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温改平买通20名国家工作人员, 两年盗用三省二市三县资金750余万元,且看这——
钱与权的交易
郑宏范
在河北省定州市,温改平的知名度颇高。记者在采访中,曾有意向市委机关干部、下榻招待所的服务员,以及街头摆摊的个体户寻问,他们中不知晓温改平其人其事的寥寥无几。
温改平何许人也?体育新秀,走红歌星,还是致富能手?都不是。她不过是河北省定州市明月店乡陵北村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她之所以名播定州,是因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以行贿、诈骗为手段,买通了定州市公安、法院、工商、农行等单位的20名国家工作人员,盗用三省、两市、三县24个单位资金750余万元,致使22人落入法网。
金钱:温改平的进攻武器
1.48米的温改平瘦小单薄,披落到肩的剪发掩着一张枯黄的枣核脸,说起话来唾沫四溅。她是一个准文盲,阿拉伯数字及她自己的名字一概不会写。在看守所的审讯记录也是先由别人代她签字,再由她自己按个手印。
就是这么一个既无容貌,又无文化的农村妇女,却接连买通了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贾占辰、定州市商检局经检股副股长王合营、中国农业银行定州市支行明月店信用社主任曹德善、明月店人民法庭副庭长赵德进等20名国家工作人员,她所凭借的就是金钱。
新旧体制交替、发展商品经济的今天,执法部门、金融部门的权力显得尤其重大。用温改平的话说,就是“这样的人咱得罪不起”。其实,在温改平这类人的眼里,执法、金融部门的人员岂止是得罪不起,他们深知这些干部手中有权,而且早就把这些人作为自己的主攻目标了。
定州市人民检察院的干警介绍说:“温改平之所以得逞,关键是把职能部门买通了。”温改平收买、利用干部的重要手段先是以物铺路。
50岁的明月店人民法庭副庭长赵德进原先并不认识温改平。一天,他和一名法警与温邂逅街头,向温提出购买彩电。法官在乡里的地位也是显赫的,尽管是初次相识,温改平却毫不犹豫地把买彩电的事情揽了下来。彩电买到后,赵德进本要给钱,温改平却执意不收:“唉,下来再说吧。”于是,这位法官也就“下来再说”,事后却是再也没说了。
俗话说,拿人的手软。1988年夏,一无营业执照,二无资金,三无场地,四无供货来源的温改平在骗取河北省广播电视大学66万元购买彩电款时,正是赵德进超越职权,先后6次为温改平的假存款单及购买彩电协议、合同加盖法庭公章,为温诈骗开绿灯。
1988年9月,温改平倒卖的彩电被定州市工商局查扣。她利用关系找到定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贾占辰门下,给钱给物,求其说情。贾占辰夫妇及办案的定州市工商局、公安局3名干部共收受彩电7台,人民币11000元。温倒卖彩电一案始终是在贾宅进行的。
淡薄:干部的拒腐蚀意识
当金融、执法部门的工作人员已成为经济犯罪分子进攻和利用目标时,他们中确有一些人拒腐蚀意识淡薄。这是温改平进行经济犯罪活动得以畅行无阻的重要因素之一。
定州市农行明月店信用社会计、27岁的由建霞自1987年起利用提供帐单、伪造存单、偷支截留等手段,为温改平提供资金218万元。其间,由建霞索贿、受贿7.7万元。
温改平让由建霞提供资金,并答应给她好处。由建霞则把这看成是“合伙做买卖”。她在供词中说:“现在,其他人都富了,我用什么方法富呢?温改平找我,可该我找点外快了。”“一下子得了好几万,又害怕,又高兴,又惊讶!要吧,太多;不要吧,又舍不得。后来温改平出事了,想退给她几万,可又找不到她了。”
由建霞的供词道出了被温改平买通的20名国家工作人员的普遍心态。在强烈的金钱欲的驱使下,一些干部丧失理性,无视法纪,用手中的权力,做起了钱与权的交易。
温改平摸透了干部的心理,她到明月店信用社办事,总乐于请主任、会计、出纳等工作人员喝酒、吃饭。信用社的干部呢?则有请必到,熟识之后,温改平进而帮人购买便宜的彩电、冰箱、自行车等紧俏商品。对方要付钱时,她的口头禅“下来再说吧”又一次一次地俘虏了许多贪财的干部。
一些干部私欲膨胀,看到温改平有利可图,更胆大妄为,由受贿发展到索贿。农行明月店办事处现金出纳员杨建章被捕后说:“后来,温改平来办事,人们都抢着给她办,因为温改平办完事后不会亏待我们。”
记者在看守所采访此案的有关犯罪分子时,他们普遍反映,当初温改平请吃请喝,给买便宜货,都觉得是正常现象,只是得点实惠而已,根本没有意识到是在被人腐蚀。杨建章说:“现在才知道温改平当初是用她的钱买干部手中的权,用干部手中的权为她捞钱”。
药方:政务公开与监督
温改平行贿、诈骗案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何预防和消除呢?中共定州市委副书记张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除了要加强对广大干部进行廉政教育外,关键还要依靠政务的公开与监督。”
比如贷款,明文规定要对申贷者的帐户、自由资金比例、经营固定场所等条件进行审查。即使一些工作人员徇私舞弊,如果有关部门对规定的执行情况及时进行监督检查,温改平等人的劣迹也就会早日败露。
中国农业银行定州市支行行长王文进说,他们已做出决定,贷款部门今后要把贷款额度、贷款用途、贷款单位(个人)、考查人、批准人、贷款期限和贷款利率等内容统统张榜公布,以利于群众监督。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对温改平一案的分析是:“温改平是用钱来买共产党干部手中的权,再用共产党干部手中的权来捞更多的钱。这是值得广大干部警惕的。”
温改平一案再次表明,我们的干部,尤其是手中握有这样那样权力的干部谁要是无视党纪国法,做那些见不得人的钱与权的交易,必然成为可耻的阶下囚。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拾来的新闻
本报记者 吴昊
说来是因祸得福、机缘凑巧,记者竟在去习水的路上拾得一条新闻。
5月11日,全国晚报协会组织的采访团从遵义出发,中午在仁怀县吃过午饭以后,没有休息,即直奔习水县。记者同哈尔滨新晚报的“陈总”同乘一车,不料,汽车开到仁怀与习水交界处出了毛病。
司机修车,我和“陈总”到路边的一棵小树下等候。五月的骄阳,晒到峰峦起伏的万山丛中,到处都是灰蒙蒙的色彩。路边有几户人家,从远看去,好像都是吊在半山坡的岩石上。山区人民生活之艰难,令人感叹!正在我们百无聊赖又口干舌燥的时候,山路上走来了两位老人。一个上身穿军便服,下穿蓝布裤子,头上包着白布,背后背着个一周多一点的小孩,紫色脸膛,眉宇间显出一股豪爽之气;另一个身着黑色长衫,左手提着一根三尺长的烟袋,头上同样包着白布,面目却略带浮肿,似是久病刚愈的样子。两位老人见我们是从外地来的,即走上来和我们搭话。我问其中的一位:“你们的头上都缠着白布,是不是少数民族?”老人说:“不是。我们是汉人。白布包头是这里人的老习惯了。”另一位老人说:“去年我到北京,头上也是包着白布的。”听说老人去过北京,我忙问他去干什么?他说不是走亲戚、看病,也不是去旅游,而是去开会。原来去年司法部召开民间调解工作会议,这位老人是作为贵州省的代表出席的。两位老人一定要我们再走几步到坡下的房子里坐一坐,其中一位说那是他的义子家。
这是一座典型的山区农民的住宅,几间高大的房屋,虽已熏得乌黑,屋内也没有现代化的陈设,但却十分凉爽。院子里晒着陈年的稻谷,狗卧在树荫下,鸡群忙着到处啄食。这里没有现代化的享受,但却不乏丰衣足食与天伦之乐。当女主人把茶水端上来时,她一再解释,这是今年的新茶,并说茶杯是洗过两三遍的。不知是因为天气太热了,还是我们乘车的时间太长了,当我把这浓浓的茶水咽下去的时候,一股清爽之气油然而升。茶是主人自制的,可谓真正的“烤青”。尽管飘上来的叶子有烤糊的痕迹,但那淳正而浓郁的香味,却是机制茶所没有的。这使人想到“红米饭,南瓜汤”,虽比不上山珍海味,但其乐融融的农家情韵,却是吃惯山珍海味的人享受不到的。
背着小孩的那位老人,把孩子放下说,这是他最小的孙子,他有三个儿子,两个种田,一个在外地当兵,他是仁怀县大坝乡朱土坝村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负责人,今年61岁,叫仇光琳。每天除了种种自留田、哄哄小孙孙之外,主要精力都用于民事调解工作。正在这时,司机跑来说,车上没有备用螺丝,仇老汉便叫这家的主人去找,我们则继续聊天。
仇老汉做调解工作,已有几十年,这里的山民们称他为“仇青天”。去年到北京开会时,介绍他的先进事迹时说,他调解的范围是两省、3县、8个区、15个乡、35个村,方圆几十里,今年则增加到了9个区、18个乡、38个村。我问他为什么是“两省三县”?他说,“这里不仅是三县交界处,也是两省交界处,山的那面就是四川。”他说经他调解的纠纷已有千件之多。今天到这里来,是早晨调解了两场纠纷之后,才约这位老亲家来这里相聚的。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位老人时,那位老人正在悠闲地摆弄着那3尺长的竹子烟管,烟管黑红黑红的,像是在油缸里泡过。仇老汉介绍说,你们看不出吧,这位当年可是当过兵的,1951年入朝,参加过上甘岭战役,是38军的,1953年停战以后回国。真的看不出!这位摆弄烟管的老人当年竟是摆弄枪杆子的!真的想不到!人生的跨度竟有多么大啊!我们问他尊姓大名,他说他叫赵秀生,是附近隆胜乡龙回村的,今年65岁了。我问他什么时候转业,他说1956年。“那个时候转业军人挺好找工作的,怎么没有出去?”我不解地问。他淡淡地一笑说,那时正是合作化高潮,毛主席号召转业军人支援农业,我就回来了。他说得十分平淡,绝没有半点后悔。我问他身体如何,他把腿伸过来让我们看,腿也是浮肿的,他说这还是原来打仗的时候爬冰卧雪种下的毛病。我问地方政府对他可有照顾?他说过去没有,这几年不能劳动了,政府每月给15元生活补贴。谈到这里,老人一下子激动起来,眼睛也湿润了,他说:“党和人民并没有忘记我们这些老兵啊!”并一再表示他感谢党!15元钱,这在城里青年可能还不够一次“肯德基”,而共和国的功臣却把它看得如此之重!如此之重!
接着,我们又问仇老汉的调解工作都包括哪些方面?仇老汉笑了笑说,什么都有,夫妻不和,父子打架,邻里纠纷,房基地、土地纠纷,张家的猪害了李家的田,李家的狗咬了张家的猪,婆婆说儿媳妇不孝顺,小姑子说嫂子太厉害……只要不是刑事案件,他什么都管。他说法院审案子也常请他去参加,有些需要调解的干脆交给他去调解。我问他做调解工作靠什么,他说一靠“心”,二靠“得”。所谓“心”,就是细心、耐心、热心、平心、良心,对谁都没有坏心;所谓“得”,就是要走得、苦得、饿得、冻得、淋得、受得,总之什么苦都得吃,什么罪都得受,什么话都得听,什么气都得咽。他还说,做调解工作,处处要符合党的政策,因而他十分注意学习。我问他调解工作都在哪里做,他说有时翻山越岭要跑几十里路,有时人家找上门来,就在自家做。他家里专门设了接待室。我问他老伴是否支持他?他说,女人嘛,总是唠唠叨叨的,不过山里人心眼好,她也常说我干的是“积德积善”的事情。我问他调解是否收费?他说:不,一分钱不要,是义务调解。我和他开玩笑说,你可以当个“调解专业户”,发个“调解财”。他说,山里对那个(指钱)看得并不重,安安定定,有吃有喝,不是很好吗!
说话间,女主人端来半碗饭,上面浇了一点菜汤,叫仇老汉喂他的孙子。仇老汉一边喂小孩,一边继续和我们聊那些奇怪的民间纠纷。饭粒子掉在地上,马上被鸡抢走,黄狗在一旁摇着尾巴……
车子修好了,二位老汉把我们送上公路,他们一家人送我们上车。大家依依不舍,不像是我们打扰了他们,倒像是我们给他们带来了什么。
汽车在公路上奔驰,我们的心像车轮一样地翻滚,我和“陈总”几乎同声说出:“老区的人真好啊!”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位卑未敢忘忧国
——记山东省潍坊党风与世界观研究所所长赵文禄
本报记者 陈维伟
3月14日下午,在中南海举行的一次信访工作座谈会上,一位中央领导同志紧紧握住一位清瘦的中年人的手说:“谢谢你,提出了好的意见,支持了我们的工作。”
中年人叫赵文禄,是潍坊党风与世界观研究所所长、潍坊市委党校副教授。他是作为全国参政议政、向中央提出积极建议的代表应邀出席全国信访工作会议的。
18年前,他刚刚20岁,却已是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了。1971年林彪事件强烈地震动了他,一种忧国忧党忧民的强烈历史责任感使他在一连串的思索之后,果敢地提起笔给毛泽东同志写了“万言书”,直陈个人迷信的危害,强烈要求爱护党的肌体……
那以后,在他参加工作的10多年中,他怀着对党的至诚之情,向上级组织及有关报刊电台写了100余件书信和稿件,大胆揭露和抨击社会时弊,竭力呼吁端正党风。同时,他还广泛进行社会调查,针对大量的社会实际,发表了60多篇见解独到的理论文章。
赵文禄的举动震动了全国。近年来,他收到的各阶层人士来信数以万计。原湖南大学教务长、73岁的离休老人梁再专程到潍坊拜访他,并赋词道:“咋叫党风清?举国关情,祈求抱怨非上策,世界观中寻妙谛,柳暗花明……”
赵文禄一次次被深深感动了,他决心竭尽心力为端正党风鼓与呼。1986年,以赵文禄为所长的潍坊党风与世界观研究所成立,为全国第一家。现在,该所正积极筹备党风研究会,动员全国的社会力量开展党风研究,编写出版《党风与世界观》、《党风科学研究》等系列丛书,探讨新时期党风建设的外部环境、内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以党风科学理论指导党风建设实践。
赵文禄这次赴京参加座谈会期间,记者采访了这位38岁的年轻学者。他告诉我:为了更好地了解社情民意,反映人民的呼声,他与潍坊市信访部门、市总工会、市政协、潍坊市委党校及北京一些大专院校和部队的同志座谈交流,他在这次信访座谈会上的两次发言中谈了深受人们欢迎和重视的意见。在座谈会即将结束时,他又向中央领导上了一书,建议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进行宣传教育,统一人们对党风与廉政问题的认识,解决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对党风问题的模糊认识和错误看法,促进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口中切切语,笔下恳恳言。岁月在不停地流逝,然而,赵文禄却似乎有着无穷的活力和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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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不讳

  还是要依法从重从快
刘恩启
记得“两会”开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呼吁坚持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犯罪分子,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
人们的担心也并非杞人之忧。据近期公安部门公布的统计材料,一九八八年全国共立各种刑事案件八十二万多起,比一九八七年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点一;其中,重大案件二十万多起,增加百分之六十五点七。再加上时有发生的治安案件、治安灾害事故,日趋严峻的社会治安问题正引起人们的关切和担忧。善良的人们曾经期望,经过一场对犯罪分子依法从重从快的严厉打击,使社会治安得到根本好转。然而历史的进步却表现为这样一种不尽如人意的矛盾状态:改革开放给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巨大活力的同时,也把许多前所未有的社会问题带到人间,使社会治安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可以预计,要把社会治安问题解决好,使犯罪率大幅度降下来,需要有一个过程。
同刑事犯罪作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必须继续采取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方针,这正是维护了宪法和法律的尊严与权威。不难想象,如果容忍那些嗜恶成癖、嗜杀成性的凶犯以种种残忍的手段加害于人民,危害改革和建设,如果听任不法之徒打砸抢烧,扰乱正常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那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强调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是指要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我们所说的从重从快,是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范围内从重从快,是坚持依法办事的从重从快;其次,依法从重从快惩处的对象,是特定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并不是所有的犯罪分子;在依法从重从快的前提下,对于投案自首、彻底坦白、检举立功的犯罪分子,还是要区别对待的;当然,在依法从重从快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的同时,仍然要全面落实综合治理社会治安的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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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凉山不凉
本报记者 吴学林
汽车出成都市,经雅安掉头南行,翻越积雪的泥巴山,过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经过的石棉县,就进入了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境内。
正是阳春季节,杜鹃花映红了半匹山;山岭下面的平坝地带盛开着金黄色油菜花,在碧绿的小麦和蚕豆苗中泛出光彩;同行记者都对这景色赞叹不已。大概是受诸葛亮《出师表》的影响,包括我在内的不少人都以为凉山一带是“不毛之地”、“穷山恶水”,现在方知是极大的误解。
凉山不凉。我们在凉山彝族自治州采访的20多天中,到处都感受到一股大力发展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热乎劲头和活力。
那是一个阴天上午,在大凉山深处的昭觉县马姑山,我访问几户彝族农民。52岁的玛比尔,赶着60多头绵羊在山坡放牧,怀里还搂着一个小羊羔。“要问收入么,引进的改良绵羊立了功,去年卖羊毛和羊收入2400多元,单这一项全家5口人平收入就有480多元。”他边算边说,满面笑容。县里同志在旁插话说,种草养畜出众者要数比尔区的阿底洛曲,他一家前几年就人平收入上千元,去年人平收入近两千元;他还带动15户农民种草养羊致富。
昭觉县彝族农民靠种草养羊致富是近几年才有的事。过去,凉山盲目跟着热山跑,毁草、毁林、开荒种粮。结果,原生植被破坏,草场退化,越开越穷,岂但牲畜发展停滞,也不得温饱。吃了苦头,这些年不同了,他们努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力提倡种草养畜,并积极从国外引进草种和推广优良羊种。昭觉县现在成了我国紧缺的半细羊毛生产基地。几年之内,全县的粮食生产由人均不过200公斤增长到400多公斤,超过全国人均水平;牲畜存栏由35万头增长到60多万头,几乎翻了一番。这些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
“找钱地”,凉山人改变刀耕火种的耕作传统,在山地坡上种草养畜,种植苹果、花椒等经济林木,给它取了这么一个通俗生动的名字。在州委和州政府的倡导下,去年全州建设“找钱地”102万亩,累计已达到430多万亩。在喜德县碳山村的坡地上,62岁的吉日阿牛兴老汉谈起他的“找钱地”觉得有趣和好笑。他多年前偶然在房前栽一株苹果树得到启发,后来在县里鼓励下,带领4个孩子在山上种植1900多株苹果树,前年开始受益,去年摘苹果4000多公斤,收入近3000元。他指着山上一片果树说:“靠它,我们家就能逐渐富起来。”在盐源县的慢坡子,看到那荒坡上种植的上万亩苹果树苗,真叫人心旷神怡。凉山州各县对农民建设“找钱地”,提供示范,给予科学技术指导,还采取一些扶持政策。
有人说,凉山彝族是一个耻于经商的民族,他们卖一只鸡,也要藏在一种类似披风的“察尔瓦”里,只把鸡头露在外面。实际上,这是因为贫困,温饱尚且不能解决,肚子都填不饱,哪有商品去交换呢?随着生产的发展,彝胞手中有了多余的产品,他们同样需要市场和交换。在昭觉县,1978年以前只有3个集贸市场,现在已发展到13个,成交额达好几百万元。普格县过去没有集贸市场,这些年已逐渐形成8个,场期也由一月一次逐渐改为半月或10天一次。在集贸市场上,我们看到彝族妇女进行缝纫、加工等服务性营业,显得精明热情,据说这是凉山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新鲜事。
打开山门、寨门,也打破了凉山长期封闭徘徊的局面。凉山有矿无铁、有蚕无丝、有烤烟无卷烟的历史从此结束了。这几年,他们同33个地区建立经济关系,签订310个协作项目,引进各种人才900多人和资金3亿多元,兴办了钢厂、绸厂、皮革厂等门类比较齐全的轻重工业协调发展的工业体系。他们还同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友好往来。
在凉山州,我们还听到一个喜讯,有关专家和地方负责同志正在讨论境内安宁河流域地区的农业开发规划。这也是凉山彝胞渴望已久的事。安宁河流域是一片高海拔、低纬度地区,光、热和水资源丰富。这一带人平土地达21亩多,有荒地资源800多万亩,宜农荒地120多万亩,都可以一年两季种植。据论证,搞好安宁河流域地区农业开发,每年可提供商品粮19亿公斤,甘蔗15亿公斤,还可提供大量烟叶、蚕茧、水果和早特蔬菜。四川人口每年以上百万速度增长,而耕地以每年30多万亩速度减少,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安宁河地区的农业开发,应当说对凉山和四川都有重要意义。
凉山彝胞崇敬民族英雄支格阿龙。传说他是鹰的儿子,机智勇敢,惩治邪恶,创建了家园。如今凉山这只边远民族雄鹰已张开翅膀。但还不能说是起飞。因为它毕竟因袭了沉重的历史负担,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群众生活还相当低下,大自然恩赐的宝藏远远没有充分利用,人们期待并相信这只雄鹰会顺应改革开放的发展势头,早日在祖国天空飞翔,做出自己的积极贡献。 
(附图片)
图为彝族妇女在农贸集市上。 王振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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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维护法律尊严 不忘人民重托
——记湖北省公安厅签证科
王齐生
人称湖北省公安厅签证科是一道庄严的“国门”。在湖北省(除武汉地区外)凡因私出境的人,都要途经这道“国门”。
“金钱买不到通行证”
跨出国门,就需要“通行证”。
江陵县文化馆职工钟秀华的父亲早年移居香港,家产丰厚,迫切希望钟秀华去港定居。钟秀华3次到当时主管签证科工作的副科长陈刚家送礼,都被一一退回。钟秀华想,他连礼都不收,出境申请肯定要退回。谁知没过几天,钟秀华收到被批准前往香港的证件,他激动不已。
1987年5月,江汉油田职工黄某申请去港继承岳父的财产,因不符合条件,签证科未予办理。黄某便托人给陈刚带话:如果能批准他去港定居,愿送五位数的人民币。陈刚毫不客气地对带话人说:“请你转告他,在我们这里,金钱是买不到通行证的。”
3年来,全科7名干警共拒收钱物40余次,折合人民币2.4万余元。
不为私情所动
汉川县王某原在郑州市工作,因申请自费留学未准,于1987年11月扔下丈夫和孩子调到湖北汉川县,企图通过在汉川工作的父亲的“关系网”达到出国的目的。调到汉川县的第二个月,她就提出出国留学的申请,因不符合规定,又未被批准。于是,她动用关系网中的人为其说情。一时间,上下左右,亲朋故友,在位的和离职的,纷至沓来,或写条子,或打电话,或打招呼。面对这一切,签证科的干警丝毫也不为私情所动。
申请到美国自费留学的李某,是省里一位高级干部的女婿,因不符合出国留学的条件,多次找一些领导同志帮他说情。签证科不但未批准李某出国,还反复对他讲国家的政策和法律规定。
坚持原则,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和法律,有时还会招来意外的麻烦。签证科组建10年来,有关部门先后收到反映该科“受贿”、“收礼”的材料10余件。调查结果无一属实。检举者中绝大多数是当事人对签证科严把出境关产生不满情绪而告状的。
警徽在人们心中闪光
10年来,这个签证科的干警虽然常有变动,但从未发生过违纪违法的事。对此,科长翁山茅自豪地说:我们制定了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如收件工作制度,审批制度,办证制度,发证制度,印章证件管理制度,接待制度等。这些制度的执行,使签证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此外还制定了严明的工作纪律。
为了不让制度和纪律写在纸上,贴在墙上,还对签证工作实行目标管理,把各项规章制度,分解成每个干部的职责,每日用百分制进行一次民主评议。由于制度健全,既有分工,又有协作和监督,从而保证了办证的质量。10年来,签证科共审发出国护照4182件,发放出境证件8347本,接待上访人员3万余人次,处理来信8000余封,未出现违反纪律的事。
签证科的干警廉洁奉公,赢得了人们的称赞。近年来,他们收到从世界各地寄来的赞扬信数百封。一位迁居海外的侨胞写信说:“从你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祖国人民警察的形象”。签证科长翁山茅也被湖北省直属机关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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