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振兴川剧意识流
魏明伦
川菜川剧历来齐名，今朝何不振兴川菜，偏要振兴川剧？
“文革”洗劫了国人的脑筋，没法改造百姓的胃口。饮食男女，食欲的座次排在性欲前头。川菜美哉！餐餐客源源不断，人们一律说它好吃。用不着谁去振兴。
川剧危矣！八十年代的清官或贪官，守法户或违法户，精神文明者或精神污染者……很不统一的双方对于川剧则统一冷淡——少来或不来买票看戏。吾道冷而不孤，全国还有若干更为寂寞的弟兄剧种形影相吊。老外的舞台也不景气；电视发高烧，戏剧入冷宫，乃是世界性的最新行情。川剧没在火星上开锣，只得与环球共此凉热。眼看宝贵遗产衰败于２０世纪末叶，怎么办？是任其自生自灭，还是设法去振一振呢？不振太心疼，一振又头痛。远不及成立“振兴川菜领导小组”轻松而实惠。要生气，来振戏；要生大气，来振川剧……
蜀中上下有志之士居然不怕生大气，烧起天下第一冷灶，率先在全国剧坛打出“振兴”旗号。大约是受了武侯祠内诸葛丞相、廖化先锋的影响，甘愿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以攻为守，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一振将近六个春秋，确实振出一串成果，同时振出一堆牢骚！
四川人诙谐，只在“振兴”之后加一“儿”韵，念起来就成了“振朽儿川剧”！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请从消极的牢骚话里取其积极的忧患感。下面既有整朽之怨，上面应该搔首问个为什么？是否当初扯旗放炮过于轰烈？没料到上面要搞“双轨制”——剧团纷纷鸟兽散！振兴川剧的小道理被振兴中华的大道理管着！理不理解都得执行，于执行和挨骂中加深理解。先前大家以为振兴川剧是把队伍振大振多，期望过高；如今振小振精，自然大失所望。要振到什么地步才算兴而不朽？定性不清，标准不同，各有各的意识流——
一种流向是闪回十年，当日之域中，样板戏之天下。向样板团学习，大乐队，钢饭碗，十年磨一戏，戏随高音喇叭响彻每个角落，百姓不可一日无此君。人人皆知《红灯记》，家家能唱《沙家浜》。平原一望，哪里有人民哪里就有“赵永刚”……
另一种流向是闪回三十年，正值川剧黄金时代。天府工农兵学商，熟悉生旦净末丑。一隅小城可容两个剧团，一座大厂常有几批玩友。不爱高腔枉称四川老乡，不懂川剧便是不懂文明。更蒙紫光阁宠幸，常来常往，易如三六九赶场。最神气是国务院总理帮咱们改台词；总司令、外交部长、参谋总长、元帅大将围著家乡宝贝灌输营养品。“红鸾袄、梭梭岗”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似乎接近氢弹原子弹……
再一种流向是闪回五十年，悦来大茶园与又新大戏院分占成渝，老死不相往来之时。闭关称雄，何须走穴？酒好不怕巷子深，来宾只愁挤不进堂厢，上楼厢站着听一夜也要过过戏瘾。康圣人如何？天先生怎样？川剧大王张二爷一腔定太平。唐三千，宋八百，数不完的三列国。偶有“下江”班子入川混饭吃，给它两瓢羹吧。强龙难斗地头蛇，一个老鸹守个滩，巴蜀梨园码头，谁敢与川剧龙头舵爷分庭抗礼……
总之，今日若不振到以上三种流向之一种水平，则为不兴不旺，则为整垮整朽儿！
同志哥，别作梦，鼎盛春秋飞旋去，挽啊，挽不回黄金时节！
我有意识流，少闪回，向前看——当今观众，尤其青年观众是有史以来最难伺候的“上帝”。这一代小小老人家，与文艺的关系已经结束了“一夫一妻制”。喜新厌旧，朝秦暮楚，一会儿嫌环肥，一会儿嫌燕瘦，一手推开虞美人，一手伸向洋婆子。真若直达爱丽舍宫，追求高级粉黛，云游艺术世界，丰富审美情趣，我看是好事。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说不定哪天叶落归根，游子思家，绿衣人似花，还是白娘子、尤二姐、四姑娘、芙蓉花仙温柔。娘们别干等，打扮一番流行色，画眉深浅入时无？适应是为了征服，再降个调，适应是为了生存，在适应上帝的同时，引导上帝来适应我们，只要能在三千佳丽、十二金钗之中保存一席菊部蜀葩，分享几夜风流，便是复兴开始了。
从这个标准检验：成都、新都、雾都、盐都……都有可喜收获；甜城、果城、雨城、涪城……小城不乏小春。几回荧屏竞技，几度京华夺魁，四朵梅花，五枚金牌，至少剧本文学在全国剧坛大获殊荣，川军不弱。能说咱们川剧朽成白卷先生了吗？成果累累，天日昭昭！
意识流飞越——正当振兴有望，不料经济危机引起文化危机。上面节约财资，精简剧团，下面爆发超前享乐低级文化思潮！
此潮早已席卷西方，强国富邦养得起纨袴子弟，无损大局。一穷二白大家庭怎么供得起上亿的少爷小姐？奇怪，两年前玩兴尚被志气抵消，为何这阵子志气将被玩兴淹没？或许小青年、大学生曾以满腔童心关注国家大事，碰一鼻子灰，塞一嘴马粪，经不起风吹雨打，无沧桑中年之坚韧，露陌上柔桑之脆弱。国事管它娘，打打麻将。从忧世济世变为与世沉浮，玩世不恭。对什么都得加上“玩”字，玩哲学，玩宗教，玩大佛脐眼，玩观音酥胸。十步岂无芳草？青春辈中确有才华出众，品学兼优，它日腾蛟起凤之高明后生。但亦有高到玄之又玄者，看文艺以看不懂的为佳品，凡能看懂的不屑一看。哥姐佯狂，传染弟妹，小不点儿几分无瑕、几分无知、几分无聊、痛心是几分无耻！不爱风流高格调，专拣装潢五光十色，内囊一色稻草的低档文化。百货飞涨，唯有文化素质大跌价，欣赏水平大滑坡。跳舞扭摆学床上动作，唱歌腔调仿性交呻吟。歌星扭下台去摸一摸观众是演出必由之路，观众拥上台去啃一啃歌星是文艺最佳境界。世上戏比台上戏丰富多彩，官爷“倒”得快，儿女“垮”得快，倒垮竞赛，你腐败我比你更腐败！吃喝嫖赌加武打，没钱学拉兹，去偷去抢去杀人去放火！大不了进去唱囚歌，混得出来是个迟志强，混不出来，英雄含笑上刑场，拜拜，二十年后又来玩……
哎哟，上帝！川剧无论怎样适应，怎样改革，也赶不上这个趟啊！当代优秀文学，海外高雅艺术，通通暂时靠边站。川戏班子算老几？门庭若不冷落，那才怪哩！
有志振兴者碰上这么个气候真够呛，既要千方百计改革川剧本身的僵化，又不能卖笑卖身去迎合上帝的腐化。怎样才算现代化？咀嚼苦果，慢慢消化。
莫怪我的意识流跑远了，就戏论戏说不深透，功夫在戏外，登高宏观，振兴川剧附属在振兴中华的大背景下，没法子超越社会的经济文化困境而独自拔地飞升。戏剧何时走出低谷？当问中华何时攀登高峰？……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面对真实：军旅文学的深化之途
朱向前
年来，对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所谓“革命现实主义”问题进行了新的辨析，对当代文学史重新梳理的积极成果，不仅仅是理论界“重写文学史”运动的开展，而且在创作界也有愈来愈多的作家作品向着生活真实切进。
那么，现实主义在军旅文学中的命运怎样呢？我们不妨简单回视一番当代军旅文学道路。
十七年军旅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发韧于５０年代末的《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一批战争题材长篇。这批作品的基本主题都是讴歌武装斗争的胜利，和指导武装斗争胜利的毛泽东思想，轰响着英雄主义的激昂旋律和对战争胜利的热烈欢呼。它们之所以风靡当时，一方面是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适合了人们急于了解革命历程的普遍渴望，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它传达了人们走出苦难之后对革命战争的感激心情。这是当时真实的时代情绪，它流贯在战争文学中也是真实的。然而，这种真实是以牺牲另一种真实作了代价。比如把革命战争与人道主义完全对立，只看到胜利红旗的飞扬，而忽视红旗下的废墟，只听到欢庆的锣鼓，而省略狂乱的炮轰。换言之，我们的战争文学只要战争胜利的真实，而拒绝战争灾难的真实。
十七年军旅文学的另一部分，是在６０年代中凸显起来的，大致有“训练文学”和“好人好事文学”。前者如《五十大关》、《关连长》、《开顶风船的角色》等，反映“练为战”和“练为看”的路线斗争，或先进与落后，先进与更先进之间的矛盾；后者则如宣传雷锋、欧阳海及其精神的一些作品，虽然也采用了精细的写实手法，反映了某些生活现象，但对人物的拔高与蒸馏，已呈现出“造神”苗头。至于在此前后出现的另外一些触及部队真实，牵涉人情人性的作品如《洼地上的战斗》、《柳堡的故事》、《无情的情人》等，却先后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遂使军旅文学离现实主义道路越来越远，而朝着“高大全”和“瞒和骗”的方向滑坡。
如果说，对十七年军旅文学道路的现实主义真伪之辨还比较容易明晰起来的话，那么，对新时期以来军旅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面貌描述，恐怕就要困难一些。毫无疑问，思想解放运动的大潮催动了军旅文学的风帆——《西线轶事》对英雄人物的二重塑造，《高山下的花环》对军队矛盾的尖利揭橥，《射天狼》对和平时期军人情感牺牲的动人展示，《第三只眼》对军人灵魂负面的深刻洞观，《山上山下》对南线军人战争心理的微妙传达，以及黎汝清、莫言、乔良等对革命战争历史的全新认识与处理等等，都大大突破了陈旧的军旅文学框架，一步步迈向了皈依现实主义的新路。但是，问题在于更多的军旅作家们陷于多年来对军旅文学“三大前提”（“英雄主义”、“爱国主义”和“为提高部队战斗力服务”）功利的狭隘浅表的思维惯性，加上艺术方面的矫情与伪饰，便阻遏了现实主义精神的进一步高涨。这突出表现在他们对当代军人（包括战争与和平）生活有意无意的规避与逃遁。比如他们对和平时期军人生活的反映，无论是写青春的奉献还是情感的牺牲，都还未能深入触及军队与人性这一对基本矛盾，多数作品给人感觉也只是平面的展开与量的积累。结果是导致作家们割舍丰富多彩的当代军人生活，“向后转”去写历史题材，或“向外转”去写地方题材了。如众所知，密切反映现实生活、时代精神与人生命运的当代性和现实感，正是现实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近年来当代军旅生活题材优秀作品的匮乏，从反面证实了军旅文学中现实主义的有限性和不彻底性。
军旅文学中既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现代主义，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随着１９８７年以来新潮小说二度勃兴所带来的富有中国色彩的现代主义文学的萌芽，和与此同时不断发展深化的现实主义所呈现出来的新的面貌，我认为，军旅文学在１９８５年那场小说革命中的难堪不仅仅在于形式艺术方面缺乏创新，实际上还暴露了更为深刻的危机——即现实主义精神的搁浅。这样，当整个新时期文学的现实主义深化和现代主义萌芽两种形式向前运动时，军旅文学却有些停滞，以至渐渐被甩到了整个文学格局的边缘。
诚然，由于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转入对话的“本世纪末无大战”的国际大势，和急速向商品经济转轨换型的国内大势所决定，军队的作用与地位也势必日趋淡化与重新调整。与这种淡化与调整相适应的，是军队文化（包括文学、艺术与体育等）势头的相对收缩。往昔在武装斗争历史条件中形成的军队文艺（例如从红军时期的宣传队一直到“文革”中的毛泽东思想演出队等）独占鳌头或风靡一时的光景只会越来越成为令人怀恋的回忆。这也是需要我们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思想准备的。但我又认为这要经历一个不短的过程，目前军旅文学的萎缩还不能主要归结于这种动变，而应该看到是军旅文学自身运动的某一环节出了毛病。依我之见，这个毛病便出在由于军旅作家自我禁锢所陷入的现实主义精神与“服务型”价值取向和艺术思维的悖误。军旅文学必须走出悖误，它走出悖误的唯一出路就是：面对真实。
面对真实，第一要强化现实主义，揭露军旅生活中的矛盾冲突，直面军旅人生中的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生与死、欢乐与痛苦。如前所述，军队目前正处于国际国内形势大变的历史转型期中，随着军队作用的衰减、军人价值指向的迷失、军人职业道德心理的困惑、军队兵员结构成分的改变、军队传统生活模式的松溃等等，军营里大量的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扑面而来。对这些问题与矛盾如何理析与判断，既无定于一尊的样板，也缺乏现成可靠的参照，这就增加了军旅作家们进行艺术把握与表现的难度，但也因此给军旅文学的繁荣提供了生机与新生的可能性。
第二，军旅文学要深化现实主义，汲取现代主义的优长，塑造人物心灵，深刻地描绘军人的主观真实。不仅要正视与尊重当代军人心灵深处种种一般要求、欲望、情感、意志和个性，而且还要抓住特殊的武装集团与人性这一对普遍、深刻和永恒的矛盾。作为处于军队这种特殊生存状态中的军人，他不仅要战胜与超越自己的肉体——摸爬滚打与流血牺牲，还要战胜与超越自己的灵魂——他的理智以服从为天职，而他的情感却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清醒的军人是时时意识到这种流血与不流血的奉献与牺牲而又自觉自愿地奉献与牺牲。所以说，一个清醒的军人常常处于理智与情感的二重分裂之中。这是痛苦的军人，也是优秀的军人，又是最真实的军人。军人的超我、自我与本我之间的冲突斗争，构成了军人隐秘而壮丽的心理战场，它饱涵人道主义的深刻内容和英雄主义的丰富底蕴，现实主义深化就是要向这个战场的纵深挺进。
作家们将根据各自的文化素养、个性气质而作出不同的创造选择与审美追求，在近期内逐渐形成一个比较明朗比较稳定而有层次的军旅文学新格局。一方面是部分具有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们，将创作出一些面向部队的教育功能和认识功能比较明显的“宣传文学”。我认为干脆这样提出来拉开档次，明确不同的追求和目的或许更好。而且部队需要这种文学，这种文学又确实对部队有积极意义，所以不管你个人喜欢与否，它都将大量生产并将继续发展。
另一方面是更多的作家可能受到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和传记文学之类的启发和影响，渐渐热衷于突出娱乐作用的“通俗军旅文学”的创造。军旅文学应该产生自己的优秀通俗文学。当目前“通俗文学”泛滥之时，军旅文学应该占领这个阵地，为广大官兵乃至全社会提供比较符合人们欣赏情趣和审美习惯的通俗佳作。
再一方面是少数军旅作家的精英，将依藉于前二者所构成的宽大金字塔的底座，进行具有相当思想高度和艺术高度的探索。他们专注于对军人的生存状态、战争与和平的对立统一等现实问题作出形而上的哲学追问，同时又通过美的和新颖的艺术途径传达出来。这其中的经典作品，真正标志着当代军旅文学新的高度，和昭示出军旅文学新的走向。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国民心态的记录
——读报告文学《龙年》
谢泳
１９８５年以后出现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到１９８５年已经渡过了它的黄金时代。那种轻率地将一切社会问题引入报告文学的做法恐怕未必能再持续下去了。将已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做文学化、通俗化的表现也颇令人怀疑，读者所期望的恐怕还是报告文学作家本人的独特发现。发表在今年第三期《报告文学》上的长篇报告文学《龙年·１９８８·横竖撇捺》，在对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反思上可能会给人一些启发。
《龙年》没有沿袭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创作的老路，将各种材料和统计数字在作品中排列组合，而是创造一种氛围，让人们在这种氛围中感受到龙年对于当代中国人的影响，从而传达出新旧社会转型期国民的各种心态。整个作品的基调是凝重的，作家没有靠灾难性的事故来烘托龙年的气氛，而是通过一些人物在龙年生活的一种体验来表现龙年对中国人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压力。历史的发展常常会出现许多偶然的巧合，对于这种巧合，人们可以理解为一种偶然，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必然，当然这期中难免渗入迷信的色彩或者具有宿命的味道。作家似乎正是借此来强化整个龙年中国出现的混乱状况，并对这种混乱与变革的关系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
《龙年》的作者是一个细心的人，他把整个龙年发生的重大问题都以大事记的形式写在自己的作品中，粗心的读者还以为他要就这些大事记逐一进行描述，但作家却没有那样做，他把笔深入到每一件大事中的当事人身上，在当事人的叙述过程中，不断地将龙年的神秘性和不可知性传达给读者。作家在龙年的第一个月中，首先通过西南航空公司的一·一八空难事故，将读者带入了龙年这个令人充满恐怖的年度中。接下来，作家叙述了“从一而衷”的老教授罗大冈夫妇在龙年的感受，以及一个父辈曾经发生冲突，而冲突最后转化成新的冲突的故事，借此来告诉人们在社会发生剧烈变革时期新老两代人的心理变化。接下来，作家从婚姻的变化、农民的变化、个体户的经历、赌博者的心态、砍伐森林暴徒的选择，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叛逆以及现代迷信者的布道等几个侧面充分揭示了龙年中社会各个阶层中各种人物的心态。
由长江的《龙年》我想到了前不久读到的贾鲁生的报告文学《黑话》（见今年第１期《报告文学》）。这两篇作品尽管有很多不同，但在创作意图上却有相通的一点，即都在通过对人们随意发出的议论、牢骚、传说、迷信故事、黑话等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来反映整个国民的精神状态。这种以反映国民心态为主旨的报告文学可能是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新动向。传统的报告文学强调刻画人物，而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在抛弃了人物之后看重事件，现在有些报告文学作家索性将二者都偏废了，随意选择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并将这些事件组合起来反映人们的心态和社会心理的变化。这种突出整个国民状态的作品或许称为心态报告文学，从而加入报告文学的题材领域。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人和环境美
思效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话只对了一半，因为还有近朱者不赤、近墨者不黑的一半。有句名言是大家熟知的：“出污泥而不染”；如果出污泥而尽染，岂不同“洪洞县里无好人”一样，令人难以置信吗？
人和环境的关系是反向的，辩证的，人是环境的产物，同时人可以影响和改造环境。环境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物理环境（或自然环境）和心理学环境（或行为环境）。物理环境可以离开人而存在，心理学环境则离不开人。现在由于“人化自然”的结果，纯粹的物理环境也越来越少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环境就是人，人和环境是同一的。
然而，我们往往见物而不见人，即重视自然环境的美，而忽视人自身的美。比如，种草种树，莳花移木，这本是好事，但取材于自然资源者少，滥用人力物力者多；大兴土木，建造亭台水榭等即属此类。
心理学环境有许多层次。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可以称之为大环境；文化环境，邻里环境，人际环境等，可以称之为小环境。大小环境的概念是相对的，它们处理的问题虽不相同，却有共同之处，即都以人为中心，以人的相互关系为转移。
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是大环境美的标志，它是通由人的美即相互关系的和谐而达到的。《国语》记载，楚灵王建章华之台，问伍举美不美？回答说：“臣闻国君服宠以为美，安民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形镂为美，……”问题涉及的是环境美的问题，伍举却拉扯到人际关系上去，似乎是有背于论题，实际上表明了伍举的高明处。且看他给美下的定义：“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无害就是和谐，和谐就是美。一个环境，如果破坏了人们相互关系的和谐，就不能算作真正的美。这个道理在古代似乎得到普遍承认，连孔子也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
大环境如此，小环境亦然。一个和睦的近邻里环境可以使人安居乐业；一个融洽的人际环境可以使人心情舒畅；一个高雅的文化环境可以造就各种人才。据史记载，四世纪初的古罗马帝国，光首都一地，耸立的各种公共雕塑，计有大的骑马雕像二十二个，镀金像八十个，黄金象牙神像七十三个，铜像三千七百八十五个，高三十多米的巨象两个，全城共三千九百六十二个。真可谓雕像林立。这些雕像同遍布全城的剧场、庙堂、壁画、广场、喷泉、凯旋门、斗兽场、公共浴池等纪念性建筑和公共建筑一起，构成了一个“郁郁乎文哉”的文化氛围或环境。这样的环境是能够钟灵毓秀的，它孕育出不少各种杰出的人才。古罗马之所以能继古希腊之后，出现人类史上蔚为壮观的第二个文化高峰，是同这样的文化环境分不开的。
这样的环境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美的人创造出来的。“人杰”与“地灵”从来就是辩证的关系。十八世纪有一位英国作家，对荷兰的自然风光和市政设施之美赞不绝口，唯独对资产阶级暴发户深感倒胃，认为他们大煞风景，他说：“我在荷兰人家中见到的荷兰人，没有一个不给我这样的印象：一座富丽堂皇的埃及庙宇，里面供奉着的却是一头公牛。”
西方有句谚语：你想知道我是谁，请告诉我你的朋友是谁。这句话说的是人和环境美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