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农业的“基础”是农民
决定农业命运的不是粮食，而是农民本身。过去３０年抓了粮食这个基础，粮食未解决；改革以后仅用五六年时间，粮食状况就大为改观。其后农业徘徊，根本问题是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田雨丰
农业是基础，就国民经济大系统而言，是毫无疑义的。那么什么是农业的基础？流行的观点是，粮食是基础的基础。这种观点旨在强调粮食的重要作用。但是，重要并不等于是基础。无论就农业发展的历史，还是就农业的现状来谈，构成农业的基础，决定农业命运的不是粮食，而是农民本身，核心是他们的积极性。
农业的基础是农民，这是为我国农业发展实践所反复证明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曾按照粮食是农业基础的思路抓农业，甚至把粮食抬到了“纲”的位置。结果怎样呢？搞了那么多年，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根本原因，是在“左”的束缚下，被框定在“一大二公”旧体制中的农民，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没有生产积极性。抓了粮食这个所谓的基础，丢了农民这个真正的基础，动摇了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了“一大二公”的旧体制、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确定农民的经营主体地位，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才迅速发展起来。３０年没有解决的粮食问题，仅用五六年时间就基本解决了。近几年粮食生产又出现了新的徘徊，原因何在？人们多在强调农业投资的减少、自然灾害以及播种面积减少等客观原因，但是最根本的则是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挫伤。
是什么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呢？普遍的说法是价格不合理，生产资料涨价，种粮的比较效益下降。以全国最大商品粮基地的吉林省为例，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１９８８年比１９８７年提高７％，而农村工业品零售价格总指数却提高１５．９％。但是，价格毕竟是一种表象。其深层的原因：一是政府对农副产品采取“刀鞭”政策和“单边合同”，多了不收，少了硬要，使农民合法劳动所得的相当一部分被不等价交换所吞噬；改革中由于宏观调控失衡造成的经济损失，通过非经济手段转嫁到农民身上。从一定意义上讲，价格不仅反映劳动价值，而且是某种产品，生产该产品的产业（如工业、农业等）和生产部门（工业企业、农民等）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具体体现，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尤其如此。二是长期采取的向城市倾斜政策，近几年更加厉害。城市基建规模越来越大，而对农业的投资却越来越小。政策的倾斜，又促使农民生产经营行为越来越短期化，农业生产发展后劲不足。第三是部门利益恶性膨胀，四面八方向农民伸手。有些部门以改革名义，向农民转嫁负担，有些部门，超越经济承受能力，搞各种“大办”，向农民强行摊派。
农业问题，粮食问题，说到底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解决的如何，事关农业的兴衰，左右国民经济的全局。解决农民的问题，关键是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启动他们搞好农业生产的内在动力。农民的这种内在动力，主要来自于对合法权益和物质利益的追求，社会条件适应保证农民的这种冲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就会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反之，积极性就会受到压抑、挫伤。总结以往的经验，处理好这个问题，最根本的是要充分尊重农民的自主权，坚持按等价交换原则与农民打交道。保护农民利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才能使农业的物资、资金、技术等投入，发挥应有的效益。
（作者为吉林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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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企业法》
袁宝华
《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大法。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企业法》，无论对推动企业改革的深化，对促进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企业法》自去年４月正式颁布、８月开始施行以来，尽管全国各地不少企业及其主管部门相继组织学习，做了大量工作，但收效并不理想。据最近对一批企业调查的结果，事实表明许多企业基本上没有贯彻执行《企业法》。《企业法》规定的企业自主权，有的被政府主管部门“截留”，有的给了又被收回，总之还没有得到真正落实。
在当前的治理、整顿中，我们需要采取改革的办法，需要依靠民主和法制。坚定不移地贯彻施行《企业法》，必将有助于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这一方针、任务的顺利实现。
事情十分明显，治理、整顿，深化改革，渡过经济难关，归根到底要靠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人民群众对改革承受能力的增强，根本途径就是提高广大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要增加收入，增强对不利因素的消化能力，又只能靠企业自己。这就要求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而贯彻施行《企业法》正是推动企业改革深入发展的强大动力。在贯彻执行《企业法》、深化企业改革的过程中，我们既要看到当前存在的困难，更要正确认识当前经济改革形势的一些特点。其一，经过１０年改革和建设，企业越来越成为我国国民经济运行的主体，过去长期作为政府部门附属物的状况有了很大变化。其二，政府部门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越来越弱化，国家对企业的管理由直接控制为主正向间接控制为主转变，企业的活力在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在迅速发育之中。其三，新旧经济体制并存，经常发生碰撞，增加了我们处理问题的难度。认清了这些特点，将使我们增强信心，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企业法》，把企业改革继续深化下去。
至于如何贯彻执行《企业法》，我认为首要的是切切实实地转变政府部门的职能，真正做到政企分开，让企业真正拥有自主权，并建立宏观调控特别是市场机制。在国家、市场、企业的关系上，要打破企业与市场离得较远而与政府直接而密切的旧“三角”关系，建立健全企业与市场直接联系、与政府部门分开的新“三角”关系。其次，作为综合经济实体的企业，要围绕承包经营责任制，落实企业经营机制的配套改革。再次，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的原则，落实厂长（经理）负责制。不仅厂长、书记、工会、共青团都要到位，而且要做到思想、组织、制度三到位。厂长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要起中心作用，对企业工作全面负责，就要特别重视依靠群众和各种组织的力量，充分发挥各方面的作用。
再就是要加强企业的科学管理，把企业的巨大潜力挖掘出来，减少企业中存在着的大量浪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有的同志往往只注意企业严格的行政管理，而忽视企业民主管理。一般说来，管理是门软科学，但也有刚性管理和柔性管理之分。外国一些企业家很重视柔性管理，强调对人的管理，即管理以人为中心。有的还说，这是学习中国“小组管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经验。我们应当进一步注重柔性管理，提倡刚柔相济，把严格的行政管理切实建立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之上。要强化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以充分发挥全体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创造性，从而把企业管好、办好，获取最佳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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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家画廊
让有本事的干
——青年企业家李振厚素描
本报记者 段心强
“这可是个睡着叫不醒的厂子，马胜利派人来都没扭亏为盈，你能干出名堂？”
“试试。”辽宁省海城市油毡纸厂厂长李振厚很自信，与鞍山市一轻局签了合同，从３月４日开始承包连续亏损４年的鞍山造纸厂。当月，结束了每月亏损十几万元的历史，盈利１万元。到本月４日一个月，纸产量由原来每月２０多吨上升到２００多吨。
好一个李振厚，只有３３岁，个头不高，那精力、干劲，真像煤气罐里的液化气，冲劲大。１９８７年９月租赁了长年亏损的油毡纸厂，３个月赢利１２．２万，１９８８年人均创利税１万多元，居鞍山市集体企业之首。这年他接着兼并了处于困境中的牛庄农具厂，４个月亏损９万元的线材厂，欠外债５２万元的橡胶二厂，累计亏损５５万元的熔炼厂和开不出工资的综合厂。同时和赤峰联办复合肥厂。当年，各个厂都盈利，创利税２００万元……
李振厚高中毕业后在乡办企业干了十年。原来他接手的这些厂，有个共同的特点：当领导的没本事；有本事当不了领导。李振厚租赁后，打破干部工人的界限，不管是谁，参加招聘考试，请教育部门考文化科学知识，他也参与考政策、经营水平，平等竞争。考上了，干；考不上，下。上下变动，都与工资挂钩。油毡纸厂原有干部３３名，一考考掉１７名。原办公室主任工作能力太差，没考上，当了更夫，工资减少几十元；线材厂工人李成刚有技术、会管理、善经营，而且嘴一份子，手一份子，大家服，聘为第二橡胶厂任副厂长，工资由８０元上升为１８０元。在他主持下，生产出的胶垫和轮胎，在市场上很畅销。
职工有个传统心理：进了厂，吃上商品粮，就像种下铁秆高粱，旱涝保收，等于上了“保险”。因此一些人干活既不保质，又不保量。李振厚在厂里推行优化组合。在职人员，不管是谁，组合上，干；组合不上，自己又找不到地方，厂内待业；缺少的人才，到社会上找。
李振厚在岗位定员的基础上实行计件工资，真正做到干多少活拿多少钱。油毡纸厂驾驶员孙建军加班加点，多装快跑收入就高。有的工人请假多或者效率低，一月只领几十块钱，差距拉开了，谁也不偷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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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缺化肥，盼化肥，化肥厂的日子却不好过。山东８９家小化肥厂，有３ ０家停产或半停产，４１家亏损。从莱州市化肥厂就可以看出：
小化肥在挣扎中生产
邓兆安 温立平 曲怀生
山东省莱州市化肥厂是一处年产能力为４万吨碳酸氢铵的小化肥厂。今年第一季度，共产化肥１．３万吨，盈利３０００元，属于目前小化肥厂家中的上游企业。最近，省政府有关部门正在总结他们坚持生产为农业服务的经验。但是，接待笔者的厂长、书记却说，今年能够维持生产，全是在拚命挣扎；再往下拚，可实在支撑不住了。
今年的化肥生产，从煤、电、水、油到资金、运输、技术改造，处处是难关。最突出的有两难。第一是煤炭。全年生产化肥需要原料煤和燃料煤共４万多吨，从去年以来，一直缺口很大。为此，市有关部门开辟渠道寻找货源。煤炭紧张，价格上涨，去年第４季度以来，一吨原煤由一百二三十元，猛涨到二百六七十元。价格上涨又加剧了货源紧张。即使列入计划，搞到指标，也得跑煤矿、跑火车站，上上下下“做工作”。否则稍有疏忽，已经到手的计划、指标就会“流产”落空。铁路运输等不起，只得不顾运费高低，组织汽车长途运输。为了保证第一季度化肥正常生产，去年腊月２４日，他们从厂内外组织了２６部汽车，到山西阳泉拉煤，往返１５００多公里，年三十才返回，刚过年又重返山西。搞汽车运输平价油不足，只得花高价。为了生产化肥，支援农业，化肥厂家什么经济帐也没法算了。
第二大难关是资金。与去年相比，煤炭价格翻番，化肥价格不变，加之今年煤矿要求提前一个月预付货款，使贷款指标远远不足，流动资金周转不开，造成一方面“等米下锅”，一方面“无钱买米”。今年农历正月，好不容易搞到一批煤炭，急需资金。市政府专门召开紧急会议，从工商银行调剂３０万元，城市信用社调剂２０万元，尚缺３０万元，无可奈何发动职工集资。好在职工顾全大局，不少人求亲告友，借债集资。市主管公司也集资万元支持化肥厂，这才凑齐了这笔款，度过了这道难关。
但是，过了一道关，还有千道关。眼下，化肥厂在工商行、农行、建行、城市信用社４个金融单位家家开户，家家负债，到３月底，还有２４２万元贷款逾期，利息加倍，无力偿还；而且预付煤炭款每月至少得６０万元。除此，莱州化肥厂还有不少地域性的特殊困难。如莱州市远离火车站，最近的潍坊站距莱州城也１２０多公里，仅此一项，一年就多付汽车运费１００万元；莱州连年严重缺水，化肥厂虽地处平原，地下水位下降到１２０多米，附近不能打井需要远距离花钱买水，一方水送到厂内，成本达０．４０元，一年用水１５０万方，仅买水就得６０万元……
目前小化肥生产的困难，也决非一厂一地所有，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决非一厂一地所致。作为小化肥企业的一员，莱州市化肥厂的领导者一述苦衷，希望上级有关部门对小化肥生产的严峻形势了解真情，引起重视，采取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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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跃的“地下商场”
——青岛市人防工程见闻
本报记者 宋学春
４月中旬，青岛市龙山地下商业街落成开业，这个全国目前最大的地下综合商业服务中心是利用人防工程改造的，作为新旅游点对外开放，使这座美丽的城市锦上添花。
跨入商业街大门，穿过５０米左右的地道，眼前豁然开朗：整条街灯火辉煌，商品琳琅满目，顾客熙熙攘攘。青岛市人防办主任王正仓对记者说：“街长７２０米，宽９至１２米，高５至８米。１９８１年青岛市决定开发利用人防工程，全部工程于去年底结束。里边设摊位５００多个。此外，还有３６０平方米的舞厅，可接待中外来客的３５０个床位的宾馆，可容纳４００人同时就餐的餐厅等，总面积２５０００平方米。
青岛市有６２万平方米的人防工程，１９７８年前，国家每年投入５００余万元来维修，等于背了一个大包袱。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防建设开始从“应急战备”转到平战结合，与城市建设相结合上来。至今，青岛已利用１３万平方米，发展项目１３２个，收到好的效果。
经济效益。截至１９８８年底，累计产值和营业额２．３２亿元，纯利润２４３５万元。１９８９年，人防计划产值和营业额可达４０００万元，纯收入３５０万元。
社会效益。安排社会就业人员１１４０人。用洞内打出的石渣填平９条大沟，造地２１万平方米。当然，也有人问：如果遇到战事怎么办？王正仓说：“可立即关闭所有开放点。”他雄心勃勃，要把青岛地下变成另一个充满活力的“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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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甜蜜的美安镇
本报记者 罗自苏
荔枝花流香的三月，海南农村收蔗正忙。琼山县美安镇纵横交错的乡间小路上，满载甘蔗的汽车、拖拉机在蔗田与糖厂间穿梭。
１９８８年，美安镇出尽风头，在糖蔗播种面积及工业产量、油料作物、畜牧、渔业、财政、税收、工农业总产值、人均收入等８项经济指标上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琼山县美安镇人口９６００多，土地结构是“一分水、二分田、三分山、四分坡”。过去的几十年间单一种植粮食，产量低，收入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到１９８４年，美安人才摸到一条致富之道。种甘蔗可真算甜蜜的事业，在土多田少缺水的田野里挖到了财源。去年全镇种蔗１．４万亩，总产５．８万吨，收入４２０多万元，占全镇工农业总产值的７５％。
“就农民个人来讲，在甘蔗上尝到了多少甜头？”我问镇长黄坚。他笑了，“去年单甘蔗一项每人平均收入６００元，占总收入的７５％。要知道，１９７８年美安镇每人平均收入才４８元呵！去年，全镇每人平均收入达８０５元。”
因地制宜算是找到了自己的地理优势，没有科学技术也不行。冼冠平向我介绍了他们的“甘蔗协会”。这个“土里土气”的协会，由镇上的干部、技术员和专业大户组成，每年搞两次现场会，在种植和田间管理上普及推广科学技术和培训技术人才。
美安镇甘蔗致富却也没丢粮食生产。去年全镇早造一造不仅超额完成了全年的公购粮（任务５．５万公斤，完成７．５万公斤），还给国家多售议价粮５万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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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告危
——贵州省茅台酒厂厂长邹开良呼唤录
张忠武
历史悠久、名闻遐迩的中国文化精英——“茅台”，今天如履薄冰。面对危机，贵州省茅台酒厂厂长邹开良向宏观决策部门发出呼唤。
流动资金枯竭
曾为国家赢得巨大声誉，上缴利税近亿元的茅台酒厂，由于国家抽紧银根，企业资金严重不足：１９８８年工厂贷款计划２６５０万元，１９８９年流动资金需４１４０万元。迄今为止，两年所需要的资金，企业未获分文。
作为国酒的“茅台”，要经过２次投料、７次烧酒的“全路”，具有周期长、特性要求高的特色。今年，茅台酒的粮食投料需１７００吨，现在仅有４００吨。如果短时间内得不到贷款，买不到原料，那么逾千吨国酒将成为纸上谈兵。若按销售价格计算，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将达２．６亿元。
“看到企业处于这种境地，我每天吃不好，睡不着，压力极大。”邹开良说：“当前国家治理经济环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宏观控制部门既需要果断升降‘闸门’，又需要有的放矢，实行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倾斜政策。‘一刀切’只能遏制国营骨干企业应有的潜力，最终给国家财政造成巨大损失。”
指令性原料毫无保证
贵州省是“缺粮大户”，作为茅台酒厂主要原料基地的仁怀县，今年粮食将减产２０００万公斤，缺粮２５００万公斤。至４月，茅台酒厂仅拿到２００万公斤，所差的粮食没有着落。
邹开良神情慽慽，说：“国家对名酒有指令性调拨计划（１９８９年外贸２００吨，内销４５０吨），但是，我们根本拿不到确保指令性计划所需的原料。虽然通过种种努力，４月１０日我们在武汉组织了万斤小麦，谁知，粮食上了车皮又被扣下，说是“无国家调拨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一月以来，我厂因缺原料已停产３５天，照此下去还要停产。”
国酒巨价 令人生畏
茅台酒厂面临着另一个大的冲击是，国家自去年对名烟名酒实行新的昂价后，“茅台”销量骤减。
１９８８年春季交易会，茅台每瓶１５美元，秋交会高达３３美元。９个国家的几十名客商望而却步未敢订货。国内也是如此：１９８７年秋交会订出１４５担，而１９８９年春交会只订出５０担。
这位全国七届人大代表、贵州省首届优秀企业家建议：“国家宏观控制部门应增强决策的民主性与科学性。作重大决策前，应首先普遍地听取企业的意见，倾听企业家的呼声。仅凭少数几个人的论证与‘纸上谈兵’，便作决策，造成恶果后再去‘亡羊补牢’，损失往往不可估量。”
具有２０００年历史的“茅台”，是中国文化的骄傲，弘扬传统的中国文化，是每一个“茅台人”神圣的使命。国家去年实行禁止在国宴上使用茅台酒，邹开良理解国家的初衷。他提出了一个两全之策，慷慨感人，显示了“茅台人”的赤诚之心：“国酒，应该放到她应有的位置。我们愿意无偿或半价提供给国宴使用，让外国贵宾、国内各阶层人民一饮“茅台”，这是几代“茅台人”的光荣，也是中国人的自豪。为什么让这种机会与我们失之交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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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无锡市“老字号”企业协新毛纺织染厂，去年下半年成为全国毛纺行业第一家外贸自营企业后，一丝不苛抓质量，讲究商业信誉。今年产品销往45个国家和地区，创汇可达2000多万元。图为直接到厂洽谈业务的客商在参观纺织品。本报记者孟仁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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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说我们乱涨价？
朱根华
新牌子，新包装，新的定价。
唱一首二千元，这叫优质优价
外国货嘛，当然得贵一点！
所用原料全涨了，就不许我涨？
我这儿可只有落价，没有涨价。
人卖一块五一斤，我卖一块。
进货时就这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