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如何看待主要农产品生产的徘徊
詹武
为了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早日结束徘徊局面，重新走上稳定增产的道路，我们首先需要弄清１９８５年以来主要农产品生产从高速度发展转向下降和徘徊的真正原因，以便对症下药，解决问题。以下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看法。
主要农产品生产出现徘徊的原因
其主要原因有五：
（１）在１９８４年农业连续全面大丰收的好形势下，将粮食、棉花、油料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取消生猪派购，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当时规定合同内按比例价收购，合同外按市价自由销售，市价过低时按保护价收购。这种合同制与保护价机制如果运用得好，是可以促进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稳定增产的。问题首先出在对当时主要农产品生产形势估计的失当上。虽然１９８４年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获得空前大丰收，但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占有粮食只不过８００斤，还是一个比较低的供给水平，并不宽裕。棉花、油料等也是如此。只是由于仓储不足，交通运输和加工环节跟不上，以及流通不畅等原因，导致许多地区出现“卖难”现象。当时，对这种“卖难”现象并未进行科学的分析，而错误地认为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已经绝对过剩，似乎中国不再是愁农产品不足，而是愁农产品过剩；不是着力于如何持续地稳定地增产，而是设法转化甚至限产。
（２）由于上述对形势过份乐观的估计，导致对粮、棉、油等实际收购价格掌握偏低。例如粮食收购实行倒三七比例价，使新商品粮地区粮农吃了亏。与此同时，不少地方在收购时压级压价，取消农用生产资料“三挂钩”政策，其他一些各地规定行之有效的奖励粮、棉、油生产的政策措施，也大都废弛了。这样就使农民从事粮、棉、油生产的比较利益下降。
（３）经营部门的经营体制不适应。当粮食出现“卖难”，粮农纷纷抛售粮食时，经营部门怕多收购增加亏损，财政部门怕增加补贴，不仅不按保护价收购，反而乘机抛售４００多亿斤，使已经降低的粮食市场价格更加下跌，使市场上卖粮更加困难。这又使粮食的比较利益下降更加严重。
（４）从１９８５年以来，通货膨胀持续发展，而且愈演愈烈，对农村商品经济尤其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的发展构成威胁。突出表现在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猛涨，其涨价幅度大大超出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加上囤积居奇、转手倒卖盛行，使农民很难得到平价生产资料供应。例如对湖南省益阳地区粮食生产成本调查：１９８０年５０公斤稻谷可分别换回钢材２６公斤、水泥２２５公斤、柴油４０公斤，到１９８５年只能分别换回１６．３公斤、１３６公斤、２０．４公斤，大约少换４０—５０％；而１９８７年每亩稻谷生产费用又比１９８５年上升４２．６％。这就使得在１９８４年以前由于合理调整价格结构而缩小了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又重新扩大，使从事粮、棉、油生产的农民比较利益更加严重下降。
（５）工农业比例关系重新趋于失调。１９８４年以来，基建投资规模加剧膨胀，加工工业超高速增长。１９８８年工业与农业的增长速度之比，为６．７比１，大大超过了３比１的正常比例，使农业难以承受。特别是对农业基本建设和农用工业的投资比重急剧下降，全国对农用工业投资的比重由１９５２—１９８０年占４．２％下降为“六五”期间的１．３％，影响了农业生产资料的增长。农用生产资料供应日趋紧张，各种“倒爷”投机之风盛行，农民哄抢化肥、农膜等事件也屡屡发生，这也进一步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以上是就全国大部分地区而言的。但也有少数地区当时对农业形势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和掌握，没有放松过对主要农产品生产的重视。例如，北京市１９８５年以来对原有奖励粮食生产的政策措施照常执行，对农业的投入不减，并加强了科技措施，粮食生产除１９８６年微减外，１９８５、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各年均保持稳步增长的好势头。生猪生产，山东省诸城等县和四川省等少数省区采取了有效的流通和社会化服务措施，使渠道畅通，猪多时卖猪不难，养猪农民得到了保护价的保护，在饲料供应上也有保证。因此，他们从１９８５年以来生猪产销基本平衡，生产稳步上升，出现了良性循环的“小气候”。
同几种看法的商讨
几年来主要农产品生产出现下降和徘徊，引起人们严重关切，议论很多。其中，有几种看法值得商讨。
第一种叫“周期波动”论。有的认为建国以来，粮食生产发生了七次周期性波动，周期长则７年，短则２年，平均４—６年。因而认为粮食生产１９８４年以前连续６年丰收到１９８５年以来４年下降徘徊，不过是历史上惯例的周期波动罢了。
指出建国以来粮食有周期波动，这是对的。但这样笼统地谈论周期波动，不仅没有说明这一次为什么在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５年间而不是别的时间发生波动及其具体原因，而且会掩盖对导致历次波动的不同原因的具体分析。其实，建国以来粮食的七次减产，可区分为两种情况：一是主要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这是多数年份；二是主要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这两种原因造成的减产具有不同的特点。就主要由自然灾害造成的减产说：一是幅度不大，多数在５％以下；二是恢复期，一般短一至二年；三是由于自然灾害带有周期性，从而使由此造成的减产也带有周期性。而就主要由于政策失误造成的减产分析，则第一减产的幅度大，如１９５９年减产１５％，１９６０年减产１８％；第二政策失误常常带来生产力的破坏，因而恢复期长，１９５８年的政策失误，用了６年时间才恢复起来；第三，不带周期性。
根据这些特点判断，１９８５年的粮食减产带有政策执行偏差的特征：减产幅度较大（７％）；恢复期也长，时过４年仍未恢复到１９８４年的最高水平。
第二种叫“停滞难免”论。认为１９８５年以来粮食生产出现下降和徘徊，说明农村改革的政策效应已成强弩之末，必须由技术效应来替换政策效应，而由于技术进步周期规律的限制和国家财力困难的限制，农业在较长时期内停滞徘徊已不可避免。其实，１９８５年以来粮食、棉花、油料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出现下降徘徊，不是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发展农业制定的一系列正确政策没有效应了，而是由于对形势的估计和对政策的贯彻发生了偏差所致。而且就在１９８５年以来这４年全国大多数地区主要农产品处于下降和徘徊时，少数地区由于比较正确地认识形势和贯彻政策，主要农产品生产一直稳步上升，没有出现下降和徘徊。同时，从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由于各地重视抓粮、棉、油生产，调高了收购价格，随着定购任务完成陆续开放了粮食市场，加上粮食市价的提高，使粮农的比较收益有所提高，因此，全国粮食播种面积扩大近２０００万亩，油料种植面积也有所扩大，开始出现了一点好的转机。这些对比证明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制定的发展农业的政策效应，不仅没有成为强弩之末，而且是很有生命力的，如果认真贯彻执行，主要农产品生产就可能走出徘徊转为稳定增产。
再以科学技术而论，说技术进步存在一定周期性，这是对的。但周期主要长在研究和试验的过程上。至于农业上许多成熟技术的推广，见效还是比较快的。目前我国农业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率只有３０—４０％，如果把它提高到５０—６０％，其效益将很可观。杂交水稻比常规水稻平均每亩增产７５公斤，杂交玉米比常规玉米平均每亩增产５０公斤，地膜覆盖平均每亩增产１００公斤。复种指数现在只有１４９％，如提高一个百分点，就等于增加１５００万亩种植面积。科学技术方面的潜力很大，是大有作为的。可见不论从政策效应或技术效应看，所谓“我国农业在较长时期内停滞徘徊不可避免”之说，并不符合实际。
第三种叫“资源短缺”论。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如何解释当前的农业形势，而在于确认农业资源短缺这一事实。１９８４年和１９８７年的农业形势不过是农业资源短缺曲线的周期波动特征的反映，而如何认识和解决短缺问题才是我们的着力点。
我国人均耕地和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是事实。但这种资源短缺的情况是早已存在的长期因素，不能说明在同样的资源短缺的条件下，为什么从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４年主要农产品能连续丰收，而１９８５年以来的四年中却出现下降和徘徊。
应该看到，我国人均耕地和资源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并不说明我国农业生产无所作为。我国未开发的资源还很多，只要政策对头，调动起农民稳定持久的积极性，在开发资源上也是大有作为的。就其广度而言，全国还有成片宜农荒地约５亿亩，可垦成农田约２亿亩。未曾利用的海水、淡水养殖面积约有４０００万亩，宜林荒山荒坡约１１亿亩，宜牧草山草坡６亿多亩。就其深度而言，全国现有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６５％，增产潜力很大。例如鄂北丘岗地区五个县，近些年来通过开展农田基本建设，改善生产条件，粮食亩产由５０公斤提高到３００公斤以上，成了全国粮食高产地区之一。
第四种叫“超常规增长转入常规增长”论。认为１９８１—１９８４年是建国以来三个超常规增长阶段之一，它是农村生产关系深刻变革的结果，带有明显的补偿性。这种超常规增长的结束是必然的，目前已进入常规增长阶段。
我认为，说１９８４年以前主要农产品连续丰收带有一定的恢复或补偿的因素，是有道理的。但第一，此论不能说明为什么恰恰在１９８５年而不是别的年份发生这个波动。第二，此论将１９８５年主要农产品生产由于对形势估计和政策执行的偏差造成的非正常减产，说成了正常的必然性。第三，１９８５年以来四年中，粮食有两年减产，即１９８５年、１９８８年共减产３８００余万吨，两年回升，即１９８６年、１９８７年共回升２５００万吨，没有恢复到１９８４年最高水平。棉花四年都减产，油料三年减产，都明显低于１９８４年或１９８５年的最高水平。因此，这四年显然不能称作“常规增长”，而是徘徊局面。
第五种叫“土地国有或私有”论。认为１９８５年以来粮食徘徊，说明了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效应已经不大灵了，今后要适应扩大经营规模的需要，或进一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必须对现有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革。有的主张要朝着土地国有改革，有的则主张向着土地私有改革。问题首先在于，用家庭承包责任制失灵来说明１９８５年以来粮食生产徘徊，如上所述并不符合事实。再则，实行土地国有或私有，也达不到进一步调动粮农积极性和扩大经营规模的目的。正如有的同志所阐述的那样，土地国有，将所有制人为地拔高，会挫伤农民积极性，使农村陷入经济困境。土地私有，一是会使国家和集体丧失土地支配权，而农民惜售土地，将会妨害土地的合理利用，不利于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二是会削弱对农业生产的投资能力。有人计算，我国耕地资产约２万多亿元，如果经营规模扩大一倍就需１万多亿元，由农业生产者支付如此巨款，实际办不到，即使办到，农业再生产所需的其他投资也会遇到极大困难；三是会产生土地投机，农业用地将大批转作他用，对农业生产造成越来越大的困难。
总之，只要我们正视造成主要农产品生产波动和徘徊的真正原因，坚决遵循党中央提出的农业一靠政策，二靠科学，三靠投入的方针，抓紧体制改革、结构调整和完善其他政策上、科技上的措施，全面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同时确立正常的市场秩序，健全市场价格机制，根治通货膨胀，建立起良好的宏观调控机制，逐步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特别是主要农产品生产的比较利益，稳定农民的积极性，那么，我国农业特别是主要农产品生产就完全可能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对此，我们既不应盲目乐观，更用不着悲观。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哲学分歧和政治一致能否兼容？
——龚育之致信王元化：谈列宁对波格丹诺夫的批判
●列宁写《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是为了在哲学观点上同波格丹诺夫划清界限，同时列宁始终坚持哲学的分歧可以同政治观点分开，这样就能避免在复杂斗争中的简单化
●列宁认为：在一个政治同盟内部可以容纳和保持哲学分歧，甚至展开争论，坚持这个方针是革命事业的需要元化同志：
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你的《理论建设与观念更新》（载２月１０日），引起一点思考，想同你交换意见。因为忙于杂事，又因为还要查一点材料，直到今天才提起笔来写这封信。
我很赞成你着力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要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观点。如果说，基本原理不能发展，那么，马克思主义岂不是“基本上”不能发展了吗？所以，正如你所说的，“以经生注经的方式去对待马克思主义”，是完全要不得的。
你说列宁主要是要反对波格丹诺夫等人的政治观点，而把党派性观念引入哲学。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哲学的党派性观念如何评价，一个是列宁是否因为要反对波格丹诺夫的政治观点而把党派性观念引入哲学。关于前一个问题，现在有不同意见，我没有仔细研究，看来至少是对哲学的党派性观念的理解和论述中有简单化的毛病吧。关于后一个问题，我觉得情况较为复杂。当时，波格丹诺夫在政治观点上，属于布尔什维克派。他１９０４年在“２２个布尔什维克的会议”上被选为“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常务局委员”；在第三次（１９０５年）、第四次（１９０６年）、第五次（１９０７年）代表大会上代表布尔什维克被选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所以，他同列宁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派的。列宁写《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是要在哲学观点上划清同波格丹诺夫的界限。同时，列宁认为，哲学分歧同政治观点可以分开。列宁在哲学观点上赞同普列汉诺夫对待马赫哲学持批判态度，但在政治观点上他是反对作为孟什维克的普列汉诺夫的。列宁在哲学观点上反对波格丹诺夫对待马赫哲学持追随态度，但在政治上他是愿意同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波格丹诺夫保持同盟里的。这出现了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的分歧和一致的复杂关系。而过去我们常常把这种复杂关系简单化了，以为政治观点的一致同哲学观点的分歧是不可兼容的。这是不是我们过去把哲学争论过分政治化的一个根源呢？
１９０８年２月２５日列宁就他同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分歧给高尔基写了一封长信。依我看，这封信很重要，对我们很有教益。可惜过去大概是由于那种把哲学同政治的关系过分简单化的观点占了统治地位，列宁这封信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注意。比如说，我国编选的《列宁选集》四大卷中，就没有选这封信。
列宁在信中向高尔基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在哲学问题上意见分歧发展的过程，说到１９０４年春天他就向波格丹诺夫表示过不同意他的哲学观点。但是，列宁强调：“１９０４年夏天和秋天我们同波格丹诺夫等几个布尔什维克的意见完全一致，我们订立了默契，大家不谈哲学，把哲学当作中立地区，这个同盟在整个革命时期一直存在着。它使我们有可能在革命中共同贯彻革命的社会民主派（＝布尔什维主义）的策略，这种策略我深信不疑地认为是唯一正确的策略。”
以后，由于波格丹诺夫等人发表了一批宣传他们的哲学观点的著作，布尔什维克中间的哲学分歧尖锐化了。列宁读了这些著作，“气得简直要发疯”。列宁在信中说：“当然，我们是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没有研究，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欺侮我们，竟要把这些东西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奉送给我们！”因此列宁开始写《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了。
但是，列宁并没有主张由于哲学分歧尖锐化而实行政治关系的破裂。当时，列宁和波格丹诺夫都是《无产者报》的编委（编委共三人），《无产者报》编辑部是布尔什维克的思想代表者。针对德国《新时代》杂志译载波格丹诺夫论马赫的文章时，信口开河地说，普列汉诺夫和波格丹诺夫的哲学分歧有变成俄国社会民主党内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派别分歧的趋势，《无产者报》编辑部三人小组一致认为有必要声明：“这种哲学上的争论实际上并不是派别的争论，而且编辑部认为，这也不应当成为派别的争论；一切想把这种分歧当作派别分歧的企图，都是根本错误的。无论在这种或那种派别里，都有两种哲学流派的拥护者。”
这个声明是列宁起草的。就是说，列宁继续主张“把哲学当作中立地区”，以求保持布尔什维克之间在政治策略上的一致。
列宁在信中向高尔基解释说：
“我认为有必要把自己的意见直率地告诉你。我认为，现在布尔什维克之间在哲学问题上发生某些争吵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但因此而闹成分裂，我看是愚蠢的。我们订立同盟是为了在工人政党内执行既定的策略。直到现在为止，我们执行这个策略始终没有意见分歧。”
“由于争论究竟是唯物主义还是马赫主义而妨碍了在工人政党内执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策略，我看这是不可宽恕的蠢事。我们进行哲学上的争论应该使《无产者报》和布尔什维克这个党内派别不致受到伤害。这是完全可能的。”
承认这种可能性，力争这种可能性，这实在是一种很高明的指导方针。在政治同盟内部可以容纳和保持哲学分歧，甚至展开哲学争论。决不因哲学分歧而破裂政治同盟，这是革命事业的需要。
列宁写《唯物论和经验批判论》，系统地批判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观点的时候，是坚持这个方针的。
当然，我们知道，列宁和波格丹诺夫之间的政治同盟后来还是破裂了。在１９０９年６月《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上，波格丹诺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的队伍。但这不是因为他的哲学，而是因为他成了“最后通牒派”的首脑，同布尔什维克“明显地缺乏原则上和策略上的一致”；因为他近来的行动，“是在破坏布尔什维克派组织上的统一”；因为他“对是否服从和执行《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决议的问题做了否定的回答”（见这次编辑部扩大会议的决议）。
这是后话。现在再回到列宁１９０８年２月给高尔基的信。列宁为什么要跟高尔基谈布尔什维克内部哲学分歧的情况呢？因为，列宁所主张的“把哲学当作中立地区”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不在《无产者报》这份布尔什维克机关报上宣传波格丹诺夫哲学，不要把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革命派的策略路线的布尔什维克派同经验批判论联系在一起。而高尔基那时同波格丹诺夫在哲学观点上有某种联系，高尔基为《无产者报》写了一篇涉及这种哲学的文章。列宁不同意登载这篇文章，建议高尔基最好把文章修改一下：把那些即使是同波格丹诺夫哲学间接有关的一切都挪到别处去，凡是同波格丹诺夫哲学无关的可以写成若干篇文章给《无产者报》。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认为，高尔基的文章大部分同波格丹诺夫哲学没有关系，而且列宁并不一般地反对高尔基发表同波格丹诺夫哲学有关的文章，只是反对在《无产者报》上发表这样的文章。列宁说：“好在你除了《无产者报》以外还能在别的地方写文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还向高尔基说：“我认为艺术家可以在任何哲学里汲取许多对自己有益的东西。”“我完全地、绝对地相信，在艺术创作问题上你是权威，你从自己的艺术经验里，从即使是唯心主义的哲学里汲取这种观点，你一定会作出大大有利于工人政党的结论。”
这段话写得多么好！不仅体现了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对于艺术家及其艺术经验的尊重，而且表达了对艺术与哲学的关系的十分清醒的、实事求是的观点。这种观点同我们多年来习惯了的对艺术同哲学关系的简单化庸俗化观点，是多么不同呵！
列宁给高尔基的这封信，载于列宁全集第１３卷第４２５—４３２页（旧版）。我在这里抄了许多段落，其实是多余的。你看看原信，相信你一定会感到极大的喜悦。
此致
敬礼！
龚育之
４月２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恭亲王奕?大传》出版
董守义著的《恭亲王奕?大传》已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奕?是清朝道光皇帝的第六子，他既是当日中国最反动最保守的社会集团——皇室的骄子，又是新时代的弄潮儿；他既是竭力扶植和挽救大清江山，又在瓦解和破坏它的根基。本书对奕?的一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走向世界》出版
由唐锡彤主编的《走向世界》一书最近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生动、翔实的材料介绍了胶东半岛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情况与经验，对于实际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都会有所裨益。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首钢巨变话承包》将出版
《首钢巨变话承包》一书，全面、准确地介绍了首都钢铁公司１０年改革取得的成就和经验。全书为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首钢的领导人和研究单位对首钢改革经验的概括；第二部分为首钢所属３０多个厂、矿、部门对１０年改革实践的生动总结；第三部分为全国一些专家学者对首钢承包制的深入研究和客观评价；第四部分为新闻记者的报道。该书即将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国——走向２０００年》出版
维·科隆博先生曾任意大利参院议长等职，现为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主席，他曾六次访华。最近，他的《中国——走向２０００年》一书中文本已由工人出版社出版。书中追忆了他六次访华时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重要内容。
（李南友）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实用名言大辞典》出版
由著名文学家秦牧主编的《实用名言大辞典》，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这部约有２００万字的辞典，精录辞条１５０００多条，为国内现有同类书中收录辞条较多、注释较完备的一部工具书。中国语言文字委员会主任、原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为本书作序。
（卫东）