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26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守护生命的“女神”
——记获得南丁格尔奖章的四位中国护士
本报记者 艾笑
三四十年前,4位出生在北京、长沙、上海、唐山,受过良好教育的闺秀走出校门。她们义无反顾地投身护理事业。如今,晚霞夕映仍不改初衷。今年,国际红十字会委托我国领导人,“将第32届国际红十字费劳伦斯·南丁格尔奖章代授予这4位中国女士”。她们是:
林菊英,69岁,卫生部护理中心主任;
周娴君,58岁,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副院长;
陆玉珍,55岁,上海遵义医院护理部主任;
孙秀兰,46岁,唐山红十字儿童急救中心内科护士长。
在亲人和病人中间,选择谁?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百万人口的唐山市瞬间震撼后成为废墟。“妈妈!爸爸!”听到11岁的儿子凄厉的呼唤,孙秀兰如疯如痴地从倒塌的房子下把孩子扒出来时,这个她所挚爱的骨肉早已离她而去。这场大自然的劫难还夺去了她的母亲,伤了她的丈夫,使她另一个儿子因惊吓而精神失常。
孙秀兰掩埋了亲人的遗体,在极需她照顾的丈夫和小儿子身边踌躇了一会儿,还是拖着虚弱的身子赶到她工作的医院。眼见大批患者涌进油毡搭的简易病房,她立即警觉到必须采取措施预防院内感染。就在配合抢救危重患者同时,及时组织护理人员清洗消毒病房,使人们井然有序地渡过感染难关。那些艰难的日日夜夜,孙秀兰天不亮起床,做好饭菜放在丈夫床边,自己7点半以前必到医院上班。一次,小儿子因小腿骨折疼痛难忍,她答应下午4点带他去医院看病。可是,3点钟来了一位呕血不止的病人,她全力投入抢救工作。这位病人刚刚脱险,又推进来一位患心脏病的老人。深夜,老人的病情得到控制后,孙秀兰急匆匆回到家里,9岁的儿子正哭成泪人。
人生路上,选择的机会很多很多,命运也不专门薄待孙秀兰。一段时间,由于医生缺乏,医院把孙秀兰送出去进修,回院后可以当医生搞医疗临床。可是结业回院后,正赶上高校分配来一批医疗系毕业生。相比之下,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又短缺了。在医生和护士中间,孙秀兰又毅然选择了护士作终身职业。是不是怕自己水平不够而怯阵呢?不是。她广博的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在医院里是有口皆碑的。一次抢救重度有机磷中毒患者,孙秀兰发现,经过洗胃、输液解毒后病情已趋于好转的患者突然血压升高。她仔细翻阅了病历,发现病人胆硷酯酸还未完全恢复正常,又认真检查了患者的身体,终于找到患者头发上有呕吐物污染的痕迹,立刻意识到是被污染的头发使患者重新吸收了有机磷,立即给他洗了头,并建议医生调整了阿托品剂量,及时避免了病情恶化。
同麻风病患者打交道的“天使”
1954年,20岁的陆玉珍从上海第二护校毕业,就被分配到刚刚成立4个月的上海市麻风医院(即现在的上海市遵义医院)工作。有人告诉她:“该院是个罕有人来、又难以调出的单位,连找对象都难。”报到时,只见人烟稀少,住进去恍如隔世。特别是院中既无电,又无自来水,和麻风病人同一厨房吃饭,毫无隔离措施,真使这个上海小姑娘胆战心惊。可是,当这位善良、崇尚南丁格尔精神的年轻护士看到那些被麻风病痛折磨得痛不欲生和各种畸残的形象,看到这些最需同情和照顾的人,目光里流露着期待,就决心留下来献身麻风护理事业。
35年来,陆玉珍坚持宣传麻风可防、可治、不可怕的科学知识,竭力从精神上、生活上关心爱护病人。对畸残病人,她都身先士卒为其喂饭、洗澡、剪发、修指甲、更衣甚至购物。有位叫朱大初的患者,刚入院时腐臭的伤口创面有很多蛆在蠕动,陆玉珍给他清理时,数不清的蛆虫反向组织深部钻去,她用血管钳一只只往外夹,换一次药一个多小时,三四天才将蛆清除干净。现在朱大初老人仍健在,并常向人提起这段往事:“陆护士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病员崔成裕大便秘结,也是陆玉珍蹲在床边用手指一块块给抠出来后才解除痛苦的。这些本是护理常规的工作,但在麻风医院做好实属不易。周恩来生前说过:“从事麻风病防治工作的人,具有伟大的献身精神。”陆玉珍从少年到白头,献身麻风病防治事业,贵在35年如一日。
病人写的一首歌中称她“女神”
37年前,21岁的周娴君离开生活舒适的故乡长沙,来到贫穷的湘西少数民族地区。那时的州人民医院几乎一无所有,危急病人多,医护水平低,病人死亡率高。一开始,周娴君就把责任和爱心全部交给这些少数民族群众,她带头干脏活、做重活。一位身高体重的男病人,因药物过敏全身大片皮肤剥脱满身渗液,高烧昏迷大小便在床上,同室的病人和护士都吓跑了,周娴君却给他洗换、治疗,日夜守护直至脱离危险。1983年医院收治了24名患尿瘘病的少数民族妇女,能否使她们摆脱这种病的痛苦折磨,关键在手术后护理的好坏。为保证手术效果,身为副院长的周娴君一边亲自参加护理,一边给护士讲尿漏护理课,使手术成功率达到95%。几位病人流着泪写的一首诗中称她为保护生命的“女神”。后来,这诗被谱上曲,很多病人痊愈出院时唱着它向周院长握别。
从60年代初周娴君任总护士长开始,就对医院的护理工作提出了统一操作、提高护理质量的要求。1979年至1988年中,她编著了《护理基础》、《护理人员手册》、《妇产科学及护理》等著作,对提高全州护理人员的业务水平发挥了积极作用。她创办了州卫生学校的护理专科班,她亲自培养的200多名护士已遍及全州医疗单位。她还十分重视职业道德教育,建立健全了一整套被“文革”破坏的护理工作规章制度。
桃李满天下的护理学老教授
70年代以来,我国护理界整体素质的滑坡情况很严重。深解临床护理作用和教书育人重要性的林菊英教授十分焦急,她和几位专家做了大量分析研究后,向卫生部提出“加强护理管理和护理教育管理的建议”。卫生部很快采纳了。1983年她担任了中华护理学会理事长,上任伊始,立即增设了有关理事领导下的专业学术委员会,积极组织护理学科的各类学术会议和在职护士学习班。自那以后,我国的护理学科领域出现了多方面的长足进步。不久,卫生部直接领导的全国护理中心成立了,林菊英出任主任。这个中心为制定各项护理工作质量标准及改进护理教学模式做了大量工作。她还提出,只靠中等护理教育,已不适应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形势,必须恢复高等护理教育,才能提高我国护理科学的水平。国家教育部门和卫生部门很重视,目前我国已经有11所高等院校恢复或开办了护理系。
由于林菊英等德高望重的老护理专家慷慨陈词据理力争,现在全国73万护理人员才得以享受和医、药、技人员相同的评定高级技术职称的权利。
尽管这位北京医院护校老校长的桃李早已满天下,而今年近七旬,却还在不断耕耘。她把在美国讲学得到的酬金留在国外,为的是让出国留学的护士专用。一代代后起的护理工作者在读她撰写的教科书,在按她制定的规范护理操作,在以她的品德行为做楷模磨练自身。她却说:“青年人比我们好、比我们强。中国护理事业的振兴,得靠青年。” 
(附图片)
西南地区最大的精神病专科医院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护士曾远林(左)是1975年成都卫校毕业生。十余年来,他不顾世俗的偏见,热情为患者服务,喂奶、喂水、理发、洗澡……样样抢着干,受到许多患者家属的赞扬,多次被评为医院先进工作者。
新华社记者 熊汝清摄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如何克服“新的读书无用论”?
关键看政策的导向作用
——读者来信综述
本报记者 周庆
编者按:今年2月22日,本报特辟专栏,开展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的讨论,受到社会的关注。3个月的时间,参加讨论的读者来信天天不断,总数逾千件,其中颇多真知灼见,除报纸上发表一部分外,今天将记者对这些来信的综述献给读者,作为专栏讨论告一段落的小结。今后仍欢迎这方面的来稿。
    
原因:整个社会的低文化管理
我们的社会正处在一个“当万元户易、做学问难”的特殊阶段。
我们的民族正处在一个吃喝支出大于智力投资的生长期。
恰逢其时,“新的读书无用论”抬头。不少读者来信指出,这有其必然性,从实质上讲,它是整个社会低文化管理的恶果。
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委研究室胡宏纲来信说,中央三令五申,提出教育事业要有一个突破性的大发展,但实际上至今举步维艰;主要是一些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所致。地方政府每届任期3年,其间“经济看产值,面貌看城建”,许多人 热衷于抓短期内能突击政绩的事情,对中、长远目标不屑一顾,甚至不惜牺牲长远利益而邀功,像发展教育这样的软任务就很少顾及了。
湖南读者成业来信指出,从目前干部的任职来看,除军队外,地方行政、司法干部、企业厂长、经理,国家都没有明文的文化素质规范与要求,从上到下没有建立一个任用干部的文化标准体系。低文化者决策领导现代化事业,不可能不表现出文化上的局限性。宝鸡读者崔利民列举了“一边是豪华官府如林拔起、一边是祖国花朵葬身危房”,“一边是社会集团消费几百亿、一边是教育投资难增长”等现象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些读者在来信中指出,读书较多的知识分子信息灵通,对科学决策有智囊作用,民主意识、参政意识强,是建设现代化的中坚力量。但同时也提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那就是知识分子在传统的价值观动摇之际产生心态失衡,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蜕变中有徬徨,在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已有的知识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河北读者王有亮特别指出知识分子对政府的强烈的依赖性:一个大学生从入学到毕业工作,都由国家来安排,当个体劳动者抓住机遇,短时间内上升为社会中的高收入群体后,大部分读书人却囿于传统思想和各种顾虑,仍留恋于“铁饭碗”中的一点油水,不情愿或不敢冒险参与商品经济中的竞争,难以实现自己的价值,发挥自己的才干。在教育界,则出现“留下身价不高、出走知识无用”的矛盾心理。
知识界的这种心态,在全社会有代表性,但面对这种状况,过去的教育和思想工作已不能适应。湖北郧阳地委党校张锐分析道:教育长期受政治嵌制而同经济隔离,始终处于自我调节的封闭状态,供求信号不明,信息传递失真,管理体制呆滞。至于宏观制衡,以往主要是通过行政命令和政治教育的方式实现,这在旧体制环境中是有效的,在初始的商品经济形态条件下,很难发挥作用。这就使得“新的读书无用论”很快蔓延开来。
危害:对四化大业最大的威胁
“读书无用论”的危害是严重的。“文革”中的“读书无用论”伴随文化恐惧症泛滥;现在“新的读书无用论”,则又在价值多元化出现的同时,受“金钱拜物教”影响蔓延,它们都对成千上万的学生产生消极影响,使一些知识分子降低了自己思考问题的尺度,造成一种不健康的社会心态。尽管这种思潮不会影响到少数社会精英,但它却可能使千千万万个未来的精英夭折,加深整个教育事业的危机,这是四化大业最大的威胁。
吉林省读者蔡庆勇与一位辍学的农村女青年谈话时,记下了这位青年的自诉:“我是一个刚满20岁的女孩子,5年前,我无知地离校弃学,现在追悔莫及,每天都在悔恨中度过。现在的农村再不是过去的农村了,许多农科知识和文化娱乐都已进入了农家,可我现在连稍深奥一点的报刊都读不了。如今,我是多么向往学校、向往知识啊!但也只能是向往而已。”
某地党校对350个10万元个体商的问卷调查发现,其中68%的人完全丧失了致学意识,25%的人认为读书与否无关紧要,只有10%的人有读书欲望。一些学生、家长看到这些文化知识很低的人赚大钱、当老板,难免萌发弃学经商的念头。这种心理也出现在一些基层学校,造成教师弃教、改行。内蒙古自治区一读者来信说,某重点中学1984年以来65%的骨干教师改行。这是现实的危机。河南大学两位读者来信介绍,该校副教授王非对中文系调查了260人,全都认为现在教育存在危机,其中60%的人认为存在着严重危机。
出路:建立全员职业文化标准体系
面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许多读者来信指出,要从政策上找出路。湖北读者肖克瑾来信说,我们的教育政策有失误,但要从政策上找原因,就得先从决策人的指导思想上找原因。由于机械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没有把握信息时代发展生产力的关节点——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没有把发展教育定为基本国策,致使建国40年来教育一直左右摇摆,没有走上按教育规律办事的轨道。10年改革,人民受惠很大,但由于教育政策上的失误,严重地挫伤了教与学的积极性。但他指出,这次“新的读书无用论”与50年代末和“文革”中的“读书无用论”相比,有着本质的区别。前两次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把知识和知识分子的性质看错了,这次只是对某些政策的可行性研究不够,没有预见到可能会发生的严重后果,只要在认识上基本统一了,制定出正确的政策来,局面即可扭转,“低谷后面是高峰”。
陕西读者张锐在来信中说,国家应对教育实行优惠政策,激励家长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对于做得好的,可采取多种方式进行表彰,如在农村可以免交部分税款,在城市可以享受一定年限和一定数量的国家养育金等;对困难的家庭可以以贴息贷款和无偿贷款方式解决其子女上学的经费困难,以此为恢复尊教好学的传统提供物质保证。
不少读者来信提出,党的富民政策应使知识分子也富起来,尽快解决“脑体倒挂”现象。四川读者杨胜荣分析这一现象时说,政府管理人员比较善于调动体力劳动者的积极性,其劳动也易于量化计算,按劳付酬;他们不善于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使多数知识分子处于观望状态,潜力远没有发掘出来,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劳动不易量化计算,如无明显效益,提高待遇未必能使其他劳动者接受。这就要靠高文化的管理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靠政策为他们提供较好的工作条件。比如学校老师,要让他们不仅靠觉悟、也靠社会的鼓励、一定的物质条件去教好书;这样学生从老师身上才能看到希望,有信心去读书。有的读者提出,政策应该首先使那些有贡献的知识分子富起来,这样,才会引导整个社会向重视智力投资的方向发展,才会引导群众文明消费。
广大读者对我们干部队伍的素质表示担忧,因为任何好的政策,都要通过政府的干部去执行,如果这支队伍的文化素质太低,或者说这支队伍不是由社会精英所组成,再好的政策也可能在执行中变了样子。咸阳市读者胡宏纲来信说,我们寄厚望于各级政府领导人,希望他们以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为念,着眼于中国的未来,本着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真正把发展教育放在首要位置,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做出贡献,切不可继续以短期行为危害教育事业,做民族的千古罪人。为此,他建议从中央到地方在选拔干部、考核政绩时,把教育发展当作一项重要内容。其次,要改变社会观念,对那些努力抓教育的领导人,给以舆论支持,功勋卓著者,为他树碑立传,让他名垂青史,而对那些哗众取宠、延误了教育的人,则要予以罢免。
为了保证教育政策的落实,在重视政府行为、干部素质的同时,有的读者还提出建立制约机制,通过教育立法,政府督导,实现以法治教。在教育立法中,首先要完善教育法规体系,如教育基本法、教育部门法、教育行政法规、教育行政规章、地方教育法规等。其次,要确立法律的保证机制,如为贯彻《义务教育法》,可制定《普及义务教育法》;结合《职业技术教育法》可制定《未成年人保护法》等。
有的读者把问题想得更宽,提出要使全社会重视教育。为此,湖南读者成业建议建立全员职业文化标准体系,从政府领导到商店的营业员,都要明文规定文化水平要求,从而使政府不再出现读不来工作总结的首长,商店不再出现开不出发票的售货员,社会不再出现低文化者抢占高文化者岗位的现象。使每一个想求职的人都明白自己首先要去读书才行。
为了彻底克服“新的读书无用论”,提高教育水平、教学质量,改革教学方法也迫在眉睫。黑龙江读者姚华陌建议,把政治、业务素质好的人充实到教育战线。江西读者陈荣建议,通过严格考核、评审,将不合格的教师裁减100万,把省下来的人头费用于增加教育设备。更多的读者来信指出,要通过深化教育改革来提高教育质量,为此,要开展全民教育大讨论。广西读者梁若伟建议,本报在开展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基础上,尽快写出专题文章,确切反映问题的现状,深刻揭示问题的根源及危害性,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提高人们行动的自觉性、主动性。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推广一本万利的实用新技术
本报记者 王溪元
在当前资金短缺、能源不足、运输紧张的窘况下,还有没有少投入、多产出的门路?有,那就是“新技术推广,一本万利。”许多行业的技术专家在全国新技术推广工作座谈会上得出了这个共同的结论。
专家们列举了大量事实。以北京为例,由于推广微电子技术在机电产品上的应用,使一大批产品提高了智能化水平,从而大大增强了市场竞争能力。如第一机床厂的数控铣床、电表厂的智能化仪表、光学仪器厂的微机化测距经纬仪、分析仪器厂的红外分光光度计、洗衣机厂的全自动洗衣机、量具刃具厂的数显卡尺等,都是成本增加不多,而在国内外的售价却成倍增长。北京量具刃具厂应用离子镀技术生产氮化钛镀黄钻头大量出口,每年创汇20万美元。北京电讯工具厂采用铸造热处理技术开发出“美式钳”,使每把电讯钳出口换汇率由0.6美元提高到1.4美元,全年出口30万把,多换汇30多万美元。
有些新技术不仅能用在工业上,而且能用于农、林、牧、副、渔等各个方面。以稀土元素的应用为例,据国务院稀土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我国不仅在冶金、机械、石油、化工、新材料等方面应用了稀土技术,而且在农业上独立开创了稀土农用技术。自8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坚持这方面的研究、探索,经过7年的攻关、示范,从1986年开始进行大面积推广。对农田施用效果进行了上百次测算验收,其结果为增产几率达90%以上,增产幅度为8%—10%。现在全国已有23个省、市、自治区在21种作物上开展了稀土微肥的推广工作。1986至1988年三年累计推广4000万亩,增产粮油4亿公斤,创经济效益3.2亿元。河南省从1983年开始推广稀土农用技术,相继在冬小麦、烟草、棉花、大豆、花生、西瓜、菜豆角、蕃茄、甜椒、茶叶以及养蚕、鸡、鱼等20多个项目上进行示范试验,推广面积达到400多万亩,取得经济效益达8000多万元。
有些新技术是比较复杂的,而有些新技术则一学就会,人人可“推”。比如地膜覆盖技术,被某些地区的农民称为“温饱工程”,近些年来在我国被迅速地推广应用。1980年时,全国仅有示范面积2.5万亩,1982年发展到177万亩,1984年则达到2000万亩。1985—1988年累计推广面积达1.18亿亩,社会经济效益达60多亿元。目前,地膜应用技术已向养殖业发展。
据专家们反映,近些年来我国在新技术推广方面虽然取得了许多成果,但在认识、措施、政策等方面都还存在不少问题。当前我国的新技术推广工作主要由国家计委和各省、市、自治区、计划单列城市经委(计经委)系统新技术推广站、交流站、经济技术市场发展中心等单位进行组织实施,这些单位应当协同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解决现存问题,把我国的新技术推广工作推向一个新的广度和深度。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呼声

  独生子女优待政策在农村亟待兑现
实行计划生育,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我国国策,也是育龄夫妇的义务。国家对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实行优待,是完善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一项具体措施。实践证明,这对促进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增长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目前,在农村,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与落实独生子女优待的规定相脱节:一方面讲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甚至采取强硬的办法;另一方面却忘了对独生子女实行优待政策。陕西宝鸡县虢镇镇几年来的累计数字表明,农村要一个孩子的八百九十七对夫妇中,领取《独生子女证》的三百七十五对,领证率达百分之四十一点八。按照国家优待政策规定“独生子女的父母为农民的,每月发给独生子女保健费五元”“对独生子女及其父母在划分宅基地方面,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照顾,对独生子女在入托、入学、招工、就医、健康检查等方面,在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照顾”。可是,据调查,虢镇镇所辖十三个村,没有一个村按照优待政策兑现一家,这无疑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一大失误,影响了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
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农村并不是做不到,问题是没有把计划生育优待工作摆在农村工作的议事日程,没有搁在乡(镇)村领导的心上。
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大多数,在农村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应是国策中的重点,优待政策兑现不了,怎么能服人心呢?
我们呼吁有关方面,应监督、督促独生子女优待政策在农村的落实。
      陕西宝鸡县人武部 赵运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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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巧遇 王全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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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相亲 张昌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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