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界人士访谈录
对福利的思考
——与国家体改所刘瑞中一席谈
本报记者 董焕亮
低收入的福利国家
“目前，中国已成为一个低收入的福利国家。”记者到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采访时，青年学者刘瑞中开宗明义地讲。他认为，福利的泛化使城市改革的余地变得狭小，加重了改革的艰巨性。
习以为常的事物，一般人往往视而不见，或见得不深。福利，即其一。且不说基于人道主义考虑的救济性福利，政府补贴的低价供给的食品、水电，各单位向职工发放的名目繁多的实物——鸡鸭鱼肉“应有尽有”，还有公费医疗、住房，不都是福利么？刘瑞中说：“与印度及其他低收入国家相比，我国人均收入仅略高于它们，但公共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要高得多；与中下等和中上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人均收入分别低几百美元，逾千美元，但公共消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却要高４．１％。国际比较证明，我国在人均收入低的情况下，社会福利化程度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的一般水平。”
形成的历史原因
谈到我国福利现状形成的过程，刘瑞中指出，从解放初期开始，我国的集中型计划经济为了积聚财力、物力，谋求高速度实现工业化，在普遍实行低工资的同时，有限度地发放福利品，以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人们把它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近些年，在国家征收奖金税以后，作为一条不纳税的分配渠道，福利像漫溢之水，迅速泛化——福利品超水平，超范围地发放。１９８５年，我国城镇职工各种工资性收入总额为１７５８．８５亿元，而各类非工资性实物消费总额共达１５８6．３９亿元，也就是说，福利，已涨到约相当于工资性收入９０％的水平，而且涨势强劲，已构成社会上“灰色收入”的“大头”。
福利泛化使改革余地变小
无论是“福利化”，还是“福利的泛化”，主要地都是“化”在城市里，“化”在城市就业人口和其他居民中。回顾和反思十年改革历程，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福利水平越低的地区（如农村），改革推进快且成效显著；相反，福利水平越高的地区（如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改革受到严重束缚因而推进较慢。当然，影响城市改革进程的因素是复杂的，但福利状况如何，也是个重要原因。刘瑞中作了如下分析：
——社会福利的变动似一条“单行道”，只可向前，很难后退，即所谓“福利刚性”。受到这条“单行道”的刚性限制，在改革起步阶段，便只能采取双轨制的办法，通过计划体制维持原有的和扩大的福利产品的供给，超额的增量部分才能作为商品在市场流通。这无疑缩小了新体制运行空间。——产、供、销形成完整的链条，福利产品发放的低价（或无价），势必要求原料供应、生产能源等等都维持低价水平。从而增加了理顺价格体系的难度。价格理不顺，很多企业“政策性亏损”依旧，《破产法》便很难实行，也影响企业之间开展公平竞争。
——各单位之间福利参差不齐，甚至相差悬殊，必然强化劳动力流动壁垒，阻滞劳动制度的改革。近年来，在劳务市场上出现的要价颇高的“户口价格”和“工作证价格”，实际上有福利待遇作为背景，它使很多想要调动的职工望“价”却步。
——福利的发放，一般采取实物或实物的价格补贴形式，带有明显的“大锅饭”性质。对于享有者来说，福利是一种权利性收入，很难与劳动相联系，起不到激励作用。非但如此，福利泛化还使职工滋生一种不正确的“债权”观念，仿佛发放福利是单位补还“欠帐”；若得不到，则认定是单位和政府“欠帐”，否则便“骂娘”。
福利泛化，不仅直接影响了改革的市场取向，而且，社会福利费用每年都有大幅度增长，仅价格补贴在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６年间就增长了２．７４倍，推动了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这势必使改革的环境趋紧趋狭。
应树立新的福利观
“过分的福利化带来的弊病，其实人们也有所觉察。可‘生老病死有保障’，又一直被看作社会主义优越性最有光彩的写照。看来，对于这个问题应当有全面的认识。”记者说。
“是这样的。”刘瑞中说，“社会主义福利制度保障了职工基本生活和正常工作的需要，确具有其优越性的一面。但是，凡事皆需有度。供给每个劳动者一杯‘羹’是可以的，如若盲目地扩大‘羹’的数量和质量，不仅终致国家负担不起，单位负担不起，职工之间也往往会引起纷争。”
因此，他主张福利经费还是应遵循公平的原则，按照保障基本生活和正常工作需要的标准发放。坚持“雪中送炭”，不搞“锦上添花”。当前，应通过清理整顿，取消擅自扩大的各种巧立名目的福利待遇。“挣脱了福利的重重羁绊，改革的深化才能有较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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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业部副部长王连铮认为，农业要上新台阶，必须——
推广农业实用技术 少花钱多增产
陈满正 许宝健
农业要上新台阶，政策、科技、投入缺一不可。目前，加快推广农业实用技术越来越重要和迫切。农业实用技术推广现状怎样呢？带着这一疑问，我们走访了农业部副部长王连铮。
他，更像一位学者。东北农学院毕业后曾赴苏留学，归国后在大豆研究方面取得过引人注目的成绩。现为苏联农科院通讯院士，并兼任中国农科院院长、研究员。同时，他还是一位农业实用技术推广的实践者，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他刚从南方考察冬小麦长势回京，前两天又利用星期天到北京密云县农村视察油菜长势。
科技兴农应从推广实用技术入手
他首先列举了一组数字：１９４９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是１１２１．５亿公斤，１９６６年突破２０００亿公斤，１９７８年达３０００亿公斤，１９８４年又一举突破４０００亿公斤大关。也就是说，从建国开始，我国粮食总产每增加１０００亿公斤，所用时间从１７年缩短到６年。显然，在粮食增产中，科技的作用不可低估。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８年，全国仅杂交水稻就推广了１２亿亩，增产稻谷６００亿公斤。
“那么，这其中科技进步的比重占多少呢？”我们问。
“２７—４０％。本世纪末将达到５０％左右。不过——”王连铮稍作停顿，“与国外相比，我们还是很低的。美国农业增长值中的８０％要归功于技术进步。”
是我们农业科技成果不多，还是推而不广？前不久一份资料统计，１０年来，全国农业方面共获国家及农业部科技成果奖２３７３项，其中只有３０％左右得到推广。另一份研究报告则认为，农业科技成果中６０％得到了推广。王连铮认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有它自己的特点，其一是时间性。比如一良种推广时，又有更适用的良种出现，代替了原来的品种，这就不能说原来的成果没有起作用；其二是适用性，有的适用面很广，如杂交玉米中南２号，每年推广面积达３０００万亩。但有的只在一定的空间区域适用。目前最需要推广的是哪些实用技术呢？王连铮认为——
最需要推广的主要是杂交良种
３０多年来，我国粮食作物品种已更换３—５次，每更新一次，粮食单产就提高１０％左右。特别是近１０年来采用杂交水稻、玉米、高梁等良种，大幅度提高了单产，一般增产２０—３０％，有的成倍增长。
１９８４年我国粮食总产创历史最高纪录，其中水稻一项就占了４３．７％。所以，粮食生产要上去，必须抓水稻。他进一步介绍说，我国水稻种植面积４．８亿亩，杂交水稻推广面积还不足一半，尤其是中早稻，推广潜力更大。中稻面积１．２亿亩，只推广了４８００万亩；早稻面积１．５亿亩，只推广到２０００万亩。今年要争取杂交水稻种植面积达到２亿亩或更多一些，因此必须扩大制种和推广面积。除重点建设好几个水稻生产基地外，主要抓江苏、四川、湖南等地的制种基地建设，以解决杂交稻种子严重不足的矛盾，扩大杂交稻种植面积。
王连铮提到的第二项杂交良种是玉米。这个品种推广比较早，增产量也很可观，尤其是中南２号，每亩可增产２００—３００公斤，比原种玉米增加一倍。尽管已推广了２．２亿亩，但仍有几千万亩的潜力。
除此，他提到，还有杂交高粱、杂交油菜、杂交棉花、杂交小麦等。同时，他还强调说，对“六五”、“七五”期间全国各地培育出的３３４个新品种，也要适时适地地抓紧推广。
尽管许多农业实用技术并不需要许多投资就能收到较高的效益，但推广起来也并非一帆风顺。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王连铮的看法是——
提高农民的素质是关键
在国外，一个家庭农场主，不经过６年基础和专业教育、取得绿色证书是不能成为农场主的。王连铮说，从这里我们不难找到人家应用科技在增产中效益高的原因。
目前，农业中８亿农民，２亿文盲，势必影响科技兴农的步伐。王连铮认为，提高农民素质，需要实行科研与生产紧密结合。农科院和各省市区已在全国各地建起一批科研、试验、示范区，对多种农作物实行综合承包、集团承包以及模式化栽培，向农民推广实用技术。
农村中接受新事物比较快的是青年，因此，发挥农村知识青年的作用，让他们学技术先走一步，把他们培养成科技示范户，以滚雪球的方式，户带户，村带村，推动广大农民采用新技术。
据统计，全国有农技推广机构２０多万个，技术人员８６万。这个推广技术网络，遍布全国基层，以他们为依托，大办各种短训班、夜校，开展干什么，学什么，使新技术的推广走在生产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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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人心很重要
——三谈把企业建成命运共同体
文牛
如何把企业建成命运共同体，不久前本报发表的德州市棉纺厂的经验给我们提供了另一启示：必须在协调好物质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做好聚拢人心的工作。
人心很重要。你看，德棉那位女工，本来下班回家已走了七八里路，但她发现给本厂送原材料的卡车不知道路的时候，就自动地返回作向导。没有一条规章制度要求她这样做，完全是“心”在支配着她。
搞好企业，目前要抓住两条：完善承包，加强管理。加强企业管理，不同企业有不同的具体做法，不同经营者有不同的具体思路。但有一条规律非遵循不可：最近一位搞了多年经济工作的领导同志说，企业管理可以分为“硬管理”和“软管理”两个方面。“硬管理”主要指的是规章制度，“软管理”主要指人的思想工作。他认为，没有“软管理”的支持，“硬管理”也很难顺利进行。
德棉的实践证明了这个道理。比如，他们对吸烟这一条管理很严，处罚也很重。但是，第一、领导带头执行规章，第二、群众懂得这是关系企业安危的大事，大家都自觉地遵守。天津有个服装厂，实行用闭路电视“监视”车间工作情况的办法，开始有的人把此厂比作“野麦岭”，但工人明白其中道理之后，都很拥护这种办法，也都拥护这位厂长。他们说，这不是针对我们广大工人的，是治极少数违纪的人。
一些经营者的本事往往表现在他善于体察职工的“人心”上。有个工厂经过民主讨论作了这样的规定：凡职工迟到者，本人罚１元，本人所在小组组长罚５元，车间主任罚１０元。这样的处罚初看起来没什么道理，但执行起来，效果很好。细想起来，它的高明之处，在于这不仅是用经济手段卡人，更是用对领导更加严格的办法作用于人心。
四川成都武侯祠有一副著名的对联，写的是：“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兵家非好战，不审势则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三思。”目前，在改革开放和企业管理当中，遇到众多矛盾，有的甚至是很尖锐的矛盾，这副对联所表现的思想，对于企业的领导者，是很值得认真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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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管一管中药材市场
本报记者 万贵生
三年前，我国中药材市场存在三大问题：一是货源紧缺，二是质量欠佳，三是后继乏术。今天情况如何呢？总的来说，货源增多，品种结构趋于合理。
１９８３年，我国人均耗用中药材０．５公斤，１９８８年上升到０．７５公斤，全国中成药销售额达８５亿元，比１９８５年翻一番。
近３年，药材部门调整了长短线品种结构，使产销失调的局面得以改变，紧缺药材产量增加，全国供应紧缺药材已由１９８５年的１２０种下降到８０种左右，其中包括短期内难以解决的２０多种资源稀少的动植物药材和部分进口南药，成方率达９０％以上。同时，中成药的出口已扩大到１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然而又出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百业”经营，市场管理混乱。
中药材是治病救人的特殊商品，专业性很强。自从实行自由购销后，出现“百业”经营。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２０多个系统经营中药。按照国家颁布的《药品管理法》规定，药材经营者无论单位、集体和个人，都要经过审批和领取“三证”（医药主管部门发合格证，卫生部门发许可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营业执照）才算合法经营。可是，现在有的凭经营其他商品的营业执照做药材生意，有许多坐地批发、摆摊零售、来回贩运的，甚至连营业执照也没有。著名的河北安国药市上就有２０００多名证照不全的中间掮客。他们中有农民、城镇居民，也有在职人员和退休职工，买空卖空，从中牟利，不少人成了“暴发户”，有的药贩已拥有５０万元家当。
这些情况的出现，严重干扰了药材市场的正常经营。某些品种紧缺，多方抬价抢购，轮番倒手，囤积居奇，人为地加剧了紧缺程度，使售价暴涨。以常用的白芍来说，去年收购价每公斤２．５元，可是经过药贩几次倒手、加价，到病人手里竟成了１３元，增加４倍多。山萸肉两年前的收购价每公斤１２元，经过药贩争购、倒卖，去年最高零售价达到３００元。牛藤、当归、黄芪等药材的价格都比两年前涨了好几倍。
药材市场管理失控，无证药贩的大量增加，使全国大小药市成了制售伪劣药材的活跃的场地。西安康复路药材市场，共经营３００多种药材，一天就查出近４０种伪劣药材；山东菏泽鄄城药市一个集市就发现２６种伪劣药材，占全集上市量的１／５；成都荷花池市场抽查１０４种药材，有８５种是假的。
管理上的削弱，还造成各地中成药厂盲目上马。１９８２年经过整顿后，全国剩下４３０多家中成药企业，到１９８７年，全国已有上千家，互相仿制，重复生产。据统计，全国同名异方或一方多名的药品，约占总数的１／３，结果是小厂挤大厂，很多传统、优质、治疗性药品的生产原料无法保证。
宏观失控，企业短期行为，引发了许多地方掠夺性的采挖和捕猎，中草药资源破坏越来越严重。有关人士分析，一二年后将会有上百种药材严重短缺。国家花了大量资金建起来的杜仲、厚朴、黄柏等“三木”，近一二年大片幼苗被砍剥，有的剃了光头。在已收购的“三木”药材中，竟有近半数是未成熟的幼株。贵州省１０万株以上的中药材林场１１个，在抢购风中９个已荡然无存。甘肃民勤县６０年代野生甘草面积为７０多万亩，现在仅存５万亩。由于对甘草的过量采挖，宁夏的草原大面积沙化；麝、熊、穿山甲、蛇类、柴胡、黄苓等药材资源的保护工作也受到很大冲击。虽然不少地方开始采取保护措施，但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如不尽快采取强有力的办法加以制止，我国药材市场将会发生较大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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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家画廊
郑腾霄的“７２”变
新华社记者 褚庆喜 申尊敬
乌鲁木齐市民族服装厂厂长郑腾霄靠着“７２”变，给死气沉沉的新疆服装界带来生机。
郑腾霄运用变术是从１９７９年在乌鲁木齐市建新服装厂当副厂长时开始的。那时，建新厂拿出６件驼绒女袄参加秋季广交会。港商们围着女袄，对精美绝伦的做工赞不绝口，但对肥厚长大的式样嗤之以鼻，仅订货２５０件。这事触动了郑腾霄的脑神经，思路开始了变化。他立刻派出６人前往广州，趁香港同胞回大陆过春节的机会，在火车站侦察港胞女袄的式样。这些人白天到火车站跟踪、盯梢，晚上回旅馆画图，有时为了记一位女士小袄的款式，竟尾随几条街。春节过后，６个人给郑腾霄带回了几十种女袄图样。郑腾霄立刻改变女袄设计，港商定货量大增。
１９８４年５月，郑腾霄调任连年亏损的乌鲁木齐市民族服装厂厂长。人们叹道：郑厂长走了，女袄生产技术也带走了，建新厂这下完了！谁知郑腾霄变了，他宣布：女袄技术留下。建新厂往香港“打”，我往苏联“打”！他进厂一个月，白天黑夜地翻阅有关资料，很快设计出适合苏联人穿着习惯的布拉吉、男睡衣、女绣花睡袍等十几个新品种，当年向苏联出口服装１０万件，成为乌鲁木齐市第一家打开外销之路的服装厂。这一年除还清该厂５８０００元亏损，还盈利７２０００元。
去年，民族服装厂引进的西装生产线到了。郑腾霄预测到西装市场开始退热，立即改变主意：西装退下上衬衣。他３月份派出工人到北京大华衬衣厂学习，６月份开始衬衣生产，当年就出口衬衣６万件。
在衬衣生产大获成功的时候，郑腾霄却在考虑上西装了。他说：西装虽然滞销，但做工精良款式新颖的西装将会长期抢手。他计划成立高档服装设计室，增建高档呢绒服装车间，提高工人的技术素质和工厂的应变能力。
郑腾霄靠着“变术”使乌鲁木齐市民族服装厂在全国服装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一枝独秀，服装出口品种和创汇数它最多，出口量占全疆的１／４。全国四个省和北疆东疆都有它的加工点，苏联哈萨克共和国代表团三次到厂参观，香港、日本、阿联酋、土耳其的商人追着要和他联营。郑腾霄告诉记者：新疆是个花花世界，新疆服装十年不衰。我的原则是：人无我有，人有我精，人精我廉，人廉我变。他还是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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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旅游业如何继续发展
戴巴冠
经过１０年快马加鞭的发展，中国国际旅游业正走到十字路口。
一方面为１０年的辉煌成就所鼓舞，另方面又为海外旅游者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难题所困惑。旅游业与交通运力的失衡倾斜日益显露，超负荷运转造成交通梗阻，已成为当前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旅游企业和导游队伍迅速膨胀，服务质量不佳。这不能不影响我在国际旅游市场的声誉。
由此而引起了旅游业是继续保持一定发展速度，还是暂时减速之争。保速，日子难过，声誉受损；减速，已建成的１５００家旅游饭店怎么办？旅游业正面临重大抉择。
追求人数？追求效益？
旅游业要继续发展，标志是什么？第一位的是旅游人数的增长吗？
号称“旅游王国”的西班牙，近几年每年接待旅游人数从４０００万逐渐增长到５０００万。去年，达到５４００万人。在庆祝继续保持世界第一接待大国地位的时候，西班牙冷静下来了，决定今后每年接待游客至多５０００万；不再建新饭店；旅游业的发展方向将是不断提高接待质量和提高游客的人天平均消费量。
西班牙这一观念的转变，意味着世界旅游业开始由浅层发展趋向深层发展。这必将引起世界各国旅游业宏观管理部门和决策层的深刻思考。
我国旅游接待人数一年４００多万，离封顶尚远。旅游业要继续发展，但发展的观念和方向应从西班牙的动向中得到启发。尤其在目前受交通条件极大牵制的情况下，应由接待人数第一转变为接待质量第一。不宜从人数而要从游客人天平均消费量上求效益，求发展。
从目前我国旅游外汇收入构成看，游客的购物和晚间文娱生活这两大块尚有很大的创汇潜力。现在全国旅游购物外汇收入只占总收入的３０％左右，且呈缓慢下降的趋势。去年北京市已降至１６．２％。而世界上一些国家则占总收入的４０—５０％。香港、新加坡这些“购物天堂”，有时甚至高达６０％以上。
我国旅游商品资源非常丰富，但各地销售的制成品却是大同小异，缺乏特色。许多海外游客带了钱来因花不出去而抱怨。去年我国旅游外汇收入２２．２亿美元，接待有组织的海外旅游者４３０万人，如果把销售旅游商品收入比例提高５个百分点，即可增收１．１亿美元，相当于多接待２１．５万名游客。
旅游者的晚间文娱生活，除了广州等少数城市开始活跃起来之外，多数地方基本是“白天看庙，晚上睡觉”，有的地方甚至还没有晚间文娱外汇收入这一项。如果我们能研究和开发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健康的、为海外游客喜闻乐见和乐于参与的各种文化娱乐项目，既可增加来华旅游的吸引力，又可增加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声誉重要？金钱重要？
旅游业深层发展的另一标志是，要以全方位的高质服务赢得闪光的声誉。如果收入与声誉发生矛盾时，宁可暂时忍痛舍弃眼前收入而要确保声誉无损。
泰国１９８７年举办“旅游年”，接待外国游客３４０万，比１９８６年猛增２０％。正处于蓬勃向上的泰国旅游业决策层，并没有热昏头脑，他们在全面权衡利弊得失后，将１９８８年的增长目标降为１０％，半年后再次降为８％。他们认为，尽管目前一切顺利，但如果听任旅游者似潮水般涌来，饭店爆满，交通紧张，导游素质下降等恶果将不可避免。与其因盲目发展导致旅游业声誉受损，不如提早控制闸门，以保障旅游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泰国明智的决策给我们的启示是：旅游业发展速度不是越快越好，游客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是越多越好；旅游发展速度有一个最佳值，过了这个“值”，到时必得“报应”。
至于“１５００家旅游饭店怎么办”的问题，同样要放到声誉得失的天平上去权衡。如果以进一步损害声誉的沉重代价来勉强填饱饭店的肚子，则将继续维持“饭店短缺”的假象，而造成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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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万花筒
求同心理与畸形消费
路益绶
如今，人们的心理很难捉摸。就拿消费来说，不会抽烟的叼着“万宝路”，收入不多的穿绸戴金，年轻人“一掷千金”不皱眉，陋室摆彩电、冰箱更是不足为怪。可是，在消费中，这种“你有我也要有”、“你会花我也会花”的攀比和求同心理，已引发出种种畸形消费。
盐城一年抽烟花掉三个亿
我有个农村老乡，近年来阔得不认识。住的、用的、骑的，今非昔比外，抽的烟也由自卷烟变成了“万宝路”。他坦率地说：“也抽不出好坏。不过人家都抽高级的，讲牌子。”
参加同一水平上的消费成为目的，比阔就是兴趣。这种心态大有人在。从抽烟的人流看，各地抽的烟普遍越来越高级，抽烟的人越来越年轻，费用越来越大。据江苏盐城市调查，每户抽烟开支占食品消费的百分之五，一年全市居民抽烟花费三点零六亿元，相当于建两个盐城发电厂。
花钱到了数才满意
有几位青年人在一家饭店吃喝，服务小姐摆上两瓶“二锅头”。
“谁要那东西，换上‘茅台’”，青年不满地吵起来，“你们是成心让我在朋友面前丢份！我花钱到了数就给你们店送表扬锦旗。”
有人作过抽样调查，光买酒去年黑龙江省人均花费比前几年增长近一倍。有些低收入户也不甘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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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那义乡有了第一代藏族马车夫。如今他们已跻身于市场搞短途运输，结束了传统的用牦牛驮运的历史。图为藏民马车队进城为建设工地拉运砖瓦。杨长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