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文教）)
专栏：
教改成功关键：改善教师待遇
余逸群
近年来，世界教育改革的发展趋势表明：许多国家在实践中深切认识到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和待遇，是保证稳定和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重大关键，从而为教改取得成功奠定基础。
近些年来，许多国家在教育改革过程中深刻认识到，师资待遇问题是教育改革成败的一个关键。师资队伍的不稳定、教师改从它业，致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都与教师待遇过低有关。
改善和提高教师待遇，业已成为世界性教育改革的重大任务之一。
当今，许多国家在改善中小学教师待遇方面有个共同趋势，就是普遍趋向于对中小学教师实行高薪制，使中小学教师的工资优厚于其它行业的同等条件者，目的在于使教师职业更具竞争力，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
日本早在７０年代初进行的教育改革讨论中，曾就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问题在各派之间展开争论。１９７４年，提高中小学教师待遇的提案《确保教育人才法》终于由国会通过，从而保障了中小学师资队伍不断充实优秀人才。
从１９７４年１月起，日本中小学教师工资平均增加９％，１９７５年１月又增加７％，１９７６年再增长１０％。这样，经过“教师三年增薪计划”的实施，日本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超出一般公务员的１６％。同时，日本政府还规定中小学教师的工资随着本身经验的积累和工作年限的累加而增加，这就鼓励教师长期从事这一职业。在联邦德国，对中小学教师的工作要求甚高，他们的待遇也较社会上其它行业的人员相应地优厚。联邦德国制定教师工资理论的依据是“教师工资除保证教师本人及家属的合理生活水平外，还要为教师通过培训和参加文化活动来提高自身素质提供优越的条件。”联邦德国工人平均每月工资为２５００马克，而一名小学教师每月工资为２７００至３１００马克，中学教师月薪是３５００马克。
需要提及的是，一些原本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较低的国家也在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工资。美国是中小学教师工资偏低的国家。１９８３年之前，美国中小学教师工资起点在同等学历职工中最低，如比会计低３０％。由于中小学教师工资过低，引起美国教师的危机。面对这种状况，美国各州的议会纷纷制定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的议案，最引人瞩目的是田纳西州议会通过的最有代表性的《教师晋薪计划议案》，把中小学教师分为四个等级，根据其教育质量，３至５年可晋升一级，年薪可增加１０００至３０００美元不等。教师平均起点工资已从教改前的１３０００美元上升到２万美元，高于地方官员的工资。
８０年代以前，苏联中小学教师工资同其它行业人员相比，差距虽不像美国那么显著，但也是较低的。１９８４年，苏共中央在《关于普通学校和职业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中明确指出：“政府将从国家预算中拨出约１２０亿卢布用于教育事业，其中３６亿卢布用于改善和提高中小学教师的工资。”这样，从１９８４年９月１日起，苏联中小学教师工资提高幅度为２５％至３０％，增加后的中小学教师工资，高于全国各行业职工的工资水准。
很多国家为了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给予教师职业以种种其
它行业所不及的优待与特殊照顾。
美国近年来设立了“优秀教师奖金”，目前已有２０个州实行了对优秀教师的年奖金制度，评选出来的优秀教师可荣获３０００至５０００美元的奖金，以此鼓励有才能的教师继续从事教育工作。美国的教师还享有退休金、人寿保险、医疗保健等优越的福利待遇。日本中小学教师也享有多种津贴和长期短期的福利待遇。
一些国家还尤为重视中小学教师的政治待遇。
朝鲜对从事教师工作成绩卓越者，国家正式颁布政令，授予“人民教师”、“功勋教师”和“劳动英雄”等称号。苏联政府也设置了各种奖章和奖金，像“苏联人民教育”奖章、“马卡连柯”奖章、“克鲁普斯卡娅”奖金和全苏国家奖金等，以授予教育工作效果显著的中小学教师，从而推动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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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交流
一颗东方文明之星
——记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及其学生会
陈贽
荷兰的郁金香、群立的风车，有趣的大木鞋，早已名闻遐迩。然而，在这个西欧临海之国中，还闪烁着一颗东方文明之星——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
已有４００多年历史的莱顿大学是欧洲和荷兰的著名学府。这里曾产生过绘画大师伦勃朗、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物理学家范德瓦尔斯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和科学精英。对于中国的研究，莱顿大学也堪称是欧洲众多学府中的先锋。早在１８５１年，莱顿大学便开设了中文专业。后随着东方学研究的不断发展，１９３０年，成立了汉学院。著名的东方学教授道闻达克（中文名戴文达）担任首任院长。现任院长许理和教授也是当代西方汉学研究的著名学者。汉学院如今已成为西欧中国研究最重要的中心之一。现在的汉学院主要由中国语言文化系，中文图书馆和当代中文文献资料中心组成。
近年来，中文已成了莱顿大学的热门专业，每年报考的学生都超过招生名额。全院现已有４００名学生。根据中荷两国文化交流协定，汉学院每年都要派十多名学生前往中国各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化。
汉学院的学生在大学里也显得异常活跃。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汉学院的学生会。为此，我专门走访了学生会主席德克阳。
自从他一年前担任学生会主席以来，学生会成员由原来的６０多人增加到１３０多人。谈起学生会的活动，他如数家珍：“去年１０月我们组织同学去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参观了那里由中国举办的‘天地之间’——五千年中国古代发明大型展览会。一个月前我们又组织去了巴黎，到那里的汉学院进行交流学习。我们还常常举办有关中国问题的讨论会。讨论前大家有时还一起做顿中国饭哩，”他开玩笑说，“这样精神和物质都得到了充实。”说着，他又随手拿起一份刚印出的学生会双月刊《汉字报》。我信手翻来，里面有《老僧拾陋辑——警世杂篇》的英文翻译连载，有正在中国学习的汉学院学生的日记选登，有荷兰著名散文的中文翻译。最后是５月份举办“中国之夜”的通知。
谈到“中国之夜”，德克阳显得格外兴奋。这届学生会把以前举办过的“中国之夜”固定为每年一次。晚会上由学生表演精采的中文节目，荷兰各地的许多华侨也赶来助兴，热闹非常。这次他们还准备邀请在莱顿大学历史系就读的荷兰王子威廉·亚历山大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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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化交流
说说今年的普利策奖
曹玉如
美国普利策奖不像一般专业性奖。它是一种跨类别的多项奖。是根据美国报业巨头约瑟夫·普利策遗嘱提供的资金设立的，目的在于“推动公共事业、社会道德、美国文学和教育的进步”。从１９１７年起，每年春天颁奖一次。
今年的普利策奖获得者名单和获奖作品已在不久前宣布。尼尔·希恩所著《冠冕堂皇的谎言：约翰·保罗·范恩和美国在越南》一书获本届最佳非小说奖。作者花了１６年心血才完成的这部著作，把陆军上校范恩的传记与历史融合在一起，详细记叙了美国卷入越战的全过程。
希恩曾任《纽约时报》驻越南记者。他披露的美国国防部越南战争秘密史，使《纽约时报》于１９７２年获普利策公共服务奖。这次，他在获奖后对记者说：“我花了１６年时间才获得此奖，感到万分激动。人们只有在得到它时，才会认识到它真正的意义。”
安妮·泰勒的《令人叹息的教训》获最佳小说奖。这是作者的第１１部小说，讲述了一对白头偕老的夫妻参加一位朋友的葬礼的故事。获奖后，作者对自己的出版商高兴地说：“这是莫大的荣幸，听到这一消息我真是太高兴了，真是又喜又惊。”
美国第二任桂冠诗人理查德·威尔伯的《诗歌全集》获最佳诗歌奖。收入全集的除了有他过去出的６个诗集，还加进了２３首新诗。
理查德·埃尔曼所著《王尔德》获最佳传记奖。王尔德（１８５４—１９００）是一位著名爱尔兰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埃尔曼是一位献身于英国和爱尔兰文学的美国人，他写的《乔伊斯·叶芝传》被认为是本世纪最优秀的文学传记，１９５９年获全国图书奖。他还是最重要的现代文学评论家。
泰勒·布兰奇的《分隔的海洋：马丁·路德·京年代（１９５４—１９６３）的美国》和詹姆斯·麦克弗森的《为自由战斗呼唤：内战时代》两书获最佳历史著作奖。
温迪·沃塞斯坦的《海迪游记》获最佳戏剧奖。
在新闻类方面：有奖励人道主义精神的，如自由摄影师罗恩·奥尔施旺在火灾现场抓拍的一张照片，画面上是一名救火队员嘴对嘴地抢救一名从大火中救出的小女孩的动人场面，获新闻图片奖。有奖励忠于职守的，如《纽约时报》驻莫斯科记者比尔·凯勒和《华盛顿邮报》驻耶路撒冷记者格伦·弗兰克尔分别因报道去年苏联亚美尼亚大地震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民起义而获国际新闻报道奖。还有奖励如实反映国内社会问题的，如《安克雷克每日新闻报》生动地报道了阿拉斯加面临的酗酒、自杀，表明人们处于绝望的心情，获公共服务奖。
普利策奖奖金数额因年而异。今年，每项奖金３０００美元。公共服务奖获一块金质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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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影视天地
影片公映之前
——介绍瑞典的电影审查制度
顾耀铭
《红高粱》、《芙蓉镇》和《孩子王》等中国影片不久前在瑞典公映，海报上明白地写着《红高梁》仅供十五岁以上观众，《芙蓉镇》、《孩子王》供七岁以上观众。这不是对中国电影另眼相待。瑞典对所有公映的影片都要进行审查分类。记者为此采访了瑞典国家电影审查局局长古纳尔·阿贝克夫人。
这位主宰影片命运的局长办公室里挂满了电影海报，显示了她的职业特色。
据阿贝克夫人介绍，瑞典从一九一一年就开始实行电影审查制度，属于世界上最早实行电影审查的国家。当时电影在瑞典问世已有多年，但管理十分混乱，一名地方警察局长可以禁止一部影片的上演。在公众呼吁下议会通过了电影审查法，规定所有影片统一由电影审查局负责检查分类。
“电影审查法已有七十多年历史，人们的社会概念和生活方式有了很大变化，因此在审查分类标准上也作了不少修改，今天可以公映的影片在七十年代可能禁演。但是这个主法的基本精神仍然有效，凡不经过审查局批准就公映电影是违法行为，要遭罚款惩处。”阿贝克夫人说。
“你们的审查分类是按什么标准进行的？”记者问。
“我们主要注意影片是否在诱导人们寻求暴力、凶杀及虐待等刺激，如果属这类明显违反法律的影片是绝对禁演的，此外我们要检查影片是否使儿童造成精神损伤或心理变态。至于影片的政治倾向、宗教信仰以及风格、质量等不属于审查范畴。”
电影审查局把影片分为五类：一、供所有观众；二、七岁以上；三、十一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上；五、禁演。电影的类别在海报、广告和售票处都要有明确的表示。去年他们共检查了四百八十九部影片，其中三十一部被认为应当禁演，二百四十六部定为成人影片。
阿贝克夫人承认审查影片不同于工厂检查产品，没有精确的划分界线。他们在审查时，通常不是注意影片的具体细节，而是重视影片总的效果，观察影片的主题以何种形式展开，它对观众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如一部故事片由于情节或影片风格的需要出现一些合乎情理的暴力或性爱镜头，审查局一般都允许公映，但限于成年人观看。但如果出现同故事情节毫无关系只是为了作为一种噱头刺激观众的感官的镜头，审查局就要提出删剪。如果整部影片充满着残忍的凶杀和荒荡的淫乱场面，就要完全禁演。审查局对一些艺术水准比较高的影片持慎重态度，一般不提出删剪。
阿贝克夫人强调审查局特别注意影片对青少年和儿童的影响。电影观众中相当部分是青少年，在瑞典公映的影片百分之九十五是外国影片，其中有一部分影片，青少年看后可能会产生心理变态，变得玩世不恭或者感情冷漠，甚至去尝试暴力、吸毒和沉溺于色情。对这部分影片，审查局要求删剪或者限制于成年观众。
她谈到，中国电影《红高梁》是一部艺术水准很高的影片，只是其中有几个恐怖镜头孩子看了会受精神刺激，因此被定为成人影片。
他们在给影片分类时很注意不要让幼童受惊吓。审查局很注意避免使幼童看到影片中出现父母虐待儿童，把孩子关在黑屋子里或者将孩子喜欢的小动物杀戮等镜头。
瑞典政府为了使人们能看到更多既有艺术水平，又有较好社会效果的电影，每年对上演“高质量影片”的电影院共资助一百多万克朗。这笔资金也是由电影审查局负责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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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上最贵的画：荷兰著名画家梵高的《鸢尾花》最近被人以近5400万美元的高价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