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混乱不堪的文化市场 难免损害青少年
漏洞百出的书号交易 如何看待经纪人
协作出版的背后
新华社记者 李光茹 张宝瑞
北京、广州、武汉、沈阳……琳琅满目的大小书摊上充斥着性知识、凶杀、相面、赌博、“文革”内幕、人体摄影等书刊，花里胡哨的广告使人眼花缭乱。 陈荒煤将书摊上那些书名、篇名归纳为这样几个字：爱、情、淫、性、奸、杀、惊、奇。武汉桥口区有一条胡同，长不到２００米，却有４０多家小书摊。书棚设备很简陋：门前搁块木板，摆上１０来本书，后屋却堆起比人还高尚未开包的书籍，随时批销给附近的城镇或农村的书贩。难怪这位老文化人对此茫然不解：“我头一次进入这样的文化市场，感到其活跃程度超过了３０年代上海四马路的许多小书店。”
有关部门这两年收缴非法出版物７２２万册（盒），罚款４９０万元，查处案件上百起。然而，时至今日为何色情淫秽读物还占据着图书市场的某些角落？
信手翻看那些低俗书刊，版权页上都印着书号、刊号，已非几年前的非法出版物。那么它们是怎样获取合法出版权的呢？
播下龙种收获跳蚤
为找寻答案，记者走访了一些出版社，听了多方意见，得出这样的结论：绝大多数的坏书、坏刊是在“协作出版”或“代印代发”的名义下进入图书市场的。
１９８５年开始推出的协作出版和代印代发等改革措施，初衷是为缓解长期困扰图书市场的“出书难、买书难、卖书难”的矛盾，尤其是学术著作出版难的问题。
有关部门对协作出书曾有明确规定：只限于学术著作和科技著作，协作对象限于国家科研教学单位、机关和国营企事业单位，书稿要经过终审终校。代印代发也有具体规定：必须是出版社编好的书；可委托外地印刷厂和发行单位代印代发，但不能委托给个人；委托者和接受委托者都要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今年１月１７日，新闻出版署又发布文件，对协作出版和代印代发作了补充规定。
出版改革中采取的这些措施，确实挽救了一大批学术专著，使出版周期大大缩短，借助社会力量缓和了出版社资金紧张状况。然而，一些劣质图书也鱼龙混杂，打着协作出版的旗号出笼了。
书号成了有价证券
新闻出版署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不少出版社不同程度地违反出版管理规定，以协作出版、代印代发名义卖书号，从而破坏了出版工作的秩序。
书号、刊号是正式出版物的标志，既不投入劳动，也不产生价值，根本不具有商品属性，而如今却成了一种极俏的有价证券。有些出版社利用国家授予的出书权，非法将书号和社号出卖给书商，并收取一定的“管理费”。时下通行的“管理费”一般在图书总定价的６％至１０％之间浮动。
在金钱的诱惑下，卖书号之风在不少地方越刮越猛烈。去年新闻出版署查禁的１０多种书籍，如《玫瑰梦》、《情场赌徒》、《销魂时分》等，几乎都是出版社把书号卖给书商出版的。
据了解，过去只有少数名不见经传的出版社卖书号，现在连一些名牌出版社也亦步亦趋；过去只暗地里卖几个书号，现在却是明码标价，大批出卖。有的出版社成立后，正经书没出多少，书号却卖了几十个。一些出版社竟把书号承包到编辑头上，编辑出差时“背”着书号找买主。还有的出版社公开兜售书号，１．５万元一个。
一批被称为“图书倒爷”的个体书商，专门收罗武打、凶杀、色情、迷信等热门书稿，独家包印，独家发行，从中牟取巨额利润。
看到这些，一位老出版工作者心情沉重地说：“争出平庸之作，甚至去卖书号，砸牌子，丢脸哪！生产名牌物质产品的企业，谁都容不得假冒名牌的伪劣商品，难道生产精神产品的出版社，却心甘情愿把牌子卖给别人出版低劣或有害读物？！”
书商为何如此神通广大，原来是靠钱打通一切环节：以高价稿酬拉书稿，用钱或物搞书号，递红包买通印刷厂……一位出版社社长讲了这样一件事：有人找他要买４个书号，愿给现金３万元，外加一套家用电器，被他严词拒绝。但也有主动向书商要价的人，一开口就要几千元的“劳务费”。据闻，有一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一部书就得贿款５０００元，比作者的稿酬还要高。在一些编辑家里，魔术般地出现了彩电、冰箱、录相机、程控电话等。
卖书号实际上是一种“官倒”
有人说，卖书号实际上也是一种“官倒”。他们将国家赋予的出书权倒卖出去，成了“创收”的一条捷径。至于买书号者出什么样的书，悉听尊便，合同往往成为一纸空文。据调查有以下几种情况：
——未经终审终校就开印。《情场·间谍》一书，未经终审签字便匆匆开印，结果版权页上连书号都漏印了。
——收不回管理费。有的书按合同规定出书后半个月即付清全部“管理费”，可一年多过去，“管理费”杳无踪影。
——印数失控。《护花铃》版权页标明发行册数为６．５万套，协作单位却加印４３．５万套，既免交一笔“管理费”，又偷税、漏税。
——以书代刊。合同上写明图书３２开，出版后变成１９开杂志，并塞进不少私货。
——私自转卖合同，从中牟利。有的书商买到书号后，转手倒卖，牟取暴利。
目前全国有国营书店９０００处，集体、个体书店１．１万处，书贩４万余个，书商中“专职”、“兼职”皆有，有以私人承包形式出现的集体、个体书店经理，也有待业青年、个体户、离退休工人、干部及出版社、印刷厂、邮局等单位的公职人员等。他们在编、印、发过程中，用请客、送礼、给现金回扣等手段经营图书，偷税、漏税。国营书店受财税制度限制，只好眼睁睁地坐视社会集团图书购买力的流失。书商掌握着集体和个体的主要发行点，几十万册的图书很快便能脱手，新华书店则显得力不从心。
出版发行目前呈无序状态，是一种无规则的竞赛，混战结果是国家减少收入，文化“倒爷”大发横财。有人埋怨现在出书是“书商得大头，印厂得中头，出版社得小头，作者得零头”。坏书《玫瑰梦》的承包商因此书获利９４万元，书被查禁后，他携巨款逃之夭夭。现在有的大书商已成为百万富翁。
市场发育不健全，流通领域才可能出现大批“官倒”。图书市场的“官倒”猖獗，与传统出版体制过度单一的行政控制，有必然的联系。
对图书经纪人不宜简单否定
当然，优秀的书商也不乏其人。北京树人读者俱乐部经理郑忠贵雄心勃勃地要当中国的图书大王。他专门经营社科类图书，开设的树人读者沙龙有１万多名会员。他嘲笑一些书商层次低，素质差，只知道赚钱。四川有一家个体书店近日出资几万元，与中央某报联合开展评选全国优秀青少年读物活动。北京都乐书屋、三味书屋等集体书店专营文学、社科类高雅之作，颇受读者欢迎。
在历史的长河中，经纪人的出现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图书市场上的书商现象也决非偶然，人们对此褒贬不一。叫好者说它适应了一种客观需要，活跃了图书市场；主张取缔者说它专出乌七八糟的东西，导致图书市场混乱；更多的人则认为，不能再放任自流了，亟待加强管理和引导。
人们开始透视卖书号及其书商现象，思考着良方妙策。
新闻出版署有关负责同志感慨：追求利润的冲击太厉害了，物质力量形成了庞大的对立面，相形之下，批评、整顿太没有力量。对出版社间接晓之以义，敌不过它直接得之以利。许多出版社负责人也有同感：国家要从出版政策上体现出“两个效益”的统一，不给特殊政策，要优化选题的回旋余地实在有限。
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对出版物实行低税、减税及零税等优惠扶植政策。出版界建议国家对不同类别的图书应实行不同的税收政策。
大批书商出现，但缺乏统一的管理机构和法规，文化、工商、公安等部门似乎都在管，谁都没管好。据了解，有关方面正在制订对书刊市场、集体和个体书店管理的具体规定。有人建议，必须成立一个权威的执法机构，对违反规定的书商要从严处理。今后对违反规定的出版社必须重罚，罚款应同个人挂钩，以促使责任编辑、总编辑对协作出版的图书严格把关。中国青年出版社负责人提议：要规定协作出书的数量，以防止专门靠卖书号过日子。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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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库
我国食物问题的症结
本报记者 陈祖甲
周永春，男，１９４０年生，现为国家科委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他于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继续就读于北京大学，获理学硕士学位。长期从事生物技术发展战略研究，撰写过《２０００年生物技术产业发展预测与对策》等论文。
记者：“民以食为天”。解决１１亿人口食物问题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情。党和政府提出要引导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食物结构。请您谈谈对食物问题的看法。
周永春：去年，我们曾对中国食物问题作过一些调查研究。从总的食物消费水平看，我国人民吃的动物性食品在增加。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１９８７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购买动物性食品为４３．２公斤，比１９８１年增加８．６公斤，而同期购买的粮食折合成原粮减少了１４．４公斤。农民１９８７年人均消费的动物性食品为１７公斤，比１９７８年增加９．４公斤。人们在吃饱之后，多吃一些动物性食品。这是很自然的。
记者：增加动物性食品以什么标准为宜？
周永春：应该以保证身体健康为标准。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动物蛋白补充是不能保证健康的。
记者：您能否具体说一说这个标准？
周永春：西方人的动物性食品相当充足，但并不合理。世界上较公认的是日本人的膳食结构。日本人每日平均需要热量的１９．３％和蛋白质的５１％是从动物性食物中摄取的。相比之下，中国人的食品就有差距。据有关部门测算，１９８５年，我国每人每天平均从食物中摄取热量为２５４８千卡，已达到营养学家建议的本世纪末的标准。但是，其中来自动物性食品的仅占６．９％，来自动物性食物的蛋白质仅占１６％。１９８７年，我国人均肉蛋奶占有量为２９．４公斤，是１９８５年日本人均值的２７％，是世界人均值的２２％。
记者：按您的意思，动物性食物不足是我国食物问题的症结所在。
周永春：是的。这是我们今后必须努力解决的问题。
记者：有的专家认为，我国粮食生产有限，养猪又费粮食，所以动物性食品不能增加很快，甚至还有平抑动物性食品消费的观点。
周永春：毫无疑问，人均占有粮食的数量是发展养殖业的基础。近五六年我国粮食生产基本稳定，若要有一个大的增长，还需要花费相当大的功夫，有一些时日。但是，我国动物性食物不足主要原因并非是粮食有限。
记者：何以见得？
周永春：以１９８５年为例，日本人均占有的粮食与我国几乎相等，人均占有的饲料仅为我国的１．５倍，而人均肉蛋奶的产量却是我国的４．１倍。再从总的投入产出上看，我国投入的饲料总量为日本的５．８倍，而肉蛋奶产量仅为日本的２．１倍。由此可见，粮食和饲料量少的，生产的肉蛋奶不一定少，相反，投入多的产出也不一定多。
记者：按这个统计，我国同日本生产同样数量的肉蛋奶，所花费的饲料是人家的３倍，太不经济了。
周永春：所以关键并不在于人均占有粮食和饲料量的多少。对增加动物性食物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两大因素，一是产品结构，二是科学技术水平，包括管理水平。
记者：请您对这两大因素作出具体分析。
周永春：我们还以日本作为比较对象。在肉蛋奶的人均占有量中，日本的饲料报酬率高的奶占５６．７％，蛋和禽肉占２７．４％，猪肉占１１．７％；我国的奶占１０．７％，蛋和禽肉占２５．２％，而饲料报酬率较低的猪肉占６０．３％。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猪为六畜之首”，致使决策部门始终把养猪作为发展养殖业的重点。我国人民的动物性食品也一直以猪肉为主。这个观念和这种状况需要转变。现在应该重视禽、蛋、鱼以及奶的发展。
记者：大多数老百姓还是爱吃猪肉的。
周永春：我不是说要减少猪肉的生产。猪肉的减少往往会引起人们心理的波动，造成社会的不安定。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需要慎重处置。但猪的饲料转化率太低，增加一公斤猪肉往往要花费七八公斤以上粮食，太不上算。在粮食不多的情况下，猪肉生产保持现有水平也就可以了。
记者：有的专家认为农业应把奶牛业放在首位，以解决动物性食品的不足。您怎么看？
周永春：根据调查，我们不完全同意这种意见。不错，从科学上说，牛奶的饲料转化率比较高。但是，多吃奶制品，对我国大多数人来说，还需要一个习惯过程；再说发展奶牛需要优良的草场，更需要大量增殖良种奶牛，这在１０年内都难以见成效。相反，如果我们把养鸡、养鱼放在首位，也许更切合实际些，来得更快些。一则鸡、鱼容易养，农民一家一户都可以生产。作为食品也符合我国大多数人民的口味。二则饲料转化率比较高。
记者：除了产品结构之外，我国的饲料生产技术、饲养水平和饲料转化率也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
周永春：因此说，解决我国食物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依靠科技进步。去年，我们就这个问题提出发展养殖业的１０条建议。
记者：请您将这些建议作个概要的介绍。
周永春：一、逐步建立饲料作物种植业，改变目前以粮食为饲料的状况。加强高蛋白饲料玉米的选育和推广应用。二、逐步以全价配合饲料替代单一饲料。三、采取多条途径解决蛋白饲料匮缺的问题。四、开发水生饲料等替代粮食的饲料。五、建立畜禽良种的选育、繁育体系。六、建立畜禽疫病防治的社会服务体系。七、加强科学指导，改善目前粗放的饲养环境。八、发展生态养殖，科学地综合多级利用资源。九、加强生物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十、逐步引导开展适度规模的集约化经营。抓好这１０条，经过１０年努力，我国人民的食物结构和营养水平一定会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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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声
中小学卫生状况亟待改善
目前，我国某些学校卫生现状较五十年代有所下降，令人担忧。从广东省卫生厅、教育厅对中小学生蛔虫、龋齿、沙眼等防治方案可知：曾一度销声匿迹的头虱、疥疮在有些学校中又传播流行。该省城市和县城镇小学生蛔虫感染率分别为百分之二十五点三一和百分之二十七点四七，农村小学生蛔虫感染率为百分之三十七点零六。学校的传染病暴发流行和食物中毒也时有发生。
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学校的教学卫生、环境卫生、饮水卫生、饮食卫生不符合卫生要求，学校卫生队伍力量薄弱，县以上防疫站中，学校卫生保健人员平均仅有零点九八人。
卫生部何界生副部长指出，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则很难预防和控制肝炎、伤寒、食物中毒的发生。各级卫生部门和教育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迅速制定改善学校卫生状况的规划及校医、保健教师的配备、培训等。
兴宁县卫生防疫站 张永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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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理科毕业生去工矿企业大有作为
南京大学校长 曲钦岳
一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的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兴起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我国理科本科毕业生进入工矿企业从事生产、技术和管理工作的比重逐年增加。这一新趋势对高等理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也产生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去年夏天，我们南京大学组织力量对南京、常州、无锡、盐城四市工矿企业的理科人才使用情况作了专门调查，收集到各种反映意见，颇具代表性。其他高校和国家教委有关部门也作了类似的调查。从总体上看，不管是理科人才培养单位，还是用人单位，或者毕业生自身，对此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而且有许多模糊、片面的认识。比如，某市计委一领导干部说：“理科人才对国家来说确实重要，但我们基层市县，一不搞原子弹，二不搞卫星，要那么多理科人才干什么？”南京某中型工厂厂长说得更坦率：“我要的是一来就能顶用、就能创造价值的人才。理科学生分来，三五年内见不了经济效益，划不来！”相当一部分用人单位对理科毕业生“敬而远之”，怕他们不如工科人才管用，只会高谈阔论，不会或者不愿干实际工作；怕他们不安心本职工作，弄不好就成了“飞鸽牌”。而分到工厂去的理科毕业生也有不少人自认是“既屈才又不对口”，是“舍其长而用其短”，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
如何正确看待理科毕业生去工矿企业的新流向？理科毕业生如何正确认识自身的长短、强弱，从而找到新的用武之地？工矿企业用人单位如何摒弃传统观念，正确理解今日之理科教育的内涵，从而恰当地、科学地使用理科人才？高校又如何改进理科教育以适应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新的变化？所有这些，亟待我们认真、深入地探讨并作出实事求是的回答。
二
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尚未建立学位制度，研究生教育的规模甚小，科研人员和高校师资主要靠本科毕业生来补充更新。因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理科本科毕业生，特别是重点高校的理科毕业生，主要的去向是科研机构与高等学校，分到工矿企业的虽然也有，但比例很小。随着我国学位制度的建立与发展，硕士、博士逐步取代理科学士成为高校师资及科研队伍的主要“补给源”。理科学士进入非教学、科研部门工作的比重则相应有了明显的增加。
发达国家的研究资料告诉我们，随着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理科人才将越来越多地进入生产、技术部门。他们的“进入”，有力地促进了科学与技术的结合，缩短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周期，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的现代化程度和经济效益。比如，美国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学年度的统计表明，半数以上的理科人才分布在工业部门，而日本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学年度的理科学士有５９．２％从事专门的技术性的职业。尽管我国的商品经济尚不发达，传统产业还大量存在，工矿企业在近期内尚不可能像美国、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那样大量吸收理科人才。但是，为了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改造与调整传统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理科人才进入工矿企业从事应用开发研究、技术工作与生产管理的比重必须逐年有所增加。
三
理科人才到工矿企业能否适应？有无用武之地？这是众多的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疑虑重重、举棋不定的关键问题。
大量事实表明，理科人才，特别是重点高校的理科毕业生，是能够较快地适应生产、技术、管理工作的，有的还可以成为工矿企业的优秀业务骨干或领导骨干。根据我校去年对江苏四市的调查，“文革”前后南京大学分到工矿企业和其他非教学、科研单位工作的理科毕业生中，适应与基本适应的占９７．６％，不适应的仅占２．４％。
同其他科类的专门人才相比，理科人才具有基础扎实、知识面较宽、科学思维和创新能力较强等特点。他们勇于探求未知世界，往往不满足于知其然，还渴求知其所以然。这是理科人才的优势和长处。然而，同工科毕业生相比，他们也有一些不足，比如专门技能的训练不够，在某些方面的动手能力不强等等。
但是，实际调查告诉我们，根本问题在于理科毕业生对到工矿企业去工作是否有正确的认识和足够的心理准备。如果认为分到工厂是“大材小用”，是“不对口”，那么，就很难安下心来，“进入角色”，原来的优势也会丧失殆尽，甚至变成不受欢迎的人，最终一事无成。如果他们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能面对实际，正视不足，尽快地加以弥补，那么，就不但能够很快“上手”，适应工作环境，而且能够充分发挥理科人才的特长和优势，开创新局面，干出一番事业来。
比如，南京大学６６届化学系毕业生赵文娟，分配到徐州合成洗涤剂总厂工作，她运用所学的理论与专业知识，研制成功复合配方洗衣粉等新产品，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使该厂经济效益在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赵文娟现任副总工程师，当选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又如我校生化厂总工程师庄火荣，是生化专业６５届毕业生，１９７８年底到创办不久的生化厂工作。１０年中艰苦创业，“尿里淘金”，不断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革新工艺、设备，先后改进了尿激酶粗品提纯技术，开发了ＨＭＧ（垂体促性腺激素）、ＨＣＧ（纯毛膜促性腺激素）和ＵＴＩ等新产品，使一个只有１８名正式职工的小厂，发展为技工贸结合，年产值２４００万元，年创汇４００余万美元的外向型、高技术企业。去年他荣获全国首届科技实业家创业奖金奖。
四
工矿企业要大胆吸收、正确使用理科人才，必须改变单纯考虑“专业对口”的思维定势，必须变革某些禁锢人们思想，遮蔽人们视野的传统观念。概括起来，这些传统观念大致有以下几种。
其一曰：理科就是“数理化天地生”，就是搞基础，搞理论。
１９５２年我国高等学校开始设置专业时，所谓理科确实主要是指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学和生物学这六大基础学科。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十年的改革，理科专业的数量已由１９５３年初的１６种扩展为１４门类７０余种。理科教育的内涵也有了很大变化，除了一些基础学科外，还建立了一些应用性、技术性较强的新学科。
其二曰：“分到工厂就要能顶用，能创造价值”。
这话不无道理，但如果对“顶用”和“创造价值”的理解过于狭窄，就很难避免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对人才的选用，应注重其思想素质（事业心、责任感、职业道德等）、知识基础、工作能力等，而不应过分强调“专业对口”。随着竞争机制的建立与科学技术的发展，产品的更新换代，技术的引进、消化，工艺的改革与创新等，将越来越重要。能赋予企业以强大活力与竞争能力的，能够为企业创造更大价值的，将是人才的创新、应变、开拓能力，而不是某项具体的专门技术。正是在这些方面，理科人才在工矿企业可以大有作为。
其三曰：“理科人才不如工科人才好使。”
工科毕业生有其高明之处，但也有其不足之点，正如理科人才有其“强项”与“弱项”一样。工矿企业要知人善任，尽可能用其长而避其短。对部分理科毕业生轻实践而重理论、眼高手低、好高骛远等缺点提出尖锐的批评，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忽视理科人才的特点，完全以工科人才甚至以熟练技术工人的标准来要求他们，衡量他们，显然也是不妥当、不科学的。
另一方面，企业的兴旺发达，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工队伍的优化与人才结构的合理。搞“清一色”，只引进同一类型的人才，对企业的发展肯定是有害无益的。当然，理科人才必须与其他科类特别是工程技术人才相结合，在一个结构合理、团结奋进的人才群体中，方能扬长补短，相得益彰。
五
对于高等学校来说，充分认识理科人才去工矿企业工作的新趋势，将会增强改革理科教育的紧迫感与主动性。
毫无疑问，培养从事基础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理科人才，为跟踪世界高新技术发展，迎接下一世纪的竞争与挑战而储备力量，仍然是理科教育，特别是重点高校理科教育的重要任务。但是，这种人才要少而精。大量的理科本科毕业生，应当是面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应用型人才。
应当承认，我们目前的理科教育还有许多缺陷，我们的理科毕业生有其不足之处。应当正视这些问题。这些缺陷与不足，大都是可以通过改革以纠正、弥补的。比如，对大多数应用型人才，要增加应用型技术型甚至某些工程型课程内容，要加强基本技能的训练，要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实际，投身实践，以缩短将来在工矿企业的适应期等等。
总之，理科毕业生到工矿企业去工作，把理论与实践、基础与应用、科学与技术结合起来，是意义深远、大有希望的事业。为顺应这一历史必然，高等理科教育应当如何深化改革，还大有文章可做。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展开讨论了。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福建省三明师范学校面向农村培养人才。从1981年起这个学校率先开办“民师班”，8年来已有1000多名农村民办教师在这里充实了知识，毕业后重新回到农村教育第一线。图为89届民师班学员在上课。
王文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