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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24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建设全面做好民族工作
司马义·艾买提
现阶段我国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文化建设。建国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总的来说,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仍然相当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教育、科学技术、卫生等事业远远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文盲仍占很大比例。生产的落后同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要求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加速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进程,使经济能有一个较快的发展,同时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科学、教育、文化事业,为经济建设提供科学支持和智力支持,使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得到发展。
要使经济文化建设得到较快的发展,必须认真把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贯彻到民族工作的各个领域中去。当今时代,我国每一个民族都必须走改革开放之路,才能求得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民族的进步。国务院要求国家民委“调查研究少数民族地区体制改革工作中的特殊情况和问题,参与制定有关的特殊政策和措施。”民族地区各级领导部门和各级民族工作部门要把改革开放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好。当前,民族地区要认真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要在认真总结十年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对民族地区的体制改革进行全面、系统地调查研究,提出总的思路,并根据实际情况,抓住重要问题,一个一个地加以研究,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把改革开放稳步地推向深入。凡是有利于改革开放、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都可以进行试验;凡是好的、行之有效的办法,都要尽快实施。要处理好全局与局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各族人民共同富裕、支持沿海经济发展战略同东中西部互补互济共同发展之间的关系;要加强改革的宣传教育,提高各族干部群众对改革的认识和承受能力。
十年来,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仍然相当落后,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把发展民族教育事业,培养人才作为民族地区治穷致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重点来抓,要采取特殊措施,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给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支持和帮助,加速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现阶段,要重点办好基础教育和发展初、中级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当地急需的初、中级技术人才,同时有计划地发展高等教育,培养中、高级专业人才。
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事业,必须有相应的法律和制度,用法制来保障和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民族地区当前主要应抓好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贯彻落实。近几年来,为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央和地方都作了不少工作。国务院有些部委制定了实施自治法的规定和措施,有些省还颁布了实施自治法的若干规定,全国有几十个自治地方正式颁布了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但是,由于有些干部思想上的原因以及体制改革没能及时跟上,因而前一时期自治法规定的某些自治权利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现在要进一步统一认识,认真地全面地贯彻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当前,贯彻落实自治法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上级国家机关要充分尊重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国家机关各部、委要结合自己的工作制定贯彻自治法的具体办法和细则,保证各个民族自治地方充分享有的自治权。对民族地区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重视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的合法权益,要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建设和少数民族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随着当地资源的开发利用而得到相应的发展和提高。同时,要大力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在政治体制改革时,对少数民族干部的任用应进行专门的研究。要逐步做到,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与其人口比例大体相当。过去已经大于人口比例的,也不要降下来。选举产生的干部和代表,可以考虑采用按民族进行差额选举的办法,以保证各民族干部和代表的法定名额。在实行任期目标责任制的单位和承包制的企业,要把培养提高少数民族职工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少数民族干部肩负着维护民族团结、巩固祖国统一、振兴中华民族的重大历史责任,要自信、自立、自强,努力奋斗,敢于在竞争的环境里去锻炼提高。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要相互信任,相互学习,团结合作,共同为自治法的实施、民族自治地方的建设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做出新贡献。
要发展少数民族的经济文化建设,必须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日益巩固和发展,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内部仍然存在着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民族之间也产生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现在,民族团结总的形势虽然很好,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社会安定、祖国统一的因素。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工作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要不断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要注意把汉族地区的先进技术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丰富资源结合起来,把国家对民族地区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当地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正确处理好上级国家机关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中央和各省、自治区企事业单位(包括国营农、林场等)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处理好在开展商品竞争中优胜劣汰和帮助、扶持少数民族的关系;处理好民族之间、民族内部的各种利益分配关系。国家在民族地区开发和经营冶金、矿山、水电、木材等各业时,都应给当地以合理优惠的利益,才能增强民族地区自我发展的活力。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要充分注意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要帮助民族地区创造和完善真正能促进民族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充满生机的新体制。随着改革的深化,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必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强调效益、鼓励竞争的同时也要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给予必要的扶持和保护。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优惠政策,应根据新的情况,在改革中逐步完善和发展。把经济开发与民族团结结合起来。这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节和改善民族关系,才能保障和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发展。
我国民族关系中的矛盾一般地说来,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要以协商对话、依法办事的原则正确地加以解决,使矛盾得到缓解和消除。首先,要以各民族平等团结作为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劳动人民之间关系的观点,按照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途径,通过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协商对话和疏导的方法,解决民族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同时,要认真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和国家的法律,克服“左”的影响。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按照事情本来的性质去妥善处理和解决。涉及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和社会科学著作,要把贯彻双百方针和有利民族团结紧密结合起来。互相促进;发生不同意见时,要通过协商对话、互谅互让、批评与自我批评正确地加以解决。
此外,近年来在民族地区发生了极少数分裂主义分子进行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活动,他们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但这并不属于民族、宗教问题,而是违反国家法律的问题;从性质上讲,属于敌我矛盾。凡属分裂祖国统一、破坏民族团结的行为,都应当按照法律加以惩处。我国各族人民是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他们绝不允许任何分裂祖国的行为,一切企图分裂我们伟大祖国的破坏活动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回忆朱毅同志
韩光
时光流逝,曾经为解放战争时期军工生产作过重要贡献的朱毅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二年了。每当我回忆起解放战争时期大连人民的支前工作时,总是深深地怀念大连军工生产的创建者之一的朱毅同志。
我和朱毅同志是1947年3月在大连相识的。当时我在大连主持中共旅大地委(市委)工作。朱毅同志原任华东财经办事处副主任,他受华东局和陈毅同志之命来大连组织军工生产。朱毅同志到大连后,就和先期到达大连的曹鲁同志一起来地委汇报,商谈有关组建军工厂的事宜。朱毅同志身材魁梧,谈吐不凡。交谈中,他向我谈起他过去的经历。他早年学医,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军军医院院长,后来去日本学过经济。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河南省信阳县当过县长并同我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1939年,朱毅同志把信阳县的地方武装交给了李先念同志率领的部队,同年朱毅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通过和朱毅同志几次交谈,我看出他是一位既有理财经验,又有组织能力的同志,是一位干练的管理人材。当时旅大地委的中心任务就是大力支援前线,正需要像他这样有经验有才干的同志来组织、创建军工生产工作。由他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是十分适宜的。
当时,大连连接着华东、华北、东北三大战场,有近代工业的基础,机械工业和炼钢、化学工业比较发达。日本投降时,工厂虽然遭到严重损坏,但有发展军工生产的物质条件。朱毅同志到大连后,和曹鲁等同志经过调查研究,提出了筹建军工方案,要求旅大地委把大连钢铁厂、化学厂,以及大连机械厂、铸造厂、锅炉厂和金属厂拨归军工方面。我们满足了这些要求,很快办理了正式的交接手续。此外,朱毅同志等又新建炮弹厂、引信厂和发射药分厂。于是,由我党创建的一个大型军工联合企业就形成了。为了适合当时政治环境的需要,这个大型军工企业对外号称叫作“大连建新公司”,由朱毅同志任总经理。建新公司是在华东局、东北局的重视和领导下建立起来的。华东局陆续投入大量干部和资金;东北局则给调拨粮食和煤炭,并数次派军工领导同志来大连视察、指导工作。李富春同志代表东北局几次表示,东北局将专门调拨“建新”所需的物资和干部,继续扩大生产,所出的炮弹全部投入到华东战场。旅大地委遵照东北局的指示,对于建新公司的工作采取三条方针,由地委组织的军工生产委员会贯彻执行。一是全力支持、全力协助;二是为军工生产尽可能地提供所需的各种条件,为产品运往华东大开绿灯;三是对建新公司的经营和管理给予充分的自主权。地委主要通过党组织和工会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鼓励他们在“只干不说”的条件下埋头苦干、放手工作,加快生产的步伐。建新公司于1947年7月1日正式成立后,经过半年多紧张的研制、试验和生产,到1948年初,就首次在我党领导的军工史上制造出后膛钢质炮弹。1948年一年,大连就为淮海战役及其它战场提供了23万发炮弹,全部是合格优质品。当时我军缴获了蒋军大批美制大炮,所缺的正是需要不断补充的炮弹,建新公司源源不断的后勤保障工作非常及时而得力。对此,陈毅同志和粟裕同志曾亲自写信,对旅大地委和工人阶级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这个信件就是由朱毅同志亲自转交给我的。1948年12月,朱德总司令在全军军工生产会议上曾亲自对朱毅同志说:“你们建新公司造的炮弹在几个战场上都用上了,前方反映很好。”粟裕同志生前还曾有一句名言:“华东的解放,特别是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
我党、我军高级领导同志对建新公司和旅大工人阶级的支前工作所作的高度评价和勉励,使广大工人、干部受到巨大的鼓舞。为“建新”的创建和生产付出过心血和作过艰巨努力的朱毅同志和建新公司的其他领导同志,在这些鼓励下,更加勤勉地带动全体职工,为夺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继续作出新的贡献。建新公司的各级干部和全体职工在支援前线打胜仗的共同目标指引下,把工厂当作战场,创造出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涌现出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在试制生产和运输过程中,“建新”先后有17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一些同志负伤致残。这其中就有《把一切献给党》的作者、全国劳动英雄吴运铎同志。建新公司不仅为华东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同时也为大连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大连军工生产这段历史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近年来,大连市委党史部门已专门编辑出版了一本建新公司兵工生产史料集。这里我特别回忆起朱毅同志在组织发展“建新”事业中的卓越贡献。
建新公司创建伊始,干部来自“五湖四海”,朱毅同志不仅善于团结和使用干部,使他们各展所长,在不同岗位上发挥骨干作用,还大胆地提拔本地干部,并且善于使用当时各厂留下来的日籍技术人员来解决生产技术上的问题。朱毅同志自己也很努力钻研业务、尊重人材、求贤若渴地拜长者为师。他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献计献策,开诸葛亮会,集体攻关,解决了生产中的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试制炮弹中最后一道难关是缺乏冲压炮弹壳的大型压力机。炮弹厂的职工日夜奋战,用小型压力机于1948年1月24日冲压成功炮弹壳,朱毅同志很高兴,为了纪念职工们这一创造成果,亲自将炮弹命名为“124式”。朱毅同志对政治思想工作也十分重视,大胆支持各厂搞“立功创模运动”,建新公司的模范人物层出不穷。
1948年全国军工生产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同志单独接见了朱毅同志;指示他一方面要继续发展军工生产,另一方面要培养技术人材,为全国解放后的军工生产以及其它重工业部门准备管理人材。他回大连后,随即按照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亲自参与创建了建新公司职工研究学院,带头参加听课、学习。武汉解放后,中央从大连抽调了大批干部到中南地区工作,朱毅同志奉命带领一百多名干部到中南区,他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长。他带去的那些同志,很多人都成了新中国解放后军工以及其它重要工业部门的建设骨干。
朱毅同志的组织观念是很强的。在工作中他坚决执行华东局、东北局的指示,同时对旅大地委也十分尊重,他经常来地委向我们汇报生产和建设的情况。我们那时的接触特别频繁,日益相知他在工作中勇挑重担、爱护同志,对人宽厚,对自己要求严格,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他把儿子送到大连钢铁厂当炉前工,要求孩子在艰苦的岗位上接受锻炼。在参加全军军工生产会议后回大连途中,春节将临,朱毅同志放弃了回大连与家人团聚的机会,到沈阳兵工厂参观,以便把学到的经验带回“建新”。他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和思考问题。他时常在半夜里找公司有关领导同志商谈有待解决的问题。公司秘书长曹鲁风趣地说,朱老头自己半夜不睡觉,还让别人也不睡觉。
朱毅同志的工作在几经调动后,于1958年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我和朱毅同志自大连分手后,多年未得相见,再次见到他时,已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十年动乱”,朱毅同志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身心健康受到摧残。他本来患有肝病,后来又得了严重的心脏病。在北京,我曾去他家看望他。他见到我常常谈起他在建新公司和同志们艰苦创业的战斗生活情景,还感念当时旅大地委对“建新”的支持与帮助,同志友情十分令人感动。后来,朱毅同志的病情一天天地加重,1977年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时年79岁。
近年来,大连市委党史部门的同志为征集大连建新公司的史料,曾多次来找我了解情况。每当此时,朱毅同志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我也每每向同志们提到他。建新公司的业绩是与朱毅同志以及公司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艰苦创业、持续不断地努力分不开的。值此朱毅同志逝世12周年之际,谨以此文来表达我对这位为党与人民的事业奋斗毕生的老同志、老朋友的深深敬意与纪念。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晚霞满天忆华年
——纪念女大成立五十周年
谢励 薛明 丁雪松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建校50周年了。我们现在回忆当时在女大的生活,心情仍然十分激动,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如火如荼的青春岁月。
女大是党中央培训女干部的学校,开办这所学校时,仅有脱产干部二三十人,处长、副处长绝大多数由大革命时期和内战时期的女干部如张琴秋、孟庆澍、凌莎、苏华、林纳、吴朝祥、郭靖等同志担任。专职教员只有俄语教员黄正光、军体教员吴燕生等是男同志,绝大部分教员及指导员均由校外请来兼职。但经过一年多的学习,即从同学中发现大批人才,她们多数不仅先后两次被边区政府奖励为模范妇女,而且被选拔为校部4个处的工作人员、校总支书记及干事,以及14个班的指导员和班主任,先后共达120多人。还发现不少具有各种专长的优秀人才,或有文艺才华,或擅长文学、体育,或喜爱医学、外文,或口才出众等等,都在女大这个大课堂里得到充分表现,可说是才华横溢,人才济济。
女大在原有4个普通班(党校、杭大过来两个班)及一个小高级班基础上,得到迅速发展壮大,极盛时期学生达千余人。学员成份中,学生占80%以上,工人占10%,农民占6%,其他占4%。她们来自全国各地。
根据学生不同情况,学校及时分类指导,因材施教,将学生分为不同性质的班次:一种是文化程度较高、觉悟较高、有一定工作能力的党员,经过考试,先后组成高一班、高二班。对她们不设指导员,自己管理自己,自学为主,以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为主,准备培养成较高级的党的妇女干部。一种是经过长征或土地革命的工农女同志,她们受压迫深、阶级觉悟高、吃苦耐劳好,迫切需要提高文化水平,即以学文化为主,兼学革命理论。以便将来学成,派回陕北做妇女工作。为此,分别组成陕干班和特别班。除以上两种外,绝大多数是普通班,前后共达9个班。后两种班都设脱产的班主任和指导员,并聘请大指导员,加强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此外为了解决年轻母亲的特殊困难,还组织了妈妈班,边带孩子边学习。
女大作为一所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妇女干部学校,具有以下的明显特点:
年轻活跃、革命热情高。她们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41岁,平均年龄21岁。她们具有年轻人火一般的热情。她们不怕艰难险阻,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冲破蒋伪的重重阻拦,或个人或集体,绝大多数徒步奔向延安。她们冲出旧社会的牢笼,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得以实现抗日救国的志愿,所以显得份外自由活泼,革命热情高涨,欢声笑语不断。
文化程度较高,接受革命理论较快。她们文化程度较高,其中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约占10%,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约占70%,文化程度较低的约占20%,所以接受新鲜事物快。她们学习革命理论如饥似渴;她们自觉改造思想,如食甘饴。因此,虽然学习一年多到两年的时间,而在理论上、思想上、工作上的进步却十分显著。
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决心大。她们大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以上家庭,生活比较优越。但是,她们为追求革命真理和抗日胜利而来,觉悟较高,因此对生活上的困难,都能自觉克服。对十人挤住一窑洞,以食盐代牙膏,以草木灰代肥皂,吃小米饭及发了芽的麦子,喝洋芋菜汤的艰苦生活,很快都能适应。不少人吃成喷红红的脸蛋,健壮的体魄。
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她们来自全国各地,出身不同、文化与年龄参差不齐,经历各异,生活习惯也不一样。但是却都能团结友爱,互相帮助,亲如手足。
但是,她们毕竟年轻幼稚,既缺乏革命理论的武装,又缺乏实际斗争的锻炼与经验。因此要把她们培养成“具有革命理论基础、革命工作方法、妇女运动专长和相当职业技能、有抗战建国知识的妇女干部”,到前线去,到工厂、农村去,以适应抗战需要,还需从各方面大力进行教育。为此,学校从各方面对我们进行了教育,包括系统的马列主义教育、时事政治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严格的组织生活与党性教育等。
虽然女大仅仅存在了两年,但是同学们都经过了极其紧张的学习、工作和艰苦的生活锻炼,在认识上有很大的提高。
女大的教育,虽然为我们树立了共产主义人生观,初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在我们一生中,毕竟仅仅是启蒙教育。当我们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锻炼以及历次政治运动的考验后,可以无愧地说绝大多数都成长为共产主义的忠诚战士。其中大多数都成长为不同层次的领导骨干,最有成就的当过第一任女大使、第一任女副省长、人大副主任、省委宣传部长、统战部长、省顾委常委、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等职。有相当一批担任司、局级干部,她们在各条战线上发挥着领导骨干作用。有一些同学在专业方面有突出成就,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这一切都和我们在延安时代,深受党的教育分不开的。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痛悼刘瑞龙同志
张爱萍
通如起义穗辞世,五十九载如流矢。
义旗少年同心举,敌后苏皖共磋事。
俯首甘为孺子牛,亲密无间待同志。
革命意志坚如铁,高风亮节载青史。
哀君先我驾鹤去,含泪遥望光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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