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闲话卢浮宫
吴甲丰
近数十年来，西方各国涌现出大量的艺术博物馆。但坐落在巴黎赛纳河畔的卢浮宫（法国的国家艺术博物馆），由于历史悠久、收藏丰富，仍然没有失掉它在全世界的权威地位。
作为宫殿建筑，卢浮宫本身就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追本溯源，它最初是１１９０年（我国南宋绍熙元年）建立的一座城堡，当时的国王用以收藏金珠宝贝和艺术珍品。１４世纪，它成为查理五世的王宫，同时广搜图书文物，建立起颇具规模的王室收藏。１６世纪初期，佛朗索瓦一世将旧宫拆毁，仿照同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风格，在原址另建更加宏伟的新宫。他又搜罗不少意大利艺术大师的杰作，使原有的收藏更加丰富。随后至１７世纪中叶，在好几个国王的主持下，经过好几个艺术大师的匠心经营，使卢浮宫的建筑和收藏更臻完美。
将卢浮宫从王宫发展为博物馆，起了推动作用的还数路易十四（在位１６４３—１７１５）及其辅政大臣科尔伯特。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大大扩充了收藏，例如，１６７１年他们获得了银行家雅巴什所藏大量名画家素描手迹，现在馆中“素描作品部”，就是以这个收藏为基础而建立的。科尔伯特又与当时首席宫廷画家勒·布朗建立王家艺术学院，又在宫中展出描绘国王、后妃、大臣肖像以及宫廷生活的作品，尽管目的是宣扬王权，却也开了近代艺术展览会的风气。１７９２年帝制被推翻，卢浮宫收归法兰西共和国，次年将宫中收藏的大部分珍品公开展出，从此成为一个近代意义的博物馆（ｍｕｓｅｕｍ）。接着拿破仑出征各国，将掠夺来的艺术珍品都贮存于卢浮宫，他下台后，大部分归还原主，但“尼克胜利女神”和米罗岛的维纳斯这两座希腊雕像却得以保留下来，连同１６世纪就已获得的芬奇名作《莫娜丽莎》，成为卢浮宫收藏中的稀世之珍。
受了近现代科学精神的洗礼，卢浮宫经过不断建设和革新，终于成为一个堪称典范的艺术博物馆。大量珍贵的艺术作品，从古到今按历史时期编排，在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系列片《卢浮宫》中，也可以看到这一情况。依据西方概念，博物馆是一个学术机构，卢浮宫博物馆率先建立了这个体制。它拥有收藏丰富的图书馆，也设置许多由专家组成的研究部门。为了向广大群众普及艺术知识和培养艺术史的专门人才，馆中也设立讲座，由专家主讲。１９２８年，傅雷正留学法国，在巴黎大学文科学习，同时也在卢浮宫听讲西方艺术史。他归国后注力于西方文学名著的翻译工作，成绩卓著，但也翻译了丹纳的名著《艺术哲学》，著作了《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在这两册书和见于《傅雷家书》中的许多片断中，都可以看出他对于西方艺术有丰富的知识和深刻的见解，而这方面的基础就是在卢浮宫听课时奠定的。
卢浮宫为全世界后起的博物馆树立了一个典范。但时代不断前进，它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宫殿尽管宽广，可资利用的空间却毕竟有限，积压在库房中的和艺坛上不断涌现的佳作，很难在展厅中占一席位。另外也得适应现代生活而搞一点现代化。于是，六年前出现了一个建设方案：在宫殿前面的场地上开辟大面积的“地下博物馆”，上面覆盖一个露于地面的“玻璃金字塔”，既用以给地下建筑输送天光，也给地面上的古老宫殿添几分现代的神采。这个计划提出后，受到了法国许多文化权威的强烈反对，但几经争议，大家终于承认它是唯一可以采用的方案，于是开始建造，并且于去年（１９８８年）建成了入口处。据说，这个“地下博物馆”于１９９３年全部竣工后，除了陈列作品外，还用以设置停车间、售书亭、零售店、食堂，外加一个拥有４００个座位的讲堂。又据说，由于这种扩建，卢浮宫更将保持“世界上最大艺术博物馆”的荣誉，每年观众将达６００万人次……
返观我国，故宫堪称东方宫殿建筑中的瑰宝，而其中收藏的艺术文物也十分丰富、极其珍贵。但作为一座博物院，不知何时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卢浮宫前那个以“玻璃金字塔”盖顶的地下博物馆，设计者为世界闻名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先生，盼望我们早日创造条件让他能插手为祖国效劳。有厚望焉！
第8版(副刊)
专栏：
时代主旋律的雄风
——我观《共和国不会忘记》
黄式宪
以大型钢铁基地的建设者在新时期的悲壮历史行进为题材的影片《共和国不会忘记》，为落潮的银幕吹拂来一片钢铁的雄风。在诸般劣质“娱乐片”中浸渗着的价值空无、意识形态浑沌和文化素质大幅度跌落的嘈杂之音的背景下，它愈发引人注目。
《共和国》（略称）以敲击钢铁般的铿锵艺术旋律，深入到那些坚实地屹立在中国的大地上并为推进改革、开放的民族复兴大业而发热发光的建设者的灵魂振动中去，毫无畏缩、绝不羞涩地讴歌了在“文革”劫后废墟上重建共和国钢铁大厦的一代英杰，揭示了他们与共和国甘苦与共、并在走向现代化的劳动中重新“淬火”的崇高献身精神。我认为，这是银幕上疏忽久矣的一种崇高的美。它使我们时代的主旋律雄风重振、气势夺人！
《共和国》的创作，力图从以往改革题材的窠臼中挣脱出来，诸如刻板化地写改革的事件过程或改革的方案之争，或为把改革者贴上某种“铁腕”式的特征（并不忘点染以爱情的失落或失意等“佐料”）……这部电影尽管尚未完全挣脱此类百态模式（或许，在我们革故鼎新的历史蜕变期，生活自身就存在若干模式）但是，它是锐意开拓及其所取得的令人刮目相看的艺术成就毕竟是值得嘉誉的。
尽管中国的改革是被时代“逼”出来的——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已跨入工业或后工业时代，而一度曾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命的老大中国，却仍处在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作艰难跋涉的困顿（起初还自足于“夜郎自大”的精神迷狂）之中，不改革，我们这个民族眼看着就有被开除地球“球籍”之虞；舍改革便无存活之路。改革的钟声便这样声搏云天般地敲响了！作为华钢“大老板”（总经理）的田耕毫无疑问是从“左”的政治模式下的工业旧轨上走过来的（他并非一贯正确或自天而降的“救世主”），但却是“春江水暖”的先觉者，是被改革之钟所唤醒的激流勇进的先行者。他既是叱咤风云、敢于拚搏的改革家，率先在大型钢铁基地向中央立“军令状”搞企业承包，其后更以整个钢铁公司的固定资产做抵押向国际银团贷款，实行了破釜沉舟的“负债经营”之壮举；同时，他又不乏活生生的人的血肉及精神的复杂性，甚至被自己的女儿批评为集“新的与旧的，热情与冷酷，奉献与自私”于一身的怪老头——他在华钢是个“称职的老板”，而在家庭和诸般人际关系中则是个有着种种感情和行为缺失而“负债累累”的普通人。人们看到，田耕的性格及其精神格局，明显地呈现为一种痛苦的分裂形态。到影片最后，田耕告老离休，在钢城宛若瀑布般奔泻而下的火红铁水的背景前独步，道出一番发自肺腑却又含着某种历史的悲壮性的独白：“……仔细想一想，我到底给人们留下了点儿什么呢？——我留下了三亿五千万的外债，我留下了让四千多户职工搬进新居的诺言……我还欠下了无数的同志情、夫妻情、父女情，瞧，到头来我倒是负债累累啦！”这种深沉的反躬自省，让人仿佛可以触摸到他那毕生奉献、壮心不已的灼热的灵魂的跳动！或许，被历史所赋予的这种“未完成态”，恰恰是田耕这一改革者形象独具魅力之所在。
涉及田耕的性格描绘，有若干相当冷峻而闪烁着改革时代之亮色的艺术笔墨。例如，在负债经营的问题上，总经济师仲天文同他意见分歧，拒绝在向国际银团的贷款协议上签字。这两个从４０年代末就一同从烈火硝烟的战场转到钢花飞溅的工业战线、数十年摸爬滚打在一起，并矢志“棒打不散”的老战友，终于分道扬镳。田耕断然“挥泪斩马谡”，将仲天文调去支援宝钢。对田耕的这个有悖常情和做人道义的决断，受到了党委书记肖沛成以及自己妻子的谴责。田耕则以华钢建设的大局为重，辩白说：“当有人和你的决心南辕北辙的时候，这个人越是能人，那么能量的抵消也就越大。”这时刻，田老板陷于精神和道义的孤立境地，只有作为他左右臂的炼钢厂厂长蓝雨蒙理解他，蓝雨蒙不动声色地说，“老板的话有道理。一减一等于零，这是小学的算术课。”更令人震撼的是，在一般人眼里被视作是“嫉贤妒能”的受害者的仲天文，却给予田耕以深深的理解。在离开华钢前夕，他走过一片安葬着华钢建设者尸骨的墓地，以二律背反式的矛盾心情吐出了沉重的忧思：“老板哥，咱们到底谁对谁错呢？如果你的决定是正确的，我这个不光彩的失败者还有何面目再见江东父老呢？如果我是正确的，我又真是一万个不愿意这将成为事实啊！假使良心逼着我在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我宁可做一个失败者，也真诚地祝愿你是正确的……”这里，由“棒打不散”到沉重地分手，远远超出了一般写改革中方案之争的窠臼，显示了在改革大潮冲击下不同价值观的较量。
我认为，所谓“无主潮”，大约是过渡性的现象，任何一个具有历史参与意识和时代使命感的电影艺术家，必然会群策群力地为呼唤并推进那体现着时代精神之火光的主旋律作品而奋斗不息；任何一个富于现代创造活力的民族、国家，很自然也总是要顺乎潮流地把那真正体现着时代精神之火光的主旋律作品推衍为具有引领主潮的气势和力度的作品。
第8版(副刊)
专栏：
草原之子的赤诚心
——听蒙古族作曲家永儒布交响音乐会有感
杜兆植
当中国交响音乐处于困境之时，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却有一位为交响乐事业辛苦耕耘的牧人之子。今年５月９日，在北京音乐厅举办的永儒布交响作品音乐会，终于使他有幸成为国内举行个人交响音乐会的少数民族作曲家。指挥中央乐团演奏了永儒布６首作品的陈佐湟的评价是中肯的：“从我们交响乐队队员们热情、专注的演奏和观众的热烈反映，可以看出这是非常精彩的音乐会，人们都理解并喜爱永儒布那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特点和浓郁的蒙古族音乐色彩的作品。”
永儒布出生在号称歌海的科尔沁草原，自幼的熏陶，加上长期不辍的搜集研究蒙古族民间音乐素材，使他的创作表现出浓郁的蒙古族音乐气韵。他长期探索的核心问题，即是如何将民族音乐特色与西方作曲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他“知天命”之年后，醉心于印象派音乐，尤其喜爱拉威尔。他在近年来的创作中经常运用平行和弦、多重调式、繁复的线条和分得很细的织体等现代作曲技法。这或许是得自于草原景色的多变多姿吧。
永儒布的作品难免有不足之处，这也是中国当代交响乐创作处于探索时期的普遍现象。著名作曲家罗忠熔教授认为：“永儒布的作品有自己的心灵，他是有性格的。我相信在这个基础上，他今后会克服某些配器的弱点。”我也以为，他的音乐创作有一个极大的优点，就是从内心流露出的真诚与自然。而毫无造作地表达情感，则正是蒙古民族音乐传统最本质的特征。当聆听他的交响组曲《故乡》等作品时，你会感到这是一个怀有赤子之心的牧人在广阔苍茫的大草原上面对自然和人生纵情地吟唱，蓝天白云和朝雾晚霞使他欣然迷醉，雨雪风霜和人世沧桑又令他怆然而涕下；你可以清晰地听到他发自胸臆的笑声和哭声，隐隐约约地耳闻他在幸福时的喃喃细语和受伤后的痛苦呻吟。情感的自然流淌，表现在曲式的流动性和和声的不拘一格上，此亦有得有失：得者，与工于计算的结构主义无缘；失者，内在的严密逻辑性不足。可喜的是，永儒布在形成了自己的音乐个性之时，仍不断思考如何向更高层次的艺术水平攀登、探索，以便进一步超越自己。
永儒布的创作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抒情中，总有一点忧郁。这也是他为什么那样喜欢民间传统乐器马头琴、埙和英国管这类乐器的原因。在这次音乐会上演奏的《怀念》、《戈壁驼铃》和《蜃潮》里，他在这三种乐器（特别是蒙古族民间乐器马头琴）与管弦乐队的呼应上，是富于独创性的。
在音乐会后的研讨会上，老前辈黎英海说：“永儒布的作品深沉感人。音乐中的缺陷是某些技术问题，而不是本质问题。他很有潜力，我相信他会取得更大成绩。”音乐会的成功，不仅意味着他个人的光荣、蒙古民族的光荣，也是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光荣。
第8版(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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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办刊经验研讨会
五月十二日，《小说选刊》编辑部在京召开《作家》杂志办刊经验研讨会。
《作家》是作协吉林分会主办的综合性文学月刊，与会同志热情评价她对新时期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的发展所做的贡献。他们指出，《作家》坚持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积极倡导文学探索和创新，发起过对当代文学影响深远的“寻根文学”的讨论，培养了一批地方作家。为在新时期办好文学期刊提供了宝贵经验。
（李）
第8版(副刊)
专栏：
《汉语通用字字典》出版
冯瑞生先生主编的《汉语通用字字典》已由北京出版社出版。该字典所收七千零五个通用字，是经过电脑处理而筛选出的使用频率最高，构词能力最强的常见汉字。编者提供的这些汉字义项完备，对现行一些汉语工具书有勘误补缺的作用。
（岩公）
第8版(副刊)
专栏：
秋山归樵〔中国画〕 杨石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