和手工业者被排挤出土地，同时，城市经济的发展又为这部分人提供了流动的机会，这样，“人口也像资本一样地集中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第３００页）。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中国近代的农业并没有资本主义化，农业生产的衰退迫使成百万的农民离开土地而流向城市，但城市的发展也极其有限，虽然在沿江、沿海也兴起了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较大城市，但这批城市不仅规模有限，生产不足，而且具有明显的殖民地色彩。而原有的一批封建城市，像西安、开封、北京、杭州等，或由于经济的衰退，或由于战争的袭击，均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这就使得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速度大大落后于当时世界的发展水平。
人口问题一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严重社会问题，对此，社会各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提出过这样或那样的解决方案。正逢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汪士铎惊呼，“世乱之由，人多；人多则穷，……久治思乱”（汪士铎：《乙丙日记》卷三）。进而提出溺婴、节制生育等具体办法；清末的薛福成也把“人满之患”看作是造成晚清积贫积弱局面的包袱，提出了“浚其生财之源”的主张；孙中山、廖仲恺等革命党人一方面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一方面又提出了“移民实边”、发展生产、提高人口素质等主张；二、三十年代的部分学者也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具体办法与方案，但是，这些都没有也不可能使这一问题得到真正的解决。
建国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为我们解决这一历史的遗留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遗憾的是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我们错误地批判了像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正确方案，使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出现了一度的失误。今天，“人口多、底子薄”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汲取近代中国人口问题的经验教训，制定符合新时期的人口政策，是我们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现实问题。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陈依元谈：
加快西部观念变革要靠“中心辐射”方法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陈依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西部与青海观念变革的调查分析》中指出，我国西部地区社会经济落后造成人的素质低下，而人的素质低下又反过来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了打破这一怪圈，应该斩断其中一个关键的环节，这就是实现人的观念更新、提高人的素质。他根据大量的调查，把在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西部地区正发生着的观念变革分为三大层次：一是各省区中心城市等商品经济比较发达、观念更新比较快的地方，可发挥“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二是各省区的中小城镇、铁路沿线等地，它们有希望成为本省区观念变革的“窗口”；三是广大山区与牧区，观念更新的任务尤为艰巨。
为了较快地发展第一层次，提高第二层次，消灭第三层次，除了重视常规的观念梯次推进方法外，还要根据西部实际采用观念“中心辐射”方法。即以各个商品经济较发达、观念较先进的城镇为中心，成扇面地向外辐射新观念，带动周围地区的观念变革。其特点是中心开花，由点到面，波及四邻，产生观念变革效应。今天西部除一些中心城市外，许多相对落后的地区也已出现了一批“明星点”，各省区应有计划地培植它们，充分发挥其在观念变革中的中心辐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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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全国横向经济理论讨论会综述
任晓平 韩洪青
由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江苏省经济协作委员会和浙江省政府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联合主办的全国横向经济理论讨论会于３月底在江苏省镇江市召开。与会代表认为，在当前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下召开这次会议，对于完善横向经济理论、指导横向经济实践、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必将产生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代表们回顾了十年来横向经济联合的发展历程，一致认为横向经济的兴起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方针指引下，我国地区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地区与部门之间、国内与海外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交流与合作的不断加强，冲破了自我封闭的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格局，对于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建立和完善市场机制、优化经济结构、促进体制改革，发挥了巨大作用。
一、关于横向经济的含义。
与会代表在讨论中提出了几种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在我国，横向经济联系也是历史上经济活动中固有的，只不过是在单一计划经济条件下被纵向管理体制人为割断了。关于横向经济的含义大体上可以表述为：把单一计划经济条件下被纵向割裂的生产要素和资产存量，在冲破条块分割、地区封锁的基础上进行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的经济活动。
第二种意见认为，横向经济不是泛指在任何经济形态下生产主体之间的联合与协作活动，而是相对纵向经济而言的。横向经济的含义不仅单指企业间的联合与协作，更要注意到在国家指令性计划缩小、地方财力物力扩大基础上出现的地区之间的经济交往。由于资源分布的不均衡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不同特点，地方政府在组织地区经济活动中，必然要广泛开展相互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因此，这种横向经济实际上就是地区经济交往的综合表现形式。横向经济的含义是，一省或一地区依托本地优势，在平等互利基础上与外部进行生产要素的交换以达到发展自身经济的目的一种经济活动方式。
第三种意见认为，横向经济从其活动内容上考察是分层次的，对横向经济的理解也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企业联合与协作活动在单一计划管理条件下是存在的，只不过是依据纵向管理手段来组织，从而使企业为主体的自主联合与协作受到了纵向管理的制约或阻碍。同时，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纵向管理体制压抑了地方的积极性，使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区域经济活动也受到了束缚。这两种力量在改革过程中释放出来，形成了当前横向经济的两个主要内容。
二、关于发展横向经济与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关系。
许多同志提出，发展横向经济联合是推进政府职能现代化和商品经济市场化的传动机制。但是，这一改革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步到位。在市场化程度很低、政府对经济活动干预还是以直接调控为主要方式的国情条件下推进改革，不容回避的问题是怎样寻找改革的现实起点与目标模式相联系的过渡方式和转轨机制，使得从政府职能现代化与商品经济市场化这两个方面能够并行不悖地逼近改革目标。首先，发展横向经济并不排斥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和调控。相反，它极为强调政府正确运用各种行政的和经济的调节手段，从调整市场关系出发、促进市场体系的发育。同时，在政府职能的转换方面，它强调以横向服务、间接调控来取代纵向统制、直接调控；在资源要素配置方面，它既尊重市场规律、区域比较利益原则，又接受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产业政策的宏观指导。因此，发展横向经济体现了政府调控和市场导向双重职能的内在统一，体现了改革推进的逻辑顺序。
横向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调整经济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是当前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过程中的积极因素，它能在行政干预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克服生产要素的非优化组合，通过切合实际的经济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来维护经济建设的稳定增长。与会代表在分析生产要素非优化组合的深层原因时指出，一是市场虚置、市场信号的偏差和滞后，诱导了投资错位；二是政府行为短期化、区域割据和条块封锁导致了资源短缺与滞存现象并存。因此，目前应特别强调通过发展横向经济来打破并重组这种畸形发展的经济格局。
三、关于横向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与会代表认为，横向经济的发展是改革、开放、搞活的产物，横向经济实践促进了协作生产力的发展，进而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因此，需要理论界关心和参与横向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特别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加强横向经济规律性研究，使得横向经济决策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应当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克服理论工作者与横向经济实践脱节现象。当前横向经济理论工作的重点应当是认真总结改革十年来横向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分析阐述具有中国特色的横向经济运动规律。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国城市住宅体制改革研究》出版
蔡德容著的《中国城市住宅体制改革研究》，最近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该书分析了我国城市住宅的经济属性和社会主义城市住宅所有权，对城市住宅商品化的客观必然性、特点和主要内容，以及目标和步骤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它是我国房地产经济研究中比较系统的一本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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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于光远谈：
哲学不等于聪明学
于光远在今年第二期《方法》杂志上撰文说：有一种说法，哲学就是研究聪明、使人聪明的学问。也可以说，哲学就是聪明学。我认为这个说法有对的地方，但又不尽然。因为哲学和聪明学各有自己的外延，它们终究是不同的概念。就哲学的外延来说，比方说，它包括像探讨宇宙的本体（即本体论）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把这方面问题讨论得深刻，讨论得比较清楚，对于一个人变得更聪明些，当然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总不能说关于时间空间有限性还是无限性的讨论属于研究聪明，或目的是为了使人聪明的范围。就聪明学的外延来说，比方说，它包括像探讨在各种类型工作和生活中如何聪明地行事的问题。这种研究虽然属于方法论的范围，但这种研究所考察的是具体对象中的问题，不属于哲学。根据上面所说，哲学与聪明学的关系可以视作互相交叉的学科，不过在这里的交叉不是地位平等的两门学科的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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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凤贺谈：
发展企业集团要注意“优势聚合”
刘凤贺在《关于企业集团的思考》一文中着重探索了乡镇企业发展企业集团问题。他认为，在日趋激烈的全方位竞争中，乡镇企业要想持续地健康发展，就要本着自主互利的原则，打破部门、地区、行业和所有制的界限，有计划地走上发展企业集团的道路，实现企业的优化组合，形成以优势产品为骨干的企业群体和集团。为此，乡镇企业不仅要重视与城市企业联合，还要重视与科研单位联合，积极参加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开发型企业集团。
作者指出，目前，乡镇企业和城市企业实行联合的，主要是小型企业，强弱分明。今后，还应强调有技术和经济实力的乡镇企业同城市大企业间的联合。特别是要创造条件，设法挤进各种已经产生影响的企业集团，借助“大船”的力量来抗击风浪，继续发展。同时，当乡镇企业形成自己的名优产品，成为行业的骨干企业时，还需要寻找同类优势企业进行“优势聚合”，使强者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