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23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奉献的一生
——悼方荣翔
霍大寿
艺术家的价值在于把美带到人间,所以,奉献才是艺术家最可宝贵的品格。方荣翔就是这样。他活了短短的63年,他的一生是苦学的一生,是创造的一生,更是奉献的一生。
方荣翔8岁投身梨园,16岁拜著名京剧艺术家裘盛戎为师。10年苦读之后,就在朝鲜前线的战壕里,为那些为正义而流血牺牲的最可爱的人演唱。尔后,他继续守道不阿,苦心钻研,认真继承裘派艺术的精华,及至炉火纯青,成为当代裘派艺术的最佳传人。
观众热爱方荣翔,还因为他始终有着一颗对于京剧艺术的不二之心。即使在“文革”时期,自己的老师也被打成黑帮,扣上“反动权威”的帽子,传统戏已被“斩尽杀绝”那样的逆境里,方荣翔仍然不背离师长,不放弃对传统艺术的研习。因此,裘盛戎在1971年含恨即将辞世时,亲自把于艰难中仅存的手表摘下来,连同陪伴了自己一生的“行头”传赠给方荣翔。方荣翔果然不负师望,在“浩劫”过去之后不久,他很快就能把裘派艺术那含蓄而深沉的韵味,那种巧妙结合运用鼻腔、胸腔、头腔与颚腔所发出的特殊美妙的声律成功地再现在舞台上,从而填补了由于裘盛戎过早谢世而造成的京剧艺术风格流派品种中的重大缺憾。因此,方荣翔每次演出,剧场门前总是车水马龙。
方荣翔的雄厚的艺术资本,又常常引起了那些由于商品经济发展而派生出来的各色各样的“拜金狂”、“钱串子”以及海内外“穴头”们的艳羡与算计。然而,在种种的诱惑面前,方荣翔总是那样淡漠、平静,那样的“贫贱不能移”。每演出一场,他总是和大家一样,按规定领取两元微薄的夜宵费。有一次,他应邀到北京的草园业余京剧队为群众演唱,“草园”的负责人认为,方先生的艺术高,应当由原订的一角钱的票价涨到二角,希求有所盈余,以答谢方先生。方荣翔得知后,坚决不允,要求仍然按一角钱卖票。方荣翔的举动,一时传为“贵就贵在一角钱”的动人佳话。即便是在那些为某些人看作可以“捞一把”的出国演出中,方荣翔也始终洁身自好。那年先到日本,后又赴新加坡,别人都是“几大件”、“几小件”地回来,而作为主演的他,却是两手空空。最令人难忘的是去年的赴港演出,严重的心脏病复发几乎使他上不了场,徒弟们已经在等着替他,但他却挣扎起来演了下去,他说:“我要对观众负责!”就是在这次演出之后,他被迫在香港住院,做了第二次心脏搭桥手术……于是,那些“拜金狂”和“钱串子”不禁私底下琢磨开来:方先生在香港那个“钱窝子”里那样玩命儿,准是有大量的“红包”和“大件”等着他吧!的确,方荣翔的精彩演出,真的感动了许多海外人士,馈赠的财礼果然纷至沓来。然而,方荣翔又再一次地一一婉谢了!
正当我们的京剧爱好者需要他的时候,方荣翔,这颗万人敬慕的艺术明星却猝然殒落了!  荣翔啊!您奉献最大,可索取最小。生时,您两袖清风;走了,又身后萧条。其实,您并不贫穷,您比许多浅薄的、鼠目寸光的人都要显得富有。您拥有的,虽然不是金钱,但却是比金钱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京剧史册上的光辉一页以及千万颗热爱您的同行与观众的心。 
(附图片)
方荣翔遗照


第8版(副刊)
专栏:

  风向何方去?
——评“西北风”之后果
金兆钧
八个月前,我曾写过《风从哪里来?》一文,评论了当时席卷全国之“西北风”歌潮。今日,“西北风”在其源头北京已消沉有日,在外地一些区域尚有余响。“风向何方去?”便成了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西北风”崛起之初的主要观念是批判性的,反思性的,《一无所有》、《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及《黄土高坡》等作品凝聚着一代人对历史、民族、国家及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和思考。作品中虽亦有对历史和传统的无可摆脱的依附性,但更多的是批判的。虽亦不乏几句对真实的表达,主旨却回归到了浪漫主义。虽然不乏佳作,观念上却只能说是倒退。
在音乐上,早期“西北风”作品强调了摇滚思维,然而由于代表作品均程度不等地采用了北方民间音乐素材,其后的大批创作便迅速向民歌回归,向文革前民歌风创作歌曲的风格回归。
在歌唱上,“西北风”引出了一种后果。首先是女声的男性化,如果说早期几位女歌手的声音还是一种较自觉的选择而且尚带有女性特点的话,群起而效仿的歌手们就已给人以变态的感觉,而与此相映照,一批男歌手又女性化,表现出一种可怕的滑稽。更重要的是,随着喊唱的增多,歌手们越来越多地以此为商业性手段而完全忽视了这种方法所要求的内在力量,从而变成了毫无生命力的吼叫。
于是,我们看到了“西北风”的衰落。它的衰落,除去一般审美规律上的逆反心理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北风”自身的失落,在于它自身的真实为虚伪所取代,力量被放纵所消磨,人的意识为商业性所吞噬。
首先,它是词曲作者的悲剧。一些作者随波逐流,一些作者纯为挣钱,自不足论。而一些写出了成功之作的作者忘记了自己仅仅因为真实和创新而成功。他们在商业性市场的强大冲击下开始放任自流,将自身的才华廉价拍卖给市场,自己又在暗中为失落而痛苦,或干脆以漂亮的词句来维持脆弱的平衡。
其次,它又是歌手的悲剧。由于西北风的重角歌手在国内歌坛地位颇高,于是引起了下一代歌手昏头昏脑且近乎歇斯底里的模仿,充分暴露了歌手队伍文化的低下。不管这种低下有多少历史必然性,它决不是歌手可以自鸣得意的理由。不客气地讲,从去年底各种演唱会上可知,正走红的大歌星们几乎全部进入失重状态,除去吃老本外,罕见新的创造。这是一个无法令人同情的失落。
再者,它也是听众的悲剧。“西北风”的崛起与风行,是躁动不安的一种时代情绪的宣泄。但这种情绪的盲目性和不稳定性,支持不了多久。我们的听众还不能真正勇敢地面对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自我。在狂吼之后就只有无奈的空虚,必须去寻找一点甜点心来恢复平衡。然而一旦发现这点心中没有真糖便又觉得索然无味。这多少可以理解一下从南到北的票房跌落吧。
最后,“西北风”是一个观念的悲剧。流行音乐毕竟不同于民间音乐,它只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是一种现实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它的存在就是对现实生活的情感平衡。它可能采取浪漫主义的方式,也可能采取现实主义的方式;它可以制造理想的世界来抗衡现实世界,也可以直面现实的世界而证明自我的存在;无论怎样,它都要求一种自觉和真实,而中国的流行音乐显然缺乏这种自觉和真实。尽管它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不能因此而自我满足。
目前,词曲作者队伍虽已有危机感,却还未采取积极的行动。歌手队伍正在商业化的网内洋洋得意地挣扎。
风向何方去?我不敢妄论,但有新的风又起来,给我们以生气,似乎是我们急切期待的。 


第8版(副刊)
专栏:

  舅奶奶
梁欐
舅奶奶是解放前嫁给舅爷爷的。那时候,结婚前不兴见面,待到结了婚,舅爷爷才知道舅奶奶是个瞎子。据父亲说,舅爷爷曾在新婚之夜对舅奶奶进行过考试。
“你说黑豆是啥子颜色?”
“黑豆黑黑的。”
“黄豆?”
“黄豆黄黄的。”
“豇豆?”
“豇豆豇豇的。”
舅爷爷一下完全失去了希望。但木已成舟,生米煮成了熟饭,舅爷爷也只好委屈求全了。大跃进那阵子,由于生产大丰收,亩产几万斤,舅爷爷撑得肚皮沾住了脊梁骨,死于非命。舅奶奶从那时便成了队上的五保户。
舅奶奶现在已近70岁,虽然一直不承认自己看不见,但人们却不肯忽视这个事实,始终当瞎子待她。
这是前些年的事了。
夏天,刚下过大雨,天气忽又晴朗,庄稼人都从家里跑出来看彩虹。舅奶奶爱凑个热闹,也一步步挪到街上去。她正走着,身后忽一男人说:“大嫂,前面有水坑。”舅奶奶说:“屁话,早看见了……”
那“了”字还没落音儿,“?嗵”一声,舅奶奶就一脚踏空,倒在街边的水坑里。尽管人们救得快,她还是喝了几口脏水。
再往后,好心人帮过她几次,她都说别人是咸吃萝卜淡操心,早看见了。以后,就没谁再敢去碰她的钉子了。
从我记事的时候起,舅奶奶掉进地瓜窖两次,其中一次摔断了一根肋骨。其他如大白天头撞树,脸碰墙,摔个小小的跟斗等磕磕碰碰的小事就不计其数了。
舅奶奶还有一个爱好,冬天天黑下来的早,村里没扯电灯的时候,她爱点油灯,并且比谁家都点得早。庄稼人吃罢晚饭没有事,睡不着,邻居们便到舅奶奶屋里去看不花钱的灯明儿。人们进她屋的第一句话便是:“嘿呀,大娘,您的灯今天真亮!”
舅奶奶便乐一乐:“刚添的油。”
人们神聊一阵子大天,舅奶奶便从中取个乐儿。聊困了,乏了,冷了,人走净了,舅奶奶便寂寞地吹灭灯,摸摸索索地睡觉了。也曾经因为她好点个灯儿,失过几回火,庆幸没造成大损失。
从上大学到参加工作这几年,很少去看望舅奶奶了。但据家乡人说,舅奶奶命硬得很,这些年虽遭了不少罪,身子骨却结实着呢。只是这几年乡里扯了电灯,一到晚上,舅奶奶只好摸索到别人家里去看明儿了。这也有一个好处,她不点灯了,便没再失过火。就是那脾气和从前没两样儿。我心里有些发酸,我不知道舅奶奶是聪明过头了,还是糊涂过头了! 


第8版(副刊)
专栏:

  题平海南募捐留影
龚明德
据报载:北京戏曲学院青年讲师平海南,呕心沥血八载写成《美的网络》一书,被行家高度评价,却又被出版社索价1万元巨款难住。平海南撕下清高的知识分子脸皮,站在前门外挂牌向路人“行乞”。不料不出3分钟,便被带走,说是美国家乡鸡正在义卖,对比之下有辱国格……
——代题记。录自韩小蕙《我们活得太累了》
你一脸庄严
庄严得像高耸的墓碑
屹立在北京的美国肯德基快餐厅前
让列队高价购吃肯氏家乡风味鸡块的众生
萎缩成一行求食的蚁民
走过来一个你不屑一顾的娘儿
扯着鸡味饱嗝看你
俗笑荡漾在她那喷香柔嫩的脸上
倚仗这俗笑
她由科级晋升为处级
而你——
神圣吊在你伟岸的颈上
为了智慧网络更多的人
索性把无价的尊严外化
外化为一座昂然的墓碑
碑文是精英之魂熬炼的
血糊糊的嚎喊:
我,为我给民族的奉献
募——捐! 


第8版(副刊)
专栏:域外文谈

  华莱士与“读者文摘”
洪瑞生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短篇小说和杂志连载小说盛行的年代。所以当美国圣保罗的一个年轻人推出世界上第一本非小说的《读者文摘》时,遭到出版界的嗤笑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年轻人就是当时为韦伯出版公司写销售广告的德威特·华莱士。
华莱士的第一本文摘是名为《最大限度地从农业中获利》的一百二十四页的小册子,里面搜集了政府免费小册子的书名和内容简介。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居然一下子就卖掉了十万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受了重伤,在四个月的休假期里,他把摘要的普通才能运用到一个新的领域——把大众趣味杂志的文章缩写成充满生气、简单轻松的散文。回到家乡后,华莱士把他最精彩的文章编成一期样品杂志,取名为《读者文摘》。然而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受,这些出版商对这个没有小说、不登广告或艺术品、专载严肃文章的杂志大笑不已。然而有一个人没笑,她就是华莱士的同学莱拉·贝尔·艾奇逊。他们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五日在纽约结婚,度完蜜月便在格林威治村一家非法酒店的地下室里创办了他们的杂志。这次冒险行动的全部资本是借来的一千八百美元。首期《读者文摘》只发行了五千册,但很快就销售一空。这本杂志的内容是从诸如《斯里布克纳》、《大西洋月刊》、《美国》以及《星期六晚邮报》等著名报刊精选压缩的。
华莱士的《读者文摘》,今天已成为世界传播最为广泛的期刊,在美国发行一千八百三十万份,在国外发行一千一百七十万份,有十五种语言的三十九个版本,其世界范围的销售量已赶上《圣经》。从首期开始,《读者文摘》变化不大,时至今日,该杂志创办时的编辑方针仍旧适用,即一篇文章必须:(一)对读者有特别的作用;(二)有持久的趣味;(三)有建设性。
《读者文摘》的成功,使华莱士夫妇成为蜚声世界的名人,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他们的名字已列入美国豪富的花名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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